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睢宁，打听县委书记王天琦的手机号是件颇容易的事。 130万睢宁人口，如今，用县纪委常委、监察室主任朱友强的话说，至少100万人知道书记、县长的手机号，即便没记在心里、存在手机里，至少也知道去哪里能很快弄到手。 这种立体式“敞开”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睢宁电视台曾滚动播出县主要领导的手机号;全县影响最大的《今日睢宁》报每期靠近报头的中缝都会登出县委书记、县长的手机号;县委门前的“县委领导同志信息公开栏”里，县几套班子主要领导的手机号常年公示;登录“今日睢宁网”，书记、县长及其它便民电话也会跳入眼帘。 而这只是两年多来，王天琦力推睢宁新政的一小部分。从2008年始，睢宁相继出台了100多项制度改革：开出县委书记、县委权力清单，直播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严管干部猛治“官场病”，发动群众对公权进行广泛监督，不准官员讲官话、废话……睢宁经历了一场场前所未有的“地震”。 同在苏北，10年前，仇和曾主政的宿迁所进行的一连串改革曾震动中国，10年后，距宿迁仅 “我们，落后了!” 这期报纸的一版，用整版篇幅登载了一张表格——— 当时刚出炉的，2007年“江苏省52个县(市)主要经济指标排名”，睢宁的工业总量、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主要指标均排到了江苏末位。 而大标题就是几个醒目黑字：“我们，落后了!” 这一年的4月，王天琦刚被“扶正”，由县委副书记、县长接任县委书记。而这期“自曝家底”、震慑人心的报纸也被视为王成为“一把手”后向所有干部吹响的号角。意在“知耻而后勇”。 然而两年前的睢宁，不仅资源匮乏——— 无矿产、无交通、无区位优势，长期戴着“省重点帮扶县”、“省达小康特别困难县”的帽子，就是存量最为丰富的“资源”——— 人口，也积弊着历史遗留的复杂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不满情绪焦灼。 “睢人好讼”，历史上曾是睢宁对外形象的“标签”，也是令主政睢宁的地方官员最为头疼的问题。一度，睢宁干部不团结、好内讧、奉行潜规则;群众喜上访、好诉讼、又无视规则，使得睢宁县还头顶另外两个大帽：“省信访重点管理县”、“人民来信之乡”。 2007年8月发生的一起上访事件让睢宁的大小官员至今不堪回首。上千群众为堵县委县政府，有媒体报道称，当时任县长的王天琦被指着鼻子骂：“今天不处理问题，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而被封堵13个小时的县委县政府干部们，不得已只能用绳子从大楼后面偷运方便面上来充饥。 这次群众上访反映的是水库移民款问题，事态平息后，县水利局局长因为水库工程受贿被捕。事后这场被总结为“浓缩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群体事件，也使王天琦下定决心，“睢宁必须改变，否则没有出路。” “王书记曾做了近两年县长，对睢宁的问题认识非常清楚，也知道症结在哪。但以前不是‘一把手’，没多大话语权，所以直到主持县委工作后，才得以施展他的报负。”睢宁县委一位副部长这样向南都记者介绍。 “没有效果就有后果” 2008年2月，县委书记的乌纱帽还没戴上，王天琦已实际主持县委工作。“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限制县委书记的权力。”县委这位副部长介绍。 “在他之前，县委书记的权力很大。”这位副部长说，“比如当时问题最多的，土地开发这一块，书记说把土地给谁就给谁，说是有什么土地论证委员会、规划论证委员会，都是假的，(书记)一看不符合我的意思，找个借口，说我看哪个实力比较好，书记说了其他人敢说不吗?或者书记就直接告诉哪个部门拿方案给谁了。” 2008年5月，王天琦就任书记后次月，睢宁出台《对重要项目、重点工程、重大资金使用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的意见》，建立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制衡的制度。 制度规定，重大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常务会议决。经政府常务会议决通过后，交由县委常委会审议。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如果审议不通过，打回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制定方案，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而不参与方案的修订。这样，政府常务会议决，县委常委会否决，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地限制了不当用权。 “王书记从县委书记‘开刀’，自我限权，让我们看到他变革的勇气和决心。”睢宁干部们这样评议。而与之双辙并行，一场“严管干部”的风暴也已悄然拉开序幕。 2008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睢宁的大小官员接到这样一纸“禁酒令”：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日中午不论什么理由，不论官职大小，不论本地外地，一律不准饮酒。 这并非睢宁第一次禁酒。“以前也禁过，但特殊情况很多，领导来了陪喝，客商来了陪喝。”一位睢宁官员告诉南都记者，“但这次不同，是无例外禁酒，区别就在‘无例外’。” 岚山镇镇长吕某是撞上枪口的官员之一。因招待一位客商，在睢宁不能饮酒，吕就把客人带到附近的安徽灵璧县接待，当天就被群众举报，仅因中午喝了一瓶啤酒而丢掉了乌纱帽。 “禁酒令”在睢宁实行两年多来，共18名干部因违禁被免职，其中除这名镇长外，还有一名局长和两名副局长。2009年“禁酒令”又延伸到村级，共11名村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没有效果就有后果”，这很快成为睢宁严管干部的口头禅。“被罢免的干部，在家待岗三个月，只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费，三个月后作为一般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到别的岗位帮助工作，一年后考察，视工作成绩而定能否被重新使用。一般来说很难再恢复到以前的职位。”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向南都记者介绍。 “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 以“无例外禁酒”为切入口，睢宁县随即打出一套组合拳：勤政问责、民意问责、廉政问责。 “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这句出自王天琦一篇报告的演讲标题，如今已成睢宁的“干部哲学”。而据艾丹透露，广泛流传的这篇报告原标题，其实后面还有两句：“群众都好过了，干部才好过。” 2008年初，睢宁县公开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重点科股室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和职责分工，在网站建立“一把手信息港”，并附照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求责任部门3天内办结。 随后各镇、各部门的工作目标又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向社会公开，让群众“看任务、看进度、看结果”。并在全县聘选3000多名评议员“每月一测评、每季一巡评、半年一评议、年终一总评”，对完不成任务的启动问责，对排名靠后的公开预警。 县委的权力，也受到了“一述双评三监督”的制约———“一述”指领导干部公开述职;“双评”包括党内评议和党外评议;“三监督”包括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其中，仅对县委用权进行监督的群众评议员就多达1500人。 这次以“倾听你的声音”为主题的县委常委扩大会，列席人员扩大到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行政执法部门股级以上干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以及重点规模企业负责人，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全媒体全程实况直播。 场内代表、场外群众均可向县委书记或常委会直接发问，被质者须当场作答并表态。没能当场回答的326个热线电话、3200多条手机短信、573条网情信息，也分别在明确责任部门后，在《今日睢宁》报和睢宁电视台上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这次直播，还对“‘一述双评’软环境硬治理专项评议”收回并封存的7040张评议票现场计票，当场公布结果。经县委常委会现场票决，“最不受睢宁人民欢迎的单位”和“最不满意站所(科室)”——— 县交通局党委书记、县公安局睢城派出所所长被当场免职。 自此，睢宁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公开直播，民意问责、廉政问责渐成常态。 今年5月2日县委召开的 “一述双评三监督”一季度巡评会，对群众评选出的“最不满意站所”县规划局规划执法监察大队、“最不满意部门”县规划局、“最不受睢宁人民欢迎的单位”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三家单位或部门分别作出处理。 在今年7月29日的一次县委全体会上，又对半年考核总分排名后三位的凌城、梁集、庆安三个镇，和排名后两位的桃岚化工园、金属机电园两个园区进行了公开预警，其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公开表态发言。 “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干部干不干，按照群众意见办。”2009年，严管干部也向村一级延伸，一批违法乱纪的村干部被问责处理。仅姚集镇就有120名村干部被罢免、劝退，22名村干部被问责。 “发短信给王天琦” 与10年前仇和在相邻宿迁触发的反弹不同的是，王天琦在睢宁的新政几乎“上下叫好”，没有遇到太多反对的声音，更未激起“负面”的社会震荡。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对此认为，仇和改革靠得更多的是个人强势风格，而王天琦依仗的则是群众和民意。“制度在那里，不是我要处分你，是民意要处分你。” 群众的监督甚至延伸到了8小时之外，睢宁的干部不敢随便进出娱乐场所，不敢公车私用。而这得益于无处不在的群众评议员和纠察队员。 睢宁县3000多“一述双评”评议员和两风(官风、民风)纠察员几乎遍布全县的各个角落，73岁的退休校长夏荣桂是其中一个，由于有一定文化，又敢于直言，他还被推选为纠察队队长。从2008年4月以来，几乎每个月纠察队都会组织到机关，到部门，到车站，到街头“明察暗访”，收集各类问题，并及时向县纪检委下设的两风建设办公室汇报。 两件小事能看出纠察队员的受重视程度。一次是今年5月，夏荣桂途经过城西派出所，见一群老人排队办证，由于天热等候时间过长，许多老人多有怨言。当天恰值夏参加县里一个会议，当场就向台上的县委书记王天琦、县长王军提出问题。很快县长王军就赶到派出所，为老人们添设饮水机，又在排队大厅安装了电扇。 另一次他发现一所小学附近的窨井盖被损坏，担心路过孩子的安全，当时就向城管部门反映了，很快就接到城建局局长打来的电话，问窨井在什么位置。第二天早锻炼再路过时，他发现窨井盖已经重新换了一个。 “平时只要发现身边干部有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我们都会及时监督。可以说3000个评议员就是睢宁的3000双眼睛。” 发动群众进行监督的另一有效平台，就是“书记短信”。 但更被群众熟记的还是县委书记王天琦的手机号“刚公布书记、县长手机号码时，很多人很好奇，就直接打电话说：‘我就看看是不是真是王书记的电话。’”原县纪委常委、监察室主任彭燕，负责处理每天的书记、县长短信，她回忆起初部分群众的狐疑。 很快，发给书记的短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最开始每天都能收到100多条短信，什么内容都有，一开始也有虚假的，但是极少数，后来就越来越真实了。因为群众后来知道，书记公开手机号并非作秀，而是每条短信都限定在5个工作日内必须回复或办结。” “给王书记打电话管用吗?”这也是原李集小学老师王更霞曾迟疑的问题。她所住居所的一扇窗户，紧挨一处厕所，住了几年都不能开窗，成为困扰多年的“头疼”问题。她试着拨通了王天琦的手机，结果3天后厕所被拆除，了却了她的一块心病。 在睢宁群众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天天快运事件”，也缘于县委书记王天琦收到的一条短信。这天，王天琦收到短信反映，县城威尼斯商城内有个名叫“天天快运”的物流公司，深夜扰民长达6年之久，群众投诉无门。 王天琦当即把短信转发给环保局长。两天后，环保局以书面形式汇报说，此事自己无权管辖，建议县委、县政府协调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处理。 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震动了睢宁：县委免去了环保局局长的职务，环保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被免职或撤职处理;城管局、公安局、工商局相关单位责任人待岗3个月。原因是相关部门推诿扯皮，敷衍了事，其中环保局应负主要责任。 据负责处理短信的县监察室统计，至今年 “官风”之后管“民风” 睢宁的“网络问政”也走在全国前列。2008年5月，睢宁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评论员和网络发言人制度。 两年来，县政府部门共梳理汇总求助类网帖2100余个，为群众排忧解难2000余件。 2009年3月，睢宁被中纪委、中组部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仅一个月后，由王天琦力主推行的另一场改革也广受注目———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 王天琦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周围的行政语言：“生硬僵化、四平八稳、套话连篇、枯燥冗长、八股味浓、充斥‘正确的废话和空话’……讲的人‘没诚意’，听的人‘没兴趣’。”睢宁先后出台了十多个红头文件，给说话、开会立规矩。这些规矩包括给领导讲话限时、评优;给文件“减肥”、“计生”等。 而这一年，在严管“官风”显出成效之后，睢宁开始严管“民风”。2009年5月，睢宁以“不闯红灯”为切入口拉开了民风管理的序幕。 近两年随着睢宁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区的河道上矗起了一座座新桥。而这些新桥起什么名，由谁来题写桥名，睢宁也打起了“群众牌”———桥名向群众征集，而题写桥名的人也从群众中推选。 的哥沈统超被推举为其中的一座桥题名。 “虽然他不是书法家，题字简单质朴，但这就是一种非常鲜明的导向，彰显县领导发动群众，尊重民意，能给老百姓带来一种非常积极的影响，也是社会价值的一种导向。”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如是评价。 对艾丹来讲，两年多的睢宁新政，一切变化近在眼前。 两年来，睢宁由全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变成信访工作先进县，由社会治安重点管理县转身为法制创建先进县;由金融高风险区域转身为金融生态示范县，过去为堵政府机关及其他恶性群体性事件已消失不见。 而经济是变化的晴雨表。2009年，睢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1亿元，在全省县级排名中前进3个位次;全口径财政收入17.4亿元，增长66.9%，增幅全省第一;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7.5%，增幅全省第二。经济指标综合排名由徐州7县区末位跃至第四位。2010年1到10月份，在徐州市统计局列统的1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睢宁有12项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2010年12月，在最近一次接待外省考察团介绍经验时，王天琦在最新一篇题为《睢宁逻辑》的报告中说，短短两年间的变化，源自于我们抓住了“人”这个核心;源自于县委书记、县长带头执行;源自于我们用制度推进改革;源自于我们的无例外执行。 (责编：YeLin) |
睢宁新政：立体式“开刀”
时间:2011-01-25 来源:南方网 作者:占才强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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