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染地下水体的铬渣，曾被认为是中国重污染之首。这种色如硫磺的铬渣遇水即溶，形成毒性极强的六价铬，5克即可致人死亡。

　　如果有32.5万吨铬渣悬于头顶，和人朝夕相处，那是怎样一种惊恐?在60岁的河南义马市竹元沟村民赵诺法看来，那就像是抱着一颗定时炸弹入眠。他已经和这堆工业废料战斗了整整10年。

　　而100公里外的巩义市回郭镇南罗村，83岁的何雪英也因为铬渣，一样的心惊肉跳。

　　两个村庄和污染物相处的命运，折射中国铬渣污染的底色—在中国，有20多个城市处在600万吨铬渣的包围之下，未经处理的高达400万吨，伤害正在发生。

　　回郭镇往事

　　1975年春，一部名叫《回郭镇的春天》的彩色纪录片公映。当年10月，人民日报以《伟大的光明的灿烂的希望》为题，报道了“回郭镇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事迹，这个标题，即为毛泽东对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回郭镇的评价。

　　在文革尚未结束的中国，回郭镇的工业之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现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潮流的“苏南模式”和红极一时的南街村、大邱庄等集体经济成功样本，都打有回郭镇的烙印。

　　次年，1976年4月，巩县第二化工厂在回郭镇建成投产，主要生产铬酸酐、红矾钠，广泛应用于冶金、制革、颜料、染料、香料、金属表面的处理、木材防腐、军工等工业中。

　　中国的铬盐产业可从1959年算起，第一家生产铬盐的青岛红星化工厂一直保持国内老大的地位。红星之后，先后有70余家企业生产过铬盐，位于回郭镇的巩县二化是其中之一。

　　投产之初，巩县二化的生意相当红火，门口购货的车辆经常排起长龙。北寺村的老张曾是一名货车司机，因和厂长同村，经常被派往无锡和温州运货。在南方各地，这个只是临时被派活的司机，却常常得到非常隆重的接待，每次都会得到对方的宴请和各种礼品。

　　后来，巩县二化成为回郭镇乃至整个巩县的骨干企业、税源大户。

　　但投产不到两年，问题接踵而至。

　　和所有铬盐生产企业一样，它也无力处置铬渣。人和动物喝下含有六价铬的水后，六价铬会被体内许多组织和器官的细胞吸收。人的致死量是5克。按照当时的生产工艺，每生产一吨铬盐产品，就会产生22.5吨高毒性铬渣。化工厂曾试图把铬渣掺到土里烧成砖—从理论上说，将铬渣干燥、粉碎，按铬渣粉40%和粘土60%的比例混合配料，制成砖坯，入窑烧制后，在高温和强还原性环境中，六价铬应可还原为不溶于水的三氧化二铬，消除剧毒。

　　但这些砖坯无人敢要，砖厂只好把砖砌在一些大树四周当花池，但树后来全死了。

　　这些铬渣只好被堆积在厂子的大院里。一下雨，它们就变成金黄的液体从墙根流走，将围墙底部的红砖腐蚀成粉。

　　化工厂门前有条叫沙沟的小河，经南罗、北罗、柏漫、清西四个村庄流向伊洛河。伊洛河最终流向黄河。

　　南罗村的老孙今年64岁，当年他家的责任田就在沙沟河边上。那年冬天，老孙用被污染的河水浇白菜，不到一袋烟的光景，白菜全部枯死。临近沙沟河的树木庄稼成片死去，愤怒的人们冲向化工厂，每家获赔5元钱。

　　次年，田里的机井也被污染。井水变成黄色，灌溉的麦子和玉米无一存活。在这些村庄，村民们不敢再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和粮食，蔬菜被辗转卖到外地，粮食则全都交了公粮，村民再到别的地方买粮买菜。

　　货车司机老张在一次去无锡运货时，一个50公斤装的铁桶盖子有些松动，少许铬酸酐液体渗漏在车厢内。返程时，老张从南京拉了一车猫运往河南杞县，到目的地，猫早死光了。

　　化工厂工人上班时都带着厚厚的胶皮手套。即便这样，小便时如果不洗手，男人的生殖器会瞬间红肿。女工们阴道炎的患病率高涨。南罗村老孙的妹妹去厂里工作时已有孕在身，结果生下一个畸形女婴。

　　地下水源也遭到了污染。附近村庄的水井几度易址，一些人得上了奇怪的疾病，甚至不治。

　　当时刚过60岁的何雪英和附近村庄的妇女每天到化工厂，要求尽快转移那些铬渣，停止污染。她们的男人们因为大都在镇办企业上班，不敢出面。

　　这些妇女曾多次推倒围墙，以示抗议。

　　1985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出台了铬盐生产标准，对铬渣存放有专门规定。化工厂因遭举报几度停产。

　　对峙十年后的1990年，化工厂终于在北寺村征了六亩地，把5万余吨铬渣陆续拉到一个叫马洼地的山沟封存。

　　1991年，当年国内最大的铬盐生产企业青岛红星化工厂停止铬盐生产，成为国内首家因环保问题被迫停产的铬盐生产企业。1980年代末，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铬渣的危害，中国政府亦开始重视铬渣污染的控制，逐步关停并转40多家铬盐企业。

　　1992年5月，化工部和国家环保局出台《关于防治铬化合物生产建设中环境污染的若干规定》，基本杜绝了新上铬盐项目，并逐步淘汰生产能力不足1万吨/年的小厂。

　　这一年，巩县二化被强制关停。

　　18年后，已经83岁的何雪英仍对它咬牙切齿。

　　竹元沟抗争

　　十年之后，回郭镇的故事在一百公里外的竹元沟重演。

　　竹元沟归属义马市千秋镇的石门村委会。义马市，据传因唐朝名将秦琼在此饮马得名。作为河南三门峡市的一个县级市，义马的煤炭资源丰富。

　　1990年，义马几倾全市之力，在人民路西段兴建振兴化工厂，拿财政工资的干部职工都要参加集资。彼时，想进厂子当工人，也要交纳少则5000元、多则10000元的集资款。

　　这个以生产红矾钠、铬酸酐、氧化铬绿、硫化碱等产品为主的铬盐企业，从上海一家被关停的化工厂购得了二手设备。

　　至1997年，义马市振兴化工厂更名河南省振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三门峡市26个重点项目之一，综合规模居全国同行业第3位。

　　壮大如斯的振兴化工厂同样无法处置铬渣，如同当年的回郭镇翻版，厂群摩擦不断。重要的是，它不远处就是义马市的自来水公司。

　　市民不断越级上访让官员们很头疼。

　　2000年夏，官员们决定转移厂区内堆放如山的铬渣。他们最后锁定了离市区4公里远的青龙山—山顶有40亩荒地无人耕种，租金都可以省去了。

　　这个夏天，一群人开始在山顶放线丈量，惊动了竹元沟村民。村民们拥上前来，虽然不知道这里要建什么，但断定化工厂要堆放在这里的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村民赵安杰因为阻拦施工，被带到了派出所。

　　赵诺法闻听此事大为光火。赵干了10年村民组长，自称是一个“见到不平事儿就牙根发痒的主”，不长时间，赵就召集了坐满5辆拖拉机的村民。

　　赵带着数十名村民一起冲进巩义市政府五楼—来的路上，赵还把一位镇领导拽着领子拉上了拖拉机。随后，赵安杰被释放。

　　官员们紧急出台了一份“会议纪要”，向情绪激动的村民承诺：“不会危及当地群众健康。”

　　这份义马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2000】7号纪要的复印件，已被赵诺法保存了整整10年。发黄的纸上写着：“铬渣堆放建设方案经过了有关专家论证和省市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完全符合环保要求”，“出现有关问题由市政府负责协调解决”。

　　当年，就因为这份政府文件，村民没有了阻拦施工的理由。

　　2001年，高约5米的长方体渣场建成，细心的村民从水泥墙上的骷髅标志上觉察出了一丝异样。

　　铬渣开始倾倒在青龙山顶时，山下竹元沟村起初还很平静。有人好奇地去摸这些黄色的土沫，不料铬渣一经接触，皮肤很快就会受伤，好奇者后悔不已。

　　一场大雨，铬渣池内黄澄澄的污水开始从底部和墙体向外渗漏。流经之处寸草不生，最后在山底积蓄成一个个水坑，旁边出现大量蛇和野鸡的尸体，至少有两头耕牛误饮此水倒毙。

　　更为严峻的是，除竹元沟外，姚家沟、史家沟的水井也都遭到污染—这是当年赵诺法给市长写信反映吃水困难后，市财政每村出资10余万元开凿的“惠民井”。

　　三个村庄的自来水全部变成了浅黄色，村民们纷纷拉肚子。今年49岁的马秋英几年间坏掉了两个肾，而铬渣污染一直被认为是对大脑、肾脏和肝脏会造成严重危害。

　　这时候，大家想到了市政府的纪要。人们这时才知道，签署这份纪要的副市长尚志军，另一个身份就是义马振兴化工厂的厂长。而尚在升任义马市政法委书记后，仍担任化工厂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

　　赵诺法曾带领村民找市领导理论，也找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但都没有结果。

　　从镇里到市里，不少领导都说赵“思想不成熟，政治觉悟不高，没跟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但赵不为所动，经常指着领导鼻子大骂：“你们污染了义马的半壁河山，会给子孙留下骂名的。”

　　对赵无计可施的官员只好拿出检测报告，说经过环保部门检测，村民的井水是达到饮用标准的。于是，赵拉住一个市领导：“咱俩比赛吧，就喝这水，你一杯我一杯，看你敢不敢喝。”

　　直到后来，三个村由政府出资重新打井，但这些水井每逢干旱经常断水，而且味道很怪，令村民抱怨不断。

　　竹元沟并不孤单，同样遭受铬渣污染的韩沟村和梁沟村加入了战斗，而振兴化工却日薄西山，效益急转直下，终在2004年全面停产，于2005年1月被中国蓝星集团全盘接管。

　　新的振兴集团恢复生产后，官方终于出面将青龙山的铬渣池全面封闭，顶部加盖了一层厚厚的水泥。

　　但污染并未停止，污水还顺着青龙山南坡渗进渑池县的仁村乡，令一个矿务局水厂岌岌可危。

　　赵说，每逢大雨，义马市和渑池县的环保局就会跑到青龙山查看有无渗漏，一脸愁容。

　　赵诺法的家离铬渣池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这里存放着32.5万吨铬渣，占河南全省的67%。河南共有六处铬渣堆放地，除巩义和义马外，另四处分别位于滑县、新乡、开封和新密，共计存铬渣52万吨。

　　重污染之首

　　铬和汞、镉、铅、砷，被并称为重金属污染的“五毒”。铬渣所含致癌性铬酸钙为国家排放标准的数倍。

　　2003年，全国人大环资委发布调查报告说，30多个传统铬盐厂每年上缴利税总计1亿元左右，而处理每年产生的铬渣则需要5亿元。同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含铬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通知》。全国铬盐行业被砍得只剩下了25家。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中国政府开始以国家财政补贴的形式处置遗存铬渣，国务院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历史堆存铬渣要在“十一五”末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

　　方案提及，包括河南、天津、重庆等在内的1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堆放铬渣600万吨，其中400万吨未得到处置。这些铬渣的堆放和填埋大多不符合危险废物处置要求，有的直接排放到环境中，有一些甚至堆存于重要水源地和人口稠密地区，还有一些破产、关闭企业铬渣堆放或填埋情况不明。

　　今年2月24日的《中国经济导报》将铬渣污染列为中国严重污染之首。据报道，中国目前的铬盐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2000年以来，中国铬盐产品产量9年翻了一番多，平均年递增长率10%。2008年，中国产量28万吨，占世界的33%。2009年生产能力约35万吨，约占全球产量的40%。

　　而发达国家受铬渣污染困扰，开始压缩铬盐生产能力，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

　　铬渣污染是迄今未能解决的世界环保难题。美、日等国1980年代起就探索新的铬生产方法，以解决铬盐工业的严重污染问题，虽然投入巨大，但收效甚小。被引用最多的例子是，美国最大的铬盐厂之一Allied-Signal公司因污染困扰而被迫关闭停产。实力雄厚的德国拜耳公司致力于净化工艺的改进，至今仍被铬渣困扰，由于公众反应强烈，拜耳公司最后只能把本土铬盐厂转移到南非。

　　2007年9月24日，蓝星集团宣称，世界首套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的万吨铬盐项目在义马投产，“铬渣污染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但质疑者众。

　　反思之痛

　　引起对铬渣污染更广泛关注的，是今年10月25日河南《大河报》的一篇报道《河南六地堆放52万吨铬渣 恐将毒害数代人》。

　　在这篇报道中，河南各级环保官员罕见地围坐一起，大谈铬渣危害：

　　河南省环保厅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邵丰收说，铬渣是在生产金属铬和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是一种毒性较强的危险废物。

　　巩义市环保局危废辐射中心主任吴基伟称，即便(回郭镇的)这5万余吨铬渣全部得到无害处置，这一地区的生态水系和土壤若想恢复到从前，恐怕得要40年。

　　郑州市环保局局长刘炳辰说，一家已废弃的小化工厂，原来正常生产的时候每年创收最多几十万元，但留下了3万吨的铬渣，而这些有害物质处理起来的花费就需要3000多万元。

　　此前10月21日，河南省环保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今年第三季度全省环境质量状况，铬渣污染现状及治理方案是发布内容之一。

　　更早前，河南省在义马市部署铬渣处置工作，主管环保的副省长张大卫到会并讲话。“义马会议”被认为是发布会和报道出台的前奏。

　　但后来，环保部门的官员纷纷改口，说污染其实并不严重。河南省环保厅一官员一再向本刊记者强调，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河南只占了600万吨中的52万吨。”

　　实际上，铬渣处置早在2005年便被写入十一五规划，今年年底是要求处置完毕的最后期限，除了河南，各地的无害化处置业已展开。

　　河南省环保厅宣教中心主任焦万益告诉本刊记者，河南治理铬渣污染所需资金是2.3亿元。国家的资金今年7月全部拨付到位，地方的配套资金9月30之前已经全部落实到位，目前省政府联席会议的11个厅局都在进行调度，河南正在积极推进铬渣的无害化处置。

　　10月29日，河南巩义市回郭镇北寺村马洼地的铬渣封存现场已经进驻施工人员，封存26年的铬渣将被挖出处置，经焙烧后由六价铬转化为三价铬，而后深埋处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环境重金属健康问题研究专家尚琪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均向本刊记者表示，人体和动植物均不宜吸收三价铬，深埋处置后的危害可以化解。

　　30日，60岁的赵诺法带着记者在青龙山的山坡上四处查看，顺着他的指向，一片又一片出现渗漏的山体，正在滴淌着黄色的浆液，这正是铬渣遇水形成的六价铬。

　　青龙山的南坡，几乎半个山坡，渗漏出黄色浆液上覆盖着一层新土。铬渣底部，有一个用木塞塞住的小洞，定期会有人拔开放污水，然后拉走提炼。由于封闭不严，山体24小时向外渗水。

　　浆液顺着一个粗大的水泥管道流向山下，经过一个人工开挖的沟渠，最终在渑池县境内汇集，阳光的照射下，一洼积水血样残红。

　　满目疮痍的青龙山让赵大发感慨，对着铬渣池大喝一声：“这货就是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