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的话，那么，世界风险社会则是世界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命运。改革开放战略有意或无意将中国置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之中。面临类型各异的风险，执政者稍微疲怠则可能陷于政治危机。

与此类似，世界各国首脑都在警惕世界风险社会给国内政局带来的政治风险。如美国在饱受金融危机折磨之后频频向世界挑起事端并展现武力，促使资本回流国内，防止国内社会骚乱爆发。伊朗则通过核威胁获取民意支持，保证政权巩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的动荡以及前途不明的现实，不得不让任何在位的执政者重新思考世界风险社会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

恐慌只是表面情绪，而恐惧则是理解事物本质后的深层次显露。但是，一旦深入理解世界的本源，找到解决办法也就有了方向。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深入理解以下基本问题：风险是什么？风险社会是什么？中国社会现在处于怎样的社会状态之下？这种社会状态之下又有哪些政治风险？最后，发现规避这些政治风险的妙计良药。

一、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蔓延

每个人每天都能感知风险存在，但是，却无法描述出风险究竟是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风险概念和应对风险的方式也不同。风险最早的含义与危险相近，是与航海有关的术语，意味着“巨大的危险”，主要针对自然灾害。

在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资本的应用，大工业化生产的推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巨变。在工业社会中，不仅风险概念悄然畸变，而且风险的表现形态也彻底转身。风险不再仅指危险，而更主要指统计决策的概率，概率的大小决定风险的强弱。风险的表现形态也不再是偶然事故而变成了生活常态。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生活系统巨变，失业风险成为每个成年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家庭结构解体，人的生老病死再也不能主要由家庭承担。为了保证劳动力再生产，保证社会化生产继续，政府建构了一套自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险制度，防御失业、疾病、养老的风险，建立起福利国家。同时，为了最大限度抵御资本的市场风险，私人保险制度也进而建立起来，为降低金融和保险市场的风险，国家也出台宏观政策进行调控，保证市场正常运作。

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风险定义完成了从一个统计学概念向一个社会学概念的转变。社会学意义的风险，是指由于人类某些发展模式的决策从而导致面临一种极度危险的状态，而这些危险发作的概率不能按照时间序列予以估算。概而言之，风险概念演变与社会形态演进相依而行，并凝结成多层结构的内涵：危险、可计算的概率和“极坏的后果”，而联结内涵多层结构的机制则是决策。风险的内涵源自客观性，丰满于主观性，可视为现实性。例如，河床的低洼地带容易受到洪水淹没，具有受灾危险；如果某个人考察河床洼地后，决定在此搭建帐篷野营，那么，他的决定就隐藏了洪水袭击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可以根据洪水的规律、野营时间可以计算出来。但是，如果当地政府为了取水方便，而在低洼地带建立一个城市或大片居民区，那么，居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就必然要遭受到洪水攻击的后果，只是攻击的时间尚未确定而已。因此，客观性风险（危险）通过决策增添了主观性风险（可能的威胁），又借助于再决策形成了现实的风险（灾难）。决策成为风险扩容、再生产的动力机制。

乌尔里希·贝克认为，所有的风险社会都是世界风险社会。中国在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之时，也将自己卷入到世界风险社会之中。但是，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则丛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三种形态。对于当下中国人，既有自然界的危险，也有市场中的概率风险，亦有致命性后果的化学品泄露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处于个体决定与公共决策双重动力的推动下，被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充满威胁的风险链。而置身于这条风险链中，人们处于高度“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状态。

第一个不平等，是风险决策者与风险承担者（或受影响者）之间的权利不平等。简而言之，风险作为一种概率是由决策所致，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在因素。对于决策者，他所面对的敢于冒的和不得不冒的是“风险”；而对那些受到这一决策影响的群体，“风险”则变成了“危险”。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既不是由他做出，也不是由他控制的决策的威胁。第二个不平等，是后果散布的不平等。即风险的后果不仅仅存在于决策者与受影响者之间，而已经散布到任何一个受到风险的实现——损失——影响的人。而损失本身对不同人群的打击力度是不均等的。富人损失更大，但伤害很小；穷人损失很小，但伤害更大。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个体或群体的财富多寡、地位高低是多么不均衡，但是，公共风险的放大或弱化，都会使每个个体或群体超越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界限，普遍感觉到不安全。这里所谓的不安全，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身体的不安全，由于食物、空气、水、光线等日常时刻接触的介质被污染和破坏，从而带来身体的不舒适和不安全。简言之，物质系统、生态系统的破坏让一切财富和社会地位黯然失色或价值锐减。第二是心理的不安全。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带来社会恐慌、生命恐惧，消极情绪普遍蔓延，社会心理普遍缺乏安全感。

二、应急处置代替了风险削减

在风险世界中，危险是客观的，概率是建构的，后果是现实的。中国在开启市场体制改革之后，资本与市场风险开始浸润到生活的每个领域、空间与时间之中。资本与市场风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也颠覆了人们曾经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知道：“货币”能够生产出“货币”，包括以货币来计算自己生活的得失。从国家而言，建立保险制度（包括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制度），以帮助人们分担资本与市场风险。政府设立了中央银行制度，通过一定的财政支付扶持银行业，减缓资本市场风险，通过再保险方式，使各大保险公司能在市场竞争中继续生存。国家还通过宏观调控政策，以保证这些金融机构能最大程度避免市场风险。

现代社会发展的意外后果——现代风险，其实正是现代科学、技术、工业、国家、资本等多因素相互纠缠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因素之所以会纠合在一起，其关键在于决策过程缺乏对科学的意外后果和决策后果的周密考虑。因此，规避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必须通过反思决策开始。

时至今日，无论是针对自然灾害的危险、经济领域的概率风险还是科学技术的伤害后果，中国社会依然在用一种传统的应急处置的方法对待。即当风险转化为事实伤害之后，再通过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的广泛动员，以减少伤害扩散，治疗创伤、激发善性、获取支持。之所以缺乏防御风险的认知与行动，不外乎以下三种痼疾：利益蒙蔽、因果模糊和反思缺失。

1.利益蒙蔽。艾伯特·奥·赫希曼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秘诀，在于用利益来抑制欲望，欲望是一种心灵机制，难以建立起有效的评价机制；而利益则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可以通过社会认同、赞许以获得平抑个人复杂多变欲望的功效。而在进入风险社会后，控制利益最大化的有效工具则变成了风险。在当下中国，那些本是为了防范或分散市场风险的制度和工具，经常转变为权贵群体获取最大利益的场所与手段。以股市为例，公司上市没有成为锁定客户的工具而成为圈走散户资本的利器。组织与制度的功能分野不能完成，风险的利益抑制机制也无从建立。

2.因果模糊。现代社会沟通是通过不同的编码系统来完成的，如法律、金钱、政治等。现代社会的沟通，通常是以不同层面的跨越时空的遥远性和抽象性来运作的，它们经常相互依赖而又彼此冲突。于是，在使用不同编码系统对风险事件进行解读时，一个编码系统的使用者，会把另外一套编码系统视为事故的原因，以证明自己编码的修复功能；而使用另外一套编码系统的使用者，他在解读因果关系时则正好反之。这种模糊的事故归因，会直接影响人们对自然风险、经济风险与科学技术风险预防观的形成。例如，究竟是经常的地下或海底核试验引发了地震和海啸，还是地震、海啸导致了核泄漏？

3.反思缺失。中国人更多把科学技术视为改善生产和生活的工具，而较少费尽心思探索科学技术背后的原理。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工艺，始终缺乏将其科学化的尝试，也因此无法将其标准化并进入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业。与此相应，中国人也缺乏对科学技术负面风险的认识，没有预防风险而只有消灭危机的意识。在实践中，很少设置防范科学技术风险的屏障而只有应急处理事故的反应。一旦某项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转变为伤害现实之后，只能是快速处置已有的伤害，接下来，寻找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对抗或治疗伤害，而不是发明一项科学技术去替代有缺陷的产品。应急处置变为政府的首要工作。事故发生后，几乎所有机构都围绕危机事件转动；一旦应急结束，依旧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三、风险的政治化

所谓风险社会是政治社会，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现有政治系统所做决策的后果，是政治决策的产物；其二，处置这些风险需要政治的再决策，且必须按照现有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过程做出决定，进而形成应对风险的新方案。第二层含义的实现，需要改革现有的政治形态。但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惯性以及利益集团的阻挠将会使调整变得异常困难。为了打破政治系统的封闭性，重新开放决策过程，最佳策略就是风险的政治化，即让那些外生于正统政治系统的力量进入到决策过程之中。

何谓风险的政治化呢？简言之，就是使风险成为朝野各方共同关注的政治议题。具体而言，风险的政治化表现为：专家政治的重现、风险亚政治的壮大和抗争政治的甚嚣尘上。

1.专家政治的重现。长期以来，科学系统自身和外行，都认为它是在探索科学真理，通过发明创造，通过新的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政治系统，则被认作是社会各种利益平衡的中心，是公共利益的维护场所。科学家被冠以价值中立和忠于本职，政治家则被认为是善于协调和长于规划的专家。他们各自有一套管理体系，政治并不代替科学建章立制，而科学家也不介入政治利益分配的问题。在发展主义逻辑下，政治系统不断吸纳各种科技成果用来改善社会，同时，通过政治过程将资金等资源输入到科学系统。科学系统在接受了政治系统输入的资源之后，一方面自行发展，形成自主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接受政治系统的要求，按照政治系统的规划展开研究，其研究成果，最终由技术官僚决定是否进入到决策系统。在传统的代议民主制下，专家被排除在议会之外。专家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就必须寻找其他途径。于是，部分专家开始承担商业企业的课题，并将未经验证的科学产品投入到商品生产，且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游说议员出台对其有利的议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专家实控了代议机关，专家政治重现政治舞台。

2.风险亚政治的壮大。被政治系统技术官僚冷落的专家，持与被经济系统收买的专家不一致的方案，与一些社会团体进行合作，对现有的风险政策唱反调。由专家权力支持的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兴起、壮大，发出与正统政治系统不一致的声音，并且迅速吸引庞大人群的注意。这些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生活政治，并在全球范围结成各种网络，形成一股强大的对抗商业、科学和政治系统的力量，在全球政治中正在发挥重大作用。如绿色和平组织等曾经在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废弃问题上对壳牌公司产生了巨大冲击，也在转基因食品上对孟山都公司形成了强大制约。

3.抗争政治喧嚣。针对风险社会中的各类新兴风险，一些新的团体开始对现有政策质疑甚至抗争，被称之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以非中心化、分散化、个体化、自我行动为特征，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他们往往借助于公共论坛、大众传媒等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和观念。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独立意识，使得传统的政党和政治机构、传统的运动形式不适应他们的要求，各种运动一般是各自为战、为自而战，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一些新社会运动者提出“全世界消费者（或受害者等）联合起来”，将矛头对准科学技术工业成果的受益者。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风险政治化开始出现端倪，如中国官方报纸上频频出现的“社会矛盾多发期”、“环境敏感期”、“观念多元化”和“权益矛盾冲突显性化”等词汇。环境群体性事件、邻避事件、拍砖（专）家等个案经常发生，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不信任官员”、“不信任专家”和“不信任政府”的多重不信任状态。这一系列状况，反映的就是人们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对知识的准确性反思加大和对决策者的自我利益认知开始加深，这也是中国式风险政治萌发的前兆。目前中国风险政治的发展水平与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的风险政治仍有较大差距，但是，已经初显出与中国现行的“集中决策、统一行动”的政策运行模式不同的新的政治过程。

    但是，由于对传播方式的管控，对科学技术研究选择性的资助以及对社会组织生存空间的限制，中国现阶段的风险政治化进程仍然缓慢。即使出现科学技术的伤害，如苏丹红、转基因食品等安全事故，政府也通过对商业公司的处置，来转移对科学技术副作用的追索。

四、规避政治风险

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多种风险的交织与蔓延，应急替代防御的实用主义策略以及风险政治的萌芽，正给执政者制造出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从表面来看，执政者面对的政治风险来源于自然灾害危险、市场风险与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然而，深度挖掘就可发现，真正的政治风险不是上述的客观风险而是主观风险。仔细检视这些政治风险后，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1.信任体系全面崩溃的风险。风险社会中的危险是由工业制造出来，被经济外部化，被法律制度个体化，被自然科学合法化，且被政治变得表面无害化。因此，几乎所有社会主体、相关制度设计都参与到风险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中，社会信誉体系日趋垮塌。正如上述，风险是决策的产物。一般而言，决策包含两个重要维度：决策民主化与决策科学化。然而，中国目前通过决策民主化获取政策合法化的机制并未落实。相反，目前中国的政策合法性来自于它的科学性——即决策科学化，专家成为政策公信力的来源。然而，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商业公司都呈现过度消费专家的倾向，专家也在权和利的诱惑之下，将并不成熟的知识快捷应用于生产与生活领域，从而导致专家判断屡屡失效，知识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专家的社会地位坍塌，是社会信任体系最后一根稻草的燃尽，结果必然是公共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丧失。

2.组织化社会成长失控的风险。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与短暂的工业社会中，执政者始终担心的是分散个体的组织化。就执政者而言，各种组织的数量剧增、结构扩大以及人员扩充对于政治是一个潜在威胁。历朝执政者都十分警惕个体的组织化过程，但又无可奈何，因为结社是分散个体抵御自然灾害的唯一武器。但是，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国家借助私有制和建立以个体为基础的保险制度（商业与社会保险制度）将个体重新原子化和个体化。但令执政者意外的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兴起及其低廉推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人在虚拟空间中重新组织起来。这种新型组织化社会的特点是缺乏中心和领导者，但是，它的动员能力又要比传统社会组织更为强大、速度更快。

3.国际压力骤然增大的风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渐进过程，虽然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大国，但是，依然需要谨慎学习国际规则、再造国际规则和重建国际秩序。在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执政者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每一条国际规则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影响。但是，一旦国际压力骤然增大，对于执政者而言，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国际社会的各种诉求，都可能冒影响国内政局的政治风险。

面对环环相扣的政治风险，需要认真对待公共决策，重审政策过程，有效控制政治风险。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索。

首先，慎重决策，避免浮躁。公共决策是一个利益交换过程，既有国内不同群体间的利益交换，也有国际间不同区域间的利益交换。权利诉求纷繁复杂、利益焦点相互冲突，有些要求看似言东、实则击西，有些指责听起来合理、做起来风险极大，因此，执政者更需慎重决策、避免浮躁。

其次，民主决策，防范浮夸。民主决策可能难以产生最优决策，却是防止最坏决策的防火墙。在一个充满欲望、利益与风险的世界里，浮夸已经成为部分专家、学者以及管理者的共性。尤其是决策权集中于顶层的体制，民主决策对于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第三，科学决策，削减风险。民主决策是借助社会理性为科学理性设置过滤器，却无法修补科学理性本身的缺陷。真正能填补科学理性漏洞的依然是知识，各种知识之间的争论、辨识与相互借鉴，将会改变知识生产过程，削减科学的负面后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