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熟人社会的治理(2)

三、通过自己人的治理

聚合村支书黄书记的儿子结婚办了160桌酒席，规模巨大，相应地，黄书记平常时候送人情也很多，不仅是本村民组的村民做事务要送人情，而且全村重要的人物做重要的事务，他也要送人情。黄书记说，平常在村里工作，走到哪家村民都热情打招呼，有时会在村民家吃饭。若村民做事务的时候不送人情，再见面就不好意思，会很尴尬。

聚合村村主任姓刘，是2007年刚当选的新干部，之前长期在村办小学当老师。刘主任说当上村干部以后，人情圈立即扩大，村干部、组长和主要群众做事务，都必须送人情，不然今后工作就不好做。村干部送了10元或20元人情，做事务的村民觉得有面子，今后再找村民办事，村民就会支持配合。

黄书记和刘主任讲的送人情的道理，虽然角度不同，却都表明人情对于村庄治理极其重要，这个重要的核心是将熟人社会中的外人转变为自己人，这种转变包括三个层次：

最基础的层次，是扩大基本的人情圈，参加村庄里的几乎所有人家的重要人情往来。一旦参加人情往来，就将熟人社会中的外人变成了自己人，一旦是自己人，村民及村干部做事情就必须“认人”，必须按照自己人的逻辑行事。当然，相对来讲，村干部有双重身份，他不仅是村庄自己人的一员，他还是担负着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的末梢，他必须替上级完成任务。因此，村干部的行事原则可以略略超出村庄自己人的行事逻辑，而以“公”的身份出现，这种“公”的身份，因为不是村干部为了个人利益来破坏自己人的交往规则，村民就应当可以理解，“那是因为政策”（村民语），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村民就不应该仇恨和不满。一个村干部越是与村民之间有着密集热烈的互动，他就越是可以通过自己人的办法来将村内的事情处理好，及将自上而下的任务完成好。这是“感情”加“人情”所产生的力量。这是“礼治”而非“横暴”的政治。

第二个层次是与村庄中有影响村民的人情往来。村庄有影响的村民，如大社员之类，他们在村民中具有号召力，也往往比较关心村中事务，他们也是村庄治理中的顶牛者。村干部若可以与这些“大社员”建立自己人的认同，这些大社员至少就不再好意思反对村干部，他们甚至可以造出对村干部有利的舆论。在出现治理困境时，他们振臂一呼，事情很快就得到解决。村民小组会上和村民代表会上常常可以看到大社员与村干部之间的这种默契的互动。

村干部与大社员之间的人情往来要远较与一般村民的交往为深，几达朋友层次，可以推心置腹，常在一起喝酒。不仅是大社员个人接纳村干部，而且村干部与大社员的一家都有密切交往。村干部常常主动地站在大社员的角度，为其个人事业，家庭计划，以及各种人生难题提供建议。

因为农村党员较少，党员一般不仅出身精英，而且具有推选村干部的较大权利，村干部因此会主动帮党员排忧解难，从而让党员将自己接纳为自己人。有时候，因为党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占大社员一样的便宜，使村民感到“党员不象党员”。这个所象的党员，是一心为公，具有标准形象的党员。

第三个层次则是村干部之间及村干部与组长的关系。聚合村前任村支书王书记说，当书记最重要的一条是选好村民组长，且组长要由村民小组开会推选，而不是村干部指派。一旦选出组长，村干部就必须充分尊重和支持组长，搞好与组长的关系，调动组长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村支书要参与组长的人情圈，将组长变成自己人中的一员。

一个优秀的村支书一定要搞好班子的团结。若村干部班子不团结，分成几派，村组治理就会陷入困境，这个时候，各方不是按能否办成事情及是否适合当地实际，而是按可以借用的法律制度来相互攻击，或者就是都得过且过，不负责任。

村支书与组长和其他村干部搞好关系，就有了较大的人格魅力。如果与村支书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村民组长即使觉得当组长不划算，也会碍于“书记待我不薄”而不得不继续当下去。良好的个人关系构成了村支书对其他村组干部私人的强制权力。

因此，在乡村社会基层的治理中存在着一个通过自己人的治理机制，这种通过自己人的治理，大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村民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一级，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人情单位，甚至如聚合村一样，是一个“做事务”的相互帮忙的单位。在这个熟人社会，所有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极为熟悉与亲密，年年都有相互走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部拟亲化，即无论是否同姓同宗都按一个确定的辈份相互称呼。也因此，村民组这个熟人社会的层次，不仅信息透明，而且规则是按自己人来设置，是讲情讲理，而非讲利讲力的单位。这个熟人社会中，村民推选出来的组长按照处理家庭事务的规则来处理村民组的各项事务，以对自己人的方式来完成有时颇为难办的上级安排下来的任务。

行政村层次，规模较大，一个人很难参与这么大规模的人情往来，也因此，虽然行政村也是熟人社会，但这是不同于自己人特征明显的村民组一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层次，利与力的因素就可能起到作用。外部规则比如法律规定、政策安排也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

在行政村一级，一般村民之间不可能全都有人情往来，但村干部却需要通过人情往来来获得村民的自己人认同，村干部尤其要与村中精英（大社员、组长、其他村干部及其他有影响和实力的人物）交往，并因此纳入到自己人的认同中，而一旦村庄中的精英（这个潜在的挑战者）有了自己人的认同，村庄的各项事务就容易办理。因此，村级治理中，通过扩大人情往来，通过在一起喝酒畅谈，甚至通过在一起打麻将，而将村庄中的精英分子纳入到自己人的圈子，并因此有效治理村庄，是一种常规的技术。

村庄中的人情往来单位不能太小，太小办不起事情，太小的人情单位只能划较少的人为自己人，自己人少，生产生活中所需要的互助就提供不了。这个单位又不能太大，太大，不仅时间、精力和经济难以承受，而且内聚力会降低。办事情人多，效率降低，事情也难办好。这就是陕西关中出现户族、华北出现门子，而湖北、贵州等地村民组重要的原因。

熟人社会有相对稳定的结构与规模。首先是一个以自己人为主，拟亲化特点明显，具有密切的人情往来的熟人社会内部的治理，其次是村干部利用熟人社会进行治理。这两层共同构造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秩序。在传统时代，这种治理也有一个双重结构，即以乡绅为主的自治，和以保甲为辅的治安税赋管理体系。乡绅一方面与国家大传统相联，一方面又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一员，是地方性共识的承担者。在传统社会，因为社会相对稳定，国家对社会的塑造和缓，传统社会内生秩序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乡绅为主的治理就相对有效。

近代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提取快速增加，且外生的现代性因素快速向农村渗透，构成传统社会秩序的大部分力量瓦解。这个过程中，农村社会内部的熟人社会及通过自己人的治理逻辑仍然保留下来，且正是通过这个熟人社会的自己人治理，现代性快速进入乡村，典型是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社队干部既是熟人社会一员，又是外部现代性伸入到村庄的结构性力量。甚至到了当前的中国，村组干部仍然是利用自己人治理的逻辑充当国家与农民的中介，并构成了整个中国治理体系的基础。

四、熟人社会的治理

以上讲通过自己人的治理，是讲熟人社会治理与互动的规则。除了规则以外，从信息方面看，熟人社会因为村民之间相互熟悉，每个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聚合村前支书用语），大家都相互子解。内部信息的透明度极高，村庄社会实行内部人管理，比如生产队长和村民组长都是非脱产干部，这样的管理成本就很低，而管理效率却很高。

熟人社会的治理，除了信息透明度高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情动人。村民之间及村组干部解决村里的矛盾，往往会以情动人，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二是充分采用举例说明的办法。举例说明，是以村民都知道的身边发生过的事例来说服教育村民，所谓比长比短，这是一种通过形象思维，而非逻辑推理，是通过讲理，调动感情，而不是通过讲法律规则，调动程序正义，甚至不是讲理，即不是讲逻辑和程序的道理，而是讲实质正义来打动人，同时来调动熟人社会的其他人。因为充满感情，举例又很生动，就可以让所有人的“感情起变化”，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熟人社会的矛盾。

因为村民组这样的熟人社会内部极为熟悉，其内部的信息交换成本极低，生活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组长或村民代表几乎是不花费专门的时间与精力，就可以将这个熟人社会的各方面信息搜集上来，又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各种信息低成本地传递下来。而一旦超过村民组这样的熟人社会，信息搜集成本和传递成本都会急剧上升，管理方式也发生质变，由之前的自己人的内部管理，人情、面子基础上的管理，以打比方讲道理（这个道理不是法律而是地方性共识）为基础的管理，变成了带有科层特点、以利益为基础的管理，及正式制度安排为基础的高成本的管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模式。

村民组这个以密集人情互动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对于农民人生意义的再生产，对于农村基础公共品建设，对于乡村治理和国家低成本高效率的基础行政能力建设，都极为重要。因为中国一向缺少超越性信仰，熟人社会对农民人生意义的塑造极为重要。同时，村民组这个熟人社会也是国家渗透进入农村的基本抓手，是农民人生意义建设的核心，是农民人生意义的归属，是建设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基本条件、基本方面和基本着手处。

而在以密集人情交往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村民组，村民组的治理成本较低，村民组长几乎不用专门花费时间来搜集信息，就对所有事务了如指掌，且在自己人的社会中，当组长是一种荣誉性职务，是村民的信任，因此，组长的报酬多少不重要。但若村民组合并超出自己人的范围，信息成本骤增，当组长颇费事，则村民组长的报酬即使比较高，也无人愿干。聚合村在2005年并组，将以前三到五个村民组合并为一个村民组，之前每个组长一年报酬是80元还有人愿干，现在组长报酬升到360元，却无人愿干了。

五、结语

人民公社制度之所以可以稳定20多年，且具有相当效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62年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可以说，正是“队为基础”，使人民公社制度适合了中国当时农村的实际，并使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人民公社时期的队就是当前的村民组，就是过去的自然村，是一个内部具有密集的生产、生活互助与人情往来的熟人社会，是拟亲化（若同宗的话，就是族亲而非拟亲）的自己人社会。正是生产队，向下可以有效率地将农村社会组织起来，向上可以与现代性的国家权力对接。可以这样说，正是找到了生产队这个基础性的装置，人民公社才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构造，中国城市才能有效率地从农村提取资源，中国现代化的飞跃才能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生产队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个巨变是从中国农村基础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结构等）到农民人生意义的全方位巨变。在中国仍有九亿农民的背景下面，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有力的基础性装置，向下可以组织社会，向上可以勾连国家。这个基础性装置就是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这个熟人社会及其内在的二重构造。按政策语言，就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如何加强？在哪一层次加强？中国当前农村基层的村组二级构造为我们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方向。而取消农业税后，一些地方（如贵州）大规模合村并组，一些地方取消村民组长，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降低行政成本，但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将国家行政力量撤出了熟人社会。在传统的较少变化的社会，也许靠社会内生力量就可以解决农村社会内部的问题及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快速变动，甚至农民价值观都在巨变的时代，国家行政力量撤出的后果将将极其严重。

六、余论

聚合村村干部通过扩大人情圈以建构自己人来进行治理的策略，是我所称中部地区农村普遍存在的情况。中部地区往往是村庄历史不是很长，传统比较薄弱，农民原子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关于中部农村、南方农村、北方农村的区分的讨论，可见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这样的地区，因为传统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僵硬的边界，农民可以通过实践的努力来重新建构新的（往往也是不很稳定的）自己人关系。这就为村干部通过扩大人情圈来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可能。相对说来，南方宗族性村庄，血缘关系作为村庄主导性的关系力量，使得村干部很难通过主动建构自己人的扩大的人情圈，来提高治理村庄的能力。北方小亲族力量占主导地位的村庄，因为小亲族组织在村级治理和村庄生活中起作用，同样也使村干部很难通过扩大人情圈来提高治理能力。北方农村与南方农村的差异是，北方农村的小亲族组织规模往往比较小，一个村庄往往会有若干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组织，这些相互竞争的小亲族组织边界清晰，村庄治理是通过不同的小亲族组织之间达成妥协而获得共赢，或者村庄陷入复杂的派性斗争。因此，在北方农村，不同小亲族及作为代表的村庄精英之间的合纵连横就十分普遍。南方农村的宗族组织规模往往很大，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宗族，村干部治理村庄的逻辑往往要服务于宗族内部的逻辑，村庄内的合纵连横没有空间，村庄精英相对传统。

换句话说，通过扩大人情圈来提高治理能力的策略，更多只是中部原子化农村地区村干部乐于采用的策略。但即使如此，目前在聚合村以及其他中部农村出现的脱离互惠和长远预期基础的人情的泛滥，可能导致农村人情的本来意义的丧失，并且可能导致农村人情不可持续。如此一来，村干部通过扩大人情圈来建构自己人从而提高治理村庄能力的策略也就再无凭借可依。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