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邹至庄方案的制度基础

邹至庄教授在《贫富不均问题如何解决》（见《经济学家茶座》第42辑第8-9页）一文中指出，通过政府税收进行转移支付式的再分配模式来缩减贫富差距，有两个困难：一是有损耗、效率低；二是可能抑制增加收入的积极性。所以邹至庄教授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慈善捐助的市场来促进自愿的收入再分配，从而缩减中国的贫富差距。邹至庄设想的方案是提供一个交互式网站，网站可以根据项目的地址和性质列出所有潜在的受益者，而每个潜在的捐助者也可以选择列出其愿意资助的项目的特性，进行双向匹配，从而使得潜在的受益者和捐助者能互相交流，进而达成双方互利的协议。而网站除了提供服务之外，也充当部分监管者的角色。

邹至庄教授的设想是基于5·12地震发生后中国自发的民间捐赠从而实现扶危济困的事实，不乏乐观的展望。不过在讨论邹至庄设想是否可行之前，先让我们回到目前中国慈善捐赠的现状。目前没有针对中国非营利部门对缩减贫富差距的贡献的相关研究，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民间自发的转移支付渠道很窄，受到民政部的诸多管制。最近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陈发树试图通过捐赠自己的股票来设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用于帮助在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尽管这可能是中国慈善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赠，总额可能超过80亿，但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的前景也不是一片明朗的，民政部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自己做好事的权利。

另外，邹至庄教授没有观察到的是，5·12地震善款绝大部分并不是直接的民间捐赠，而是民众的捐赠款项被集中到了政府手中，尤其是民政系统，而后再通过民政系统进行划拨落实。这里又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民政系统的拨款并没有完全落实；其次，在绵阳灾后重建地区出现了大量政府采购的劣质不达标的砖头，可想而知用这样的劣质建材来抗震，其后果可能比5·12更加严重。也就是说，由于管制的存在，造成了善款落实率低，善款使用不当等现象，这其中还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腐败。

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教授曾经如此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终结全球贫困的梦想似乎触手可及，却又遥遥无期。我们生活在一个享受技术和市场全球化的时代，与此同时却又有超过10亿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贫如洗，与全球化绝缘。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个丰裕社会，是什么剥夺了人们获得充足的食物、住房、洁净水、教育、健康、和维持体面生活的必要收入的权利？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要有何作为才能实现减贫之梦？

这段话被印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用来招纳国际发展硕士的招生网页上。其中的一个问题与邹至庄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即非政府组织要怎样才能帮助减贫？或者说非营利部门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对缩减贫富差距有所贡献？客观而言，中国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不存在邹至庄方案可以实现的土壤。邹至庄的设想是不改变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通过自发的捐赠来实现转移支付。但这种自发捐赠恰恰是需要改革税制才能行得通的。

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属》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兴起以及它们所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也说明了这种自发捐赠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并非全无因由。首先是因为美国富人信仰宗教的比较多，替上帝经营财富的理念使得他们同时秉承了替上帝花钱来帮助上帝的子民的信念，当然这种宗教信仰的传统在中国可能以另外的形式存在，散财之道古已有之。但接下来的这个制度基础却极其重要，通过不同形式的法律规定慈善捐赠的税收抵扣，这是美国慈善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发文，也承认了这种税收抵扣的形式，但却限制在很少的几家指定捐赠去向单位中。这就造成了庞大的捐赠者对应少数接收者的现状。由于接收者的数量很少，竞争不充分，难免导致善款效率的降低。而这又应该归咎于不仅需要登记主管单位，还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俗称婆家）的管制措施。而这些制度环节如果不松动，自发的捐赠也就难以实现。陈发树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多少也正面临这样的处境。

2社会证券交易市场的启示

邹至庄设想至少能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实行一个机制设计，来激励更多的自发捐赠行为。对于中国而言可能，由于缺乏制度基础而显得超前的方案，在国际经验上可能是已经运行已久的。以中国的小额信贷为例，就大大落后于孟加拉地区。尤努斯等在孟加拉的实践因为其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中国则是因为尤努斯获奖才慢慢了解小额信贷。在慈善捐赠市场方面，国外也有此类慈善捐赠的市场存在并已经在运行了，并且要比邹至庄设想更进一步。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证券交易市场”。

四年前，一个神经发育治疗专家志愿者团队来到南非北部的Malamulele，成立了非营利组织“Malamulele Onward”，专门培训医院的康复治疗医师。因为医生和发育治疗专家知道足够多的方法来治疗儿童大脑性瘫痪，但是这些知识如果没有人来传播推广，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而在南非的乡村医院里却亟需这些医疗服务。不过和众多非营利项目一样，这一项目也是需求巨大，资金不足。为了扩大受益面，获得更多预算资金，志愿医生们将该项目上市到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South African Social Investment Exchange，SASIX）。顾名思义，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是一个为有价值的项目（比如Malamulele Onward）和捐助者提供交流的市场。在最初的三年里，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为总共53个项目筹集了220万美元。仅用了两个月时间，Malamulele Onward筹资23,000美元，可用于支持20位治疗专家到南非南部服务。

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不仅仅是使用了股票交易市场的名称。其关键是要让持商业观念的投资者重视公民项目，创始人之一Carol Tappenden表示，这就意味着要保证项目透明，且具有可以量化的社会效益。要在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上市，申请组织必须提交书面的建议书，并且要经过委员会一系列的数据检查。审核的最后一步是由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的工作人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实地考察，并由他们核实书面建议书、与董事会成员会谈、与潜在受益者会谈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获取全面的信息，包括项目目标、任务、预算，以及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对项目风险、申请组织的强项和薄弱环节等方面的评估。所有可以量化的事项都进行量化，包括项目对受益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资金正在流入需要的项目，南非社会投资交易市场也成为了一个小额信贷的平台。

不仅是在非洲，在北美、南美和欧洲，“社会股票交易（social stock exchanges）”正在被推广，为捐助者、投资者和非营利机构以及负有社会使命的企业建立联系，这和传统的市场为投资者和企业及产品提供交流平台的方式是一样的。巴西的社会和环境股票交易市场（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tock Exchange），与传统的圣保罗交易市场的Bovespa指数（Bovespa Index）关联，自从2003年以来已经为众多公民组织筹集了共计550万美元资金。此外，一些伦敦的企业已经获得洛克斐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360,000美元资金资助，来创建一个为“以社会效益为目的（social-purpose）”企业和具有相同意愿的投资者服务的交易市场。在印度、新西兰、葡萄牙和泰国也有类似的行动。社会股票市场为那些将社会或环境使命融入其经营宗旨的企业，以及对满足商业标准的企业与非营利机构感兴趣的投资者和捐助者搭建起交流的平台。

社会证券投资市场，也被称为是一种慈善资本主义，通俗而言是用资本主义成功的经验来打造公益慈善领域。这些方案都比邹至庄的设想要大胆很多，并且已经付诸实施，还取得了不错的业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开发出允许捐赠者之间相互交易的新系统，来改善捐赠者一旦不满意之前的社会股票，就可以进行转让，从而通过类似证券交易市场，将捐赠配置到最优的地方去，也实现所谓的慈善最优化。这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并且也行之有效。尽管中国的慈善捐赠的制度环境不太完善，但各国社会证券交易市场的实践表明，中国同样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案。这意味着，邹至庄方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推广的。

刊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6辑，121-123页。感谢邹至庄教授在文章发表前的相关评论。文中关于“社会证券交易市场”的相关说明，要感谢译言之前的一篇翻译文章，其中的例子我没有任何更动，全文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