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陕西渭南相关部门定性为“非法出版物”并为此将作者谢朝平拘留30天的《大迁徙》，也许是唯一一本记录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50年来整段历史的书籍。

　　“如果不是在网上看到新闻后，找到书籍有关内容来看，我还真对三门峡移民是咋回事一无所知。”一名在渭南土生土长的市民告诉记者。

　　书中所记载的三门峡移民们，就生活在离渭南市区数十公里处的渭河、黄河夹角地带，或者更远一些，海拔数百米以上的渭北平原灌区和山脚旱塬。这60万人的半个世纪的迁徙故事，除了极少数出版物提及，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渭南市移民开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对记者说谢朝平的写作对于移民的意义：“他们受了这么多罪，怎么说也要记下来，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后人要知道。”

　　放逐戈壁

　　1956年到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他们偷渡黄河，或从“北路”逃亡，冒死穿过沙漠，取道山西回家

　　华阴县华西镇的陈思忠已经72岁了，1956年，三门峡工程移民开始，18岁的他随家人离开渭水边的家，前往宁夏永宁县的平吉堡，“西边是贺兰山，没有地，全是石头。”

　　搬迁前的生活，在之后30年的饥饿困窘、颠沛流离中，在回忆中不断被添加玫瑰色的光环。譬如，许多家庭都是“三十亩地一头牛”，生活相当惬意。《大荔县志》记载，当年，大荔、朝邑(后并入大荔县)两县移民23629户，107827人，仅水库淹没的耕地就达649784亩，可以推知，当年的移民至少人均有6亩耕地，户均应有二三十亩。朝邑滩和华阴滩被称为关中“白菜心”，地多，且肥美，农民不怕黄河、渭河与洛河涨水，水不成灾，反而给土地增加肥力，“种啥长啥”。

　　陈思忠说，在去宁夏之前，他家算是小康，加上国家折算的房子差价，怀里揣着3万元存款，这在当年从渭河、黄河滩迁移的关中农民里，并不是绝无仅有。不少移民回忆，搬迁之前，农业合作社的分配，一个劳动日(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完成劳动的量)有一两元到8元，而一些青壮年劳力一年下来能拿到三四百个劳动日，收入能达2000元，而当时的国家干部工资仅为每月数十元，只有关中农民收入的1/4-1/5。陈思忠他们的星火高级社，一个劳动日分7元。在大荔，至今仍流传着女干部李英放弃城镇户口和工作，嫁到黄河滩的农家做农户的故事。

　　干部不见得人人买得起自行车，但这对关中农民并非稀罕物，进口的“菊花”、“富士”自行车，多是农民们骑进城的。陈思忠骑的是日本进口的名牌“僧帽”自行车，三四百元一辆，车标是英文字母“M”。

　　“一家迁，万家安”，这是所有经历过搬迁的移民在开始叙述往事时，异口同声说出的口号。“圣人出，黄河清”是当时的梦想，三门峡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更有着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国家对住房、迁墓等作价进行了补偿，但对于淹没的土地没有给补偿，当时的人均补偿预算是600-800元，实际搬迁时陕西的人均数是422元。

　　当时，前后迁移到甘肃、宁夏部分地区(当时全部属于甘肃省)和渭北地区的移民为近20万人，1960年水库蓄水之后，又后靠迁移8万多人；1992年移民已经繁衍至45万人，现在则已经近60万人。

　　上世纪80年代的华阴市政法委书记李集新，当年被派到移民乡西阳乡任党委书记，他的工作就是动员搬迁。“主要是从全国大局观念出发，‘(思想)不通不行，不走不停’，必须要去。”他对自己的工作成果颇为满意，因为没有像其他乡一样，用强制手段，大家思想“通”了。

　　“可惜我没有到宁夏去。”采访中，李集新对南都记者沉吟，“后来才知道不是人呆的地方，生活的基础都不具备，三门峡库区的移民付出了沉重代价。”

　　华阴县(1991年撤县改市)高家村的董百祥生于1934年，他是1956年迁往宁夏的“先遣队员”。这些政治上要求上进、踊跃报名的后生组成的先遣队，被卡车运到平吉堡。等他回去将新婚妻子接来时，因为迁移规模压缩，又搬到了黄河东边的陶乐县。

　　陶乐县当地人的说法，是一年一场风，年头到年终。“满天黄沙刮得，一个大土包子一眨眼就飞到另一边去了。”住的是土坯房，四家一间房，两家睡一个炕。这个“安置区”，经常播下种子，几十天不发芽，却被老鼠吃光；关中的秦川牛不服水土，相继死去；唯一能种的庄稼是糜子——一种粗粮。

　　教育医疗条件也远远不如关中。董百祥21岁的年轻妻子病死于大炼钢铁，当时，每人每月定量只有7斤糜子，家里没吃的，他从关中搬来的七尺大柜子跟当地人换了胡萝卜。孤身一人的他决定逃回陕西。逃跑不是新闻。据朝邑1956年9月“部分移民返朝情况”报称：该县首批迁宁夏陶乐县移民800人，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外，101人“现无下落”；其余439人，“有的情绪不安，时有回朝想法。”

　　正常返陕路线，必须东渡黄河，当时凡渡河、乘车(包括火车、汽车)必须持“移民通行证”，没有“移民通行证”，便只能偷渡黄河。1959年1月，先遣队员董百祥从黄河上没有完全解冻的冰桥上逃到对岸，流浪数年后，孤身一人的董倒插门到老家附近做了女婿。

　　有些人不过黄河渡口，就要从“北路”逃亡，冒死穿越毛乌素沙漠，进入山西，再从潼关入陕。而当时的宁夏石嘴山煤矿，“潜伏”着大量从宁夏逃亡的关中移民，也时常有干部前来“寻人”。

　　据《华阴县志》记载，1956年到1958年，移民自行返库从未间断。

　　故土易主

　　三门峡库区65万亩土地重新裸露，就在移民们在逃亡路上茫然徘徊时，他们的家园却陆续迎来新的“垦荒者”

　　1962年夏，移民们的大规模逃亡返库和上访，终于走到终点：陕西、宁夏两省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搬到宁夏，再搬回陕西，很多家庭人口已在饥荒中少了一半。

　　回迁和较晚搬迁的移民，多数被再次安置在渭北旱塬地区、平原灌区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和富平等县。这里虽然不至于要在戈壁滩上刨食，但河滩上来的移民们仍要面对严峻的问题：缺水、水质盐碱重、含氟高。华阴县华西镇的张吉生还记得，自己曾代表回迁移民到富平去考察安置地点：“生活习惯跟关中基本一样，但吃水艰难，两桶水三元钱。”渭北的社队，一个劳动日只有几分钱到几毛钱，分粮食还扣工分。

　　而此时，故乡的宏大水利工程三门峡，在投入运行后一再被修改。蓄水之后一年多，库区迅速淤积了19亿吨泥沙，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库容——如此运行下去，水库将在四五年内被填满。潼关河床被推高4.5米，渭河入黄河口形成“拦门沙”，严重威胁到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安全。国务院因此决定改变水库运用方式，1962年到1969年期间，水库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逐年改建、库区蓄水面积大大缩小，65万亩土地重新裸露，旱塬地区的移民纷纷回库区耕种。

　　就在移民们在安置区为生存挣扎、在逃亡路上茫然徘徊时，他们抛下的家园却陆续迎来新的“垦荒者”。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单位的干部吃不饱，许多单位便到改变蓄水计划、土地“无主”的库区“拓荒”，办起了许多小农场。库区周围的社队也开始蚕食部分库区土地。在“大办农业”的号召下，大大小小的知识青年“垦荒队”也进驻库区，建起农场。在其最鼎盛时期，库区有50多万亩土地隶属于209个单位，绝大多数是国有性质的企事业单位。而在“文革”开始后，三门峡库区的“蛮荒”进入部队后勤部门视野。于是，六十多万亩的土地，又进驻了不同军区、不同番号的军方单位，形成今天仍然存在的各个部队农场、靶场和兵器试验场。

　　这数十万亩耕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从移民手里转移。后来的“移民司令”王福义曾经说：“实质问题不是移民种了农场的地，而是国有并吞了集体所有制。”这次悄无声息的产权转换，为之后40年的土地纠纷埋下伏笔。

　　广袤的华阴滩和朝邑滩，仍然留有不少空地。安置地在一两天即可往返的省内，移民更加频繁和急切地返库耕种。如1974年干旱少雨，就发生了大规模返库潮。在河滩搭起庵棚，抢种土地。这样的行动，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

　　地方史志上记载：1981年移民返库两次，计500多人；1982年1000多人次；1983年两次，2000多人次。而移民们表示，实际人数数倍于此。

　　1983年清明节前后，数千名移民在华阴人刘怀荣的带领下，以“清明返里祭祖”之名返回库区耕种。

　　1984年，移民成立了“返库种地生产自救指挥部”。移民中的“四大司令”各据一方——王福义是沙苑滩和蒲城县的移民“头家”，朝邑滩的是陈文山、苗福群，华阴滩的是刘怀荣。其中，“司令”陈文山是当年积极响应号召，带领乡亲迁移的人民公社初级社主任——生活过得不差的他，以这种方式，纠正自己的“历史错误”。这次返库分工组织严密，通讯系统发达，并且，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农场房屋，还规划街道，分配宅基，打井垒墙，分田到户……局势越发无法收拾，返库移民与农场的知青、农工争地、斗殴时有发生。

　　回到库区

　　等到真有政策时，许多闹了多年返库的移民却最终没能回来。他们搬过很多次家，很多人已经没有能力再迁了

　　陕西省内发生的“战争”，却远非陕西省能解决。终于，1984年11月，中央联合调查组来了，调查组的组长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孙岳。

　　尽管陕西方面做了周密安排，移民们仍然是对调查组如影随形，眼巴巴地请求“到我们村也看看”。组长孙岳对移民相当随和，细心倾听，甚至还会尝尝移民的糠菜团子。一天，在村口，孙岳对着全村移民，双手抱拳作揖，声音哽咽道：“政府对不起你们……”而在座谈会上，他哭了，“国家确实没把移民安排好……”

　　后来，在联合调查组的报告中称：“移民要求返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安置区比库区生产条件差，生活有困难，安置区的现状和当初政府许诺‘移民迁移后，每年的生产收入不低于其在库区的水平’相距甚远……”

　　1985年5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中办发【1985】29号文件签发了《关于陕西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这个被移民称为“移民大法”的历史性文件，核心内容是从库区国有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8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产、生活特别困难的15万移民返库。在这个文件下发之后三个月，部队和国有农场的主管部门相继与各级政府签订了划交土地的协议文件。

　　等到真有政策，许多闹了多年返库的移民却最终没能回来。

　　曾写作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的陕西作家冷梦告诉南都记者：“那时候很多移民家庭已经搬过两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家，很多人没有能力再迁了。农民搬家跟城里人不一样，很多东西附着在土地上，是搬不走的。”

　　李集新对南都记者解释，当时，移民安置基本上要往黄河滩地上靠，有水患之虞；此外，“当时中央的政策是自拆、自迁、自建，不给移民个人任何补助，地方政府也没有方便安置的措施，回来的人住庵棚，生活非常艰苦，华阴当时报名4万人，可后来1万多都不来了。”

　　“预留土地”之迷惑

　　即使按官方资料，安置返库移民的土地也至少有13万亩剩余，这“预留土地”是留给谁的？却一直没有答案

　　对于渭南三门峡库区移民1985年前的历史，渭南，乃至陕西省官方，跟民间的认识并没有太大分歧。冷梦曾经在1996年出版了这个题材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记录了陕西的三门峡水库移民颠沛流离、陷于贫困的近四十年。而在谢朝平的《大迁徙》前半部分，则多处引用冷梦书中的资料。

　　“我当时写作，着眼点是农民失去土地。三门峡水库的决策，违背了自然科学。这么多移民，几十万人失去了家园，改变了命运，这在中国都是比较严重的。”冷梦告诉南都记者，对于她这个采访和写作角度，当时陕西省水利、移民系统的负责人能够认同，并给予了资料和采访上的协助，她的采访也有省市官员陪同。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全国大奖。

　　前陕西省库区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姚少华还在他的学习体会中提到：“我省四大才女之一的冷梦女士写的《黄河大移民》就是写三门峡移民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后的艰难历程、苦难史。看这篇报告文学，催人泪下。”

　　在数年前的采访中，渭南市宣传部某负责人及一些部门的官员曾经对南都记者提起此事，他们对移民历史的看法，与谢朝平书中的立场几乎一致——错误的、政治冒进式的工程决策，导致水土丰美、农家富足、农业发达“关中白菜心”的沉沦，也导致了渭南市境内经济落后和水患频发。

　　很显然，谢朝平的“错误”，在于《大迁徙》的后半部，描述了返库移民们在1985年以后，尤其是1995年后的生活。

　　“以前想回来不能回，现在国家给政策了，该抓紧劳动搞生产了。”华阴市北社乡村民张应龙说。在移民们的回忆中，一直到1995年左右，他们都处于忙于重建故园的艰苦，这一段时间，是库区的平静期。

　　《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和扶贫攻坚规划1998-2000》曾给出一组数据：到1993年为止，返回库区的22.72万三门峡移民(陕西约占半数)，年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有4.18万；200元到县平均收入的，13.78万；只有1/5的收入在县平均以上。从1996年开始，渭南市移民局干部李万明的持续举报，加上移民对自身处境的不满，让库区的“移民预留土地”问题浮出水面。

　　当初，国家规定，移交30万亩土地安置15万移民，但是，在此后省、市各级的文件资料中，返库移民的数字几乎没有统一过。当时整理《渭南移民志》书稿的李万明坚称返库移民为68950人，而其上司、渭南市前移民办(现为移民局)主任程远要求他将数字在《渭南移民志》里处理为73965人，而陕西省前移民办主任姚少华，则在一份2006年的内部培训交流材料《学习国务院17号文件的认识和体会》中，表示陕西省的实际控制人数为93588人。

　　移民代表们则认为实际返迁人数不超过8万，而且里面还包括大量通过“买户口”入库的“非移民”。李集新告诉南都记者，“华阴的回迁移民中有一部分，最低限度有两千人，是山区人想办法花钱活动，来充当移民。他们山区地薄，肥土易流失，耕作不便，而库区的土地肥力有保证。”据称，买一个移民户口，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张应龙曾经亲自查过村里的人，他所在的北社乡北社村就至少有五六十名“非移民”。

　　官方资料表明，渭南市接收部队和国营农场土地31.2万亩，其中耕地25万亩。即便确实返迁移民为93588人，按照国家规定的人均分配2亩土地，土地至少有13万多亩左右剩余。这部分土地，在渭南市历年的多份文件中，被称为“预留土地”。“移民人数早已经不增加了，这‘预留土地’算给谁预留的？”移民们的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答案。

　　事实上，移民们并未按国家政策分足2亩土地，加上人口增加，人均耕地越来越紧张。华阴县北社乡新姚村的一份登记表格表明，移民家庭人均土地多为1.2到1.5亩，甚至很多人家只有0.5亩左右。而在大荔县，移民们分到的土地有相当一部分的沙碱地，生产效益差。而大荔移办发(1985)012号文件，详述了各农场欠交土地共6000余亩，而接回的土地中，土质好的只占20.6%，中等地42.9%，而碱化地、荒地、积水地、河崩地等差等级的地则占了36.5%。

　　新“地主”

　　预留土地多掌握在相关利益者手中，非移民和党政干部大量承包、变相承包，层层转包给移民后价格翻了几倍

　　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种地面积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收益的多少，预留土地的发包问题成为农民最关心的问题。然而二十年来，普通农户几乎没有机会从政府部门“一手”承包预留土地，土地多掌握在各级干部和相关利益者手中，想包地的农民，只能包到转手二道、三道的地，承包费已经翻了三四倍。如最近政府发包地的价格是每亩每年120元左右，而转包价则已经是400元上下。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库区的军队和国营农场，这些空无一人的农场，全靠外包土地盈利，但土地一样经过层层转手。一些有资本的外乡人和公司，也进入这个低价承包、高价转租的食利群体。

　　土地问题，直接导致库区又推出一批“移民代表”。2000年以后，他们不断赴京上访。

　　不同乡镇的移民代表，反映的问题各有侧重。但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要求移民预留土地的发包公平透明，相关资金使用规范。

　　除此之外，1996年以后，国家拨给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安居工程款(每家5000元)，在库区各地，都有移民反映，享受到的村民不到三分之一，而不同批次的村民享受到的数额不同，第一批为4600元，第二批为3000多元，而第三批只有1000元；甚至有干部一家享受20份、共10万元安居款的怪事。

历年来国家和省里对移民的救灾款和扶贫补助款，如2003年大水之后，国家民政部对泄洪区的补助款1737万元，移民的反映是“分文未见”。

　　至于渭南市移民局资金的使用乱象更是不胜枚举，如李万明历年举报的移民专项资金被挪用问题，没有任何下文。渭南市的检察系统曾经在1995年左右试图调查渭南市移民局，但知情人表示，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立案。

　　类似暗箱操作、虚报冒领、挤占挪用之类的问题，也在多份政府文件中承认过。在库区，类似事件引起的上访从未止息。

　　渭南官方并非从来坐视不管。陕西省粮食局副局长岳万民曾经在2000年到2006年任渭南市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市长，大荔移民代表侯焕成对其评价颇好。侯回忆，2005年6月，到渭南市信访部门上访的大荔移民被带到岳面前。“他车已经发动，要去开会，见我们来了，停车说只能跟我们说半小时，后来说了一个小时，还约好尽快来县上谈——三天以后就来了。”

　　岳万民回忆中三天后的见面则一脸哭笑不得——约好派代表谈的移民最后还是人山人海，“他们倒好，分批说完分批吃饭，我饿了一整天。”这次见面，移民颇感振奋，因为一个月之后，市上就相继下发两个文件，雷厉风行，要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

　　而岳万民则对南都记者表示，移民问题“方方面面的格局太复杂了”，事实并不像移民想象的那样，跟市领导谈了文件就下来，“那两个文件出台前酝酿了一年。”

　　当时出台的“渭政办发【2005】97号文件”是《渭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解决移民反映问题的意见》，文件中提出，库区预留土地的管理和承包、安居工程扶持款的使用和乡村财务管理和非移民金库等问题成为引发移民多次上京进省越级上访的原因。这份文件要求对预留土地进行清丈，清理机关干部承包土地的问题，要求限期退还，并对拒不退出和倒手转包进行清查处理。还要对预留土地承包费使用上胡支乱花的问题进行审计清理。解决安居工程建房中群众反映的干部虚报冒领、报多领少等问题。文件中下达了很具体的工作责任。

　　而在一周后印发的另一份文件“渭市纪发【2005】13号文件”《关于全面清理党政干部参与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预留土地承包问题的通知》，指出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预留土地和库区经济开发基金的管理，存在一些问题。非移民和党政干部大量承包和变相承包、转包库区预留土地；二是部分干部以私谋地，优亲厚友，低价承包和加价转包与民争利；三是承包资金管理不严，存在胡乱支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三县、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程度地损害了移民利益，引起移民不满集体上访”，要求一律将干部承包、压价承包和倒手转包的土地9月20日之前交回原发包乡镇和村组。

　　清丈土地的工作在当年八九月进行，并请移民代表参与。侯焕成参与其间。仅大荔县就清查出预留土地6万亩，而只对市上上报3万亩。

　　岳万民对南都记者坦承，回收预留土地的工作执行下来“不顺利”，但掣肘的原因，他说并不是因为基层干部参与了承包。“他们承包出去签了20年合同，种了冬枣，他们收人家承包费是一次性收的，人家搞了很多投资，怎么处理？”

　　“我曾经跟移民局说，你不要收钱了，让下面工作也好做一点。”岳万民表示，预留土地是下面层层分管，地权属于市上，下面县乡、各单位代管。但这笔外包土地收入如何运用，岳表示，因离开岗位太久，细节记不清楚了。

　　到现在，这仍然是移民向上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搞过几次丈量清查，但都没结果。”李集新指出，华阴就有某些乡镇干部握有好多预留土地，用于高价发包，“我也想帮助市上把这个问题纠正一下，但‘他们’不干，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他表示，对于今年他的反映，现任华阴市领导承诺三个月以后帮助处理。

　　“这事情拖到现在，让大家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李集新说。

　　恶性循环

　　问题久拖不决，官民互动现状变成：移民上访、堵路——截访、司法手段“治理”移民——移民再为新老问题上访

　　陕西省政府研究室调研组2008年的一份《大荔县做好库区移民稳定工作的调查报告》中确切地提到，从2001年至2004年，仅大荔县的信访总量就达到3398批10756人次，其中集体上访650批9280人次。

　　常年上访和动员移民的移民代表，有当年返库的“四大司令”之一刘怀荣，而其他代表，如陈思忠、董生鑫、侯焕成等，多已经六七十岁，失去土地是他们的少年创伤，而上世纪80年代的返库抢地，是这群人壮年时期的回忆。预留土地问题解决不了，他们开始依赖二三十年以前的“路径”，讨还“历史土地”。

　　2002年2月，马连保等移民开会谋划夺回某农场当年欠交的数千亩耕地，造成14名老汉被拘留；2005年，大荔移民抢种河道管理单位上万亩滩地，最后青苗被毁，而发起集会的侯焕成等人，被劳教一年。

　　这些行为的背景，是当年交接土地时的诸多“遗留问题”。陕西省政府研究室调研组那份《调查报告》分析了大荔县移民不稳定因素的由来。大荔县库区面积44.19万亩，其中军地农场、河道管理部门占有土地22.6万亩，占库区耕地总面积的60%，人均22亩。平民、赵渡、韦林三个移民乡镇占用土地21.59万亩其中耕地12.13万亩，占库区耕地总面积的40%，人均耕地仅1.7亩。而且，当时部队农场在给移民划拔土地时，少划了4993.8亩。

　　在一份陕西省文号为“省政办发(1986)44号”的文件中，规定“东靶线以东的新滩地，也全部包给渭南地区行署安置返库移民”，然而，这个地块被县政府分配给县河道管理站，而附近的移民认为，河道管理站领财政工资，凭什么拥有土地？这块土地的归属应该属于移民。

　　在岳万民看来，移民的要求有一定合理性，但“因为对情况不太清楚，提的一些要求可能脱离实际，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他举例说，陕西省历任领导都希望解决移民与军地农场争地问题，也曾请国家高层协调，他本人甚至曾拜托过三门峡水库建设时的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此外，他表示，渭南2003年洪水后，国家拨给渭南市5906万元迁建资金，但后来因多数移民不愿意异地重建而三年只下发了1%，导致移民上访，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

　　于是，问题久拖不决，官民互动现状变成：上访——包围政府办公地、堵路——截访、司法手段“治理”移民——移民再为老的问题和新的司法不公上访。几乎每一个移民代表，都曾被拘留、劳教或判刑。陈思忠等四人曾因为上访而被当地公安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由被刑拘，后又因证据不足而变更为“取保候审”至今；侯焕成则在2007年因上访而陷入一桩怪异的官司：因帮外村跑修路工程的落实，而获得两万多元酬劳，却被以“诈骗罪”起诉，判刑三年。

　　岳万民说，移民工作可以用三句话概括：“移民把苦受砸、干部把神劳砸、国家把钱花砸。”而解决渭南目前的困境，还是要“排除困难，把国家的现行政策和5年前市上那两个文件的内容落实好”。

　　而老政法委书记李集新的提议是：“对于刘怀荣这样的移民领袖，国家后来给了政策，证明他们当年的抗争是对的，为什么不能让他当个人大代表，反映移民的要求、好让政府落实有关政策呢？”而身在宁夏的刘怀荣年事已高，耳背的他在电话中已经无法听见记者的提问，只能用当年“司令部”训话的昂扬声调，不断重申他的不满：“把土地霸为己有，用高价盘剥广大群众……”

　　本文引用的历史资料除注明外，部分来自冷梦《黄河大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