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传统媒体的严厉管控，未因“308”之后政治的情势与氛围改变出现太大变化，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而如何逼迫政府的鬆绑，需要有更多的策略与手段。近来公正党党报《公正之声》因始终无法更新出版准证，乃采取对抗与规避政府查缉的方式，以“非连载性刊物”钻法律漏洞，用不同刊名出版了好几期，这可能给国阵政府出了个难题，以致至今未见任何实质的惩戒行动。

　　公正党这种冲撞与对抗的方式，类似于台湾戒严后期的党外政论杂志所运用的策略，挑战国家机器不合理的媒体掌控。台湾政论杂志的发展历程，和民主政治变革紧密连繫在一起，它的出现、兴起和走向衰败，有一些我们可以参照的经验。

　　威权政府迷信“大媒体”

　　早年提倡现代化的西方政府与学者，相当热衷推广所谓的“大媒体”，即科技进步、组织复杂、资金与劳动密集的媒体，如报纸与广播电视，认为当时的开发中国家若善用“大媒体”，将能加速国家的发展。这个论述影响颇大，当时许多威权政体对这些科技会产生巨大的意识型态权力和社会影响，有著近乎虚幻的迷信，也使得政府更加严厉控制“大媒体”，以维繫自身的政权，这包括台湾的蒋家政权。

　　一般来说，“大媒体”的功能主要是协助巩固现状，因它多需要获得特许经营，对资金和内容也有大量需求，无形中使得非国营的“大媒体”，也很依赖国家机器；至于“小媒体”，如杂志、录影带、卡带、传单与游击广播，科技较落后、所需资金少、机动性强，较容易在边缘位置进行抗争，使其成为社会运动反抗国家控制的重要媒介。

　　二次战后台湾的政治异议媒体，一般认为最早可追溯至1947年创办的《公论报》及1949年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这两份报刊分别从国民党政府的外部与内部批评时政。当时中华民国需树立“自由中国”的形象，以区别“共产中国”，重新争取美国的支持，因此蒋介石暂时容忍这两份报刊的存在。

　　可是蒋介石在1950年代末期巩固政权与舒缓外在威胁后，开始更肆无忌惮地压迫政敌与控制言论。最后这两份报刊都因为涉及反对党的筹办，被迫停刊与易手，其中《自由中国》在1960年停刊，负责人雷震被捕入狱十年；而《公论报》创办人李万居的报社产权在1961年被夺走。

　　政论杂志靠选举崛起

　　在报禁时期，政府以“节省纸张为由”，停止发放新报纸的登记证，且已有登记证的报纸仅限发行三大张。国民党政府全面控制了“大媒体”，至于“小媒体”被认为影响有限，不致威胁统治权威，未被划归为报禁范围，但却有出版法等法令的限制。

　　经过更为肃杀的1960年代后，1970年代初期蒋经国掌权，采取的是“柔性”威权主义，与其父蒋介石的“刚性”威权主义不同，也让政论杂志的出现增加了一些空间。实际上未必是蒋经国主动采取“柔性”统治方式，而是国内外政经客观环境的改变，逼迫他必须有所回应。

　　1975年4月蒋介石过世，同年9月立法委员选举前，《台湾政论》突破禁忌创刊，参与者多是日后影响台湾政坛的重要人物，如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和姚嘉文等人，刊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第三世界、社会问题、台湾史及讽刺小品等。

　　《台湾政论》获得民间热烈反应，创刊号再版了五次，到第五期时已有五万份的销售量，然而政府以该期刊登的文章触犯出版法与内乱罪为由，予以停刊。《台湾政论》虽然寿命不长，但结合了从过去几次选举历炼出来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使党外的力量、素质提升，有学者形容这是在野的“力”与“理”的结合，影响了台湾日后的自由民主运动。

　　1977年7月县市长选举前，再有新政论杂志《这一代》创刊，但到了选举前的10月，也因社论内容问题被令停刊一年。

　　选举对于政论杂志的崛起，是重要的推力与助力，甚至成为政论杂志的命脉，选举话题成为杂志的重要卖点。政论杂志不仅成为反对运动的重要宣传管道，同时也是它的非正式指挥部，把鬆散的反国民党势力进行组织，集结力量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经过党外人士的不断冲撞后，为减缓对政权的影响，1978年国民党政府禁止登记新杂志。

　　消费力支撑民主运动

　　1979年初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的外在处境出现很大转变，国家的前途已成疑问，国民党政权威信再受打击，社会内部也兴起改革运动。这时在媒体部分，一方面由国民党主导的“大媒体”成为稳定政权的工具，对党外人士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党外人士则以政论杂志等“小媒体”反击国民党政权，同时宣扬自由民主的理念。

　　到了1979年3月，禁止登记新杂志的禁令解除，论者认为这可视为国家机器不再能够有效管制异议杂志的象徵。但刚开始意外的没有人申请登记新杂志，箇中原因可能是申请书中规定杂志的发行旨趣，必须包括“宣扬反共国策，激励民心士气”等内容，实在难以为当时异议人士所接受。

　　然而，随后还是有人向政府申请执照，但在不愿加入政府规定的发行旨趣而遭驳回后，决定不理会规定逕自发行不定期（三至五天）刊物《潮流》，一直出版至第四十六期时，多人被逮捕，《潮流》被迫停刊。但由于《潮流》这“非法”地下刊物出版后，广为流传，在各地公然出售，可能鼓舞了其他党外人士，使得大量政论杂志尾随其后出现，如《八十年代》在1979年6月创刊；《美丽岛》则在8月创刊，后者销量甚至达十万份，最后在同年十二月爆发“美丽岛事件”，重要的参与者皆被逮捕，《美丽岛》被勒令永久停刊。

　　从此以后，政治强制力仍透过查禁、扣押、没收，乃至盯睄印刷场及书报摊等杂志发行据点，但已不再能有效管制党外政论杂志的出版，且有限度的在异议分子与民众之间流传。

　　1979年共有11本政论杂志创刊，其中被查禁了九本，此后每年均有五本名称不同，但负责人很可能相同的政论杂志出刊，以反制政府的查禁，因此地下流通的杂志并未减少。

　　政论杂志所以能够迅速崛起，获得一些读者的关注与支持，除了国内外政治情势改变，尚有一点不能忽略的，即1970年代后半期台湾的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民间消费力兴起，有关家庭支出在娱乐文化部分取得快速成长，这包括了对媒体的消费。学者陈光兴指出，这些现象的发生暗示了在民间消费力兴起的支撑，是台湾民主运动得以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

　　市场竞争折损公信力

　　至于主流的《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大报，经常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批评反对势力，党外政论杂志也常斥责两大报懦弱与偽善。随著党外政论杂志发展越趋蓬勃，对两大报构成一定压力，为了增强公信，两大报只好出版自己的政论杂志，即联合报系的《中国论坛》与中国时报系的《时报杂志》，它们在言论上较母报开放，但仍在国民党容许的限度内。

　　反讽的是，两大报其实也助长了党外政论杂志的发展。政论杂志多缺钱缺人，又接触不到官方消息，这时主流媒体内有改革想法的新闻工作者，纷纷将报社不敢刊登的文稿交给政论杂志，使许多内幕消息和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得以曝光，不断打击国民党的权威。

　　经过1979年后，刚兴起的政论杂志，在政治反对路线的分歧下，彼此间难以相互协调，且开始透过自由市场展开竞争。为了引起读者关注，政论杂志经常运用的策略是故意招惹官方，当政论杂志被禁时，就会引起更多读者的好奇，因此，党外政论杂志经常刻意刊登一些犯禁的文章，先惹官方查禁，随后已预留的杂志则可高价而沽，这方法相当管用，让政论杂志屡试不爽。

　　学者冯建三指出，市场竞争造成政论杂志的生产过程陷入无政府状态，政论杂志都尽量缩短生产週期，培养读者求新求快的口味，以提高销售量；但也因为读者偏好难以掌握，为减少风险，每当市场上出现畅销品味或内容，政论杂志很快地跟进与模仿，使得言论内容及表现手法等出现同质化的状况。

　　结果，这两个诱使政论杂志扩充产能的因素，过了一段时间后，却出现逆向而行的状况，不但政论杂志的经营成本增加，也加速折损读者的品味，使得生产及消费面同时发生了限制了异议言论广度及深度的效应，公信力不断流失，最终甚至让政论杂志在1986年检查制度开始崩溃时，也使它们失去了生存理由，迅速走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