—— 一个城市白领的贫困乡村“下访”记

　“我宁愿割了××，也不会犯那个错。”青海丹麻镇一个农民告诉蔚然。这位农民今年37岁，7年前妻子上山割草，被雷电击中。他虽然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但也没有能再娶到一个老婆。蔚然问他：“会不会偶尔有犯罪冲动？”他铁铮铮回答：“农民有许多难处，但我们农民还是很本分的，也是有廉耻的。”

　　蔚然本名爱新觉罗·蔚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白领，1991年他替同事到甘肃下乡，那个贫穷的村庄为了招待他，全村人你一分他两分地凑了11块钱，买了两斤肉，“最大的票面是两毛钱”。2006年，蔚然开始了“万村行”的计划，打算用25年时间骑车走访全国不少于一万个贫困的村庄。农村行走刚刚开始，他就被人民网评为“2007最具社会责任十大博客”。

　　4年来，蔚然走了一千多个村庄，记了上千篇日记，拍摄了上万张图片，出版了《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以下简称《粮民》）上集。

　　前不久，《纽约时报》以《贫富悬殊的中国》为题，发表记者迪迪·基尔斯滕·塔特劳的一篇“中国来信”，报道了这本书。该文指出：“现在中国明显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感觉，这种紧张局势成为伴随着中国经济壮观崛起而抬升的必胜信念的一个阴影面。”

　　《粮民》称不上精致，甚至因为涉及村庄太多，而有些浮光掠影；对于中国人来说，贫困也并不是农村的新话题，但书中的确揭示了比想象中要严重得多的中国农村的问题：劳动力老化，农民的养老，农业童工，农村青年的“性福”，农村合作医疗变相坑农，农村建设流于形式……30年来，城市中国已经崛起，但农村中国却似乎没那么幸运。

　　“你是哪个单位的？”

　　2006年8月14日，蔚然“万村行”的第一站从青海开始。

　　蔚然选择的是个笨办法，也过于“走马观花”，他甚至没有可能在一个村子多停留一点时间——中国一共有68万个行政村，就算一天走一个村庄，全部走完也得需要差不多两千年。如果他想25年走一万个村，他得一天走两个村。

　　每走进一个村子，蔚然最为头疼的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是哪个单位的？”没有组织派他来，也没有介绍信，他辞职后也没有单位，办他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促进会”，那是为了“有个单位”而注册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像这样的帮扶组织在中国有一百多家。”一个公民不经官方到村里“调查”和“帮扶”，是“非法”的。蔚然只好先在“良心里自认为行动是合法的”，他和骗子的最大区别是，骗子最终是要钱的。

　　蔚然在“日记”中不敢加上“观点”，因为他知道，农民“上访”会遭到“截访”，他害怕说话不注意惹恼乡镇官员，以后他的“下访”也会被“截访”。

　　一个村子不接纳他，他就走向下一个村子。有一个村支书觉得他“敏感”，村主任把他留下来了，还骑着摩托车带着他走了附近四个乡镇。“就算你是骗子，我们的穷苗寨有什么可骗的？”村主任让他跟自己的儿子儿媳住一间屋子，蔚然觉得“既尴尬又温暖”，儿子晚上还放心大胆出去打麻将了。

　　有县乡干部对他说，你在我们这里玩几天没有问题，我们陪你天天喝酒，至于帮扶农民的事就别提了，“这些人帮扶不起来的，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是穷人。”那个干部认为，农民贫困是因为“脑子不行”。

　　到了村里，上年纪的农民有点不解地问他：“你是毛主席的干部？”他们多年来在村里不大见到干部的身影，除了计划生育干部。

　　自费在农村走了4年，蔚然总被农民当做“国家的人”，他从农民口中听到最多的感叹是：“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难。”

　　他遇到一个乡干部跟农民吵架，“政府免了你的农业税，还给你种粮补贴，你不交税了，就不是纳税人了。”蔚然差点儿跟那个乡干部“干”起来：“只要一个人呱呱坠地，他就是纳税人，每一包奶粉、每一粒药中都包含了税收，作为乡干部这样说话，有没有常识？”

　　蔚然惊讶的是，农民毫无怨言：“政府和中央领导很好，日子过不好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我们翻不了身，下辈子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

　　4年的“下访”经历让蔚然对中国农村有了许多认识，他估计所谓“8亿农民”，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不会超过1亿人，且绝大多数是“老”农民。这些老农民在耕种着18亿亩土地，养活13亿人口。

　　“如果这些老农死光了，青年都进城了，谁来种粮食？”蔚然对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关注。

　　在云南丽江三川镇金官，他遇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人跑到下水沟里捡一块纸烟盒大小的纸片。街上也有其他捡破烂的，她只能在沟沟坎坎捡别人忽略的，一天能卖七八毛钱，来维持生活。蔚然听说她有儿子时，本想愤怒地责怪这个儿子，但一看到那个儿子，就落泪了，儿子的日子过得比妈妈还惨，他身体有病，没有上过学，有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靠种地的口粮基本上只能让四口人勉强糊口。老人早就干不动重体力活了，只能依靠捡破烂，给儿子减轻些负担。

　　镇上有一家养老院，住着三位老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瘫痪在床，另外两位七十多岁，靠捡垃圾自力更生。养老院只提供住处，老人在“养老院”中继续为生存而劳动。两位老人白天捡破烂，晚上三个人做香烛。香烛一部分卖给信佛教的村民，另一些留作自用，焚香拜佛，算是三位老人的“医疗保险”。

　　养老院的老人说：“让我们老了依靠儿女，这都是瞎话。农村人的儿女都是农民，挣不来钱，反而要管老人，管得过来吗？‘国家的人’退休还有钱，农村的老人一直要干活干到死，要不然就要饿死。”

　　蔚然在农村的行走中常常听到，儿女们的生活贫困往往使赡养老人之事成为家庭纠纷的导火线。

　　“专家学者都在说，把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其实是个表象，中国8亿农民，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不到一亿，都是老年农民。这些老农死了，将来农业怎么保障？老农说他们干不动了，种点地，够自己吃了就行了。这对13亿人口的粮食保障，是个危险信号。”蔚然说。

　　没“性福”，谈什么幸福？

　　2006年，蔚然来到甘肃陇南的朱家台村，村子320口人，光棍就有13个。一家姓牛，家中四口人，儿子38岁了，因为经济负担大，没有成婚；35岁的妹妹因为承担家庭重担，也错过了结婚年龄。一个汤姓家庭两口人，一个鳏夫（68岁）和一个光棍（45岁），老人三十多岁时妻子去世，由于贫困他未能再婚，也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上媳妇。另一个40岁的光棍娶了比他大10岁的低智妇女，很难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外出打工去了。

　　生活在山区的贫困农民男青年已到正常婚配年龄，娶不到、娶不起、娶不来妻子的，在蔚然走访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农村，不是个别情况。村子里的姑娘外出打工不再回村找对象，其余的外嫁到平原地区或者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出现“女荒现象”。

　　除了结不起婚的，还有结婚后妻子离家出走的，有的留下一子，有的没有生育。这些家庭大多数不是因为感情不和，而是贫穷。出走的妇女大多都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但有的成了他人的“二奶”。被抛弃的农村丈夫更是雪上加霜，多数在娶妻时就借下一大笔债务，没来得及偿还债务就人走屋空了。还债、种地、照看孩子落在了这些“丈夫”的头上，他们也因此不能外出做工。

　　“没有‘性福’还谈得上什么幸福，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调查机构说什么农民的幸福指数要高于市民，在我看来，这是个伪指数。他们把这些农民兄弟调查到了吗？”蔚然质问。

　　吃饱了才有皮影和秦腔

　　蔚然发现新闻报道说的和农村的现实不一样。比如，报道都说农村合作医疗好，但合作医疗也会“坑农”：农民头疼脑热原来花两三块就治好了，现在动辄两三百元，就算最多报销60%，自己还要掏50块，也是冤。而且“非住院不给报销”，但即便是住了院，报销时说你这也不合格，那也超出规定，结果合作医疗肥了部分医院。

　　政府的政策一天一天好了，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往往给“贪污”了。一些干部不让农民知道国家的政策，不让农民知道它的“好处”。

　　“村干部是个‘硬坎’。”蔚然在书中写道。在蔚然看来，不少的村干部素质差，是“花钱上去”，不是真正按村民自治法选举上去的，贪污、强势，外姓村民不想投却不敢不投他的票。

　　在内蒙古，蔚然遇到一个大学生村官受到乡干部的威胁：“再给我捅娄子，我找人把你‘做’了！”

　　和地、县、乡镇干部经常打交道，蔚然归纳了地方和基层官员做官的三种心态：一个是为“前途”，一个是为“钱途”，第三种是为亲朋好友。

　　每个村都有“驻村干部”，拿着国家的薪酬，有些“驻村干部”却“连个屁都不敢放”。“驻”几年之后，有的找关系提上去当个“副镇长”什么的走人；升迁无望的，混个公务员，种自己的地，打打麻将。

　　蔚然发现，国家的扶贫政策是“撒胡椒面”，由上而下，扶贫方式已经不能真正进入农村。他在重庆了解当地“扶贫牛”政策，当地以种植柑橘为主，却给了一家一头牛，村干部上面给什么要什么，当地农民没养过牛，每家不得不花费一个劳动力专门跟着牛，啥事也做不成，就有农民故意把牛推下山崖摔死了，牛肉吃了，牛皮卖了。而按政府的想象，牛生牛犊，牛犊再下小牛，如此循环，致富美梦不难成真，但政府忘记了制约条件。

　　蔚然还感到焦虑的是“土地之死”，化肥过度使用致使土壤板结，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中投放了占世界34%的化肥。农业总产量是拼命靠化肥在维持。

　　蔚然最近写了个呼吁设立研究和保护草原的“副部级”草原研究院，来管理和协调内蒙古、青海、甘肃、西藏的牧区草原。官员为了考核的经济指标，增加“牛羊存栏头数”，往往强迫老百姓过度放牧，加上鼠患，每年都把草原“翻个底朝天”。这种“政绩观”加速着草原的恶化。

　　在11个省份的农村走访中蔚然看到，伴随着农村的贫穷和破败，城市化无序的发展，乡村文化被快速毁灭了。乡村的文化特色用城市文化是无法代替的，不光是物质“脱贫”，还有一个精神层面，“吃饱了才有皮影、秦腔”。

　　西方国家的乡村也在衰败中，但衰败的速度很慢。蔚然想让中国的官员懂得，不要因为“单一经济利益”，驱赶得中国乡村过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