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列：俄罗斯：权力中的黑社会第七章

第七章

专业化黑社会

地域性黑社会从事所有形式的犯罪活动：生产“燎过的”（即造假的）伏特加、毒品、组织卖淫（剥削妓女）、狂赌、敲诈勒索、盗窃、杀人、抢劫等等。而目前已经是合法的经营形式了：银行、赌场、贸易。但也有以某种形式而专业化的黑社会。这可以解释为：他们有自己的专业实力，需要在许多地域来经营，现在甚至可以说，在以国际性的规模来经营。

首先，这是针对于贩毒集团。除了可以在俄罗斯生产的合成毒品，大麻、罂粟、古柯豆都生长在别的国家。所以贩毒集团应该组织毒品的进口与销售。

最大众化的毒品是大麻叶（印度大麻素、大麻），罂粟杆儿来自中亚和阿富汗。从那里，以及从中国、越南运来鸦片生料。

《共青团真理报》的编辑兼记者A.巴兰诺夫（А.Баранов）去了几次与阿富汗交界的边境，证实边防人员知道，什么时候有运输毒品的交通工具过来，运多少，甚至知道车牌号，但不允许他们拦截。他们只能凭领导的特别许可才能截获毒品。

吸毒，在俄罗斯从来就没普及过也没引起过特别的不安。它从未正式存在过。比如说，在儿童中确实未曾有过吸毒现象。如果说1965年在苏联领土上登记了1万名瘾君子，那么由于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法，在儿童中吸毒，尤其是毒物瘾急剧上升，这些孩子为了“晕乎乎、轻飘飘”和“快感”而服用丙酮、“瞬间”胶水，以及类似：麻黄素、安眠药的各种药片（黑话叫“轮子”），因为它们价格便宜。1997年初，在俄罗斯已经记录了8万8千名毒品依赖型和5万3千非毒品依赖型瘾君子。但专家们估计，真实的数字要多10倍。在学校，据社会调查显示，44%的男孩和25%的女孩尝试过毒品。同时，吸毒现象增长十年间，政府裁撤了三分之一的戒毒所，而且在剩余的这些戒毒所中，每三人有两张床铺，每四个人仅有一名医生。卫生部多次向政府报告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但毫无结果。毒品赚来的钱，黑社会通过自己的银行和赌场漂洗，然后投到合法的企业中再转移到境外。

俄罗斯贩毒集团向中国出口毒品，而在中国，同毒品的斗争是毫不留情的。俄罗斯妓女被用来充当携毒者。目前中国宣判了滨海边区的妓女叶莲娜·吉姆琴科死刑。另一人正在等待判决。

《新报》（2002年10月第77期）刊载了一篇标题为《毒品生意：是国家最大的垄断吗？》的文章。其中说到，国家实际上参与了毒品的扩散。空军负责运输。（美国）联邦调查局转交给俄罗斯政府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50名为毒品生意疏通游说的高官及议员的名字。但一切照旧。监狱里小毒贩人满为患（这些人中间还有没有参与毒品生意的人，警方因某些原因想要把他们投入监狱，并用了尽人皆知的手段：暗中给这些人放了毒品袋儿），但没判过一个大毒枭！这是国家与黑社会结合的又一例证。

酒类能带来巨大利益。美国就是在开始“禁酒法令”期间，出现了那些从事私酒，即违禁私自生产、出口、销售酒类的黑社会的，他们尤其是通过地下饭店干这类勾当。这一切都在被收买的权力机关知晓和保护之下进行的，这些机关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黑社会之间为争夺销售市场进行着血战。当然，权力机关与私酒贩子们的周旋，正如我们现在的情况那样，基本上是做样子的。这为黑社会带来了巨额收入，但对酒精饮料的消费并没减少。举个那时期的美国笑话：

“外来者问行人：先生，你们这里哪里能喝两杯？

您看到那教堂了吗？

您不会是想说，教堂里卖酒吧？

不，哪里是唯一不能喝两杯的地方。”

戈尔巴乔夫的禁酒法令给苏联经济第一重打击。大家都知道，沙俄时期的财政被称作是“醉酒”预算，因为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来自于国家对伏特加专卖的收益来充实（国库的）。虽然当时是用粮食来生产伏特加，但酒的生产成本也便宜得以戈比计。现在利用对木材的水解作用，使酒精的生产成本更加低廉。酒精给予苏联全国财政收入预算的三分之一份额，以及成为现金的主要来源。限制酒精类饮品的销售和提高它们的售价，导致吸毒、毒物瘾以及犯罪现象的巨幅增长。

国家撤销对酒类的专卖权为黑社会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收入。著名《水晶》葡萄酒厂厂长说得非常公道：黑社会比政府聪明。但这还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政府关心着贩酒黑社会的利益。

在取消酒类专卖之后，政府又两次宣布引入对酒类的垄断。可是如果酒精的生产和含酒精类饮品的贩卖都属于私人经营的话，谈何垄断?最终，垄断只不过是对酒精生产的监管。所谓的监管，也只是在生产的某些环节上安排“独立”监管岗位和监督测量仪器。这招儿有多愚蠢，是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的。首先，根本没有用钱将其变不成非独立的独立监管员。其次，没有那种民间高手“调校”不了的监测仪器。而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限制，都是加在合法生产之上的，降低它的收入水平，自然，这里是指国家的收入，而提高伏特加黑社会的收入水平。

比方说，宣布禁止在小商亭销售烈性酒精饮品，同时只允许在带售货厅的商店里卖这类商品之后，小商亭的业主就开始给亭子旁边加盖个售货厅，并且把商亭和“售货厅”置于一个屋檐下。

所有这些措施都导致非法伏特加的产量和销量的大幅上升，包括假酒，其结果是大量群众中毒事件的发生，带来的是死亡和身体致残（失明）。这类事件数以万计，虽说销售假酒可以以故意谋杀定罪，但我从没听说有过此类诉讼。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政策是倾向于伏特加黑社会的利益的。

这尤其体现于发生在格鲁吉亚-俄罗斯边境上的事件中。那里，在上拉尔斯的边防哨上，边防军拦截从格鲁吉亚过来的酒精运输车。事件差点没发展成武装冲突。质量低劣的酒精一部分由格鲁吉亚自己生产，一部分从土耳其买来。罐车能装几吨的酒精。把酒精倒腾到北奥塞梯（阿拉尼亚），那里生产供应俄罗斯的伏特加，这是当地的经济基础，格鲁吉亚人可谋取到巨大进项。如果他没能把酒精运输车开到俄罗斯一方，这对他来说就变成了灾难，因此，他们为此是不顾一切的。而上拉尔斯的边境哨所，他们绕不过去的。

边防军首长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将军给边防军下达了严厉指令，不能放过酒精运输车。冲突升级到需要在国际关系的最高层面去解决。谢瓦尔德纳泽亲自出马。国家海关委员会、联邦边防军的代表和来自第比利斯的同行们在弗拉季高加索会晤。俄方不得不让步。贩酒黑社会这次赢了。坚决主张边防军不会退让一寸俄罗斯国土的尼古拉耶夫将军被解职。边防哨所撤回至俄罗斯境内几公里远的深处，这样（酒贩）就可以绕过边防哨所了。酒精洪流再次奔涌向俄罗斯。这就是贩酒黑社会的实力。

海关署署长（现在已经是前署长了）德拉甘诺夫（Драганов）说：“黑社会不会就这么放弃带来超级利润的酒类走私活动，他们会寻找新的渠道和方法把这些迷魂汤运到俄罗斯”。酒精或者成品伏特加还由乌克兰经无人把守的与白俄罗斯交界的边境线运到俄罗斯，此外，从拉脱维亚、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都有私酒过来，就更别提从欧洲进口的葡萄酒、酒精和伏特加了。

1997年，税警突袭了在《巡航舰》造船厂厂区内的伏特加地下加工点（莫斯科州，拉敏斯基区）。那里每昼夜能生产了2万5千瓶伏特加！有30个摩尔达维亚来的奴隶在那里劳作，由茹科夫斯基市的机场用军用飞机从北奥塞梯运来劣质酒精，在没有任何卫生条件下，用这些劣质酒精生产伏特加。有意思的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上，提供了与真品没有分别的各种防伪标签。这证明，所有的防伪标签只能用来提高售价，鲜能增加国家收入，完全不能提高伏特加的品质，就更别说降低黑社会的收入了。灌醉俄罗斯的居民。这是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方法之一。民族的基因库在恶化。爱国主义还是巨额利润，这对贩酒黑社会不是个问题。我们看到，政权站在他们一边。

黑金或黑血----石油也带来巨额利润。自然，黑社会也侵入这个领域。而且这个黑社会已经不在“合法盗贼”的水平上了。石油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所有能源资源的基础。美国居民数量占地球总数的2%，但这个国家消耗着40%的能源资源。所以，在开采和销售石油这个领域，发生着数不胜数的纯粹经济性质的犯罪，以及无法侦破的谋杀案件。

这里说的可不是加油站，虽然那里黑社会之间也进行着血战。但这可以说，仅仅是当地和地域性黑社会的活动。这里混杂着石油、石油产品以及天然气的开采与出口。九十年代初将石油工业放松到个人手里，国家逐渐完全对这个领域失去控制。仅在1996年，在残酷的流血争夺中就有22人丧命，而且正如我们这里通常的那样，谋杀案无法侦破。可想而知，在低层次的水平上，谋杀案件要多得多，但这里说的是“老总”级别的，针对联合体总经理们的谋杀。而且，这还没计算入以失败告终的袭击。当然，这里的“失败”是相对于杀手而言。

有相当数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绕过监管流向西方。1996年“石油运输公司”（"Транснефть"）借口石油供应超量从“下瓦尔托夫斯基石油天然气公司”（"Нижневартовскнефтегаза"）没收了15—20万吨石油。200万吨石油不知流失到哪里。递到总检察院的材料也没了下文。

В.别雷赫（В.Белых）在《消息报》（1997.1.4）讲了两种（实际更多）不支付任何海关费用，而将石油运到境外的方法。

第一种情况是，原油发往白俄罗斯（其中包括莫济里石油加工厂）进行委托加工（委托国外加工再运成品回国内）或者作为“老客户的原料”运到乌克兰。在这种情况下，不必付费用，但加工好的产品（汽油，润滑油）应该返回来。然而它们并不返回。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些产品被转往加里宁格勒州的并不存在的公司的地址，并最终出现在西方国家。

另一种情形是，石油产品在加工好之后直接销售给西方，作样子返回俄罗斯的罐车中装满沙子。这样，黑社会还能从每吨原油中获取50美元的额外收入。

类似的一幕在铝工业中上演。只是那里的过程是反向的。铝业巨头（就是A.贝可夫提到的以色列兄弟乔尔内赫）收到从西方运来“老客户的原料”来加工成成品铝，再销到西方，不支付关税还能得到巨额利润。也是外委加工。当然，围绕铝的生产也进行的流血的斗争，双方都因此有人员的牺牲。

2002年8月2日，《莫斯科共青团报》（因花样滑冰的国际丑闻）出版，头条即是《噢，体育，你，就是刑事犯罪的！世界......》形成于苏联时期政党-官僚环境中的黑社会之一，正是体育黑社会。当时政府对体育是舍得花钱的。集团采购来运动服和运动鞋，给裁判和代表们采购了我们从没见过的高质量的便装和鞋。给运动员发放助学金（也就是工资）、分房子和汽车。这一切都取决于组织了黑社会的那些体育官员。他们偷光并转卖了外国进口的服装，和诸如羽毛球拍和球的运动器材。这都是有很大利润的。这些也佐证了我对黑社会的定义。当时在体育黑社会中还没有职业刑事犯，虽然如此，它还是具备了黑社会的所有特征。

犯罪活动有下列方式：侵吞金钱和财物、投机、组织假比赛、贿赂等等。能否去国外比赛，取决于体育机关的公务员，他们就像典型的黑社会人和敲诈勒索的盗匪那样，从运动员那里收取贡金。对获得的外汇奖金也要收贡金。只给未成年的小体操运动员留出她们付出了巨大劳动获得的奖金的2%（！）。著名的体操选手，世界冠军奥莉嘉·哥尔布特（Ольга Корбут）现在定居美国，在亚特兰大开了家最大的体操中心。她说：“在美国谁都不会向我要‘保护费’。在俄罗斯凭这么个计划都能把我杀了”。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体育黑社会还没忙于搞暗杀，这至少是个常规。他们手上掌握有足够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可以取消任何一个运动员的资格、“使绊子”（比如，揭发服用兴奋剂）、撤掉教练、开除出运动队、将人“限制离境”等等。考虑到获胜的整体性，如果出色的运动员敢于说出被认为是反苏的言论，或者敢于站出来反对体育界的舞弊和欺压贿赂，他们就不派这些运动员参加国际性的比赛。

但是“体育明星”可以放任自己干任何犯罪勾当且不受惩罚。通过苏共中央，领导会向相应的机关施加压力。

在国家总体生活水品较低的情况下，这些能“出境”的运动员，从国外带回便宜的日用品，通过倒卖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物质上的境况。但他们的资金也极为有限，因为体育部门的领导们已经把资金的主要部分搜刮走了，所以，可以对奥运会冠军、在伦敦的一家百货商店盗窃女帽的妮娜·巴拿玛廖娃（Нина Пономарева）报以同情。对这位知名女性来说，诱惑太大，而钱又太少了。

一篇有关体育黑社会的文章的作者M.贝可夫证实，“新俄罗斯人”钟情于粗大的金链子这个时尚出现于八十年代体育官僚中间。那时，80年奥运会之后，从《诺沃格尔斯克》运动基地运走了所有进口运动器材，最终不翼而飞了。希姆基检察院做了刑事立案，但该案最终还是被踩了刹车。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