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基层文化馆文化建设功能的对话

编者按：从2006年起，通过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的介绍，我们在北京、天津等地走访了多家文化馆，也采访了多位馆长。作为我国现有文化体系中的基层组织，我们之所以对文化馆抱有极大兴趣，主要是想探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它作为一项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文化组织，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能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二是考察这一基层组织在社会大变局中的起伏波折，在这一过程中的挫败和复苏，如何提供以变应变、用变动的方式处理新问题的经验。我们根据走访所得，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我们对这一问题尚未定型的思考。

文化馆：基层文化的鲜活组织力

黄纪苏：2006年之前，也就是说50岁以前，我的生活跟文化馆没有任何直接关系。间接的联系有一点：我曾为一些考古文物杂志做汉译英目录和提要，常常会遇上某县文化馆之类，知道县一级的文物考古工作是归口文化馆的——除此之外就不知道了。大概在许多普通人的印象中，“文化”无处不在，“文化馆”却不知在哪儿。2006年，我们的戏《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九个剧场”演出，我才算从无到有，步入了文化馆，认识了文化馆人，耳闻目见了文化馆运行的一鳞半爪。文化作为一个体制，文化馆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它在我们人民以往的文化生活中究竟处在什么位置、起过什么作用、未来又会如何？这些是我跟着文化馆的人东颠西跑、走马观花时常常在想的问题。谈不上有什么思考，但饶有兴味，充满好奇。

陶子：谈文化馆，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由来说起。文化馆在民国时叫做“平民教育馆”。从这个名字就能想到，它当时承担的功能主要就是为平民提供最基础的文化教育。

黄纪苏：是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要灌输现代意识、培养现代技能、实现现代转型、造成现代生活，平民教育属于基础性的工作。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陕北的夫妻识字都是这方面的点滴经验。据说红军长征的时候，战士们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拿后背当黑板，每天贴一个字，让后面的人记诵——这真可说是蜿蜒于山河大地的“地书”。现代化也是一次长征，是带着底层民众一起走出中世纪、走出近代大危机、走向新文明形态的长征。没有广大民众转型的现代化运动，只是缺胳膊短腿的残运会。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小部分精英学富五车，像泰戈尔惊才绝艳，而绝大部分人口全是文盲，只会当牛做马扛麻包拉洋车，当然搞不了工业化。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还只是一些有识之“士”在社会运动层面上的努力，固然可贵但不成气候。真正以国家之力大张旗鼓地在文化教育上改造和提升底层的，还是中国革命。新中国功劳真是不小，它把这项工作体制化了，而且体制化得既不腐败又有效率。

陶子：朝阳文化馆的第一任馆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自己受惠于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而且一生都在力所能及地实践平民教育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她的平民教育思想与文化馆的文化活动合为一体。文化馆成立后，她经常去工厂、下农村，组织工厂职工和农民唱歌、演戏，工人、农民都很欢迎。这也可见，当时工人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有组织的，也是很丰富的；而且大家也喜欢这样的方式。

黄纪苏：在新中国时期，民族主义的强国路线与社会主义的底层关怀结合在一起，对大多数人口进行了文化教育的提升，由政府推动的大规模扫盲、义务教育如火如荼。比方说，我们院有个90多岁的孤老太太，在我印象中一直是家庭妇女，但全院人一直叫她“杜老师”。后来我才知道她上世纪50年代初当过扫盲班的老师。对底层的文化改造当然不限于识字扫盲，还包括以文艺丰富底层的精神世界。新中国的文化馆固然继承了民国期间平民教育馆的部分衣钵，但在功能上显然更上一层楼，气象要开阔得多。解放前最优秀的交响乐队是上海工部局的乐队，基本服务于租界里的洋人和华人精英——《傅雷家书》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而新中国时期，像中央歌剧院、中国交响乐团的一流音乐家们，却能通过文化馆这样的纽带川流不息地与来自底层的文艺爱好者相会合——有没有向人家“取经”我们不好说，但肯定是向人家“传经”了。我们不难想象，当青年工人一招一式来段咏叹调时，他对自身、对自己在这个社会中所处位置的感受，肯定跟“包身工”大不一样了——衡量和比较不同的时代，真的不单纯体现在一些经济数字上。那次听朝阳区老馆长讲述他们跑工厂基层、培养文艺爱好者、建立文化网络，让人很感慨。这些最体现人类良心正义的社会主义遗产，虽不起眼，但确有价值，值得史家认真清点。

陶子：新中国建立的这种面向基层的文化服务，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随之也有不同的面貌。尽管我们现在看文化馆的整个网络有些破烂不堪，但一种可贵的传统还顽强地体现在这群人身上。比如说我们去过的北京朝阳区东坝文化站，老站长王文和1968年到文化站，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其实基层的文化工作者好像没有“退休”这一说，我们上次去他那里，还看到他正辅导东坝乡的农民歌手。老人说他最自豪的，是在1991年与另一位做音乐的孙老师合作，在朝阳剧场举办了一场“农民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就是农民唱农民的事。如果我没有做过这些调研，也许很容易认定这些作品没有“艺术价值”；但自己往乡下跑跑，就会换个角度，觉得农民经过乡文化站的辅导，能在一个正规的剧场内，演唱关于自己的歌曲，的确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黄纪苏：这些“退而不休”的基层文化工作者，一口一个“领任务”、“咱那儿的队伍”，让人想起过去电影中的武工队队员。现代商业社会中个人与集体或国家之间那种锱铢必较、拿一分钱出一分力的雇佣契约关系，好像在他们那儿并不存在。更有趣的是，年轻一两辈的文化馆工作者居然也能延续这个传统，一个个没黑没白，周末也以馆为家，瘾头还特别大，用他们的话说，“有酒就来神儿，有事就来劲儿！”这种精气神在已经僵化到需要打卡机、“手纹机”来计量劳动的地方，实属罕见。公司里的人也经常加班加点，但因为纯粹利益驱动，精神面貌和这大不一样。

全国的文化馆有14万员工，其中藏龙卧虎，是现代化转型中的一笔宝贵人力资源。但这里有个“人才”的标准问题。由于官僚体制的僵化，“人才”的界定或标准常常与实际脱节，这点它就不如市场体制实事求是。它只能用学历、文凭、资历之类来做标准化的测量，就连研究甲骨文都要考外语，这根本就不是大时代要成就伟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气象。以他们那种貌似“现代”实则笨拙的标准，文化馆系统的工作人员大概一多半都不算“人才”，需要淘汰出局。其实这个领域的人物头角峥嵘，大有可观。他们的长处不在博士硕士文凭，而在于通过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练出的一身面向大众的行动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

在“裤子城”和“官衙门”之间的制度创新

陶子：中国过去的这30年，社会体制天翻地覆，市场经济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文化馆必然会被卷入这一过程；文化馆在基层社会中的活动，也必然会在这个过程中起伏波动。我先把我们调查中得来的轮廓梳理一下。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馆，在市场这个变量刚加入进来时大多都显得束手无措；与此同时，文化部关于文化馆的发展方向，也曾有不同的思路。这种不适应具体体现在1990年代关于文化馆的两次大讨论中。第一次讨论围绕着上海曲阳文化馆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不吃皇粮交公粮”的说法进行。当时上海曲阳文化馆挂了两块牌子，一是文化馆，一是曲阳文化公司，馆长也是董事长。他们宣称不要国家一分经费，还要给国家上交利润。新闻界炒作这个经验，于是全国的文化馆面临着要“不吃皇粮交公粮”的压力。第二次大讨论是在1998、1999年，在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大背景下，当时的思路是把图书馆、博物馆归为公益型文化事业单位，文化馆不在此列——这一思路也体现在文件中。其意图就是要把文化馆推向市场。与此同时，文化部还推动了关于“文化馆的产业化发展道路”的大讨论。我们在调查中遇到的许多馆长都参与了这次大讨论。所谓“文化馆的产业化发展道路”，其实就是推动把文化馆从现在的事业型单位转向经营性的实体。但参加讨论的馆长们经过激烈地论证，最后否定了这个提法。

我们在调研中听到许多文化馆在这场大变局中丢盔卸甲，只能依靠计划体制下的一点固定资产，出租给人卖鞋卖袜，处于残喘度日的窘境。这种情况至今也不少见。比如天津某区的文化馆，还是停留在出租房子的地步，就连文化馆擅长的文化普及与教育工作也只能交给公司运作，自己只能做房东。那惨淡的局面，看上去只是维持个文化部统计的数目而已。你怎么看文化馆这种基层文化组织的起起落落？

黄纪苏：文化馆本来是计划体制的产物，当时的角色功能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服务于基层的文化建设。那个时候好像不太用“公共事业”这个词儿——反正都是“革命事业”。等到改革开放，它的功能和定位就成了问题。把国务院搁市场大潮里它只能是国务院，国防部也只能是国防部，可这文化馆往里一搁就成了迪斯科舞厅和裤子城。“公共物品”是这几年才又重新想起的东西，这之前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潜台词是：既然能卖干吗送啊？基本动作是“甩包袱”。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娱乐方式、居住模式等等构成文化馆生态环境的诸多要素也都发生了变化。文化馆的确面临着一个重新界定功能、为自己找到在新环境下存在的合理性的问题。在这点上，博物馆就比它幸运一些——博物馆就是一个国家的老相册，老相册都没一本就太不像话了。

无论“基层”还是“文化”都已今非昔比了。交通的发达、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城市内跨区流动的频繁，大家的生活空间越来越不“地缘化”、越来越不局限于大院胡同或小区了。再加上后来电视、电话、手机、互联网等等的普及，使得文化馆以往的地理边界越来越没道理。崇文馆的馆长老马在1980年代初组织全北京市的青少年霹雳舞大赛——这一举措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开放地理空间、对文化馆职能范围的重新界定。此外像北京朝阳馆、天津和平区文化宫等，这些年都没少搞这样的活动。如果死守原有的“基层”社区，文化馆大概只能萎缩成周围几条街巷中老头儿老太太的活动站。如果对“基层”和“社区”有更符合现实和趋势的理解以及制度上的相应调整，那么，文化馆的“文化”就会变得更丰富，更能拥有未来。过去一说“基层文化”，似乎就是普及、就是业余、就是不专业。社会、文化、艺术的专业化固然一直是普遍规律，但现在毕竟不是四五十年前了，专业/业余的划分从观念到技术再到制度，都受到了质疑或挑战。流行音乐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挑战，有些“歌星”别说五线谱了，简谱都未必掌握，但人家照样如醉如痴，照样把观众弄得五迷三道。国家院团演的不少戏剧还好意思说什么“专业”么？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说他们搞的不是“基层文化”，而是“公共文化”，这可能倒适应了现代社会文化艺术的某种民主化趋势。文化艺术的确有“技术”含量，但技术并不是文化艺术的核心。公园或街头自发的表演往往要比音乐厅里更有感染力，有些看着挺糟的老头子在地上写的字，可能比专业书法家有更多想象力和创造力，更少矫揉造作、矜张作态。群众的文化艺术活动自有生香活色，完全没必要见了“专业”团体就点头哈腰叫“老师”。在文化艺术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专业/业余间的“柏林墙”倒塌的地方，文化馆也许有机会大干一场，以沾满生活泥土并充满现代精神的“公共文化”参与未来中国的文化建设。

陶子：举个例子来说，朝阳区文化馆就是比较好地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方向的个案。朝阳区文化馆的所在地，现在被称为CBD，是城市的中心商务区，城市文化也随之迅速发展。朝阳区文化馆在2005年开办“九个剧场”，将新的剧场文化引入文化馆的功能当中，也是适应城市文化的一个部分。“九个剧场”的开办，让许多年轻人走进了文化馆，我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前都不知道文化馆是什么样的地方。文化馆就这样随着时代变迁扩展自己的内涵。作为基层的文化组织单位，如果只满足于原有的功能，只满足于政府委派的文化工作，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必然会越来越萎缩。这一类的实践，其实都说明了基层文化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可能找到新的定位的。

随着这几年公共财政支出力度加大，文化馆也逐渐收复失地。十六届四中全会后，文化馆被列入公益性事业单位，国家给予经费保证。2002年国家计委、文化部、财政部发布的加强基层文化工作的文件，非常明确地提到发展文化站、文化馆。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文化馆收复失地，大多是依赖政府的投入——也就是说，它们自身并没有适应市场这个变量。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现在也已经出现了。有些文化馆现在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吃喝不愁，可照样可以不干事。如果当下政府要把文化馆这种基层的文化组织重新利用起来，这种情况必须考虑到。

黄纪苏：这几年国家财大气粗，又想着把文化馆在体制上、财政上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让广大文化馆人有个铁饭碗来养家糊口，人道该当如此，世道好像也轮到了这一步。但问题是：文化馆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中的位置和功能，被认真想过么？真的想清楚了么？没钱了当包袱扔一边，有钱了当亲儿子放腿上——改革可以这么简单化么？现在中国经济从指标上看是红红火火，不是这第一就是那第二；可落实到广大蚁族、房奴的就业、住房、人生，却是凄凄惶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体制越发成了避风的港口。如今女人选老公都首选避风港里横眉立目的警察、法官。文化馆好不容易驶进了避风港，有些批评说出来真是于心不忍。文化馆以往当“裤子城”当然不是出路，但这么多年看下来，市场在某些方面的确很有活力。文化馆应该吸纳并保持市场的一部分活力，不应退回去当官衙门，那样不会有前途——官僚化已经把中国的教育和学术坑得够惨了。文化馆的出路，在于“裤子城”和“官衙门”之间的制度创新。其实创新是一直在发生着的，文化馆人自身的创新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总结。

可贵的“地气”资源

陶子：我们今天讨论文化馆，有两个目的。一是探讨现有文化体制中的基层文化馆这个环节，如何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如何能激活文化的基层细胞、繁荣文化生活；另一个目的，还是想通过这个基层文化细胞，来分析在大的社会变局中，如何以变应变，用变动的方式处理当前变化格局中的新问题。

在应对变局这方面，文化馆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用文化馆爱用的一个词 “接地气”来形容的话，文化馆是最需要接地气的。而也正因为要“接地气”，这使得它一直处于社会变动中的核心区域，直接感受到社会变化带来的新问题。对于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来说，他的工作就是要和这些时刻变动着的生活节奏打交道，这种工作性质，部分地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也使得我们在整个官僚机构死气沉沉的局面中，在一些基层的文化馆还能看到生气勃勃的局面。但是，如果本来可以“接地气”的文化馆，在工作中把自己架空了，这样的文化馆也就和“衙门”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接地气”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基层文化活动紧密地扣着基层的生活，基层的生活变了，文化活动就要随之调整。如您所说，越扫盲文盲越少，文化馆就得琢磨新的活动；如果现在文化馆还在扫盲，它的存在价值就大打折扣。文化馆必须根据基层的生活变动，调整文化活动的内容与方式。现在全国仍然有一张文化馆的网络，但这个网络大部分的支撑点都过于陈旧了。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并不是太多。大多数文化馆都停留在“守成”的阶段，以前有什么活动，自己接着干就行；或者政府部门安排了什么活动，自己干好就行。但现在的生活状态变化太快了，如果不跟着生活状态调整自己的工作范围，那也就只能越来越萎缩。

黄纪苏：“地气”这个词用得好。接地气就是扎根最真实、最生动、最广泛的人生。在一个假招子盛行的时代，扎根基层使得文化馆工作者多少保持了一种类似“绿色大米”、“天然放养柴鸡”的朴素气质。对于这个越建越像悬空寺的官僚体系而言，“地气”已经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资源。如今的政治精英，如果真想有作为的话，应该保持并利用好这笔资源。

地气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流动不居的。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剧烈变迁，城市化、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社会经济结构、交往方式、居住模式等等早都今非昔比，“地气”不可能停留在1950、1960年代的棉纺厂、居委会原地踏步。以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文明规模，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只能面向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摸索自己的道路。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仍在未定之天，未来仍会充满变数。社会过程总是由变迁与延续两部分构成，文化馆的功能、定义和存在与社会变迁的联系更多一些。这个特点也可能成为优点，也可能成为缺点，究竟何去何从，全在我们能否认识它、如何利用它。这一点，不光文化馆自己要清楚，上级部门也要心里有数，明白大变局的走向，明白文化馆的特点，然后给予文化馆所需要的政策支持，让它们向变化要生存、向动势求发展。

我们强调变局还有另一层含义：中国几十年撒开了的发展造成千差万别，体制与市场、城市与乡村、阶级与阶层、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有时好像隔着朝代。这种不均衡对于我们这样的体制提出了一个管理上的难题：一方面，平衡各方利益的确需要中央政府强大的财政和行政权力；但另一方面，庞大官僚体系天然的标准化、统一化趋势又不大容易适应充满变数的格局。时间纵轴上的文化馆，其功能定位本来就流变不居；社会横轴上的文化馆，其环境处境更是大相径庭。还别往太西边说，就说山西吧。那儿有个贫困县，县里有个文化馆，馆里黑灯瞎火，穷得水电都被掐了，文化馆人好不容易弄点经费，买来丝竹管弦，哪儿有红白喜事，他们就去哪儿吹吹打打。这样的文化馆能跟朝阳文化馆同日而语么？政府对它们的政策能用一个方子么？所以在讨论文化馆的现状和发展时，千万要避免一概而论，决策者尤其要避免政策上的一刀切。此人的良药用在彼人，也许就是毒药。

变世需要“活”人。作为变世中变数的文化馆领域，恐怕更是如此。我们看过的几个文化馆，交谈过的一些文化馆人，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做得比较好的馆，领导都比较“活”，想象力发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种人格和能力特征跟文化馆处在变世、自身功能又变化不定的特点比较吻合。历史上有“打天下”和“治天下”之分。打天下更靠人，因为人灵活机动，随机应变；治天下更靠制度，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就行了。我们这个时代算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不好一概而论。市场体系打天下的程度肯定要高于国家的文官体系。但文官体系中的文化馆，恐怕打天下的程度又要高于其他部门机构。官僚体系的标准人格是谨言慎行，推荐干部时总爱说，这个同志比较“稳”。其实像朝阳馆老徐这样的领导，也非常“稳”——他们成天做具体工作不稳不扎实也不行；但同时，他们又很“活”，善于抓住机遇，主动出击。关于制度建设，这些年人云亦云，好像这是历史潮流，社会越进步越靠制度。其实人和制度都是相对、有限的，跟社会过程的盈虚静动之数相联系。制度一般赶不上变化，变化越多越大的时期越需要能驾驭变数的人。

陶子：在这次调研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文化馆馆长的任命越来越随意。许多之前和基层文化工作没有关系的人，由于要解决“级别待遇”，被随意地安插在文化馆的位置上。这种现象，说明当前文化馆在上级领导单位眼中的位置并不重要，他们觉得这事谁都能来做。从前面我们所谈就能看出，这严重忽略了基层文化组织在现代社会的作用。

黄纪苏：文化馆在决策者的视野中不可能举足轻重，道理很简单：这30年的发展主要靠经济，文化的贡献确实不大。在他们眼里，经济是大楼，所谓的“文化大发展”不过是大楼上张灯结彩罢了。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当然提不上他们的议事日程，提也只能提些土木工程像大剧院什么的。他们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大的战略思考。毛泽东当年有，他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都是大而具体的目标——正确不正确另说。在毛时代文化建设的大战略框架内，文化馆有明确的位置和功能。现在没有这么一个战略框架，文化馆跟无业游民似的，谁也不清楚它是干嘛用的。

其实，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出亚洲、成为世界大国的历程，必然是自身社会文化重新塑造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中，文化馆作为一个尚未定型的变数，是具有各种积极可能性的。我们先不说文化建设，就说社会建设吧。国家体制与市场体制这两大板块二三十年来的互动，已经造成了第三个板块，即日益蓬勃的民间社会。三个板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这种互动可能是积极的——彼此补充，相得益彰；也可能是消极的——互相拆台，拆到后来就是“颜色革命”。现在我们的确看到危险的苗头：民间社会与官僚体制之间顶撞摩擦，时有火星。这里面有各自的问题，例如，官见了民本能的反应就是摸警棍，习惯的手段就是开罚单；而民与官相处多取“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立场和方法。放眼望去，官僚体制中还真没几处——包括基层行政组织——比较有能力跟民间沟通、化消极为积极的。相比较而言，倒是像文化馆这样的基层文化组织，由于它的位置、性质以及它的风格和历史，倒真是可能在改善和优化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方面大有作为。朝阳区文化馆提出的“公共文化”，就是从狭义文化做起，向广义文化扩展。文化馆可是十几万人覆盖全国的一张网啊，织了那么多年不容易，不好好珍惜好好利用就太可惜了。替当国者着想，赶紧在世界观、历史观上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形成大视野、大目标，在此基础上，积极能动地筹划文化馆的未来。你有抱负，它就是资源，你没抱负，它就是累赘，你的鼠目寸光，就是它的穷途末路。如果把文化馆的功能退化成老年活动站棋牌室什么的，还要文化馆干吗？那点功能转给社区居委会就行了。

中国过去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一惊一乍的情况在所难免。刚读到一则寓言，说土著人看到白人从飞机上卸下货物，于是便认定只要有了飞机或只要有了白人，就会财源滚滚。白人或飞机与好日子之间的复杂联系，被过度简化了。我们从思想方法的角度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些领域，比如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合并其他因素提高了效率，于是中国的改革家就宣布哪儿都该私有化；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带来了活力，中国的改革家就认定彻头彻尾的市场化是正确方向。这样的思想方法使得中国的改革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沉重代价。其实市场、国家、平等、效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很难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包就灵”、“一股就灵”之类起哄架秧子的改革思路，跟大炼钢铁没什么两样。1990年代到处都在市场化，到处嚷嚷“国退民进”，闹得弊端丛生、民生凄凉。这两年一看不对，又人人争说“公共物品”，鼓吹市场完全退出公共事业，由国家财政大包大揽，一窝蜂地“国进民退”。对市场化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揭露计划体制弊端的时候，不能满眼都是社会主义的短处。同样，在批判市场乌烟瘴气的时候，也不能无视它的勃勃生气。就文化馆系统的改革而言，国家一毛不拔，逼得文化馆人改当房产主肯定不对。但简单地养起来，也不一定是好办法。计划体制未必一定养懒人，但计划体制加上现行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恐怕多半要把人养懒——少劳就是多得嘛。也许，市场与计划的混合体制更为适宜。但前面说了，中国地区差异极大，不同文化馆的“生态环境”也大相径庭，恐怕不应该有一刀切的统一模式。至于是几分市场、几分计划、如何将二者进行最佳结合，则要求决策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区别。但我们的体制还具备这样因地制宜、随境而迁、实事求是的能力么？文化馆体系的改革，看上去影响面不大，但也是一次意蕴丰富的考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