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拉夫·帕特尔：美中关系的战略环境

导言

　　中国的崛起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比得上美国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崛起。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报纸和博客每天都提醒人们注意一种不断增长的国际需求，即在一系列重大的全球问题，包括核扩散、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上与北京保持接触。但是，世人还被提醒注意中国崛起不利的一面，这表现在对专制政权的支持、其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及其对本国公民的镇压。然而，源自西方的国际金融危机却仅仅使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参与者的到来加快了。就在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连取得中性的经济增长数字都很吃力的时候，中国却认为，它能够在2009年达到8％的增长率，并继续寻找机会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影响力。

　　在美国高级官员看来，美中关系掌握着解决当代最紧迫的一些挑战的钥匙。在两国今年夏天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奥巴马总统表示，美中双边关系“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其他的双边关系。”美国和中国都是大国，因而必须合作，双方都为应付一个日益相互依存和相互接触的未来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界定与中国关系的是机会和挑战的综合体。尽管北京的信心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尚未进入自己的繁盛期。尽管在一些领域逐步取得进展，它也尚未解决许多国内和国际挑战。中美两国都不讳言继续让中美关系受折腾的种种分歧。分歧曾经使两国关系出轨，今后仍有可能再次这样做。然而，克林顿国务卿说，虽然“我们很容易一味地注重我们的相互依存所带来的紧张关系与风险。……我宁愿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既能够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也能够迎接它所带来的希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将必须在与中国保持接触方面，既有战略眼光，又能积极应对。在如何做这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的问题上，应当提出以下几点：首先，中国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美国和中国的一些人预见到人们对目前发展趋势的失望，并预测了充满竞争和冲突的未来。在美国，强调中国威胁的人认为，中国崛起严重地有损于美国在东亚的实力与影响。尽管如此，正如理查德·阿米蒂奇警告我们的那样，“任何人———包括中国领导层———都不知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结果很糟糕，对我们来说就是坏事；而如果结果良好，可能对我们大家都有利。这就是我们应当努力工作的方向。”自从冷战以来，美国的大政方针一直是促进北京与国际体系的融合，避免采取孤立中国、肯定会带来一些人所担心的负面结果的举措。

　　其次，奥巴马行政当局应当在战略问题上继续保持谨慎态度。这些战略试图把对华政策外包给并不一定注重美国利益同时视之为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战略价值观、行动笨拙的多边机构———包括新兴的地区论坛。决策者们必须避免顺从于美国的软弱和退缩态度。这种态度对多极世界采取目光短浅的看法，认为它是与美国的领导和实力之间的一场零和博弈。尤其重要的是，华盛顿决策者应当拒绝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加明显的新孤立主义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参与区域集团。事实上，在其中许多组织，包括东亚峰会（EAS）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如何发展的问题上，美国的积极参与仍将至关重要。

　　第三，美中关系不应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接触的唯一因素。日本，韩国，泰国和澳大利亚———美国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盟国和友邦———在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方面，仍将具有核心重要性。批判性地理解本报告贡献的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认为，“要正确认识中国，你必须正确认识亚洲。”每个作者都试图不仅正确认识对华政策，而且试图以一种方式来影响亚洲的政治—安全环境，就是鼓励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并和平地融入地区和国际秩序之中。

　　中国的快速崛起

　　尽管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上具有辉煌的展示，但当时没人猜想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年来会得到如此迅速的提升。事实上，由于中国面临着藏族和维吾尔族当中的动乱，所以许多专家预测，中国将进入一个具有极大战略风险、面临要求其实现政治制度自由化的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和人权政策面临问题的时期。正如外交学会伊丽莎白·埃克诺米和亚当·西格尔当时所说：“中国没有享受到全世界的钦佩，而是被国内的抗议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所困扰。世界正日益怀疑，北京是否会实行政治改革，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奥运会本应把这些问题搁置起来，而不是重新提出。”

　　刺激有关今后风险日益增大的看法的还有一种担忧，即中国经济过热，不大可能再把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一年。然而在过去6个月里，与许多中国观察家的怀疑看法相反，世界目睹了一个自信的中国的迅速崛起，因为其经济实力在缓和金融危机冲击方面起了作用。

　　就在中国继续应付自己内部挑战的同时，它还（毫不夸张地讲）利用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现在就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9年，它是二十国集团当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把其他国家远远抛在后面，并且就公司市值而言是世界上三家最大银行的所在国———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10年前，它还没有一家银行跻身世界最大的20家。中国也是一个在世界各地经济联系不断扩展的主要债权国，从战略角度利用其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购买关键矿产资源公司的股权（例如加拿大的秘鲁铜业公司），并利用无条件的资金注入和贷款帮助挽救了全球各个地区的经济体。中国还处于亚洲经济的中心，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和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尽管中国的出口依赖型经济没有躲过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它的情况却可能比较好，因为中央政府拨款将近5000亿美元用于今后三年的经济刺激基金，以帮助缓解千百万工人和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

　　30年的经济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其现代史上空前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在《国际事务学报》上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中，埃里克·赫莱纳和格雷戈里·秦说，中国的“……债权国地位带来了国力的新潜力，其表现形式就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这种潜力实际上超过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潜力”。尽管这两位作者都得出结论，即中国在成为一个“伟大强国”之前仍然面临着重大的结构性挑战，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全球大国的新地位，可以从其在国际上比较果断的行为中看出，推动它采取这种行为的是中国领导人的一种认识，即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2009年1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做出了具有教授风度的表现。他在会上就“金融机构为了盲目追求利润而过分扩张……（以及一种）以长期低储蓄和高消费为特征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教训了美国和西方强国。在温家宝的讲话之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即用一种“与单个国家无关、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从而消除利用基于信用的国家货币所造成的固有缺陷的”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与6个国家———包括阿根廷、印尼和韩国———签订了将近1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现在以人民币形式持有其中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外援和贷款几个月来也大幅增加。最近，北京与牙买加政府签订了一项旨在避免其丧失偿债能力的协议，因为牙买加未能从美英两国获得即刻的注资。

　　与此同时，中国向财政实力薄弱、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现金贷款，以获取其资源，从而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获得了战略上的利益。由于全球范围的经济萎缩发生后，全球需求下降、价格不断下跌，所以这种资源驱动的对外政策的推行速度很可能会加快。一个例子就是北京越来越多地插手拉丁美洲。它在那里的委内瑞拉、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在许多情况下是提供贷款），以期达成获得石油等重要矿藏的协议。据《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的企业界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因为中国公司在世界各地争夺矿产和能源等资产。”据Deologic公司说，中国去年宣布了520亿美元的国外收购，其中2/3为自然资源方面的收购。戴维·罗斯科普夫指出：“在危机时期，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悄悄地发生变化的。这些贷款是一个例子，表明世界上的经济实力正向新的地方转移，中国人正变得更加活跃。”由于中国试图获得世界各地的资产，所以类似协议正在从非洲、中东到东南亚的各国签署。这些行动表明，北京在其全球参与的过程中战略意识不断提高，并且更加愿意在与美国利益竞争方面推进本国利益。

　　由于中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国外发挥经济影响，所以自1989年以来，它还利用本国的经济增长支撑了军事预算两位数字的增长。这促进了一项全面的军事现代化计划。这项计划把人民解放军从以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旷日持久的陆地消耗战为主的军队，改造成能够在中国周边地区与技术上占有优势的对手进行短期高强度作战的军队。例如，解放军一直强调发展能够超出中国边境进行部署的快速反应部队。解放军海军一直在获取射程较远的防空和巡航导弹系统，以及更加高效的潜艇部队。中国的战略家们还试图开发解放军的“杀手锏”先进武器系列，它们能够利用敌方军事防御系统中的非对称弱点，譬如美国日益增长的对复杂信息技术的依赖。例如，中国继续利用美国政府的计算机网络，从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风险，并可能造成双边关系的摩擦。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一直面向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但地区大国如印度和日本认为，中国的利益范围更为广泛。由于中国继续投资数十亿美元推进其力量投射能力，所以该地区的不安情绪不断加重。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说：“对解放军资源调拨日益增加的一项衡量方法就是官方的预算，这项预算已经增加了一倍多，从2000年的27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601亿美元。但是，这项预算并没有捕捉到军事开支的总和。”这个数字包含着中国军费在过去5年中每年15％的增幅，而就开支增长速度超过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军队是少数几个部门之一。虽然中国国防开支缺乏透明度掩盖了真正的数额，但多数外国分析家估计，2007年，中国把970亿美元到1390亿美元用于与军事相关的开支（这要比中国450亿美元的官方预算数字多两倍）。

　　还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军事上变得更加敢作敢为。最近发生的涉及美国军舰“无瑕号”———在海南岛附近遭到中国海军和一些商船挑衅性骚扰的一艘勘测船———事件按照新加坡东南亚问题研究所斯托利博士的看法，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更加大胆行事的一种模式的一部分……”。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赫胥黎博士认为，“无瑕号”事件反映出中国政府更加自信，利用了奥巴马行政当局的“一种需要，就是让中国继续参与解决金融与经济危机方面的合作”。

　　然而，中国对台湾的方针却具有不同的情况。中国的政策自从2008年5月马英九当选为台湾总统以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和台湾都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以缓和海峡两岸间的紧张局势。在这次选举之后发表的、后来由马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引述的一项声明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建议双方“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以确保和平并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2008年6月，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经过9年的间断之后重启了半官方的双边交流。进行了高层互访。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主席发表讲话，确定了指导未来两岸关系的六点大纲。尽管如此，大陆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来减少其在台湾正对面的驻军。北京宣布2009年的军事预算增加17％，从而表明了甚至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的情况下也要保持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的坚定承诺。

　　中国还试图应付对其军事崛起的担忧。中国在亚太地区所做出的政治和外交上的努力在限制在本地区引起不良后果方面一直是有效的。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盟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正在努力通过谈判与东南亚国家联盟达成一项贸易协定。中国还采取行动，解决了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并继续与印度就阿鲁纳恰尔问题进行谈判，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重振了自己从东北亚到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影响力。

　　由于这种影响力，所以该地区对中国崛起有所担忧，但却并没有公开表示敌视。例如2005年2月，日美两国签署了一项“共同战略目标”协议，确认了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以此作为东亚战略稳定的一项基本因素。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也在提升与美国的军事关系，以防范中国潜在的侵略。一项较新的事态发展就是该地区内部的力量平衡。印度正在扩大与日本的关系；东南亚各国帮助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2006年加入了东亚峰会；日本和澳大利亚于2007年发起了一项新的安全合作协定。尽管如此，根据兰德公司最近对美国盟国和安全伙伴有关中国崛起的反应的一项调查，“针对中国的崛起，亚洲所没有发生的事情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该地区各国政府正以不同程度的关注与担忧注视着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但却并没有采取遏制北京的政策。例如，澳大利亚和韩国都抵制了来自华盛顿、要求其进一步为台湾防务做出贡献的压力。问题实际上在于，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将继续在防止竞争行为和不安全方面起到有益的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在战略上仍然一门心思关注中东局势（尽管关注程度不像布什行政当局那样大），因为它企图阻止伊拉克安全局势的崩溃，并加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在“不稳定的弧形地带”使美国参与复杂化的是朝鲜半岛新近爆发的一场核扩散危机、核意图仍然缺乏透明度的伊朗政权、墨西哥的动荡局势外溢到美国境内的风险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各种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譬如流行病和贫困等。一场国内经济衰退使美国卷入两场持续不断的主要战争和一系列令人却步的全球挑战的问题复杂化，这场衰退在美国的决策者，包括奥巴马总统的议事日程中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出现了一些经济复苏的积极迹象，但很多人仍然认为，美国经济可能会进一步陷入衰退。特别地，许多亚洲分析家吃不准奥巴马总统将如何应对美国不断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会在世界各地催生保护主义阶层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若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其长期的战略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恢复美国参与的平衡是奥巴马行政当局对外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华盛顿对华政策的背景下，这将尤其重要，因为对遭到忽视的担忧继续在整个亚太地区刺激着人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

　　尽管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它仍然面临着可能会破坏其崛起的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中国所实行的“市场列宁主义”充满了可能危及其进一步发展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沿海人口与内地农村人口之间的社会断层；急于获得财产权的新兴的、缺乏耐心的中产阶级；日益不满的农村人口（2005年发生了大约8.7万起群体性事件）；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所承受的压力；大量的流动人口；以及男多女少的人口问题。与其日益强大相比，中国若步履蹒跚，很可能会给美国及地区盟国造成大得多的风险，只要仍然可以公开进行沟通，成为禁忌的红线也没有越过，情况就是如此。美国经济依赖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库券及提供的廉价出口。中国若不稳定，还可能会使其目前的防务轨迹改变，在该地区采取反复无常和侵略性的军事姿态———从而使误判和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如果北京想要减轻世界各国的担忧，还需要负责任地应对西藏和新疆的暴力活动，并调整对台方针。国际社会继续对中国官员提出质疑，要求他们考虑对持不同政见者和言论自由所采取的严厉做法在长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的邻国和美国仍然对台湾的民主与安全所承担的任何风险感到担忧。种种问题仍然困扰着中国对众多少数民族的关系与态度。这些少数民族包括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和彝族。新疆7月份爆发的、涉及政府力量、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当地汉族人的暴乱就是表明该地区社会与政治脆弱性的一个例子。这迫使胡锦涛主席过早地离开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处理国内的破坏稳定的事件。在期待出现最好情况的同时，美国的决策者们还应当准备应付中国许多可能的前景———好的和坏的、负责任的和侵略性的———同时意识到一个事实，就是中国若强大、繁荣和负责任，就最有利于美国。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