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仍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而人们对民营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测，却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感所笼罩。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国进民退”开始成为公共讨论中常见的话题，关于民营经济的未来，也是令人悲观与乐观的迹象交织在一起出现。11月11日，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成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0年年度高峰论坛上的主题。

　　会议一开幕，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便打趣说，在这个“光棍节”里，民营企业也有一种无所依托的孤独感，很多民营企业家觉得国有企业在政策上获得了国家越来越多的优惠和倾斜，而自身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张力奋说，在这个“光棍节”里，民企也需要找到一个好对象，那就是一种能确保民企合法和持续增长的制度。

　　单从数字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可谓相当健旺。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从1979年的1%，提高到了目前的60%以上，还创造了超过50%的财政收入以及80%的就业机会。传统的政治教科书中说，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是“有益的补充”，但企业家马云近期则风趣地说，现在国有经济才是国民经济的“补充”。

　　但在一个政府长期主导、控制经济的国家里，民营企业的身份焦虑与不安依然存在。甚至细究起来，这个词本身也似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称呼。青云创投总裁叶东一针见血地说，他不知道“民营企业”如何翻译成外语。在西方，不加限定的“企业”，通常是指私有企业，只有在中国，民企才变成国企的“小弟”和一种后来者。

　　在很多时候，对于民企的讨论变成了一个沉重话题。在复旦大学教授韦森看来，最值得担心的事情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维持当前的规模，而是民营企业投资的衰竭，而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包括大量民企将资产现金化。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为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诸多建议，包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认为民企可以对此发挥重要作用。但韦森对此观点加了一个限定，就是一切都必须以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前提，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和中国的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目前的体制是各级政府官员及国有企业的高管，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控制经济的体制，这个体制目前证明是有效的，但未来经济增长不能依靠这样的模式。”韦森以尖锐的方式表明他的观点。他担心，如果中国不能走向和谐、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国内紧张加剧，缺乏安全感的民企可能将资金向国外转移。

　　不过与他相比，长期关注民营经济的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更加直言不讳。他认为，现在国有企业“上下游通吃”，无边界地扩张，侵占了民间资本。“我可以断言，房地产价格之所以炒高，国有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他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地方政府由于欠债太多，只好卖地，从而形成了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三者的利益共同体。

　　保育钧认为，国有企业就是要提供公共产品，成为完成政府职能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是私营企业难以从事的、可能会遭遇损失的公共型产业，由国有经济来做。但现在国企则是与民企争利，不为民企腾出发展空间。

　　民企遭遇的“玻璃门”问题，也成为会上讨论的重点话题。“玻璃门”是指民企在政策、资源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的种种限制。

　　复旦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孙霈认为，一定的利益集团在阻止民企进入“玻璃门”，通常是中央部委经改组后形成的垄断性央企。虽然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但局面似乎没有多大改善，壁垒依然存在，而且一些政府阳奉阴违。“我判断就算是细则出来了，也未必会打破‘玻璃门’”，孙霈悲观地说。

　　保育钧则指出，比“玻璃门”更厉害的是“弹簧门”，先允许进入，然后再弹出去。他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煤矿，当时很多并非民间资本主动进入，而是招商引资的结果，但一旦煤炭事故频发，便有政府归罪民企，接下来由行政权主导的重组，更是严重侵害民间投资者权益，也是政府信用严重透支，失去投资者信任。

　　“不要指望哪天‘皇恩浩荡’，放你进入‘玻璃门’”，华兴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包凡说。与会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企可以采取的策略不是和国企对抗，因为“一对抗死得更快”（保育钧语），而是先和国企合作，逐渐争取平起平坐的地位，同时不要单枪匹马，尽量形成自己的组织和协会，通过合法渠道反映自身诉求。

　　这看起来是一种绝望之下的无奈之举，但会议并没有只是传递悲观的信息。相反，不少企业家仍相信民企可以迎来比较光明的未来。从事清洁技术基金管理的叶东说，大量民企已经先国企一步，进入了清洁能源行业，民企将在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占据重要位置，未来十年民企将在这些方面独领风骚。他表示，他的投资标准是永远只投民企，不投国企。

　　或许民企可以另辟蹊径，冲开各种显性或隐性的限制，开辟自身的快速发展通道，而其中一条道路是很多民企都想到并已经尝试的，那就是海外投资与并购。沃尔夫说，英国及世界的历史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私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在未来十年值得关注，中国也可能涌现像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

　　在海外并购方面取得里程碑式成就的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在会上亲身讲述了他的经验。在回答听众提问时，李书福一如既往地坦诚实在，他称能成功收购沃尔沃的最关键原因就是人性化，最终沃尔沃的价值理念和欧洲成熟的商业文明，并遵守法律、保持友善和诚信。

　　在吉利收购沃尔沃前，一向苛刻的瑞典工会对李书福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并对收购决定投了赞成票。张力奋在会议的最后总结中说，吉利的成功说明，民企还是需要一种坦率和本真的精神，争取市场的信任和接纳。

　　或许，在各种制度性障碍暂时难以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回归本真的市场精神，一丝不苟地提供产品和服务，争取消费者的认可与悦纳，是民企在一个不公平的竞技场上发挥自身高效优势，战胜对手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