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崔永元团队以多年口述历史为素材创作的大型纪录片《我的抗战》在网络上热播，他的口述历史行动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崔永元说自己喜欢本真的历史，而现在的人们更多地在编造和遗忘历史。他所做的口述历史并不是为了颠覆或者改写，而是希望以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直观口述展示多样而丰富的历史原貌，口述历史更不是为了做片子，他期待在未来能建立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和先人温馨对话的机会”。这不仅仅是理想，他们已经在行动。

他似乎在以一人之力完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梦想，但对我们这个信仰历史的民族而言，他事实上也在为我们的未来维护着更丰富的可能。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卓有成效。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什么？困难是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010年10月25日中午。北京西南二环四星饭店鲁弘宾馆五楼标准客房。

81岁的王敏清先生是邓小平生前的保健医生，他已面对镜头做了一个上午的讲述，吃过午饭后正在休息。室内光线昏暗，局促狭小的卫生间亮着灯，已经变成工作室。首席记者刘宇的助手小杨把电脑放在凳子上查找资料，另一位制片的电脑堆在洗漱台上。

下午2点，老人起床，刚才漆黑的房间一下亮起来。背景板、摄像灯、摄像机以及散落在地的电线，构成电视访谈节目的典型拍摄现场。老人显得精神抖擞，自豪和愉快溢于言表。

作为崔永元口述历史采访组第四团队的首席记者，刘宇主要负责外交与社会文化领域。她介绍说，目前的四个小组在内容上各有侧重，每个团队记者、助理、摄像加制片共四人。“采访几乎都是这种景象，工作很辛苦，但非常有意义。”刘宇说得很认真。

理想：口述历史博物馆

口述史学（Oral History）的概念，最初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中国大众熟悉和了解口述历史，最早应该起源于已故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记录的张学良、李宗仁、胡适等人口述历史作品。近年来，以口述历史为主体的大陆出版物也日渐增多，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堪称经典。在影像表达方面，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一档节目也专门以《口述历史》命名。

作为后来者，崔永元所做的口述历史散见于系列电视节目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的祖国》。但这仅仅是这些年崔永元做口述历史很小的一部分，在其身后，是一个积累了八年之久的影像资料库。在《我的抗战》对外宣传中，崔永元称，他们已经采访了3500个人，收集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200万分钟。纪录影像也超过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超过了300万张。他反复强调，现在的片子都是咬着牙剪的。这意味着太多的内容难以取舍，太多的声音尚未呈现。

这一切积累，最早都源于《电影传奇》。《电影传奇》来自崔永元对电影的酷爱与梦想。从2004年到2009年的五年半时间里，它以纪录片的形式回顾了中国电影的整个发展历史，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老电影人口述与回顾。原本他们是想做一部电影艺术史，而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使得这些讲述变成了与广阔的社会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历史，而这诸多的政治历史中涵盖了个人的情感和思考、时代的理想与背影。

不论是崔永元还是首席记者赵一工，都意识到口述历史不仅仅是表现纪录片内容的一个手段，它更有可能独立成篇：个体可以成为历史的横截面，一个人同样也是一个传奇。如今，《电影传奇》作为节目已经完成使命，但作为崔永元的一项事业和旨趣，《电影传奇》博物馆在怀柔的新新小镇落成，只要提前预约，博物馆会安排讲解。那里不仅能看到小崔个人的电影藏品，还是看电影、喝茶、聊天的文化休闲场所，用一个时髦的词来形容，是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典型案例。

2005年崔永元发起了大型电视行动《我的长征》，他与主力团队行走长征路同时，另一只行动队在寻访老红军，并沿途开展助学、修建红军墓等公益活动。在寻访老红军的过程中，一段有关长征的口述历史真实地展开，共拍摄到103位老红军口述当年历史的影像资料。次年，他们中的一半人相继辞世。

做一个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念头，最早来自于崔永元在国外访问时的触动。2002年他访问日本NHK电视台时，对这个公共电视台保存和提取资料的能力感到惊讶，在那里，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张学良的详尽影像记录。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他同样发现了保存中国文献和口述历史的完整资料。这两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

事实上，对待历史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国家对于现在的看法和态度。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直强调“以史为鉴”的国家，忘记又意味着怎样的损失？如果要记起，那应该记住的又是什么？

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崔永元做口述历史的影像志超出了任何一个栏目的框架，超越了对一人一事的观察；口述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更是初具规模的行动和他未来的事业。建立一座内容丰富而充实的口述历史博物馆，才是他最为真实的愿望。

值得说明的是，做口述历史本身并不是崔永元作为央视主持人工作的一部分。他清楚这一行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也曾建议过更有经济实力的机构关注此事，但由于投入极大而收益很难，因而应者寥寥。于是，崔永元2008年注册了“清澈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始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口述历史团队建设与采访实践，用他的话说是“不花国家一分钱”。如此大规模的以影像的方式梳理中国百年历史的大事件，关注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变化，关注变化中的个人命运——而这完全依赖于社会资本的独立运营。

崔永元明白，这项事业的公益性较强，指望赚钱并不现实。但由于规模性的整理和独特的史料价值，这些口述历史的影像资料已经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关注。

行动：拼图式推进

若非《我的抗战》对外宣传的需要，崔永元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频繁见诸媒体，“目前更需要去踏踏实实地做，因为那些口述历史的老人随时可能离开。”

这个团队追踪的是一段怎样的历史？由谁来讲述？他表达的又是怎样的声音？

答案仿佛一个巨大的历史拼图：“关注过去一百年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寻访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首席记者张钧说。目前，崔永元的团队以四位记者为首，形成了中国电影、中国百年战争、共和国发展史、外交与社会文化史四个口述历史采访团队。

如此大的寻访范围和影像记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从现实途径来说，官方组织部、统战部、民间组织比如黄埔军校同学会，以及老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介绍，是较为有效的途径，但翔实的资料需要记者们自己的了解和探访。

原《京华时报》资深法政记者郭晓明，出于对历史的巨大兴趣，于2008年6月加入崔永元团队。他说，最初的设想是做教育，因为他对民国时代教育界的名士风范甚为推崇，但由于时间久远、先人早逝，对其后代的访问已经不能精准地传达一代学人的精神魅力，于是战争进入了他的视线。战争系列包括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越自卫还击战，其时间脉络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以战争亲历者和当事人为采访对象，但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每个受访者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又独自成篇，用崔永元的话来说，“能挖的都挖干净。”目前为止，郭晓明已经完成200多位老人的访问，年龄都在85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104岁老人陈锐霆，开国中将百岁老人曾思玉也接受了访问。

作为《电影传奇》的主力记者，赵一工最早介入口述历史的工作。从梳理中国第一部电影开始，他先后采访过1000多位老人。目前《电影传奇》博物馆储备了3万多分钟的采访资料，口述历史从电影艺术到政治与社会的转向，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1960年代后期出生的张钧，此前是自由撰稿人，寻访过100多位战争亲历者。“有一天小崔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列了12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共和国发展中重要的见证人，但作为主张与见解的异己者，已淡出历史保持沉默。”于是，张钧以共和国运动史为线索展开了工作。

刘宇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同时具有世界史和新闻学双重教育背景。她最早于《我的长征》途中开始寻访老红军，后来负责共和国外交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采访，先后关注了共和国外交史、中国早期留苏人员口述史、中国核工业口述史、中国海军口述史、西南联大口述史等等。

他们不是重装部队，更像是一支轻骑兵。但这支轻骑兵完成工作的规模和数量已经令人瞩目。崔永元一直要求大家，不仅要专注于对本领域内容的完全开掘，对老人们的采访还要延伸到建国以后其经历的全部历史中。

“这就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老人们年事已高，需要尽快找到尽快采访，延伸到建国以后的历史讲述无疑增加了在每个人身上工作的时间，这意味着在人数总量上不会进展得像原来那么快。很多老人在接受采访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这是非常现实的矛盾。”郭晓明说。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一个寻访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行动一直在持续。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

难题：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对于大部分的受访老人来说，面对镜头讲述亲身体验的重大事件都是头一回。但是否参与这一讲述，想法各有不同。张钧承认：“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的拒绝，无法理解在经历了漫长的运动和斗争之后，他们对于历史和当下的理解是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本身具有想表达的愿望。”

梅娘是上世纪30年代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在当时的文学界素有“南玲北梅”之称。而当张钧找到90多岁的梅娘时，老人独自深居简出，对于叙述历史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她的经历很有传奇性，也因此具有唯一性，应该说是口述历史非常合适的采访对象。”为了获得老人的认同，送花、看望、闲聊是经常的工作，“取得信任很重要。”张钧甚至联络了梅娘远在美国的女儿进行说服工作。有一天，老人终于开口，娓娓讲起20年代她所出生和成长的东北大家庭，这项工作才慢慢得以展开。在此过程中老人生病、出国反复多次，张钧经历两年多十余次的拍摄，才完成对梅娘的访问。这种情况是记者们面对的常态，出于身体与情绪原因，老人们很少能连续拍摄，因此，完成一位老人的口述历史一般至少要完整的十天时间，倘若需要拉开战线、反复沟通，时间就更加说不准了。

刘宇负责的访问以老首长和老干部居多，取得他们的信任和认同并不容易。因此在她看来，真诚是第一要素。没有国家电视台的背景，也没有重要人士的引荐，年轻的刘宇却认为，他们做的这件事情首先是能够获得受访者认同的。“与老人接触，需要的是真诚，他才会觉得你关注他理解他，从而愿意与之分享自己的人生。”在采访之后，刘宇有时还会收到老人打来的电话询问近况，这是令她非常快乐的事情。“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真诚和信任，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怎么会把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告诉你。”也正是因为获得与老人谈话的机会非常珍贵，刘宇的每一次对话都是在很大的压力下完成的，“采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对这些高龄老人来说，二次采访几乎没有可能。”

郭晓明的体会则是“耐心”。口述历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你问我答，而是面对老人的专注倾听。提问要少而精炼。其实，主打影像口述历史的栏目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并不罕见，但大多是主题先行，当事人的口述只为完成节目中特定内容的需要。法政记者出身的郭晓明，本能地对话题充满兴趣并极具好奇心，喜欢提问的职业习惯总在影响着他对老人的倾听。在多次采访之后，郭晓明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八旬以上的老人，中途的提问有时会打断老人自然的逻辑而使其前功尽弃。对历史往事的追溯并不体现在追问的价值上。“你面对他，要专注地面对，看着他，仔细听，偶尔记下一些东西。老人的倾诉是针对你的，你的额外动作可能会使他的眼神失去了焦点。事实上，在对话的语境中，老人拥有时间和记忆，但并不是强势一方。”

突破：倾听个体的声音

事实上，这些老人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生活中很少受到关注，那些战火硝烟中的历史几乎无人提及。一旦有人去打开那段历史的闸门，倾泻而出的内容往往超越了倾听者的想象。这就是历史本来的面貌。

“口述历史就是倾听，好好地听，尽量少提问题。让对方按照他的逻辑和思路顺畅地去讲，你对对方最好的激励是什么？是你的身体语言，你尽量要前倾，你要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在接受其他媒体记者采访时，崔永元曾这样表达自己对口述历史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语境消解了价值预设和主题构建，从而超越了以电视播出为功利目的的采访，给了老人巨大的话语空间。“小崔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听老人讲，我们也给老人一个机会，耐心地听老人讲。每个老人都积累了一生的经验。这是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在短暂的一两个小时内无法完成的。”郭晓明说。

倘若面对新闻事件，训练有素的记者可以轻易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尽可能地呈现事实本身多个侧面。但是，面对个人口述历史应该呈现怎样的态度？虽然崔永元说把解释的权力交给观众，交给那些未来能够倾听并看到的人，但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张钧承认，鉴别真伪并不容易。一方面，每个人在讲述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心态。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他们很可能是唯一的事实见证者，也许会有个人的夸张和赞美，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对当下政治正确的担忧而回避若干事实。这就要求记者在工作进程中不停地补充资料，以保持在重要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对失实是否能够辨别？该如何处理？张钧解释说，从技术角度来看，采访前充分的资料阅读能够保证判断基本事实，出现歧异的时候需要适当的追问，但从态度上来讲，应当尊重老人们的陈述。“从语调、语态以及面部状态来说，有些言外之意是值得推敲的。影像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把这些细节真实地记录下来。现在主要是收集资料，未来会有对这些资料的甄别和判断工作，也会加以特别的注释。”

作为对往昔历史的一种呈现，崔永元团队如此规模的拍摄口述历史，一方面会对各研究领域形成资料补充，并在资料的相互印证中完备历史的真实——这是一种学术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个人感受中去体验和了解历史。

细节性、口述者身份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是口述历史最值得关注的价值。也是因为这些特性，口述者身上的历史密码获得了解析，历史在宏观叙事下得到了感性的补充和个体的解读，个人在集体叙事中也有了表达和发声的空间。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特纵工兵二团某连指导员的方远老人，陈述了淮海战役中这样一个细节：国民党军队用烟雾弹作掩护撤退，解放军战士的双眼被烟雾熏得睁不开，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但为了防止目标逃离，大家就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条，勒住上眼皮，任由眼泪哗哗淌下来。国家历史博物馆介绍这场战役时，展示了当时解放军使用的防毒面具，但事实上这并不存在。方远老人还谈起了对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的看法，他说，电影里谷子地没有撤退是因为上级有命令，其实这是现代人的想法。那时共产党的军队坚守阵地多数是自愿，为谁打仗、为谁作战的问题，共产党的军队很清楚，因此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精神。这和国民党为了吃饭和生存而加入战斗是完全不同的。

崔永元曾笑称，如果能拍下孔子，也就没有于丹了。崔氏幽默直观地道出了口述历史的影像记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在他和他的团队的记录中，观念不再先行，价值判断不再引领，尊重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体验与情感，以心灵书写的方式照亮历史进程中的事件及人物。重温历史，可以让人经历伟大而倍感自豪，也能让人自感渺小而心怀谦卑。相对于国家层面的宏大历史叙事来说，他们并非改写，也不是颠覆，而只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期待这座口述历史博物馆的建成，虽然中间还有很长路程要走。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采访手记

这些历史回忆是属于个人的，在它们传布到社会之前，最先深受影响的，也必然是小崔和他的采访团队。聆听者用他们年轻的心去感受沧桑。从第一位口述者开始，穿越时光的对话就真实地发生了。

张钧说，现在也许不是最好的年代，但我庆幸自己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不必使生离死别成为日常的生活，不必在背叛和忠诚之间做决裂一般的选择，不必时时面对人性的考验。“在这种对照中，不要对真相抱有太多的期待。”

这项工作也让郭晓明对当下和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光荣和伟大是容易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但其实历史也存在相反的一面。在听老人的口述中，你才真实地体会到，除了那些高尚的词汇，也有着平淡和世俗的人生。”

“别人都认为我超越了我现在的年龄。”1977年出生的刘宇认为与老人的交谈让自己沉静、成熟并且宽容。“最让我震动的是那个年代普遍具有的忘我激情和无私精神，这是当今时代的缺憾，也是纪录的价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