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封面·目录·总论)

【作者简介】John Fox（约翰·福克斯）、François Godement（弗朗索瓦·古德蒙）

约翰·福克斯和弗朗索瓦·古德蒙都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政策研究员。

约翰·福克斯来自英国，就学于北京大学和牛津大学，曾任英国驻欧盟大使馆香港事务部成员和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开销审核组成员，后任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对外政策部部长和环境与能源部部长。

弗朗索瓦·古德蒙来自法国，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哈佛大学，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现任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主任，兼任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欧洲组组长、亚欧合作委员会成员、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编外顾问。

总论

一、欧洲的无条件交往

二、中国的巧妙务实

三、全球政治议题

四、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五、转向互惠性交往

结论

附录：欧盟各成员国对华态度列表（译者注：不列入编译范围）

总论

欧洲对待中国的方式困陷在过去。中国如今已是一个全球大国：北京当局的决策对欧盟关心的几乎所有紧要全球问题来说都至关重要，不论是气候变化、核扩散还是恢复经济稳定。严格调控下的中国经济和产业政策强有力地影响着欧盟的经济健康。中国的对非政策在这个欧洲重要邻居的部分土地上造成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欧盟还在继续把中国当作过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而不是当今的全球大国来对待。

欧洲的无条件交往

　　欧盟的对华策略基于一个过时的信念，即中国在与欧洲交往的影响下将会开放经济、完善法制、并实现政治民主。这里的潜在思想是与中国交往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不应以任何具体的中方行为方式为先决条件。这一策略造就了一张由无数双边共识、共同声明、谅解备忘录、峰会、部长级访问以及特定领域对话织成的大网，一切都是为了把中国带向亲近欧盟的政策导向。一位欧盟外交官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要让中国想要我们想要的东西。”（见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008年6月11日对欧洲高级官员的采访）然而，诚如本报告所反映的，中国外交和内政政策的演化方向基本上漠视了欧式价值观，而且如今北京当局时常违背甚至破坏它们。欧盟想做改变中国的催化剂这一雄心壮志完全无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更无顾它抗拒外来影响的决心。除此之外，欧盟还频繁地改换它的目标，同时又很少把它们追随到底。欧盟成员国无论集体还是单个，面对中国时筹码本就不多，却还会被它们在对华策略上的分歧进一步削弱。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一个可以称之为“无条件交往”的欧盟对华政策：这个政策给予了中国所有与欧洲合作带来的经济和其它利益，却几乎不求回报。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已经意识到，这个由1985年达成的贸易与合作共识奉存下来的策略早已不合时宜了。于是它们各成员国一方面承认其存在，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对其置之不理，转而追随它们自己的、往往互相冲突的本国对华策略。有些成员国在贸易方面挑战中国；另一些则是在政治方面；有些两方面兼顾；另一些两方面都不。

　　结果不言而喻。欧盟任由中国为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企业设置重重障碍，远远多于中国企业在欧盟所面临的——欧盟尽管取代美国成为了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却还是让对华贸易逆差膨胀到惊人的1690亿欧元，这便是原因之一。欧盟力求让北京当局同意更多的国际经济协调，从而承担起它作为全球经济局面的关键维护者应尽义务的种种努力，大体上都没有成果。2009年4月初在伦敦举行的G20峰会展现了北京当局躲避承担任何实际责任的能力；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相对不起眼的400亿美元实际上相当于一份“税金”，以免被视为一名全球破局者。

　　在全球事务上，经验证明中国不介意破坏西方在若干紧要问题上作出的努力，例如针对缅甸的严酷政权，或津巴布韦和苏丹等非洲悲剧。中国固然偶尔也会改变它的立场，转向与西方更加一致的方向——例如它姗姗来迟地支持联合国向达富尔派遣维和部队；停止对津巴布韦的军火出售；或出动它的海军巡逻索马里海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改变是中国自身的直接利益导致的，而并非出于某种取悦西方的渴望。全球经济危机加大着中国采取行动支持国际金融稳定的压力，但同时也为这个现金充足的国家提供了一个仅为国际救援计划作出少量贡献，即可提高它相对地位的机会。

实力评估暴露欧洲内部分歧

　　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它把和欧盟的关系当作一盘棋来下，而它的27个对手则挤在棋盘的另一方对下一步该如何走争吵不休。虽然北京当局有时也为这种混乱而烦恼，但是在这样的棋局中，哪一方会更占上风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一位新集权主义学者潘维（译者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样说：“欧盟很弱，政治上内部分歧，军事上缺乏影响。经济上它倒是很强，但是我们现在不怕它了，因为我们知道它需要我们比我们需要它更甚。”中国深知它的强大，并且不再加以掩饰。它对欧盟采取的新态度近乎于外交蔑视，这在去年12月清楚地显露了出来：作为对法国总统萨科奇计划会见达赖喇嘛的严厉回应，它临时取消了里昂欧中峰会。

　　我们所作的一个“实力评估”显示出了欧盟27个成员国在两个问题上立场不一：如何处理中国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在政治方面与中国交往。我们为每个成员国的各项对华政策和行动打了分（评分的主要政策和行动包括如下方面：台湾、西藏、人权、伊朗和苏丹等全球议题、反倾销、贸易逆差、中国在欧投资，以及涉及中国的各种政治言论的总体性质），如下面这张示意图所示：

　　这个分析让我们把各成员国分入了图中标出的四个组：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理念上的自由贸易者、肯通融的重商主义者以及欧盟内的主流追随者。

　　这四个组的划分当然只是大致上的。一个成员国的政府换届可以给其对华政策造成强烈影响，以至该国近乎于一夜之间从一组转移到另一组——就像我们在2005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被默克尔替下后看到的那样。如图所示，萨科奇总统治下的法国无法轻易融入任何一类，其中原因之一是法国的对华策略仍然飘忽不定。

　　尽管如此，建立这种分组依然是有用的。这有助于理解那些削弱欧盟应对中国能力的冲突，从而指出一个有利于所有四个组的新策略导向来。

　　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工业派”）：

　　工业派这组规模很小，由捷克、德国和波兰构成。它们是欧盟中仅有的愿意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强力对抗中国的成员国。该组的均衡立场有潜力使其成为欧盟更加强硬地对待北京当局的中坚力量（尽管德国，这个与中国有着最紧密贸易关系的成员国，对欧洲采取统一立场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工业派不同意让市场力量来塑造欧中关系的性质。它们时刻准备着通过特定领域的各种要求向中国施压；或支持保护性“反倾销”措施以应对受到不正当补助的中国货品；或威胁出台其他贸易（制裁）措施。

　　理念上的自由贸易者（“自由派”）：

　　自由派——丹麦、荷兰、瑞典、英国——总体上愿意在政治方面向中国施压，而反对在对华贸易方面进行限制。它们反感任何形式的贸易管理，这使得欧盟在面对中国周密制定、高度集中、经常颇具攻势的贸易政策时，很难建立一种明智而连贯的应答方式。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贸易的观念是经济利益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们国内以高科技和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和劳工市场，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或期望收益压过了对廉价中国进口品的害怕。

　　肯通融的重商主义者（“重商派”）：

　　重商派这组规模最大，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芬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共有一个设想，即良好的对华政治关系会带来商业利益。这些成员国感觉它们的对华关系必须由经济方面的考虑来主宰；它们把反倾销措施看作一项有用的工具，因而反对将（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授予中国。（按照2001年签署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第15条，世贸成员可以用与第三国家的价格比较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品评定反倾销税。假如中国被正式定性为完全市场经济，使用上述价格比较的权利即会自动消失，并且无论如何这一权利都将在2016年到期。此外一个中国公司或一个经济领域也可以单独获得完全市场地位。）它们为了对随时保留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作出补偿，回避与中国在政治问题上的对抗。就像自由派在贸易方面的立场一样，重商派拒绝在政治议题上向北京当局施加压力的立场削弱了欧盟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这些国家多次导致欧盟未能在西藏或人权一类的议题上建立起更加坚定的立场。在极端情况下，有些国家实际上在充当中国在欧盟内的代理人。希拉克总统治下的法国完全可以归入这一组；但在萨科奇总统治下，该国有了突然转向的习性，一时给中国政治方面的支持，一时又对中国提出人权、台湾或西藏方面的批评，这样使得法国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盟其它成员国而言都成了一位不可预测的伙伴。

　　欧盟内的主流追随者（“追随派”）：

　　这一组由更情愿把它们的对华关系交付给欧盟处理的成员国组成。就此而言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卢森堡是四个组中最具有“欧洲精神”的，然而它们只是跟从者而非领导者。跟从派中，很多国家不认为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位于它们外交政策的核心。它们依靠欧盟保护它们不受中国在台湾或西藏之类的议题上施压。它们愿意支持欧盟政策固然是好事，可是他们不愿更积极地参与到讨论中来，强化着一种中国不是欧盟首要问题的感觉。

　　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既然如此之大，中国把欧盟视作一盘散沙也就毫不奇怪了。法国、德国和英国尤其该对这个状况负责。三国中的每一个都一次又一次地游说中国，以图成为其首选欧洲伙伴——尽管中国给它们的优惠地位只是有限期的，好处总是提供给出价最高或态度最温顺的一方。就连在最近由会见达赖喇嘛引起的多番欧中对抗中，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都拒绝互相支持，实际上在寻求相互趁火打劫的机会。

　　任何强化欧洲立场的努力，都必须从一个认识开始，即没有哪个成员国足以单独左右中国。每次中国在欧洲的压力下转换了自己的立场，正如它在核扩散问题上，其次是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作的让步那样，都是欧盟共同协调努力的结果，靠的是整个组织以及最有影响力的各成员国的支持。无论集体还是单个，欧盟成员国除非能够找到跨越分歧、集中力量筹建更强谈判地位的办法，否则无法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中国的巧妙务实

　　欧洲人倾向于把中国当作一个有待欧洲通过交往而塑造的可塑政体来对待。但现实中中国是一个灵活而务实的大国，深谙如何处理对欧关系。它的外交政策首先是由内政要务决定的——例如维持经济增长,以及在缺乏选举制度的情况下强化政权的合法性等需要。然而，北京当局的全球贸易、其金融和科技流通以及它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它成为了一个不管在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十分紧要的角色。近年来，中国出于处理因其自身发展造成的影响的需要，尤其是面对要求中国维护全球稳定的需要呼声，对外政策变得复杂化了。

　　转而言之，中国已经变得太有钱有势，无法再保持沉默低调的运作模式了，而近期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译者注：资本主义的一种高级形式）的垮台以及相继而来的西方威望受损，看上去为中国外交政策进一步强硬化搭就了舞台。然而，尽管北京当局担任了捏合全球议程的新主角，中国的对欧政策基本上仍旧保持着以经济为主的性质。中国想要欧盟市场和投资的广泛通行权，它寻求各种技术转让，它想要欧盟和其它伙伴在与气候变化的对抗中担负大头费用。尤其重要的是，它想要欧盟停止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闹腾。

　　为了确保这些目标，中国开发出了三种对付欧盟的基本战术。首先，它利用自己的中央调控体系与欧盟的开放性市场及政府之间的不对称，从而一面在欧洲趁机牟利，一面通过各种产业政策、市场限制和不透明手续保护它自己的经济。其次，中国将欧盟在特定议题上的施压以接受正式对话的方式疏导开，然后把这些对话转化为没有结果的座谈会。第三，中国对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加以利用。去年12月中国以惩罚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喇嘛为借口，取消了它与欧盟的年度峰会，就是一个在欧盟内散布不安的典型企图。

全球政治议题

　　中国如今已是与任何欧洲人关心的全球政治议题都有关联的一个因素。然而，尽管欧洲反复安慰性地声称中国将受到鼓舞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局维护者”，大多数将中国的行为方式引到欧洲以及西方路线上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