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三难困境”是否确有其事? 安东·海梅利赖克( Anton Hemerijck) 和他的同事有力地指出, 它的经验证据“令人吃惊地可疑”。（13）斯堪的纳维亚的近代历史表明, 事实上, 同时拥有健全的公共财政、低度不平等和高水平的就业是可能的。反之, 只拥有三者之一似乎也是可能的。例如, 德国现在出现高水平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公共债务。此外,“类型”之间也不是清楚明了,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在某些方面彼此差异迥然。德国和法国作为一种单一的类型也不甚明显。英国被认为是“残余的”福利国家, 由市场主导, 但其纯税收水平现在与德国大体持平。此外, 在塑造国民健康服务( NHS) 中, 英国拥有欧洲最“社会化”的医疗体制。（14）海梅利赖克的结论指出, 最适应变化情况的福利国家是一种“杂交模式”, 它从各处借用其部件。我发现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下面我将提出, 可以相互学习大量的东西。埃斯平—安德森的类型学还是很有用的( 后面将会表明) ——首先, 它只被认为是一系列理想类型——类型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模糊的, 而且越来越如此。

四、        优秀的运作者与拙劣的运作者

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 一些欧盟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到中期比另一些运作得要好得多。说各个地方的福利国家均已衰颓实际上是一个错误。将运作良好的国家与运作不那么良好的国家相比, 会产生一些有趣的结果。根据诸如GDP 增长、通货膨胀和经济稳定性的水平这类经济标准衡量, 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是丹麦、芬兰和瑞典。它们都发展成了福利国家。效率最差的是三个欧陆经济大国: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艾金格( Karl Aiginger) 对这两组国家进行了详细的比较。（15）

艾金格指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 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2.9%, 非常接近于美国的水平。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勉强达到1.6%的平均增长率。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整个1990 年代的生产力增加了2.4%, 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仅为0.9%。2002 年, 两组的就业比率分别为71%和62%。前者的预算处于平衡或顺差状态, 而三个欧陆国家则出现高额赤字。

与更大的国家相比,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加开放, 更以市场为导向。世界经济论坛和类似组织列举了一些最佳贸易国家名单, 芬兰和丹麦一直稳居榜首。

它们的成功似乎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不过, 最重要的是它们所遵循的社会投资模式。三个国家都向技术和教育创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丹麦的策略包括普及IT 技术和建立成功的技术群。芬兰甚至更加广泛地把IT 技术运用到经济重构和政府中, 其IT 化程度远高于美国。

斯堪的纳维亚（16）国家的研发开支是三个欧陆国家的两倍, 其总体教育开支——尤其是用于高等教育方面的开支——还要大, 而且其教育成就在国际排名中一直名列前矛。（17）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世界最低, 其儿童贫困程度也很低。它们在诸如福利、健康等其他大多数指数方面都非常良好。这些成就不是源于拒绝改革, 而是源于 支持改革。三个社会都重构了自身的劳动市场——“弹性保障”( flexicurity, 弹性加保障)起源于瑞典, 但以某种不同的形式为丹麦和芬兰所采用。失业者如果一时找不到工作, 他们必须接受培训, 并接受提供给他们的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这些国家为了实现预算平衡, 实行削减国家开支的办法, 但并没有造成贫困或整体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极大提升。它们适应变化的一个关键部分是采取有利于家庭的政策。他们的经验表明, 有利于商界与有利于家庭的政策并非互不相容, 尤其是在兼职工作保持了全职工作的大部分地位和特权的情况下。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的性别分离程度很高, 部分是由于许多妇女供职于国家所致, 但一般来说, 妇女和儿童的处境都非常好。

工作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以便形成高的就业率, 当然也由于一份体面的工作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这条规律既适合于男性, 也适合于女性; 例如, 在丹麦, 90%的单身母亲有工作。后学校教育和培训极为普遍。就公共( 以国家为基础) 服务而言,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改良与实验并重———这方面远胜于运转拙劣的社会( 它们的许多政策一开始就存在强烈的争议) 。教育和保健变得极为非中央化, 并引入了竞争机制以提高效率。基金医院( foundation hospitals) ———非营利机构对其预算和保健计划有很高的控制权——在丹麦和瑞典得到了试办。

艾金格指出,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平等主义性质更多来源于对儿童和改善妇女地位的社会投入, 而非直接再分配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父权制并未消失, 但没大多数其他国家严重。作为结果———加上福利改革, 妇女和儿童比欧洲任何别的地方都更不依赖于男性养家糊口者的薪水。与别的地方相比, 单身母亲或离婚妇女的收入比男性损失得更少。

拿欧盟的标准衡量, 斯堪的纳维亚的出生率相当高。在三个欧陆大国, 只有法国的出生率大致相当。法国为儿童照料提供资金, 而且还有一个援助母亲的救济体制, 不管她们是已婚还是处于同居状态( 在使她们得到工作或保住工作方面, 似乎效果不佳) 。相比之下, 德国和意大利的类似体制严重依赖于传统的家庭, 因为人们相信, 在出现经济困难或者其他问题时, 家庭将使他们重归常态。然而, 随着家庭内两性之间明确的劳动分工以及各种不同相互关系的出现, 传统家庭到处都趋于消失。无论如何, 它无法给未婚母亲或离婚妇女提供真正的地位。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改革了养老金制度, 以便维持长久的稳定。他们也制定了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或者重返劳动力队伍的措施。例如, 瑞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推行基本养老金改革。旧的、与收入相关的救济体制被一种固定的捐资体制所取代。存在具有普遍保障的养老金, 但保障的额度根据收入水平来定。该制度提供了有效的成本控制, 而且将它与终生收入联系在一起, 同时还刺激了储蓄。（18）

在瑞典, 一种某种程度上为丹麦所仿效的基本举措是, 在国家学校系统中引入选择机制。在1992 年瑞典引入的政策中, 除传统国立学校之外, 还设立了独立营利和非营利的学校, 所有学生拥有相同的财政投入。家长可使用代替现金的票券选择他们心仪的学校。研究表明, 该方案很成功———尽管仍存在争议。学校系统的整体运作得到了改善, 不能毕业的学生也更少了。（19）

在过去15 年间,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非唯一运作良好的欧洲国家, 爱尔兰、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成绩。它们存在共同的特点: 整体的改革定位, 高水平的结构性投资, 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我将在下文更加详尽地讨论这些国家。

有些人认为, 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言, 几乎没有什么可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习的。他们都是小国家———一般来说, 小国不同于大国———而且无论如何都更容易变革。税收高于其他欧盟国家, 这些方面很重要, 但没人会建议整个地输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 关键是要识别能够用于别处的政策。

今天的成功可能是明天的失败, 所以, 当前的最佳实践经验应该慎重地加以对待。毕竟, 就在不久之前, 德国“一致的资本主义”( consensus capitalism) 被广泛看作是整个欧洲的进步之路, 现在却滑到了天平的另一端。但如果认为从运作得最成功的国家那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经验, 那的确反常。不仅其政策, 而且其某些变化机制都可能存在重大的意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会运动对于促进变化和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社会伙伴( 雇主和工会) 的确以社会伙伴的角色行事, 寻求建设性改革, 而不是只顾保护局部利益时, 结果对于劳动力而言可能是积极的。

五、《里斯本议程》及以后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使欧盟运作欠佳的地区恢复常态, 并且总体上使欧盟国家更具竞争力, 这些方面的建议我们并不缺乏, 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2000 年5 月欧洲领导人所承诺的《里斯本议程》( Lisbon Agenda) 上。那时, 欧盟为自己设定了一系列10 年战略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经济, 保持持续经济增长, 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 加强社会凝聚力, 珍视环境。”到2010 年, 年均增长率要达到3%, 就业率达到70%。并一致认为, 要实现这些已经公诸于众的目标, 成员国之间必须齐心协力, 协调行动。由于缺乏直接干预大部分必要改革的力量, 欧盟发明了“开放协调法”(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实质上就是基准的运用。( 所谓“开放协调法”, 就是把指南、指标、基准和分享良好社会实践等作为社会协调机制。在这种机制中, 官方不制裁落后者, 它的效力主要来源于同行的压力、点名和耻辱感, 因为没有哪个成员国会想在某种政策实践中成为最差的典型。———译注) 按照开放协调法, 成员国同意自愿寻求既定的目标范围, 按要求行事,以满足知识经济对它产生的特殊需要。

迄今为止, 结果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实际情况是, 到2010 年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的雄心壮志受到广泛的冷嘲热讽。《里斯本议程》公布后, 几乎接着就出现了两年的世界经济衰退, 美国受其影响, 但欧盟所受的影响更大。总的说来, 最关注《里斯本议程》的国家是那些最不需要它的国家———即上文提到的“最佳表演者”。在较大的欧陆国家, 该议程倍受冷遇, 直到最近依然如此。

2005 年, 欧盟15 国的人均GDP 平均比美国低27%———与2000 年的情形完全一致。此外, 1999 至2005 年, 美国的生产力增长比欧盟年均高1%。!"# 欧盟25 国中, 目前有12国的预算赤字达到或超出1997 年《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的3%的极限。换句话说, 他们没多少钱或根本就没钱投资于《里斯本议程》所涵盖的领域。

2000 年以来, 已经取得了某些进步。在欧盟15 国中, 平均就业率从1999 年的62.5%上升到2004 年的63.3%。同样是在2004 年, 在55—64 岁的人当中, 有41%的人就业,2000 年仅为36.6%。妇女的就业率有了实质性增长, 达到55.7%。这些平均数字掩盖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 在希腊和意大利, 只有45%的妇女拥有工作, 马耳他则只有33%。欧盟东扩意味着, 至少暂时是这样, 目标越来越难以达到———尽管这种情况可能通过新成员国更高的增长率得到弥补。在东扩之际, 欧盟的平均就业率下降了1.5%。

鉴于其缓慢的进展, 以及更加普遍意义上的经济疲软,《里斯本议程》遭到一系列修订; 并且在各种没完没了的报告中倍受关切和批评, 其中最重要的报告是由两个“高级别团体”递交的: 一个由维姆·科克( Wim Kok, 1994—2002 年任荷兰总理) 主持, 另一个则由比利时经济学家安德烈·萨皮尔( AndréSapir) 主持。

《科克报告》赞同《里斯本议程》中的目标, 坚称到2010 年可能实现那些目标。然而,报告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 如最初的策略过于宽泛, 变革的责任规定得太不详尽等。在一段广为引述的言辞中,《科克报告》评价道:“《里斯本议程》面面俱到, 结果面面不到。人人负责, 结果无人负责。”!$#该报告有力地强调了完善单一市场的必要性。继续向商品和服务开放欧洲市场, 虽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这对于欧洲经济的前景依然至关重要。报告指出, 在公共事业等公认的自由化部门, 国家经营者往往被给予特权。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到2007 年7 月要全部开放, 并且要求成员国履行这项义务, 尽管前景似乎明显不可能。

稍早出版的《萨皮尔报告》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欧洲的整体增长率令人沮丧, 同样是开辟就业———“欧洲似乎陷入了成规旧习”。!%#该报告非常全面, 涉及欧盟的经济前景, 以及改善其前景可采取的措施, 这是近年来所递交的一份最有分量的报告。它集中在如下六点变革议程上:

1、使单一市场更具活力。服务领域必须引入竞争, 控制要放宽, 竞争政策要改变, 以便为新的企业提供更优的市场准入。需要有一种针对欧洲劳动力流动的前摄性策略( a proactive strategy) 。

2、增加对知识领域的投入: 增加国家和欧盟对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开支, 推行税额抵免的优惠措施( tax credits) , 以鼓励私营部门的研发。

3、为经济与货币联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改善宏观经济框架———从根本上说, 激励各国在良好时期建立顺差, 而在更为困难的时期提供更多的弹性。

4、重新制定趋同和调整政策。给予低收入国家的趋同基金( convergence fund) 应该集中在制度建设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投资上。作为对国家政策的补充, 对于失业而又需要接受再培训的工人, 应该由欧盟给予他们调整上的扶助。

5、对欧盟决策过程与国家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义, 巩固开放协调法的效果, 以取得更加有效的决策和调控。

6、把为农业筹措的资金转移到成员国, 以改变欧盟的专款重点用于农业开支的状况, 把这笔专款首先用作增长、趋同和调整方面的基金。

2005 年3 月, 在《里斯本议程》发展的中途, 欧洲议会对它进行了一次评检。根据《科克报告》的建议, 该方案得到了精简和明晰, 重点放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上。包括促进社会团结、减少社会排斥在内的其他目标没有删除, 但与环保目标一道, 放在了更不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 既然这些目标需要投入, 经济增长和就业就必须放在首位。该委员会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 以确保分配给较低收入的国家和地区的基金用在追求《里斯本议程》的目标上。

然而, 截止2005 年12 月, 专款的分配实际上并没有体现上述方针, 尽管对开支的全面检查定在2008 年。照现在的情况, 这笔专款意味着, 在2007—2013 年这段时间内, 有不到10%的欧盟开支将用于《里斯本议程》中规定的优先考虑项目。欧盟的某些困难在有关专款的谈判中充分得到了显现。领导们迎合他们国家的观众, 而且首先要捍卫他们国家的利益。似乎不大有为了集体利益而作出牺牲的观念; 相反, 这样的态度还往往会被人看作是软弱的标志。

毫不奇怪,《里斯本议程》中的各种“联盟一览表”与各欧盟国家的成绩记录极为一致。丹麦、瑞典、奥地利和英国占据了一览表中的前4 位。法国位列第8, 德国第10, 意大利低至第23 位。新加入的成员低至接近尾位, 要赶上去的话, 任重而道远。

有关欧盟在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时成绩整体不佳的原因, 整个欧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里斯本议程》( 以及本文) 的态度是, 缺乏结构性改革, 尤其是在某些主要国家, 这是一种主要的解释。革新和改革是最基本的, 它们大都必须在国家的层次上进行。

另一种观点是, 可以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缺陷和这些缺陷到了需要补救的程度等两个角度对欧洲运作欠佳的状况作出最好的解释。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欧洲央行过于强调价格稳定, 对刺激经济增长强调不够。并认为, 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欧洲层次上还是能够起作用的, 尽管这类政策不再适用于国家层次。因此, 应该有一个“宏大计划”( grands projects)的欧洲———例如, 对新的交通线路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有助于创造就业和恢复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往往认为, 欧盟层次上的政策可以更加有效地创造社会公正。例如, 欧洲范围内的最低工资理念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宣传。（23）

如果能够找到适当的资金来源, 一个“宏大计划”的欧洲可能会非常有价值。但是, 作为一种创造就业和恢复经济增长的途径, 它会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国家层次上失败的同样原因而失败。投资者今天预测新项目的结果的因素, 忽视了它们对需求所造成的影响。最低欧洲工资不是个严肃的选择, 由于成员国的繁荣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它至多只能是一个方案, 用来作为成员国收入水平的一个比例; 但是, 差异会很大, 所以在大体上没有什么意义。

现行欧元区的银行业务规章已设立, 以便建立单一货币的可信性, 防止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实施政治干预。欧盟的财务制度框架肯定会引起人们的质疑。然而, 必须接受任何有关本框架的改革, 财经责任是货币联盟的基本性质。如果激进地认为, 两种立场之间只会相互排斥, 这肯定是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更加指向帮助在成员国创设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条件。事实上, 这正是《萨皮尔报告》所提出的一个观点。（24）

(责编：Y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