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拉夫·帕特尔：美中关系的战略环境(2)

　　评估美国的战略选择

　　尽管许多主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家都承认中国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但华盛顿仍然未能制订处理中国的复杂性和美中之间不断增多的接触的一项全面战略。因此，在最近9个月期间，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对中国登上国际舞台进行了一项战略评估。本项目的是阐明处理美中关系的一项比较细致的战略框架。本报告包含7章，每一章所确定的关键问题都要求美国进行积极的参与。

　　本报告提出的方法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战略框架必须超越“保持接触”和“两边下注”这些过分简单的模式。这一框架必须仔细关注“保持接触、实现融合与建立平衡”的需要。本中心有幸能够吸引有关中国和美国政策问题的一些主要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我们十分感谢他们的帮助与援助。本书提供了有关各种双边挑战———从武器控制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到复杂的气候与能源安全问题———需要如何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多层次认识。这一过程应努力使美国在参与亚洲的地区机构方面的双边合作实现平衡，以鼓励（在某些情况下还迫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本书分为两个概念范畴。第一章至第四章集中讨论合作的功能领域；第五章到第七章为决策者提供理论与战略指导。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事务助理教授乔希·巴斯比博士提供了有关中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政策对美中关系影响的条理清晰的评估。巴斯比认为，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对美中两国来说，确保获得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机遇是符合两国既得利益的。类似地，作为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中两国也在减轻气候变化后果的任何全球努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中国谋求获得更多和更加多样的海外能源，其在全球排放量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造成了“一种已经很复杂的战略关系中的新裂痕”。由于美国试图解决进一步的能源竞争所造成的影响问题，并促成气候和能源安全领域的一种合作关系，所以巴斯比就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争论说，对美国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教训将是认识到中国体制内在的官僚主义的分散性以及这一点给未来合作所带来的局限性。巴斯比认为，合作是可能的，但也是困难的，改善合作可以采取“摆脱局限性的”思维，这种思维促使非国家参与者和私营部门在政府政策的自我执行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中心高级研究员兼《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罗伯特·卡普兰评估了中国日益扩大的全球接触所带来的另一项后果：中国海军超越大陆水域的不断扩展的角色。卡普兰利用自己有关印度洋地缘战略重要性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国的海军战略越来越多地把眼光扩大到台湾以外。中国正通过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实施的一项“两洋战略”促进自己的全球影响。卡普兰认为，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和对海外能源的需要迫使中国海军增强远洋实力，以保护重要的海上航道。卡普兰承认，目前推动这些事态发展的与其说是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迫切需求。然而他说，中国越来越多地插手印度洋事务并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缅甸沿海建立港口，将会在今后几年造成重大的地缘战略影响。卡普兰的文章为了解中国未来的海军战略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而考虑到海军在影响国际环境，尤其是亚洲地区环境方面的作用，文章也是对美国战略研究领域人士的一个重要提醒。

　　在本报告的第三章中，前美国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林顿·布鲁克斯大使帮助我们进一步清楚认识了中国的核态势与理论，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解决两国关系中这一经常被忽略的部分的问题。通过估算出中国的核理论的参数，本章使有关中国核战略的讨论超越了理论层次，达到更加清楚地认识中国核武器战略用途的层次。虽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提倡“不首先使用”的政策，但布鲁克斯认为，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计划对这一立场的不可改变性及中国核理论的前途造成了严重问题。对美国决策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布鲁克斯大使的一项评论，即“‘积极防御’和‘自卫反击’等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演变成先发制人的理论，就是法国人所谓‘防患于未然的自卫’”。由于这一关系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模糊性和误解，所以布鲁克斯大使认为，双方就增进美国对中国有关核政策看法的了解进行讨论是有益的。布鲁克斯有关现有的不确定性的谨慎评估及其影响双边核关系的务实建议，为决策者制订一项强有力和全面的核政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导。

　　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威茨博士评价了中国在全球不扩散与武器控制制度方面的参与，从而为布鲁克斯大使的贡献提供了补充。威茨的文章超越了有关武器控制协议的一般讨论。这种协议涉及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他的补充性研究涉及与基于太空的扩散问题相关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威茨的结论是，中国在不扩散和武器控制方面的记录正在改善，但仍然是有限的。虽然中国近年来已加入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协定，但威茨认为，这些决策基本上一直是工具性的，受到了中国对加强国际安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及其成为国际体系中更加强大国家的愿望的推动。他指出，中国进一步恪守不扩散协议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支配企业行为者活动的有限意愿和能力。威茨像巴斯比一样，告诫美国的决策者要警惕不切实际的期望。他建议对目前的工作重点进行轻重缓急的明确安排，并认识到一些问题必须经过较长时期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才能得到解决。

　　本报告第二部分列举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美国一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帮助应对、影响和融合中国引人注目地加入国际秩序。这一部分不仅提供了关于美国及盟国应如何制订这一关系的一项战略性框架的不同意见，而且可以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有关国内和区域机构如何才能影响或阻止进一步的合作和进展。最后的章节阐述了应对中美关系———迅速变成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有关问题的目的、途径和手段。

　　普林斯顿大学艾伯特·米尔班克政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博士做出了一项细致的分析，阐明了使中国融入到区域组织之中，从而帮助影响、并在必要时缓和中国行为的重要性。本章提出的三个关键问题将会刺激美国对地区一体化的看法。这些问题是：美国应如何在中国不断崛起的背景下认识东亚不断增长的“区域主义”？这些地区组织是否有利于中国？美国应如何使中国和美国的盟国融入到地区安全、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发展之中？伊肯伯里认为，在适应和促进东亚的地区主义过程中，美国不应阻止中国融入到地区秩序之中，而是要努力利用地区机构来“影响”这种融入的条件。为此目的，伊肯伯里建议，美国应创建一个为现有美国安全联盟提供补充并约束中国加入更大范围地区秩序的地区安全机构。本章勾勒出了一幅蓝图，说明了美国应如何影响和构建亚洲的地区结构，以便更好地帮助中国融入到地区秩序之中，并使竞争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为美国的决策者们提供了根本性的洞察。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兼日本研究室主任、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迈克尔·格林博士和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丹尼尔·特文宁探讨了地区秩序之中基于价值观的机构的作用，从而对有关地区架构的辩论做出了出色的开创性贡献。格林和特文宁认为，美国的决策者错误地回避了与自由民主主义的亚洲友邦和盟国基于共同价值观而进行的接触。他们建议，特别是在发生棘手的全球性经济事件时，美国较多地注重“影响力的平衡”而不是“力量平衡”会很明智。虽然两位作者同意伊肯伯里的观点，即地区机构将在影响中国的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坚持认为，通过发展该地区的“民主会议”，从而迫使中国慢慢地实现其政治体制的自由化，能够较好地影响中国的行为。他俩的结论是，为约束中国遵守国际秩序而制订的一项“巧实力”议程，必须包括一项能认识到思想和规范的价值的现实主义原则形式。

　　前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林赛·福特考察了官僚机构的关系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从而使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讨论回归到双边领域。她在本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在她到国防部任职以前拟就的，因而并不一定反映国防部或美国政府的意见。福特认为，在未来几年中，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是否使中国融入进来，而是如何实施一项接触政策。本章考察了左右美中关系安全方面的各种官僚机构的影响及其互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促进在双边关系方面采取一项比较具有凝聚力的战略对策。福特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继续受到两国官僚机构之间的不匹配以及相关政策行为主体范围日益扩大的挑战。为了给这一系列利益带来凝聚力，福特建议，美国必须设计把各个参与的官僚机构融合到安全关系、并使之相互协调的一项全面的高层对话之中。

　本中心研究员、国防部中国问题前国家主管亚伯拉罕·丹马克利用他作为情报分析家和主管中国崛起问题的决策者的经验和知识，阐述了一项有关目的、途径和手段的细致的战略。丹马克恰当地提出，中国已经崛起，但美国的政策和对华战略并没有解决如何应对美中关系复杂性这个问题。他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美国目前的“保持接触与两边下注”政策模式不必要地助长了一种误解，即美国奉行两项实际上独立的中国战略：保持接触（在国务院的管理下）和两边下注（在国防部管理下）。这一模式必须扩大范围，以便把保持接触、融合与平衡融入到对美国国力所有要素都加以利用的、全球、地区、双边与单边层次上的一项全面的对策之中。

　　结论性意见

　　自从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来，30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已经过去。对于这项举措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从而为现代最重要的外交接触之一铺平了道路。打开中国大门的这一历史性进程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充满了种种挑战。然而，这一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继续扩大，并将对解决各种亚洲和全球范围的问题，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到核扩散及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增长的核心重要性问题上，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具有较强的共识，但华盛顿在阐述一项全面的框架，使之超越过分简单的保持接触与两边下注模式，形成全面的融合方面行动迟缓。在奥巴马行政当局继续加强和扩大与北京的双边接触时，它还必须努力消除国内的激进派意见。新保守派倡导一种站不住脚的遏制策略，而新孤立主义势力则寻求采取保护主义和向内看的政策。问题的真相是，美中两国的相互依赖举足轻重，并且继续增加。对于推进美中关系和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及其以外地方的战略存在来说，采取一项强有力的温和务实的对华政策十分重要。本报告提出了一项一体化和全面的对策，以理解和应对美中关系———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各种要素，它们（这些政策）对于确保这些相互关联的要素巩固而非削弱美国的战略利益十分重要。

　　（作者为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