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五年了，它改变了全球经济增长和财富格局，新兴市场份额提升。但全球经济再平衡远没有完成，而新的趋势是在加速全球化新规则的不断演进，并将主导全球经济未来的新格局。各国能否在危机过程中自我调整得当，并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只有这样，最终才能获得危机后的经济地位和竞争力量。

一、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

金融危机改变了旧有的全球分工格局——即欧美为商品消费国家，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为制造业国家，而拉美、非洲则是资源提供国。金融危机后，这种旧的分工格局已经趋于解体。按IMF的估计，2013年，新兴市场国家和现在的OECD国家基本上并驾齐驱，发达国家消费、中国或亚洲生产、拉美非洲国家提供资源的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再平衡，发达国家提振制造，中国提高消费率，拉美非洲国家加大工业化推进。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50 年中的28 次顺差逆转的经验（IMF2009)，发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表现为三大特征：第一，经济增长降速，平均降速1.2%，但经济存在普遍过热现象，通货膨胀较高，平均上升3.7%；第二，在再平衡过程中最为积极的贡献者为投资，投资上升较多，平均达3.3个百分点，私人消费提高0.8个点，贸易盈余带动明显下降；第三，结构调整和创新加快，特别是非贸易部门的份额明显提高，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就业的重新配置，而中高技术份额显著提高，由此体现一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历次全球经济再平衡都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活动加快。

但2008年全球危机似乎不仅仅是通过商品贸易再平衡和各国经济结构调整就能够轻易解决，而正显现为更广泛的服务贸易、货币金融体系、全球公司治理、宏观政策协调规则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二、正在改变全球规则

全球化是货物贸易不断扩展的过程，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种趋势。从金融危机后5年的情况来看，旧的全球商品分工格局结束，一般的全球再平衡已经难以解决问题，各国自我结构均衡收敛的同时，突破性的进展在服务业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和技术创新推动的能源独立、环保和智能制造的新工业体系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次再平衡，但这些新的发展依赖于新的治理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的演进，才能有效地推动全球新的分工格局形成。

全球服务业发展指向了全球经济规则的改变，比如说TPP跨太平洋谈判中的竞争中立原则，将劳工标准、能源标准、反补贴标准纳入到谈判中来，并指向政府干预；全球贸易协议谈判则是从WTO的边界开放转向了各国的“境内开放”；而中美投资模式谈判中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显现出很强的全球新的服务和投资谈判的规则演进趋势。

金融危机改变了过去商品贸易全球化的进程，开始推进服务贸易的全球化。互联网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架构，这个架构的核心是能方便地为现在全球产业进行大调整，基于互联网主导的服务贸易的全球化，而且也可以基于互联网建立新的智能制造体系。过去，人们认为服务业很难全球化，因为服务项目、人员受到地域限制，服务难以实现全球流动，因而把服务业称为不可贸易部门。现在，依托互联网已经可以实现服务的全球化，服务贸易的范围急速扩大。商品贸易在新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从过去的20%提升到2020年保守估计的40%。

服务贸易是一个综合性的贸易体系，包括互联网、媒体、教育、医疗、金融体系、知识产权、软件服务等等，美国服务业比重占其GDP的87%，这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它要贩卖给全球的东西。总的来说，美国的“再工业化”并不是其政策核心，其核心是服务贸易的全球化。服务业需要的是全球规则的一致化，它对各国知识产权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制度环境都有很高要求，甚至挑战各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服务业开放、全球贸易水平的提升对中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它涉及全面的境内开放，不积极参与到规则制定中去，已经很难独善其身了。“闷声发大财”的货物贸易时代的规则将无法保证在新的竞争格局下受益。

未来的经济竞争，不仅仅是生产能力的竞争，也是概念创新能力，甚至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例如，欧盟一直想主导所谓全球的低碳经济，它在“绿色生活”这个概念下面隐藏了大量的实质性主张——要更改汽车生产的标准，要决定建筑物的建设标准（建材环保和能源标准），现在美国也开始争夺绿色主导权。在这个背景下，涉及的是方方面面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分散式能源、页岩气等能源独立的主张。大规模制造在欧美已经过时，可以通过互联网依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定制化的智能制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制造模式。实际上，改变规则不仅体现在服务业上，也体现在制造业调整和创新上。

三、中国的挑战和政策体制选择

任何一国的发展道路都有其路径依赖性，中国经济“再平衡”直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当前仍靠继续加大总需求来稳定经济，但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结构性改革是根本。结构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大力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服务业供给，并加快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这些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规则和制度建设才能完成，其中，税收和金融的体制改革可以推动形成新的调整机制，激励企业进行发展，完成调整，走向一个更均衡的内生增长路径。

（一）通过开放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服务业大发展的阶段，推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贸易全球化已成为中国结构性调整成功的关键。然而，中国服务业发展对现有的管理体制是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来自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竞争力差，更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挑战。中国服务业效率低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服务业都处于管制或垄断状态，如金融、医疗、传媒、信息、教育和公共服务业；只有咨询、餐饮、物流、商业和家庭服务业等是放开的，这就必然导致中国服务业一直都处在较为传统的服务业中，其生产率和竞争力难以提高。

中国在再平衡过程中，商品贸易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简单靠商品贸易出口已难以带动中国经济，过剩的出口产能在国内仍需消化。服务业则供不应求，求医难、教育难、养老难、行车和停车难，城市排水不畅通和污染严重，相应公共服务严重缺乏，大量的国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实际上，服务业已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方面，但又被管制或垄断，难以提高服务供给和效率。

积极对内开放并改革羁绊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服务业应采用“负面清单”（即拟限制的清单，其他都可做）制度来消除过度管制。同时要积极推进上海自贸区等试点，进行对外开放尝试，以开放促改革。归根结底，发展服务业制定新规则最为重要，服务业高质量的发展只能从改革中获得红利。中国未来发展必须要有强的规则和制度建设能力，否则服务业发展受制，国际化受损。

（二）税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现在近20年了，分税制改革奠定的基于工业化的税收体系，形成了分权式地方竞争模式，这在金融危机冲击的今天已经不适应了。中国维持了30年高增长的地方分权竞争的发展模式，现在成为了结构调整的阻碍。中央要求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的产业，但是地方却在变相鼓励相关行业。比如钢铁过剩现象，河北最近又增加了一个千万吨级别的高炉，新疆又上了中国最过剩的电解铝厂，地方政府在发展时有一句名言，叫“走别人走的路，让别人去死”，在目前局面下，这种结构很难调整。中国的产业转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大约有80%所谓向中西部转移的资本其实是投在圈地和建厂房上，设备投资非常少。这些产业调整的不确定性，大量由政府造成，因此必须通过税收改革才能矫正相应的政府行为。

未来的分税制改革必须重建地方税制，特别是2012年以来推进了“营改增”后，营业税作为原有地方税的主税种被替代，原有地方税制解体，现在需要重新建立地方税制。当前所有税收都压在制造业、服务业等企业身上，这已经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超过50%的历史阶段了。税制应基于城市化进行新的调整，减少企业税收，而把地方税重点放在向居民征税上，包括国外通用的消费税（即由消费者负担的价外增值税）和财产税，纳税应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相联系，从而从纳税权的角度逼迫政府转型。将增值税集中中央，让地方政府一心一意地进行区域服务，当然，不同发展程度要进行不同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切断地方的过度竞争倾向。当前税收改革的核心是要基于城市化来设计，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征税来源，并相互划分财权和事权，让政府转型为城市服务型政府。对税收格局进行企业、个人综合缴税的调整后，才有可能给企业减税，才能为创新、节能减排、加速折旧和更新改造减税，才能鼓励企业创新和激励企业向绿色方向发展。

（三）金融体系调整

金融危机的冲击增加了国际经济的波动，也冲击了国内的金融体系。中国反金融危机释放出大量的财政和货币资源，对于稳定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上台阶（人均资本存量提高）有着积极意义，但也累积了风险，特别是地方债务等，因此，消除中国债务风险，进而推动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仍是未来中国经济挑战的大命题。没有金融稳定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中国对外进一步开放是难以完成的，金融体系调整仍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战略调整。

从方向看，一是要用多种金融手段处理地方债务，让债务可持续，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债务处理已经累积了很多经验，而中国1990年代处理银行坏账也有丰富的经验；二是要定义金融及其机构的风险，建立储蓄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三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并加大人民币的浮动区间。这些步骤需要与服务业贸易的全球化规则谈判相一致，并要稳妥推进，进而促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均衡增长。

（作者系本刊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