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欧洲社会模式的展望

至此, 我要对已经讨论过的材料的含义进行归纳。欧洲运作良好的国家的经验, 以及与运作不佳的国家的比较, 给了我们一个能够广泛运用的政策框架。以下的评论提出了一些得自本分析的政策导向。

首先, 一个有效的社会模式必须把经济增长和就业放在首位, 就像最佳运行国所做的那样, 尽管当然不排斥所有其他的方面。高水平的就业, 出于不止一种理由, 一份高出最低工资的体面工资很是可取。就业的比例越高, 就可以将越多的钱———由于其他方面平等———用于社会投资和社会保障。拥有一份工作也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里斯本议程》中提出的平均70%或更高比例的劳动力就业, 原则上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 在那些就业率大大低于这个数字的国家, 一切皆取决于改革的愿望。当然, 许多其他因素对开创更多的净就业也起作用。然而, 在欧洲, 所有就业率超过70%的国家都有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第二, 政治光谱中的右翼人士认为, 只有低税收的经济才能在一个强调竞争的世界中取得繁荣。不过, 相反的证据似乎也确凿无疑。作为GDP 一部分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或创造就业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或许有个上限, 正如瑞典的情形所表明的那样, 那儿有一段时间在所有工业国中的税率最高, 但相关的人均收入水平却明显下滑。然而, 比国家规模更加重要的是, 国家制度的绩效如何, 所追求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性质如何。

第三, 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flexibility) 是成功国家政策框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不是指美国式的受雇和解雇。在一个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可雇佣性”( employability)———愿意并且能够变换工作岗位———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保护工作者, 而不是工作岗位”, 这是丹麦劳动力市场改革中的口号, 它是经济不稳定世界中的核心原则。由于技术变革的重要性,“变换岗位”的事常常会在同一个工作中发生。据估计, 在欧盟15 国中,1995—2005 年间使用的技术有80%持续不到10 年。然而, 80%的劳动力却是在十多年以前接受培训的。

弹性有一个不好的名声, 尤其是在一些左派人士那里。对他们而言, 它意味着劳动力的需求屈从于资本主义竞争的要求。但是, 劳动力市场监管的性质至少跟其规模一样重要。许多劳动权利能够而且应该保留。它们包括代表和磋商的权利, 对劳动条件的监控,反歧视法规等等。爱尔兰在贯彻欧盟所有相关劳动法规的过程中, 出现了显著的增长。（25）

许多雇员事实上想要有弹性的工作和业余的工作, 以方便家庭的需要。从很大程度来说, 弹性也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更广阔的趋势相得益彰。与上一辈人相比, 大多数公民习惯于更广泛的生活方式选择, 对他们而言, 如果可能, 包括工作的时间、地点和种类等方面。

第四, 连篇累牍的“知识经济”不是一个单纯空洞的术语, 一个《里斯本议程》的创造,当“.com”的泡沫破灭后, 便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它应该更加准确地被称为知识与服务经济, 因为决非所有的服务都需要高水平的培训。在欧盟15 国, 现在平均只有16%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工作, 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反过来说, 超过80%的人现在要从事以知识为基础或服务性工作来谋生。

在知识/服务经济中, 完全或接近完全就业是可能的———它在上述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达到了, 但需要付出代价。知识经济中开辟的工作有2/3 以上是技术性的———而且越来越充足。

1999—2004 年间, 欧盟15 国中需要有高级技术资格的工作比例由20%上升到了24%。

低技术含量的工作由34%下降到25%。但有许多人仍必须在这类岗位———商店、超市、加油站或咖啡馆——上工作。最低工资水平不可能设得很高, 以致把这类工作岗位排除在外, 否则我们也会失去随之而来的需要更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我们必须尽力保证, 在任何特定的国家情境中, 要将其设定在恰当的水准上, 以便不出现有工作的穷人; 同时确保当人们想要变换工作时, 尽可能使他们不至于限制在那些岗位上。

第五, 教育的投入、大学的拓展和信息通讯技术的普及是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的关键部分。芬兰是ICT 技术领先并拥有健全福利体制社会的有趣例证。正如曼纽尔·卡斯泰尔斯( Manuel Castells) 和佩卡·希马宁( Pekka Himanen) 所指出的那样, 该国的情况表明,高技术经济必须仿效硅谷( Silicon Valley)——一种解除了监控的商业环境———的论点是错误的。（26）芬兰IT 技术的普及程度比美国更高, 其在1996—2000 年的增长率为5.1%。在所有按社会公正标准衡量的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 而且有很高的税收基础。卡斯泰尔斯的结论认为, 该国的成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在四、五代人以前, 芬兰还是一个贫穷的、主要依靠农业的社会。由瑞典未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 in Sweden) 有关欧洲变化数据的分析表明, 在对技术和获得技术的态度方面,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具有下列明显的特征:

● 较小的“技术差距”: 声称不具备对自身职业生涯很重要的技术的人的比例很低;

● 较小的“证件差异”: 声称持有证明对自身职业生涯很重要的技术的证件;

● 高比例的人近期参加了学习或培训;

● 高比例的人确认, 参加这类培训不存在任何障碍;

● 只有很小百分比的人说, 不存在激发他们进一步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因素。

第六, 在过去三十年间, 收入不平等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上升了, 但有迹象表明, 这个过程现在正趋于稳定。一些国家已设法保持明显的平等,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又是走在了前列。（28）它们的经验是, 当其他地方改革欧洲社会模式时, 我们必须大力宣传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观。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提高税率才能这样做。除别的政策之外, 我们在前期大力投资教育, 因为这时候要储存大量的潜力。早期教育和儿童保育的投入是降低儿童贫困程度的关键因素。

第七, 养老金改革非常根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一方面又是领先。瑞典、丹麦和芬兰都改革了养老金制度, 使其具有长远的可持续性。必须说服年轻一点的人多进行储蓄。国家应该帮助提供激励措施, 鼓励人们多要孩子, 确保正当类型的福利措施恰当到位。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创新措施来帮助或迫使人们储蓄, 只有一种主要的途径解决支付不起养老金应付款项的问题。我们必须说服或激励在工作岗位上呆更长的时间。该目标肯定不是一个单纯消极的目标。我们必须对在工作场所内外歧视老年人的现象提出质疑。如果“老龄”是指超过55 岁、65 岁, 或确实超过70 岁时, 它也不是曾经那样的无能为力的因素。

最后, 对于欧洲社会模式的未来而言, 国家本身以及公共服务事业方面的持续改革跟上面强调的因素同样重要。如果有需要, 权力分散和多样化必须成为通行的状况。简单说来, 在这些情况与统一整体之间必须有某种平衡。公共服务事业对其服务对象的需求应该像商业组织一样敏感( 在某些方面, 要更加敏感) 。

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欧洲能否负担得起它的社会模式? 但我们或许应该反过来问的是: 欧洲能否负担得起不拥有其社会模式的情形? 在未来的岁月里, 存在于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问题。例如, 美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但它在工业国家中文盲率最高。根据国际项目评估(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的结果, 在与29 个国家的比较中, 美国15 岁学生的排名不前于第24 位, 而在解决问题的技能测试中, 则只排第24 位。在一个知识经济本身全球化了的时代, 改革后的欧洲社会模式可能意味着, 欧洲将走在美国的前面。

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欧洲将会是:

芬兰的ICT 普及水平

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瑞典的平等程度

丹麦的就业水平

爱尔兰的经济增长

意大利的美食与匈牙利的酒( 悠着点喝)

捷克的文化水平

法国的保健水平

卢森堡的人均GDP 水平

挪威的教育水平( 虽然该国尚未加入欧盟)

英国的世界主义

塞浦路斯的天气

我要向被排除在这份多少带有随意性的清单之外的国家致歉! 我没有要太过认真地对待它的意思。当然, 我们无力综合所有这些因素。毫无疑问, 有些因素与其他一些因素无论如何都无法兼容。然而, 除天气之外, 彼此向所有这些维度学习是可能的, 这份清单至少清楚地显示了欧洲存在那么丰富的特质。

欧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如何协调其各种不同的特征而又不损害它们。拥护欧盟的人应该对它满怀抱负, 但抱负必须要有节制。我把这种特征称作欧洲现实主义( eurorealism)——欧洲可以成为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 但这支力量决不可能永远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

注释:

①Jürgen Haberma and Jacques Derrida, “February 15, or, what binds Europeans together”, 载Daniel Levy et al.( eds.) , Old Europe, New Europe, Core Europe, London: Verso, 2005。

②Anna Diamantopoulou,“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myth or reality? ”, 2003 年9 月29 日在波恩茅斯工党大会上的演讲。

③Daniel Baughan-Whitehead, EU Enlargement versus Social Europe? London: Elgar, 2003。

④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Allen Lane, 2005。

⑤Gordon Brown, Global Europe, London: Treasury, 2005, p.4.

⑥例如, 参见Jeremy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Cambridge: Polity, 2004。

⑦ 尤其参见AndréSapir et al., An Agenda for a Growing Europe: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Study Group,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July 2003。

⑧The Economist, 30 September 2004。

⑨Martin Wolf, Why Globalization Work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

⑩G sta Esping- 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1990.

（11）在其Le trappole del welfare 中, Maurizio Ferrera 似乎是第四种类型的第一个确认者。Bologna: Il Mulino, 1998。

（12）Torben Iversen 和Anne Wren, “Equality, employment and budgetary restraint: the trilemm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World Politics, 50( 1998) 。

（13）Anton Hemerijck, G sta Esping- Andersen “The self-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 s) ”, 载G sta Esping- Andersen( ed.) ,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Katinka Barysch, “Liberal versus social Europe”,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Bulletin, August/ September 2005。

（15）Karl Aiginger, “Towards a new European model of a reformed welfare stat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1( 2005) 。关于另一篇重要文章, 参见Joakim Palme,“Why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is relevant for the reform of the ESM”; 通过如下

网址: http: //www.progressive- governance. net/php/article.php?aid=501&sid=7。

（16）我将交替使用“Nordic”和“Scandinavian”, 尽管从技术上说,“Scandinavia”和“Scandinavian”是更受限制的术语———丹麦不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7）Aiginger,“Towards a new European medel”.

（18）Palme,“Why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is relevant for reform of the ESM”.

（19）相关分析请参见the Swed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Schools like any Other? Stockholm,

2005; idem, Equity Trends in the Swedish School System, Stockholm, 2005。

（20）Aurore Wanlin, The Lisbon Scorecard VI. London: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6.

（21）Wim Kok, Facing the Challenge, Report of the High Level Group, November 2004, p.16.

（22）Sapir, An Agenda for a Growing Europe.

（23）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Minimum wages in Europe”, July 2005; 可以通过如下网址找到: http: //www.eiro.eurofound.ie/2005/07/study/tn0507101s. html。

（24）Jean Pisani- Ferry, “Growth policies for Europe”, 载Policy Network, Where Now for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2004; Sapir, An Agenda for a Growing Europe.

（25）James Wickham, The End of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Before it Began? Dublin: Irish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 2004。

（26）Manuel Castells and Pekka Himane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7）Palme,“Why the Scandinavian experience is relevant for the reform of the ESM”.

（28）AndréSapir,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European social models”, ECOFIN 会议的背景文献,Manchester, 9 September 2005; 可以通过如下网址找到: www.bfruegel.org。

 ( 译/潘华凌  校/郭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