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社会≠不正常的社会

“风险社会”成为中国学者和传媒人的时髦话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大概始于乌尔里希·贝克同名著作的中译和出版。此后，平面和网络媒体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报道，便频繁使用“风险”这一概念，同时刺激和回应民众日益增长的不安全体验。转眼之间，中国进入风险社会的事实，似已无可争辩。

风险社会，真的就是“安全”或者“安全感”匮乏的社会吗？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欧洲历史上，从“大饥荒”蔓延到“麻风病”、“黑死病”爆发，从“十字军东征”到“三十年战争”，朝不保夕的时代何其多，为何不见类似标签？那么，是什么横亘在古今之间，令西方社会学家感受到巨大差异，必得创造新的术语以示区分？

德国社会理论家尼古拉斯·卢曼曾谈到“时间”观念的剧变。对于欧洲人来说，16世纪以前的宇宙，是“自然”或者“上帝”的造物，它预定好一个终将到来的“未来”：一切当下的不幸和伤害，只是短暂、偶然的败坏。“宗教改革”之后，“未来”的图像开始变得模糊——“创世”似乎没有一次完成，上帝伸出“看不见的手”，继续描绘蓝图。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加速增长，人们意识到，“未来”与“过去”已经发生了断裂，进而陷于多重不确定状态之中。风险意识的逐渐扩展，正是基于这一历史意识的改变而发生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均告消失，世界在时间之流中失去了控制。

那么，中国人当下的“风险”意识，也是出于相同的时代背景吗？情况似是而非。中国特殊性到处可见：投资者懂得炒股并非包赚不赔，但更懂得“扩容”不停，“牛市”不至；购房者明白房价很可能一泻千里，但更明白无论中央或是地方的政策制定者，都不会让泡沫迅速破裂；“三聚氰胺事件”以后仍然饮用国产牛奶的消费者，心理态度多半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近乎“侥幸”；在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求职失败而被迫“考研”的普通大学生，与其说看不到两三年后的窘境，不如说走不出当下的困境。在诸多问题上，我们对“未来”有所认知，甚至预感不幸可能降临，只是善于用“也许我没那么倒霉”来安慰自己。

在大街上开车可能溺亡，参加公务员考试可能被“顶包”，转发微博可能被“劳教”，这些“不确定的未来”，是否属于“风险”范畴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经典风险社会理论来说，只有极低概率的损害可能性，在事前就得到充分考虑，且穷尽了科学、技术、制度方面的合理方案，仍然无法完全避免损害的发生，才谈得上所谓风险问题。现代保险业就建立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上，否则，所有保险公司必得破产。

可以看到，现代人对于“风险”和“危险”已经做了严格区分，将前者归因于行动者理性决策的未期后果，将后者归咎于出乎意料的外部因素。病人尝试新药，是冒着产生副作用和耐药性的“风险”，而如果服用了正规药店贩卖的“皮革胶囊”，就是遭遇制药企业故意投毒的“危险”；灭失关键证据的当事人面临败诉“风险”，而屈打成招以致冤狱，则是身处司法滥权的“危险”；食用转基因大豆油有“风险”，食用“地沟油”则是一种“危险”。

至于易犯“贪污罪”的官员，易被“潜规则”的演员，易受打击报复的记者，易遭泄愤的医生被称为“高风险行业”，更暴露出“风险”话语使用的混乱。实际上，“风险社会”首先是一个允诺了“科学”、“理性”，乃至“民主”、“法治”、“宪政”的“现代性社会”，它来自于现代性逻辑的展开而非“崩坏”。一言以蔽之，风险社会并非“不正常的社会”。

二、现代社会的系统分化

卢曼的分析更抽象，也更精辟和全面：风险社会实际源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源于现代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的相互分离和自主运作逻辑的展开。

回看过去“分层分化”的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科学、艺术、教育的运转，均统一掌控于占据中心地位的精英阶层。大土地所有者拥有政治优势和法律特权，并且作为受教育的知识精英垄断知识生产，维护道德规范、宗教教义、艺术标准的持续生产和相互协调。所谓“富”才“贵”，才“有教养”；“善”即“真”，即“美”，即“虔诚”。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风险”的社会，因为身份等级吸收了生活中的偶然性，“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一切残留“风险”，则由“权威”来应付处置。在现代社会，经常有“合理行为招来的不幸”，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所有不幸都可以追溯到一个“错误”上：它在伦理上是“恶”的，在审美上是“丑”的，在神学上是必然遭到“报应”的。

1.现代社会建立在“阶层”的废墟上。14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绝不只是“羊吃人”的人间悲剧，鉴于被“圈”土地本属于贵族领主，承认领主管辖权是农户租地的前提，圈地运动，实际反映了资本主义并不那么“血腥”的起点——剥离附着在土地上的政治和法律特权，使其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流转。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形成以“货币”为专属媒介的经济系统，围绕“货币支付/不支付”的“符码”进行自我生产，以不受政治和法律的直接支配。“市场”预期，成为现代经济参与者的决策依据，所谓“市场”，便是由这些无数预期和“对预期的预期”构成的。正因为“预期”不具有静态的稳定性，所以，才有了无所不在的“经济风险”，国家也作为经济的参与者，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金融手段，一并卷入这一风险机制之中。

2.现代政治系统的发展，也同样带来了诸多风险。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记载了中世纪晚期以来政治与基督教伦理的决裂，这标志现代政治剥离了宗教，开始主张其特有的论证基础，也因此开始面临新的“道德风险”。国家通过削弱地方性权力，巩固君主主权，开放贵族垄断的公共职位，培育职业化的官僚组织，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政治脱离了身份阶层的束缚以及相应的政治共识的支撑，进而一直遭受君主“专制”的指责。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现代“宪政”应运而生，试图对于权力的行使，蒙上宪法合法性的外衣，掩盖其“恣意”性质。美国宪政史已经展现，被1787年宪法“分权”和“限权”的政府组织，反而能够“合法”地进入传统的自治领域。是故，1791年，“权利法案”入宪，“民主”机器运转，这一切，不是为了彻底消除政治风险，而是旨在将风险责任转移给全体“公民”，让政治系统能够经得住更多的未知风险。

3.现代法律，拒绝一切“神圣”或者“理性”的“自然法”，以及除法律之外的一切论证基础。法律的“效力”，无论其事实上能否实现预定的政治、经济或者技术目标，只要符合立法程序的要求，没有与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相抵触，它就能获得法律属性。修改法律，“旧法”也只是“失效”，并不是“恶法”；围绕“司法独立”进行的诸多制度设计，则使法官敢于冒“舆论”批评的风险，敢于以法律标准对抗其他利益和价值诉求；对于罪犯可能逍遥法外的风险，法院之所以无动于衷，是因为，“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建构起来的案件事实，不必与“真相”完全吻合——法律“正义”不是上帝“正义”。换言之，现代法律系统是封闭运作的，它经常无视与其他功能系统的矛盾与冲突，因而放任“风险”的形成。

4.大众传媒引导现代社会的“自我观察”，但它也只是按照它自己的固有视角来呈现“世界”。“新闻”须有真实性，不被政治和经济势力“操纵”，这已属于老生常谈的新闻职业伦理。发掘平庸生活中令人“惊讶”的事件，或者将罕见情况“炒作”成“热点”，制造出观众感兴趣的“信息”，这才是现代新闻职业技能之所在。现代“广告”的作用，早已不是介绍商品的质量和规格，以满足消费者信息获知的需求，而是把新产品“包装”成“新型”产品，打上“时尚”与“潮流”标签，让没有需求的人感觉到“需求”。还有，“纯属虚构”的各种“娱乐”节目，虽然占据了现代人的大量闲暇时间，但无意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拒绝严肃讨论和“对号入座”。整个现代大众传媒，在分离于外部环境的情况下自主运转，这一“悖论”，导致了现代传媒的主要风险：由于它既不承诺忠于生活现实，又不负责经济发展，既不承担道德教化，又不开展“意识形态”宣传，还经常被斥为“快餐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始作俑者。

5.“科学”是现代社会唯一生产“真理”的系统，且“真理”标准由它自己来界定。一项命题的科学属性，不仅与道德原则、宗教教义、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也与“实践”无涉。科学在进入爱因斯坦“相对论”阶段之后，科学真理不仅不再“放之四海皆准”，而且只能在严格预设前提和相关参数条件下，才能得到逻辑检验或者实验验证。随着“非平衡物理学”和基于“混沌”概念的“系统动力学”的发展，新兴的“概率科学”甚至将“确定性”也从真理的内涵中剔除出去。以此种“科学”作为依据的决策，虽然也是“理性”的，但也预示了“风险”的可能。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社会风险，就在于现代科技给了人类自我毁灭的能力。因为，当代人的“末日”想象，不再是“上帝的审判”，而是资源枯竭、臭氧层破裂、核战争和基因变异这些问题。尽管如此，现代科学系统仍然心无旁骛地制造“真理”，并将科学的应用困境，不断扔给经济、政治、法律这些外部系统。

正是因此，当下中国正在担忧的诸多问题，之所以不应被纳入“风险”范畴，就在于它们有许多并非现代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逻辑所致。企业家不去没有“关系”的地方投资，不是害怕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是害怕权力寻租价格的不确定性；居民反对“钼铜矿”项目，不是怀疑环境评估机构的科学知识，而是怀疑地方决策取代了科学知识；公众质疑官方媒体的信息，不是因为自己掌握了真实的信息，而是掌握了“有关部门”曾经封锁媒体信息的信息。在中国，正因为“政治”占据“中心”，社会并未像西方那样发展出高度复杂的系统分化状态，因此，也不能将风险通过各大系统的自主运转而分散出去。最终，人们就倾向于把各种风险后果都归咎于“体制”。

三、风险社会的到来

上述关于风险社会发生学的探讨，丝毫没有暗示说：为了抵御西方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应当阻止中国社会各大功能系统的“分化”和“分出”。

    与当代欧洲人相反，中国人实际更多地是在那些存在系统自治的地方感受到“安全”，并报以较高程度的“信任”。“上访户”不是无视法律，而是寄望于远离地方利益格局的“领导”能在自己的问题上讲“法律”；教育专家不是无视“高考”扼杀“人才”，而是看到这项制度毕竟不问考生的家庭背景，仅仅诉诸“成绩好/成绩差”的区分。不论“系统分化社会”是否就是历史潮流，即便为了摆脱当前的“信任危机”，中国也不得不迈向功能分化并承受其必然后果——风险社会，哪怕这本身即是一项“风险决策”。

30年来的“改革”，其实也正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历史过程，旨在削弱“权力”对“金钱”、“法律”、“真理”，乃至“信息”、“信仰”、“爱情”、“美色”、“名望”的支配，并使它们逐渐分离、自成一体。30年来的“开放”，其实也正是为了参与“世界社会”的各大功能系统，让政治家、企业家、法学家、科学家、影视明星和宗教人士，操着系统的特有“语言”就能进行跨国对话，进而，倒逼改革成不可逆之趋势。要融入全球政治，就必须保障“政治参与权”；要融入全球经济，就必须保障“所有权”和“契约”；要融入世界科学和艺术，就必须保障“知识产权”。如此种种，构成了“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支撑着各功能系统的自我生产，并最终放弃强制各大系统之间整合的“不可能的任务”。

换言之，这一进程正在展开，真正的“风险”问题正在浮现，只是，我们还不习惯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银行利率的不断下调，既无法有效刺激股票指数的上涨，也难以激发民间投资的热潮；“归真堂”对“活熊取胆”事件的科学式辩护，与舆论的道德式攻击形成对立，互不让步；“苹果”、“唯冠”之争最终以调解结案，到底是要捍卫商标权转让的法律规则，还是保护商标经济价值的实际创造者，法院进退两难；影视明星、网络红人以及娱乐节目主持人“秀下限”、“博眼球”，可能在一片嘘声中提升关注，却也可能身败名裂而致“封杀”；传统“垃圾填埋”臭不可闻，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也不能保证零排放“二恶英”，更不用说，任何项目选址方案都得到相同回应：“离我家太近”。

在这些问题上，“阴谋论”式的各种猜测，除了提供可资谩骂的对象，再无其他作用。自认“无辜”者，开始自嘲“躺着中枪”。不经意间，网络流行语言准确命中了现代风险问题的核心：比风险本身更可怕的，是风险责任得不到合理的分配与落实。毕竟，“蝴蝶振动翅膀足以引发海啸”，损害的后果可以追溯到无数的原因。这也意味着，风险“归因”必然带有“人为”色彩，无法被“科学”论证，最终，它只能诉诸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支撑。越是高度复杂的社会，风险归因也就应当更加多元化，应当有越多的人共同分散风险；反之，风险归因越是单一，甚至出现需要对任何不利后果都要负责的局面，如此社会，必然是进退失据。在这样的社会中，对于“多数人”来说，因为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具体责任，也将敢于做任何事情。

    应对风险的办法也可以是“转移”，使之变得不易察觉或者容易接受。不过，所有现代社会的风险转移机制，也同样要以各大功能系统的自主运作为前提——唯有如此，复杂社会才能得以动态稳定。正如吉登斯所言，鉴于“时间”已经脱离了“地域”的束缚，堪可对抗风险的“信任”态度，已经无法在个人之间形成，必须仰赖于抽象的“专家系统”和“象征标志”。比如，政治决策的风险，必须依靠宪法机制和民主参与得到转移；法律裁决的风险，必须依靠“程序正义”和“职业化”得到转移；科学论断的风险，必须依靠条件限定和方法论澄清得到转移。此外，传媒如果只关注“收视率”，就可以无视如潮的恶评；婚姻如果只取决于“爱情”，就可以坦然面对离婚的可能；艺术如果只追求“品位”，就不必理会外行的茫然；宗教如果只看重“虔诚”，就不必回答“有无来世”或者“有无天堂”的难题。至于单纯由于错估市场而引致的投资亏损，以及就职公司的破产倒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了。不同于那些失去了“单位”的“下岗”职工，现代职业群体必须面对失业，“从头再来”。

四、现代风险的吊诡

总而言之，中国当前的风险话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伪风险”问题，但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深入，又必将迎来一个“真风险社会”。好在，系统分化本身，已经准备了一些应对方案。

当然仍将会有许多风险问题令人头疼。比如，在“生态风险”问题上，科学和道德已完全丧失了“和解”的希望。科学知道自己可能会毁灭世界，却不知道何时、以何种方式，道德同样如此。“无知”的道德并不能保持缄默，而它也已改变了传统区分善恶的标准，不再基于伦理上的“你错了”，而是基于现代心理的“我恐惧”。当“恐惧”成为正当理由的时候，科学的风险就既无从转移，又得不到接受了。

又如“风险感知”差异带来的麻烦。同样的风险，会被加以不同评估。对于风险的接受意愿，随着受益程度的大小、距离的远近和承受能力的高低而变。任何政治决策都存在风险，也就不可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总会有人感觉自己被“牺牲”了，并因此控诉社会的“不公”。更严峻的形势在于，现代人虽然已对“财富分配”不公感觉麻木，但对于“风险分配”的不公却几无容忍态度，何况后者经常叠加在前者之上。穷人不再嫉妒富人享用山珍海味，但决不允许致癌食品摆上自己餐桌；穷人没有豪车游艇不是问题，但富人开始购置空气净化设备，则问题很严重。

即便“多数人”能就公共决策的总体目标达成一致，但仍存在科学哲学家尼古拉斯·雷舍尔所谓的“具体化窘境”。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是可以的，但任何收入群体都可能反对增税；给予妇女更多劳动权益保护是正确的，但性别上的“就业歧视”将立刻加剧，因此新增大量“待业女青年”；为了维护治安而打击“黑车”是应该的，但交通运输的压力，却不能靠强迫出租车到特定区域运营加以解决。抽象的目标，由于具体手段遭到否定，最终无法获得实现。

还有“风险全球化”造成的难题。当代政治是唯一按照民族国家领土边界形成内部“再分化”的现代功能系统。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就和灾难都根源于此。但在无视领土边界的其他功能系统和各种全球性风险面前，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越来越力不从心，这是明显的趋势。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减少“碳排放”负起更大责任？如果“华尔街”并非美国政府产业，全球金融风险是否就需由所有人承担？“互联网”应当由各国分别施加规制，从而逐渐割裂为诸多“局域网”，还是放任其信息与观念的冲击？如何应对劳动权利保护所导致的劳动力价格成本攀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外资本撤出和就业岗位减少？在石油国家间的战争足以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进而引发“世界大战”的时代，各国又能够做点什么？

    这一切，倒不全是“后话”，无论我们是否准备好了。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