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究竟发生了一种怎样的过程，使得这个词在当下被赋予如此向上的力量?

　围观：曾经令人生厌的看客

　　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鲁迅称之为“看客”。人人都熟知鲁迅因为看到中国人围观枪毙犯人的场景而决定弃医从文的故事，“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一段名言已被引用了无数次。对鲁迅而言，冷漠而不是偏见，是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不但几乎和加害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且似乎更该坚拒。一次偶然的“看客”事件，使得鲁迅决心以毕生精力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

　　而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读到哈维尔的这一发问，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德国路德派牧师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的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其实，尼莫勒牧师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人类是一个人类共同体，他人的不幸也就是你的不幸。可以说，“围观”一词所蕴含的局外人姿态，曾经有着诸多的贬义色彩。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

　　旁观者效应：集体冷漠

　　看客也可以称之为“旁观者”，指的是某个事件的观察者，距离此一事件足够近，如果他/她选择介入，就能够以某种方式介入。

　　说到旁观者，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这一心理学现象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个体在有人在场时，出手帮助身处困境者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1964年3月13日，28岁的凯蒂·吉诺维斯下班回家，快到公寓门口时，被一个男人攻击并捅死。从上午3：20到3：50，受害人多次呼救，但公寓附近听到她呼喊的十数人中没有一位报警。这起谋杀是心理学入门书中有关旁观者效应最常引用的例子。它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当年3月27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篇题为《38位谋杀目击者无人报警》的报道，称在长达半个小时的受害者被残害的时间里，38位令人尊敬、遵纪守法的纽约市民，竟然没有一人打电话向警察报警。其中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向记者解释其行为时说：“我不想搅入这件事中。”(后来的一些调查表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有诸多失实的地方，比如目击者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个过程。)

　　《纽约时报》的阿贝·罗森塔尔(后来他做到这家报纸的总编辑)1964年出版了《38位见证人：吉诺维斯案》一书，试图解释这种怪象的成因：“为什么当吉诺维斯小姐遭到袭击时，38位邻居没有拿起电话报警?没人说得清楚。这些目击者本人也说不明白。可以设想，他们的冷漠完全是大都会众生相中的一种。这几乎是一种生存所需的心理：如果一个人周围生活着数百万人，这必定带给他生存上的压力，而防止这些人的侵犯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漠视周围的人群。生活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中，人们对邻居及其困难的漠视是他们条件反射似的思维所致。”

　　这种解释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比布·拉坦和约翰·达利试图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心理实验，他们发现了“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在一个实验中，拉坦和达利让一个学生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假装癫痫病发作。当隔壁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时，听到声音后，他有85%的可能性会冲进这位学生的房间提供帮助。但是，当实验对象觉得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了声音时，他们去帮助这名学生的可能性只有31%。在另一个实验中，如果有人独自看到黑烟从门下冒出，他有75%的可能性要去报警，但如果他与一群人在一起时，去报警的可能性就只有38%。

　　该如何解释这种效应?拉坦和达利认为，首先，其他人的在场造成了责任的扩散。因为还有其他观者，个体不会感受强大的压力去采取行动，因为采取行动的责任由所有在场的人分担了。其次，人们想要以一种正确的、能得到社会承认的方式表现自己。当其他观者没有反应时，个体会将此作为一个信号，认为自己也没必要作出反应，或者认为自己的反应会不妥当。研究者发现，当某个情境具有比较大的模糊性时，观者介入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旁观者效应的存在，表明集体冷漠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当他人迫切需要帮助之时，社会上却存在着一种不作为或者低回应的集体倾向，好像事情根本不曾发生或是慢慢就会过去一样。这种现象侵蚀着人们的行动欲望，消解着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人们积极地把自己同其他人的麻烦隔绝开来，变成旁观者，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目睹权利的受损。

　　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

　　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我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

　　正是这种“网聚”的力量造就了“围观政治”。与心理学实验的个案取向不同，在中国的很多情境中，冷漠不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社会的结构条件有关。无动于衷很可能是支配性的价值与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麻木无情所致。在这个意义上，“围观政治”是目前中国独有的政治景观，如《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2日社论《网络围观中有升级公众参与的机会》所说：“空有雪亮的眼睛，而没有畅快的言说，乃至决议的行动，只能令参与变成静默的大多数。”

　　缘此，网络围观虽然来自隐约萌动的公共参与精神，但它也仅能称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参与，因为它距离共识之上的决策与行动还非常遥远。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低估网络围观的意义，因为它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围观，而是如熊平所说：第一，它与单纯的看客心理不同，表达一种“我在”的立场;第二，它与事不关己不同，表达一种“我知”的诉求;第三，它与暴力革命不同，表达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我能”的博弈。

　　而且，网络围观的深层意义不仅意味着以上的这些表达，还意味着让人们彼此看见的巨大可能性。刘文瑾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见”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见”里面包含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它是见证的力量，记忆的力量，彼此相顾的力量—在汉语中，“让我们彼此看见”就可以表达为：“让我们彼此相顾”。

　　微博的中国意义

　　表达自己和关注他人—这是个人的两种基本需求，也是微博所以风行世界、并将改变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Twitter是所有微博的鼻祖，它的发明者如此深刻地洞察了人的这两种需求，并把它们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微博在中国有什么意义?它是公民新闻的聚集地，有了微博，任何地方的新闻都变成全国的新闻;它是公共话语的策源地，有了微博，中国破天荒地形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全国性的公共领域;它也是公民行动的产生地，有了微博，公民得以团结起来，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中国人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纵观一年多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

　　微博政治挑战了一种简单化然而却广泛流行的假设，即认为公民行动者通过运用社会性媒体可以迅速地形成大规模动员和社会变革。事实上，这些信息分享工具和渠道带来的将是更加微妙的社会进步。渐进政治的主张者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其实，这也说的就是如何从身边的治理做起。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我把这叫做社会变革的“微动力”。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行动者应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一封明信片、一个电话、一条黄丝带、一束鲜花，也能汇成强大的呐喊。

　　最终，艾未未先生的一句话是对的：融化冰川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