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调查在中国有着优良的传统，近代的费孝通的“江村”、晏阳初的“定县”、梁漱溟的“邹平”、陶行知的“晓庄”;当代的于建嵘的“岳村”等都是乡村调查的范本。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再一次让我们关注乡村。我们邀请梁鸿、熊培云、贺雪峰、于建嵘四位学者一起探讨中国乡村调查问题。 沙龙嘉宾 梁鸿(《中国在梁庄》作者) 熊培云(时事评论家)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关注乡村 重返“熟悉又陌生”的故乡 新京报：我们从梁鸿新书《中国在梁庄》聊起，这部被评价为“直击农村之痛”的作品已正式出版，受到文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双重关注。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梁庄》最近也获得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奖。这是一位中文系出身的学者所做的乡村调查，是不是原本梁鸿就是为写小说而去搜集素材? 梁鸿：不是，我写这本书，主要出于精神上的困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专业是做乡土文学研究，之前没有对乡村真实的了解，我总觉得正在做的学问跟现实有某种距离。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恰在这个时期从乡村走进城市，应该说错过了亲身感受乡村巨变的机会。对我的故乡，我一直抱有陌生感。如果不关注乡村，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想是不合格的。出于这样的原因，我试图做较为深入的乡村调查。 熊培云：我也自小在乡村长大，对乡村很有情感。乡村对我来说，是一种逝去的生活，从这个基点上开始回忆，是让我不断返回乡村的理由。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关心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命运，无论是现在的、将来的，还是过去的。而且，当我在乡村调查的过程中梳理越深，越有收获，越不能自拔。 贺雪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确实处于巨大转型期，不仅是农村，也包括城市，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深刻而广泛的变化，那么这样快速变化的社会就非常有趣，非常吸引我投入精力来研究。我们关心农民，是因为农民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相对弱势的群体，优势资源都在向城市流入，那么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如何维持?这是我研究的焦点。 乡土文本 很多学者超不过记者 新京报：从费孝通当年写《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一直到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和梁鸿这本《中国在梁庄》，我们看到许多学者都在持久进行乡村调查和写作。对于这些文本，几位老师的阅读感受如何? 于建嵘：我认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特殊的乡村，这一系列的乡村调查著作，从反映的问题上来看是各不相同的。现在农民们想的问题，和费孝通当年调查的农民所思所想，是完全迥异的。比如我们已经习惯了网络信息传播，大家不要以为农民们不懂，我去农民家里一看，他们都在研究上网呢。时代不一样了，乡土中国也不再一样，所以需要不断去做新的乡村调查。我认为乡村调查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回到最简单的常识：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梁鸿：分析这些文本可能首先要分几个类别，比如文学的乡村、社会学的乡村、人类学的乡村等等。我对文学和社会学的乡村关注更多一点。先说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家们写乡村的作品非常多，我自己研究乡土文学，却总有一种不太满意的感觉：我认为很多乡土小说中，并未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乡村具体而微的细节，甚至没有我每年过节回老家走马观花看一下的那种冲动。至于社会学的乡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以及从文化和政治层面对乡村进行的整体考察，已经比较到位。如果说还有缺失，恰恰是处于这样巨大变化中的乡村里人的存在状态，人的细节。 熊培云：我觉得很多乡村调查特别重视数据。有价值的数据我还是会看，比如民国时候一些调查中已经在讲雇农有多少，地主有多少，他们各有多少地。几十年来的乡村调查贡献了很多基于农民血汗的数据。但是更多的乡村调查数据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流于机械化的堆砌，缺乏人文关怀。 贺雪峰：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学者对农村的调研，总量上看起来很多，但是真正深入下去的并不多。关于学者的水准，我说句有点冒犯的话：学者没有超过记者。我看到很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都是在按照媒体的报道来做研究，这种状况让我感到比较郁闷。反而是我接触的一些媒体记者，在调查新闻事件的时候，蹲守在基层乡村的时间比学者们更久。 调查方式 记录农民的真情流露 新京报：刚才梁鸿说到自己返回故乡却有陌生感，这就涉及乡村调查的方法论：我们应当怎样进入乡村? 梁鸿：我觉得这种陌生不是我个人的陌生，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陌生。我每年都回去一两趟，在农村住一两个星期，即使还有亲人在村里，我仍然感觉到，如果不认真去和村民们交谈、观察、体验，他们面临的矛盾和痛苦，我仍然难以把握。所以在写作时我常有困惑：我到底是一个旁观者、一个陌生人、一个侵入者，还是他们的亲人?这个视角决定了我们调查的深度。我书里也有对往事的回忆，有自己过往的乡村生活，但是差别在于：我并不熟悉村庄的历史。我一直试图使自己摆脱已有知识的框架，但是非常艰难。农民们不会轻易告诉你什么，因为你离他们太远。 熊培云：所以我的调查都是在本乡本土进行的，我能因此进入社会的各个层面，又有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回忆——这是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在场感，继而展开分析。我也建议其他调查者在本乡本土进行。乡村调查不是发几张表格，找几个农民填一填就了事的，那样实在是太过偷懒。 于建嵘：做乡村调查不能简单做问卷，还是要花时间，多跟农民聊一聊，多走一些地方，才能避免在调查中获得虚假的情况。我们在农村跑了十几二十年，农民讲什么话，里头的意思我们都能听出来。所以归结到方法上，乡村调查就是需要时间，这没有什么很新鲜的道理。我也不太做数据分析，主要还是社会学调查，我们研究的是人，很少用数字来说明问题。 新京报：《中国在梁庄》讲了很多农民的人生故事，有些是带隐私性质的，我们请作者谈一下自己的办法：怎样让讲述者敞开心扉? 梁鸿：我拿着一个录音笔，就和他们自由聊天，乡亲们一直不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录音，因为人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才会有情感流露，流露他们的悲伤他们的痛苦。一旦知道自己对着录音笔，他们马上就不会说话了。如果有人看完这本书也能回望一下自己的故乡，想想老家的亲人，我觉得就很满足了。 乡村政治 基层民主的现实困境 新京报：《中国在梁庄》里有一章叫做“被围困的乡村政治”，谈到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问题，书里有个细节我印象深刻：村里搞选举，给钱都没人来参加，因为青壮年男子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人对选举这种事并不关心。 梁鸿：这让我一直迷惑不解。现实的存在与政策之间是有隔膜的，在我所熟悉的北方乡村，大部分中年男子都出去打工了，我们河南那一带可能一个村庄里有四五十个中年男子就算多的了。也就是说，真正对政治关心的人都不在家，基层民主就陷入操作层面的困境。 于建嵘：也不完全是这样，基层政治是很复杂的问题。当然，由于人员流失会造成民主制度推行上的困难，但重要的问题不在这里。他并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在参与民主过程中，他认为自己所能获得的利益与需要付出的代价之间是不成正比的。 精神危机 村庄的凝聚力正在消失 新京报：熊培云今年开始致力于乡村图书馆建设，你的乡村调查是不是在侧重教育问题的思考? 熊培云：不全是这样，我的思考涵盖了各个领域，乡村只是一个切口。我试图通过乡村来解读二十世纪的中国史。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如果你愿意走进去，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故事，很多历史，它们并不逊于一个国家的历史，需要记录和挖掘。 梁鸿：谈到教育我就想起梁庄小学，在书里我也写了，小时候我在村里小学读了五年书，对那所小学的感情非常深。但是这两年回去之后，我发现这所小学已经完全关闭了，人们在校舍里养猪。学校门口的大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有人把“小学”抹掉，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我真觉得这是极大地反讽，一所小学本身的消亡可能是正常的，但是由此导致的是一个村庄的人心涣散，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当年梁庄小学最兴旺的时候，全村人都有一股精神头儿，上学钟声一响，村民对知识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谁家孩子要是逃学，家长拿着棍子追得满村跑。现在呢?大人都走了，留守儿童也没心思念书，整天打游戏或者想着退学去打工挣钱。现在大家是有吃有喝了，但是如果一个村庄最基本的凝聚力没有了，我们的前途到底在何方?我挺担忧。 新京报：回到《中国在梁庄》，书名很厉害，让我们产生这样一个问号：梁庄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 梁鸿：我一直强调自己写的是北方农村，南方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认为中国有许多个梁庄，梁庄是中国最普通的乡村典型。对于我来说，是想通过梁庄这个典型，来折射出中国当代乡村一种普遍性存在。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标，有待读者评价。 梁庄故事 直击农民的痛与悲 今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了“非虚构”专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者梁鸿的纪实文学作品《梁庄》刊登在该刊2010年第9期，该文建立在扎实的乡村调查基础上，为我们打开了窥探今日中国农村的一扇窗，也因此获得今年的“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日前，《中国在梁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第一时间从书中编选部分文字，与读者分享，也借此还原一个乡村的变迁史，揭开温情的面纱，看一看真实的中国乡村! 鲁迅《故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梁鸿回老家梁庄的心境，与 大家哄堂大笑。梁鸿心想，肮脏的火车站，不过是中国内地县城最常见的缩影。离开梁庄已有十几年，现在，是该重新寻找这里的故事了。 “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父亲带着梁鸿在村里串门，这天到了堂叔家。堂叔是村里的会计，他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梁庄，根本没人听说过。 吃过饭，男人们支起牌桌，麻将牌是最常见的乡村娱乐活动。梁鸿和堂叔家的芝婶到院子里闲谈。 芝婶是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梁鸿问起她儿子和孙辈的情况，芝婶说儿子儿媳都在新疆打工，孙子从十个月大的时候就给芝婶带着，今年已经五岁，儿媳又生了个孙女，也想给芝婶带。芝婶说自己老了，腰疼得很，带不动小孩子，媳妇生着气走了。后来孙子想妈妈，说要不带他去新疆吧，孙子又不肯，急了就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 “坑”是指梁庄的水塘，“跳坑”就是寻死。梁鸿很惊讶，这是五岁的孩子说的话吗? “咱们这村里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芝婶说，“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在养孙儿，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老人们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日子都过不成。有一家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双双服毒。你说这社会，啥风气?” “留守儿童”这词从芝婶口中说出，又让梁鸿吃一惊：原来这已经是乡村里的流行词了。 即便有能力抚养孩子，教育也是个大难题。芝婶告诉梁鸿，农村教育素质太低，年轻人都出门了，不管自己小孩。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整天看影碟、打游戏，连饭都不吃。 梁鸿问：“你心里难过吗?” 芝婶一脸平静：“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都这样。” 是啊，梁鸿想，面对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芝婶们又能怎样?生活还要继续，梁庄不需要眼泪。 “留守妇女”春梅的命运选择 春梅服毒了。 那天中午，梁鸿正在房间里整理采访录音，嫂子忽然跑来说：“快去看看，春梅服毒了。” 梁鸿记得春梅，她是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和丈夫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在熟悉春梅的堂嫂那里，梁鸿听说了更多的故事。 根儿上次回家是一年前，中间连割麦都没回来，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整天关着门，不给人好脸色看。农村哪有大白天关门的习惯?婆婆看不惯，说春梅离了男人就不能活。 过完年的时候，春梅到堂嫂家来玩，说起根儿，一连声地骂。堂嫂听出来了，她是真想根儿，就出主意说，给根儿写封信，让他赶紧回来呗。春梅不好意思，说自己不识字，从来没有写过信。堂嫂就热心帮忙，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念给春梅，她羞涩极了。 信寄出后，春梅天天等根儿回信，等了二十多天都没有，整天恍恍惚惚。婆婆说她得了“花痴”，春梅就和婆婆吵架，闹得村里人议论纷纷。 “要说这还没事，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堂嫂说，可熬到割麦时，根儿还没回来，春梅眼瞅着快不行了。又听说前几个月邻村有个小媳妇自杀了，因为她丈夫在外面乱搞，得了性病，把她也传染了，村里人都知道了。结果小媳妇又羞又气，就上了吊。春梅听说这事，疯了一样来找堂嫂，说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学坏了，不敢回来了。 堂嫂说：“根儿在矿上挖煤，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 春梅说：“我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 堂嫂跟她解释不清，就说：“干脆，你去找根儿，现在大矿都有家属区，租个房子也能住下。”春梅一听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 服毒前两天，不知道为啥事，春梅跟婆婆大吵一架，吵完后，春梅去地里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堂嫂看她不对劲，一直悄悄跟着。谁知眨眼不见，她就喝了敌敌畏。 “你说她傻不傻?村里好多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堂嫂说。 春梅死后三天，根儿回来了。春梅娘家哥上去打了根儿几巴掌，根儿直挺挺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他好像始终处于诧异中：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自杀呢? 春梅终于下葬了，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用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到坟上给春梅放鞭炮、烧纸钱，然后又出去打工了。 本文摘编自梁鸿《中国在梁庄》。撰编/本报记者 武云溥 |
当代中国乡村调查忧思
时间:2010-12-17 来源:新京报-阅读周刊 作者:梁鸿、熊培云、贺雪峰、于建嵘 撰编/武云溥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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