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封面·目录·总论)(2)

　　西方害怕对中国同俄罗斯建立起一个新的集权大国轴心，而去年8月俄格战争后俄罗斯承认了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中国对此的冷淡反应缓解了上述害怕。中国显然有比它的对俄关系更重要的优先考量，比如原则性地反对地方独立。

　　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和俄国的新强硬姿态，对九十年代发生的朝着人权、民主和国际交涉方向合乎（国际）规范的转变来说，显然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欧盟已经在联合国等机构里体会到了中国新外交的后果，欧盟在人权等议题上组织联盟的难度提高了很多。

　　通过其“三巨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行动，欧盟勉强促使中国为它在停止伊朗铀浓缩项目方面的努力提供了支持——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使中国保护伊朗不会面临更强硬的措施。作为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的国家，中国对欧洲立场的支持是关键性的，欧盟能把中国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算是一项外交成就。但是由于除了指明美国或以色列有可能对伊朗核设施发起袭击以外，欧盟在这个议题上面对中国时缺少真正的筹码，因而没能说服中国支持更强的制裁。面对伊朗以及多个受到国际制裁的其它国家，中国事实上强化了它的经济影响力。

　　没有哪个议题比非洲问题更好地描绘出了中国与欧洲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虽然欧洲在非洲绝大部分区域内仍是头号外国势力，但它的影响力与中国相比正在下降。中非贸易的年增长率约为33%，而欧非贸易仅6%。中国把非洲主要看作一个关键的能源和原材料提供方以及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但是它在非洲也有政治目标，它试图在联合国内从非洲国家那里获取有关台湾、西藏和人权议题的支持。中国基于欧洲政府无权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事务的原则，反对欧盟在停止非洲侵犯人权方面的努力。欧盟曾为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在2005和2006年通过就达富尔问题批评苏丹政府的决议向中国施压，但几乎没有起到效果；只有当中国的投资在苏丹受到了当地威胁、并且达富尔问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引发了公共舆论压力之后，中国才开始劝说喀土穆当局接受外国维和部队。除此之外，欧盟在促使中国协助孤立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方面的努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除了在军火销售方面还有待争论。

　　欧盟在就气候变化问题与中国的对话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并且有拿得出来的成效。气候变化被确立为欧中关系的一个关键话题，而欧盟帮助中国转变了它在这一领域的内政方针。中国如今承认气候变化的威胁，并且把减少其经济体的排碳和能源强度定为了一项要务。目前欧盟和中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向低排碳经济体的转化与在全球经济危机下维持增长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也曾有过一些退步：中国拒绝了欧盟几番促请它承诺参与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环境稳定目标的要求，或是在对京都协定后下一个协定的商讨过程中作出本国承诺。中国希望欧盟各成员国为它提供持续发展所需的投资和科技，它还希望欧盟提供资金帮助那些将遭受气候变化最严重打击的中国地区。

　　在与此相关的能源议题上，中国至今为止的目标是与能够提供能源、科技、和双向投资的欧洲能源巨头结成伙伴。中国不愿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在它如何从别国获取能源资源的问题上。欧盟在这方面的筹码有限，唯有当欧洲一些政府或企业表明了自己愿意投资之后才看到了一些成效，例如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合资公司。欧盟的要务是促使中国改善它的能源利用率，并将它在确保能源安全方面的措施更加公开化。

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没有哪个地方能比贸易关系方面更明显地体现欧盟与中国无条件交往政策的失败之处。2007年欧中贸易的总额达到了3000亿欧元，使欧盟成为了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到2008年，欧盟对华贸易已由八十年代的顺差转为了高达1690亿欧元的逆差，接近美国的2660亿美元（折合1990亿欧元）。全球经济危机至今也没能逆转这个趋势。这并不只是中国企业实力强劲的结果；欧洲企业在中国持续面对着无数的非关税类壁垒以及地方上的独断专行。

欧洲和美国的谈判员们在应对北京当局时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他们曾希望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行动能够成为市场改革和强化法制的催化剂。但中国似乎把“入世”看作了它改革的结尾而非开始。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没有减少反而加强了，尤其是实施了各个行业的五年计划。欧盟惯于用贸易协议的法律条文作为经济和政治变革的杠杆，而这套老伎俩在中国失败了。欧洲贸易官员们得到的教训，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力量实在太大，他们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都无法对其产生多少影响。

欧盟并没有因为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而遭受严重的经济不平衡，这是因为欧盟的全球贸易逆差远远小于美国等国家。但是2008年的全球危机迅速地改变着这一趋势。各成员国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此时对华逆差助长着欧盟内部的分歧，使贸易谈判员们很难就他们应该在与中国的谈话中采取什么立场达成共识。就连德国的对华逆差也在持续上升，因为中国的出口品在市场价值链中越攀越高。此外，欧盟的对华逆差既没有被欧盟打入中国房地产业和服务业，也没有被流入欧洲公债或私有资本市场的中国资金所弥补。

世界经济衰退甚至可能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比重。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中国对欧出口额的下降幅度低于进口额，而受损更严重的是其它的亚洲直接出口国。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使它变为了世界金融体系的一个关键借贷者，而北京当局越来越看到有必要将其资产从美国分散出去。经济危机凸显了中国投资在欧洲债券市场和欧洲债务工具中的参与程度有多么低。如同有些欧洲领导人渐渐意识到的，这或许可以创造一个重要机会，让中国和欧盟把各自在对方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投资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即使双边投资不增长，贸易逆差的上涨从政治角度上也无法维持，必将导致对中国方面进一步开放市场的要求。

转向互惠性交往

对中国的无条件交往鲜有给欧盟带来成果，无论是在直接利益的追求上还是在促成中国向欧洲目标和价值观靠拢的更远大目的上。即便是那些最大的成员国也会发现，面对着更强有力也更有组织的中国谈判人员，它们倚仗本国政策保障自身利益的尝试常以失败告终。英国尽管积极鼓吹对中国商品开放欧洲市场，却没能说服中国开放大部分金融服务行业，或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法国任凭采取商业外交手段，其对华贸易逆差仍是爆炸性增长，现在还要担心近来在人权和西藏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会导致遭到中国排挤。意大利和西班牙支持反倾销措施并未改善中国的贸易规范，也未给这两国的纺织和制造业带来除暂时性缓解外的任何东西。德国的坚固对华贸易关系对其经济利益造成的损害要少一些，但中国对默克尔总理要求加大尊重人权的主张置之不理。

不过事实上欧盟——通常是与美国联手——已使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小范围的，却也算是实实在在的转变；这说明了当欧盟的态度团结一致时，中国在特定议题上也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因此欧盟应放弃试图通过无条件交往重塑中国的策略，转向一种能给自己确切机会在最迫切目标上取得成果的策略。无条件交往应让位给“互惠性交往”——一套新的以利为本的办法，带有两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两个原则：首先要缩减向中国提供好处的政策领域；其次在和中国达成协议之前，要运用欧盟的影响力和激励措施确保中国会作出酬答。两个标准：对欧盟的重要性，以及能够导致中国政策转变的现实预期。

减少目标、互相妥协、分清主次与实事求是

为了保证互惠性交往的这四条准则能发挥作用，自由派必须认清：拒绝把市场准入用作政治筹码，使得对抗中国意在剥削欧洲的政策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重商派必须承认：它们在政治议题上对中国的温驯态度将欧盟置于全球不相干的境地，而如果欧盟整体受到削弱，则它们对重要民族企业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无助于对抗日本和美国的竞争。工业派必须接受统一欧盟战略的必要性。而追随派必须明白：如果那么多会员国似乎都认为欧中关系对它们来说无关紧要而不愿在上面花费工夫，也就损害了整体上的欧盟对华政策。

“互惠性交往”不是旨在遏制中国的攻击性战略的间接提法。欧盟除了把中国当作全球性伙伴来打交道以及接受其历史性的崛起以外别无选择。确切地说，欧盟必须在符合中国最佳利益的范围内实现欧盟所要求的东西。互惠性交往意味着形成欧盟方式，在对华谈判中有更大力度讨价还价，目标是达成互利协议，进而使双方坦诚相待。为使这套新策略起到成效，欧盟应简化其对华沟通渠道，改善成员国间协调对华政策的方式，以及使欧盟机构更有效地运作。另外欧盟应拨款让欧洲官员和经理人接受中国语言、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应要求北京当局为欧盟官员接触中国的政府运作提供更多便利，并示意若中国不合作的话会减少其在欧官员的接触机会。应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开设分支办事处以使接触其国内各地的各种机构更为便利。

重新平衡经济关系

全球经济危机使得纠正不平衡的对华贸易关系对欧盟来说变得愈加迫切了。首要任务应是清除欧资在中国所遭遇的壁垒，并鼓励中国在欧盟境内投资。为此，双方都应接受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与公司所有权、投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移相关的法规和管理办法进行修改。

• 提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应清除其规定的非关税贸易和投资壁垒（如制造的“国产成分”要求等）；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使欧洲企业和经理人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

• 承诺放宽中国投资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分发与电信等重要行业的限制，以换取中国开放基础设施项目给外国企业，以及废除国内公司所有权的限制。

• 寻求共同开放公共采购业务，并且保证一旦达成协议就能立即投入实践。

技术转让是另外一个因不信任和法律不健全而影响了双方互利投资的领域。尤其是中国经常成功迫使欧洲企业转让技术及机密资料的问题，让欧盟伤透了脑筋。欧盟应：

• 加大对“伽利略”（译者注：卫星定位系统）、“赫尔墨斯”（译者注：航天飞机计划）等欧洲研发项目的支持力度，形成更广泛的技术开发战略。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欧盟应保护其协助开发的关键技术和专利权利的部分所有权，以更严密地控制对华技术转让，并避免让欧洲企业受到中国政府部门的压力。这种技术保护机制能使欧盟对中资进入欧洲领先企业持更放松的态度（虽然国防行业仍是个主要的例外）。作为交换条件，应要求中国开放那些现时限制外资进入的经济行业。

• 成立一个知识产权和专利扶持基金，帮助欧洲中小企业获得在华知识产权注册或保护的财务扶持和法律援助。

气候与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是另一项欧盟改善对华合作可谓事关重大的要务。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欧盟的目标必须是防止中国陷入偏重高碳基础设施和产业保护主义的短视经济政策。这种变化需要一系列科技、经济刺激以及能源安全方面的协议。我们建议：

• 欧盟应向中国提供高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的一揽子转让方案，包括欧盟融资和技术机密转让。作为回报，中国应在后2012谈判排放方面承诺一个全球稳定化目标以及明确的国内目标。中国还应同意加速包括碳采集和碳储存在内的清洁煤技术的开发和最终部署。欧盟和中国应优先在中国发展“低碳区”模式，以之作为全国性的欧中低碳贸易与投资框架的雏型。

• 欧盟和中国一致声明摒弃能源制裁，例如刻意中断能源供应的行径。终止把能源当成国际关系中政治工具的做法将巩固欧中双方作为能源大进口国的共同利益。

• 欧盟与中国相互开放各自的能源配送体系。中国应清除对中国能源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所有权限制，增加信息共享和透明度，包括通过国际能源机构的渠道。

伊朗与核扩散

欧盟想让中国更积极地协助劝说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机能。为说服中国在伊朗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我们建议欧盟：

• 努力促成解除武器禁运的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必须为达成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制裁作出贡献，并对其改善出口控制执行的具体措施作出表率。

• 支持中国加入到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澳大利亚集团和《瓦圣纳协定》等防扩散机制中，以此换取中国方面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2010年复查会议上进行改革和强化的支持，以及对巩固国际原子能机构透过额外条款执行监督和调查职能的支持。

• 欧盟应对中国在印度洋打击海盗的海事行动提供协助，包括后勤协助和对陆上基地的外交支持。中国应同意与其他国海军协作，支持国际社会海上控制扩散的努力，以及支持“防扩散安全倡议”（译者注：由美国总统布什于2003年5月提出，旨在通过情报交流、执法合作、武力拦截等措施打击贩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敏感物项的活动）。

非洲与全球治理

欧盟在非洲以及全球治理与发展问题上同中国的磋商至今进展缓慢。为促使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更加切合国际准则，欧盟应采取软硬兼施的做法。具体措施应包括：

• 欧盟支持中国的投资活动，包括投资国际金融机构的行动，以换取中国加入到包括巴黎俱乐部（译者注：现时由全球最富裕的19个国家组成，专门为负债国和债权国提供债务安排）在内的国际借贷协调机制中。欧盟应主动在现有金融机构框架内采取行动防止债务国接受中国给予的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新贷款。

• 欧盟与非洲政府合作保护中国的活动和投资免受安全威胁。这一承诺应用于交换中国对维和行动的更大支持，包括派遣军队以及支持联合国授权的在苏丹、乍得以及其他地方的行动。

• 欧盟提出用发展援助预算支持有助于欧盟发展目标的中国项目和投资。作为交换条件，应要求中国考量所在国或地区的利益以采取确切的开发措施。

当正面提议不起作用的时候，欧盟应支持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和媒体对中国的可疑举动提出异议，并做好亲自出面批评中国的准备。欧盟还应继续敦促中国加大对全球机构的贡献。

人权

以上列出的诸多主张都刻意忽略了按照惯例会在欧中峰会提及的许多重要议题，例如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虽然欧盟在中国公民人权和公民权方面手握的筹码微不足道，但是我们不认为欧盟应在这类议题上保持沉默。不过欧盟亟需增强其人权姿态的可信度。认为基于审慎官方渠道和非正式闭门会话的策略没有产生明显效果的想法，正逐渐成为共识。因此依照互惠性交往策略，我们建议欧盟应集中应对关于中国人权的四个重点领域：限制死刑的运用；终止不经司法审查的关押；保护宗教自由；推进在西藏问题上达成和解。欧盟还应：在以上四项重点的基础上重新振作欧盟对华人权对话；保证当中国施压的时候各欧洲领导人不为讨北京当局欢心而拒绝相互支持；声明欧盟领导人与议会领袖不会容忍任何对他们会见政治或宗教人物（包括达赖喇嘛）权利的限制。

一个更有组织的欧盟

中国的崛起应是通过《里斯本条约》以及构建一个更团结且更有组织的欧盟的强有力刺激。但即使《里斯本条约》不能很快生效，欧盟亦需就一套更有力的对华战略达成共识。

首先，欧盟委员会应启动一项针对欧盟对华政策大回顾，以确立统一处事方式优势最为明显的一些优先考虑领域。其次，将各国的对华合作项目和重要对话“欧洲化”。最后，建立永久性的“公共三驾马车”体系在重要议题上同中国展开交锋。这个体系成员应包括轮值和候任主席国以及欧盟委员会，还可以包括明显有意且有能力在特定议题上作出贡献的成员国；入围的要件可以是在重要话题上作出研究或是在相关项目上给予资助。这种三驾马车模式还应扩展到欧中峰会上代表席位的选择上。

对欧盟来说有更广泛的一些战略性理由来重新思考对华关系。巴拉克·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美中关系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这一页的注脚是：美国自知需要中国的资金来摆脱自身的经济困境，而中国意识到如果美国不能从经济低迷中复苏，其投资到美国的财富就可能付诸东流。为避免被这场新旧世界大国的对话踢出局，欧盟必须一改内部充斥对立意见的嘈杂和声的形象。得到更好政策工具支撑的互惠性交往战略，对于应对这一挑战会大有帮助。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