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自由消费时代的民间娱乐

二人转：时代有多少苦难，人们就需要多少娱乐

在二人转、郭德纲的相声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这些现在流行的“民间文艺”之间，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二人转是有着特殊感情的。

我想再绷着的人看了二人转都得笑，首先是因为二人转的技术最好。二人转是有装饰性的娱乐，微妙又有分寸，但无顾忌。在艺术上，二人转的表演熟谙“情感的辩证法”。我曾经在长春看过一个女孩的表演，她真可以称作“分寸大师”。在开始表演的时候，她一直特可怜，结结巴巴的话都说不清楚。男演员教她学一句“我乡下的，我哥城里的”，她一直学不会。男演员就用特别脏的话骂她。后来男演员急了，说：“那就学：‘我城里的，你乡下的’成不成？”突然之间，她就用一句“闹半天你乡下的？”就把情绪全翻了过来。在后面的表演中，她就开始作威作福，而那男演员怎么都翻不过来，只能任由她欺负了。这个“粗野”的作品，却有着异乎寻常完整、细腻的结构。

从这个小作品也可以看出来，二人转虽然有很多粗口，但是它的骨子里是辛酸的，因此它也并不是真的就招人烦——如果您不是非得冒充正人君子的话。二人转的演员在“耍”观众的时候，并不是诚心欺负观众。二人转有很多粗口的确是很脏，但在表演中他们不骂别人，他们就只是骂自己的搭档、自己的乐师，也就是骂自己最亲近的人。这就和拉斯维加斯的真人性爱表演一样，它的逻辑就是：我们得一起干完了这事，才会有明天的吃食。二人转充分体现了谋生的艰难，因而，二人转绝对是粗看可乐，细想心酸。

这样下来，在看二人转的过程中就隐藏了一种违禁的狂欢。比如那段非常著名的《擦皮鞋》，即使不说它的内容，演员就那么挨个地叫“爷爷”，就能叫得观众都很开心。这里隐藏的心理逻辑是：生活中一直是我叫别人“爷爷”的，现在你叫了，我就歇会儿。这就是放松，是人格的缓慢反弹。

在艺术方式上，二人转还有一大特点：它其实没什么要说的，也没什么要告诉你的。比较起来，其他的戏曲曲艺都隐隐地存在着“第四堵墙”，即使如李伯清的“散打评书”，说得再飞，骨子里还是有“我自己就能完成”的意思。而二人转没有这“第四堵墙”，二人转就是建立在和现场观众的关系之中，它反而有些依靠底下观众的搅和。在二人转的表演中，要看的也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对于观众“搅和”的反应。这种其实“没什么要说”的方式，使得二人转有点像吉尼斯纪录一样，只是一个不够快乐的时代自我寻欢作乐的方式。

在我看来，东北二人转基本上还是属于底层市民的文化生活，它保持着那种“穷帮穷、富帮富”的底色。二人转演出的票价的确有差别，楼上的20，前排的280，但这看280元票价的可能曾经就是看20元票价的，将来有一天没准就又回到楼上去了。而无论是前排还是楼上的观众，他们都同样把瓜子嗑得满地都是。我有时候不免感叹：听相声的人千奇百怪，看二人转的人面貌何其相似！二人转所连接的是一个族群，这个族群中有穷有富，只不过不幸的占了多数。

这种属于底层市民的文化生活，个别地方可能抛抛光，一会塞春晚，一会塞电视剧，但这并没能影响到它的基本局面。在长春，除了几个大的二人转剧场，除了刘老根大舞台，还有更多的二人转是在以前工人文化宫之类的小场子演出的，最惨的是大桥底下的野台子。二人转的演员们大多数一个晚上跑几个场子，但都还能养活自己。现在也有二人转学校，我还看过他们的一些活动，有时他们就笑嘻嘻地互相说脏话骂对方作练习。二人转现在基本上还有一套体系，有传承，有发展；不是说这是一群流氓，抢完钱就跑。它的确是个竞争的饭碗。在东北说二人转说火了，进北京演出了，拜赵本山为师了，都很让人羡慕。而东北的年轻人也还是喜欢二人转的。比如说小年轻过情人节，就去看一场二人转；小女孩过生日，也会去点一段二人转——地气就是这么接的。

现在二人转似乎在全国能推广开来，好多地方、各种场合都会有二人转的表演。这除了赵本山的明星效应之外，我想首先还是因为很多的戏曲形式不便于这么做。二人转是成功地从戏曲中脱颖而出的脱口秀，也是成功地从戏曲艺术回归到了语言艺术。东北本来也没什么更复杂的文艺传统，二人转唱的时候本来也就夹杂着说，它往说的方向转化，就很容易。二人转很容易让观众进入语言宣泄。但你要留心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脏话并不是那么简单，二人转的艺人可以把脏话说得非常有技巧。脏话也可以有语气、有爱称、有情绪甚至还很押韵。第二点，像二人转这样建立在东北话基础上的民间表演形式，搭上了两趟快车：一是普通话，一是春晚。这种民间表演是建立在新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建筑之上的。但尽管二人转遍地开花，我还是认为二人转在外地演出，就是挣钱，没别的意思。在长春，你光会说脏口是不可能活的，你必须真的有擅长的技艺；而在外地的二人转表演中，演员们往往也就应付完事，他们是不会卖力抖落那种最微妙的艺术感觉的——也就是说，在东北之外的人，其实是不配享受微妙的二人转的。

现在流行起来的二人转，不怎么唱戏，主要是说段子，同时更注重现场互动了。很难说这样的变化是好还是不好。我只能说这是现在老百姓的选择：抽烟不过瘾，就要抽大烟。生活是如此艰辛：听一听别人的故事，看看韩剧，是令人放松，但那是免费的；老子出了20块钱买的快乐，就是要扎吗啡似的快乐。讲段子得来的快乐肯定比唱戏更快。二人转就是这样如鱼得水的：你喜欢下流，我就往下流里讲。如果二人转是像昆曲一样的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变化也许是损害性的；但当它本来就一无所有，一穷二白，这种变化也许就没啥事——就比如在自然环境中，谁能破坏沙漠？

像二人转这样在市场中草根自发的表演艺术，它的繁盛，的确是被社会的大势推着走的。东北，曾经是“共和国的长子”，曾经有“长影”为代表的大批气势恢宏的国产故事片；但在工业化的周期中，东北一度没落了。因而，积淀在普通人情绪中的，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幽默感和一种让你不得不承认的傲慢。比如说，大英帝国阔过吧？现如今它的足球流氓就世界横行，而英式黑色幽默就要比美国喜剧厉害多了。就是说——我都game over过了，还在乎什么呢？时代有多少苦难，人们就需要多少娱乐。时代的苦难有多直接，人们对娱乐的要求就会有多直接。这是时代欠人的。

用范伟和我聊天时说过的一段话为“二人转”作个小结吧——什么是东北人的快乐和辛酸？快乐就是你早晨醒来，天儿很好，今儿是个礼拜天，你不用上班；你听着老婆孩子在厨房斗嘴，好玩；窗户外边的冰溜子滴滴答答地都化了，你觉得春天要来了。这是东北人的快乐。那什么是东北人的辛酸？爸妈住院了。一大笔饥荒。兄弟姐妹也没人能管，天快黑了，你一个人拿一大堆单据，没交钱，从收费处走出来，看到外面雪都化了，地上全是黑泥；有一个卖水果的，卖的都是冻得发黑的香蕉。你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是那冻得发黑的香蕉，但你还得吆喝着把自己卖出去。

郭德纲：时代腌出的大咸菜疙瘩

有一次我在后台看郭德纲和他们德云社几个人，十几分钟就能琢磨出一台德云社的春晚——“相声大拜年之我要下春晚”。郭德纲说：现场我就把长袍脱了，穿西装穿裤子，戴着分头的假发，站在那儿说主旋律相声。这的确是有点流氓精神。

郭德纲身在江湖，有嘴欠的时候，有不饶人的时候，但这个人总的来说是个强人。强人的好处是在保护自己的时候就保护了很多东西。“遇强则强”，使他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人，而与此同时，他也是“遇弱则弱”。如果没有“遇弱则弱”这一面，没有源自平民生活的视角，他就简单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完了，他那“我要”系列和“你要”系列相声，也就不会出现。创作者可以追求利益的扩大化，但不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扩大化，是说“我要挣钱”，最大化是“我只要挣钱”——我上台一鞠躬，你直接给我钱得了。

我想如果没有郭德纲，我们对现在的相声也就忍了。我们的好多相声不就是飞机里放电影么？你也关不了它，它也不吵你，那就算了吧。也许郭德纲的出现有他的偶然性，但其实仔细观察，这个偶然性又都在中国社会的逻辑之中，我想说的是：没有“旧社会”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文革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郭德纲。

没有“旧社会”就没有郭德纲——这是因为他信旧社会那些艺人的规矩，他对什么叫本事，什么叫规矩，什么叫尊师，什么叫学艺等等，他都相信。这些也就全在他身上。因此，他有时候不免瞧不上新中国的某些艺人：“一解放呢，这些人就得救了……”他瞧不上的是那些没本事只能给政府抬轿子的艺人。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郭德纲——起码新中国在状态上是每个人更平等。郭德纲身上有旧时代的习气，但新中国的平等观念，在他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新旧两个时代中那些良性的要素，他利用得很好，就能左右逢源。

没有文革就没有郭德纲——在文革极度压抑、焦躁、期待与恐惧的情绪当中，人人都是语言大师。人们都知道语言最没用，也都知道只有语言是自己能做的。表态表决心，都是“刚刚”的。语言这事，在心底彻底放松了。那心情描述起来不过就是：你骂我十分钟的娘，不就是在练贯口活么？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郭德纲——没有改革开放之后滋生出的纯消费心态，郭德纲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呼风唤雨。他的相声，和民国时的相声比起来，变化已经很大，也不纯是老年间的玩意儿了；他的相声，如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听起来会觉得“怎么像是封资修”，什么重要的事都拿来开涮？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心态，谁管你拿什么开涮呢？

关于平等，我还想多说几句。平等在郭德纲的相声中是非常关键的。这平等除去与新中国的普遍意识形态有关之外，还与一个特殊因素有关——天津相声的草根特质。

对于相声我是外行，但听多了，难免对比一下天津相声和北京相声的不同。北京的相声经常是说别人的：“我们单位有一小青年叫小李……”北京的相声是习惯性地说别人不对。而天津的相声大多时候都是说自己的。即使他说别人了，给你的感觉仍然是他很爱这个人。这方面高英培的《钓鱼》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因此，我会说天津是真草根，北京是假衙门。郭德纲源于天津，这种真草根的特质在身上很顽强。他是真草根，而这草根，就决定了他怎么看待人，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同《霸王别姬》里一句台词：“都是下九流，谁瞧不起谁？”怎么叫平等？要比高是无法平等的。你盖500层我盖501层，在501层我们要达成一致太难了。那么，我们在一楼就达成一致行不行？平等是从草根带来的基本状况。在剧场里，他也不会过于把观众当“爷”伺候着。剧场里有谁故意捣捣乱，他会开玩笑地说：“这都是哪个团的？要不你上来说得了。”这实质是和观众很平等的。

德云社为什么当时一下子让人这么喜欢，一下子就火到现在呢？简单来说就两句话：“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他的相声是稀缺的，大家也实在太烦现在的相声了。听到郭德纲的相声，就像听到乡音一样。郭德纲带着民国的范儿，带着一个老中国的范儿，是忽然到来的一种遥远的乡音。

与此同时，郭德纲的出现也是我们大家伙精神状态的投射——即使没有郭德纲，我们也会造出一个来。天桥八大怪在当时为什么能那么红？因为在那个时候，纯骂街也是我们期待的精神消费。每一个文化名人的诞生，都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默默的一次订货，或者是默默的一个许愿。

而从稍微深层一点的观众心理来看，郭德纲的相声，尤其是他的长篇单口相声，隐隐地折射着时代心理。他那些单口相声说的大多是“太平乱世”的故事，这很符合当代人的心思——现在不也像是太平乱世么？于是，人们在潜意识中就是爱听别人在太平乱世中的九九八十一难。郭德纲出现在当下挺合适的。姜昆红的那会儿，要是出一郭德纲，大家会觉得从哪出来一个落后青年？我不讨厌听姜昆的相声，只是觉得他现在说得比较辛苦。听姜昆说相声，有点像是看《射雕英雄传》第一部中郭靖和黄蓉相遇时的感觉，总觉得那以后不会有波折，他们会一路顺利。姜昆的相声，隐隐地折射出一个如朝阳一般的时代；而郭德纲嘛，则是时代腌出的大咸菜疙瘩。

听郭德纲说相声，我有时不免想：江山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恍恍惚惚觉得是那么多人成全了这一个人。文革中我们有人自杀过吧？后来一传达文件大家都在底下偷着乐吧？现在传短信传得特愉快吧……所有这些我们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事，成全一个郭德纲式的真和假。

周立波：二手破落户的集体取暖

我最不喜欢周立波的，是他身上带着的那种二手破落户的味道。上海是中国最早西化之地，在西方文化有些没落之时，上海这二手西化之地也有些没落。“二手没落”和“一手没落”还不一样。大英帝国在伦敦奥运会上不用再讲讲印度；而对上海来说，讲讲当年，是不能缺的。现在上海很多人，聚在周立波周围，带着些取暖的心情，也像是在咬耳朵骂街。这样的上海文化，像是个盗版的、二手的破落户的文化。我看周立波的表演，观察现场观众的反应，总觉得他们每次在笑的时候，都有一种空旷味道。特别像是人老了，总要提醒提醒自己曾经经过的很多事情。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虽然有着滑稽戏的传承，但总的来说，还是结合着香港的“栋笃笑”的一整套操作模式。周立波有个卖点是政治笑话、政治模仿秀，这和香港的“栋笃笑”非常接近。但在我看来他的表演特业余。如果观众真的特买他的账，我只能说“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吧。

周立波的突然走红，像是上海人齐心协力地要给中国流行文化对个下联，是长期以来的“北有某某某，南有某某某”的心态。周立波的流行，也说明上海人某种程度上像韩国人：逼急了撑一次面子大家都愿意花血本的。附庸风雅永远是上海人的自我牺牲，反过来说，上海人的自我牺牲也就是附庸风雅。在这种整体情绪中，周立波是有些“过度包装”出来的。看周立波的流行，就如同一魔术师往袖子里塞东西塞了15分钟，往外掏可能只用了5秒钟。但你特别想提醒他的是，前15分钟我们就一直在这儿看着呢。

当初郭德纲也是被硬推出来，但总的来说大家真的是被他的技艺所折服。而现在看周立波的运作，像是在看日本人的运作，看他的表演也像是在看他背后那个“行动本部”的集体表演。说出来是“让全国人民看看我们的素质”，骨子里是“看看我们的算计”。周立波就像是玉米变成爆米花一样。面对他的流行，我只能说：既然世间需要欢乐，那就该有周立波；但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好的周立波。他像是个早产儿，是太急于策划出来的早产儿。如果那个站在舞台上的人，真能有人生的沧桑感，那现在的表演，绝不是周立波现在这样的——他只是小小得手若干次的艺人。

通过周立波，现在的媒体也经常讨论讨论香港本地的“栋笃笑”。对于那些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栋笃笑的心情，我真有些不以为然。港台那些表演栋笃笑的艺人，是有着足够的聪明。但我总觉得这种聪明的栋笃笑，在太久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其实已经挺乏味的了。在我想象中，只有从控制状态下向世俗状态一路奔去的狂欢，是最浪漫，最让人感动的；在世俗中落户半年之后，也许就没意思了。港台就是在市场社会落户太久，它的喜剧表演聪明有余；而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从控制状态向世俗状态一路奔去——郭德纲就在我们奔向世俗狂欢的中间状态中，因而，他也就会更有生机。

只有自由的消费，没有自由的建设

到目前为止，我更愿意谈这三种表演形式之间的异，而不太认可它们之间的同。如果一定要说它们之间的同，那就是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它们都有人喜欢看。这就如同在一个自由消费的时代里，既有麦当劳肯德基，也有很有特色的小饭馆。它们都是在一个自由消费时代里被消费的。只是虽然都被消费，吃薯条和吃黄瓜，还是有差别的。

如果说在我们的时代，自由的消费达到了目的，但自由的建设显然还没开始。消费就是都对，建设就有对有错。到现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新民间文艺，还是在自由消费阶段，因而一无需寄托，二无需警惕。警惕不是说宣传部要警惕，个人也容易警惕，比如说警惕你碗中的汤洒到我裤子上。无需警惕的原因是因为在消费的意义上，它会把你这个持不同政见者也作为“爷”供着。这个时候，就是真平等真自由了。就如同恩格斯说的，货币作为最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完成了社会的改造。如果我们要的只是自由消费，我们的确已经做到了。

消费的时代特别容易造成解构和分裂。对于过去文化故事的解构，也是这些民间文艺的一些特点。但这其中又有分裂。比如在网上曾经出现过对于猥亵抗日女英雄铜像的激烈骂声，但那些很激烈、很真诚地在网上骂人的人，转头去看二人转《江姐与典狱长》（同样是消解抗日女英雄的），却也会乐得前仰后合。现在的这种自由是让人分裂的。人格分裂之后，个人会下意识地、有选择地愤怒：我看二人转不愤怒，上网我就愤怒。这是畸形消费中衍生的畸形消费。比如有人花50元钱看《无极》，就是为了去骂它。愤怒不是为了改造世界，只是为了去骂，这是很可怕的。这种集体情绪共同构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表征，一是，自由变成了令人心慌的悠长假期，二是，愤怒变成了有选择的消费；再往下，解构就成了我们相认的底牌。

解构把一切信仰都打碎了。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又都是需要信仰的。在没有信仰的时候，人们就会把自由本身当作信仰。什么都不信，成为最明确、最安全的选择。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戒掉了信仰。好处在于，人们面对绝对的自由，而且大家也觉得绝对自由；坏处在于，人要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我们其实都是为别人活着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己更好地活着。就如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最后所说的：人总想帮助人，人总想照顾人，人不想欺负人，这是你们人类的本性。而现在这个时代，显然是个令人忧伤的悠长假期。

因此，在我看来，在新民间艺术发展的过程中，这一艺术所附着的民间社会，还只是个消费社会的蒙胧概念。对我来说，“民间”，就是站在滚梯上的那些人。他们好像在前进，其实他们只是在长大，在变老，在享受时间的改变。在滚梯上，他们像动着，其实没动；他们像是改变了什么，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改变，他们只是被改变。这是个不抱幻想、不受伤害的民间；是个只图消费，不谈信仰的民间。我们基本的生存状态，导致我们现在的精神状况。对这样一个民间，我想，也不必期待。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这篇文章找这么一个结尾。这是马一浮的两句诗：“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知道乾坤很大了，看见那些刚出头的青草，还是要多些爱惜吧。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