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维护一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国际舞台既是国家之间进行斗争的场所，也是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场所。斗争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合作也是一门复杂的艺术，良好稳定的合作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善意和客观存在的利益机会就能实现。一国特别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方式，受到国际实力对比、该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仅仅对众多技术性细节保持高度关注，仅仅坚持内涵有些模糊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足以从容应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而不滑向简单的机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国外交需要一种哲学做支撑。同时，对于支持大国外交的这种哲学也需要经常性地进行反思，以在动态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把握外交中某些根本和一贯的内涵，从而在大的时段意义上在外交上有所追求、有所营造、有所成就。

一、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

具体到中国外交，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什么？这一战略背后是以什么样的理念在做支撑？这一理念基于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哪些基本预设？它们与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是否适应？如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调整或完善的话，有什么样值得注意的努力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使用“外交哲学”这个说法时，并不试图谈论某种特别高深的东西，我们讨论的不是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等经院哲学问题，而是试图触及中国外交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谈论“外交哲学”时，讨论的是一种最终必然可以被转化为具体外交政策的“哲学”或基本理念。这里说的理念是一种与政策互为表里的东西。

过去20年中国执行的外交战略，用不太准确的话来说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两句话之间有一个微妙平衡，即“韬光养晦”的同时要有一定的作为，同时这个作为不是锋芒毕露的作为，而是符合“韬光养晦”的作为。“有所作为”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建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发出应有的声音，特别是，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韬光养晦”则要求我们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不要承担太大的责任，我们的建树不能或不宜太大，在现阶段不要有太根本性的建树。这为中国的国际行为方式限定了一个大致的行动范围。当与很多具体国际问题相联系时，它要求我们不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减小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不要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从而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在现有秩序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动摇的情况下，实现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

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说，中国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他国关系的积极的政策举措。自90年代初以来，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这些政策举措大致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 积极解决领土边界问题，减少中国周边的结构性矛盾。我们解决了除中印边界外的所有其他陆地边界的划分问题。对于不能解决的划界问题，则采取“搁置争议”的做法，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加以解决。2. 扩大经贸合作，以合作共赢、功能性合作等方式，推动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各种合作关系的加深。为了推进经贸合作的发展，有时采取在合作中适度让利的做法。3. 广泛参与国际制度，以这种方式约束自身的政策选择范围，传递出中国不试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信号；中国没有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对美国进行“软制衡”，没有利用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力量过度伸展的机会给美国制造麻烦，在金融危机中也没有对美国落井下石。4. 全面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实行睦邻外交政策，并建立一系列伙伴关系。跟尽可能多的国家寻找利益交汇点，增大合作的吸引力。5. 不挑战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美国，避免成为美国的主要打击目标，同时在许多领域寻求与美国合作。6. 当某些国家给中国找麻烦时，不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种针锋相对的反应策略，不使矛盾扩大化，而是态度上稍微多忍耐一点，耐心地做对方的工作，寻找转圜之机，减小问题和麻烦对双边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作用。7. 安全上，不给周边邻国以很大的压力，避免用强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避免对周边邻国形成太大的刺激，试图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缓解他们在安全领域的担忧。

中国外交哲学、中国外交战略是一个十分宏大和复杂的事物，不可能在很短的篇幅内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在此，我们重点探讨对于中国外交哲学较为重要的某些关系和观念。

二、无为与有为的关系

对无为和有为的关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方式是，把“无为”“有为”看做中国外交的两种不同的目标，这样，不同的目标就规定了中国外交不同的行为方式。另外一种更常见的理解是，中国外交从根本上说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有所建树，“无为”和“有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由于国家之间博弈的复杂性，有时急于在国际社会中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积极高调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9·11”事件后的一个时期，美国认为自身处于史无前例的实力优势地位，并自认为占有国际社会中的道义制高点。在这样一种乐观的形势判断下，执行了一种单边主义的强制色彩颇为明显的进攻性外交政策。这样一种战略在一个时期的执行，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使美国的扩张性全球战略在不太长的时期内陷入难以持续的境地，在国内经济的制约下，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调整。

与此相比，中国在实力上升的过程中，总体上保持了比较高度的外交克制，没有以高强度的方式在周边地区强行推进中国的影响力，而是采取试图以经济合作推动政治安全合作的做法，推动中国与一些周边邻国关系的发展。这种做法一方面在比较长的时期内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使中国与许多亚太国家形成一种经济利益深度相互依赖的局面。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存在的某些不足也显示出来。这种不足体现在，当我们试图以“无为”的方式实现自身影响力的自发自然扩展，而某些其他国家包括体系中的霸主国家试图以“有为”的方式限制我们影响力的扩展，甚至试图推回我们的影响力时，在两种不同政策手段的碰撞过程中，“无为”的做法虽然有助于避免矛盾的激化，但要通过这样一种做法战胜“有为”的做法，不是一件易事。虽然从长期的角度看，“无为”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做法，但在国际环境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无为”的做法在客观上的效果，是要经常性地承受一些中短期的代价，这是难以回避的事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对“无为”和“有为”（包括不同形式的“有为”）的效果进行比较。“无为”可能是一种在中短期内以较低成本获取较低收益的方式，而“有为”则可能会在中短期内获得不小的收益，但伴以不小的成本。如果执行一种超过自身外交资源足以支撑的抱负太大的“有为”战略，则经过一定时期的消耗后，可能面临事与愿违的后果。总体上，“有为”是一种积极的心态，但急于“有为”，在自身实力和外部环境不具备时简单粗暴的“有为”则应避免，“有为”需要以高度的技巧为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当形势和时机较为有利时“顺势而为”，即在理解国际关系规律的基础上，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来做事；当形势不利时，则以低成本的方式防守住自身的阵线，是一种具有高度战略耐心和战略忍耐力的“有为”方式。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不为天下先的做法。这种做法的一个优点是，节省力量的使用和消耗，避免过激的斗争，从而在一定阶段内可以达到养力的效果。在自身“无为”的时候，如果其他国家纷纷追求“有为”，陷入相互纷争的情况，这对于积蓄力量则更为有利。

不过当自身成为他国针对的明确目标时，“无为”的做法可能由于其消极的一面，而产生较明显的负面后果。正如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布局，有时不是特别有利于守住崛起过程中已经取得的某些成果，这也体现了忍耐与谋求发展之间的矛盾。

大国手中拥有的力量，如果不断地以刚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则必有时而后穷，“以柔克刚”的做法则是，待对方力穷之时而制之，当对方力未尽时则不与之争，而己方之力则一直不用尽，从而始终留下缓冲和回旋的余地。当对方力未尽时，这一策略的外在表现往往是“不争”，但仅仅是“不争”并不足以制服强大的对手，而要在对方力尽之时或对方无法使力的地方，利用时机以制之。因此，“以柔克刚”的做法，要点在于不滥用力量，并把握时机恰到好处地使用力量，以攻击对方的弱点，从而以较小的力量达到较大的战略和政策效果。从长期看，“无为”转变为“有为”，要靠在适当时机的有效作为来实现。如果在关键时刻未能有效作为，则“无为”成了真正的无所作为，是一种消极的战略态度。

三、外交手段中的强硬与温和

温和手段从总体上说是试图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和冲突，它较为关注不同国家之间利益协调一致的一面，认为国家之间的博弈，从长期和根本上来说，具有双赢或者共赢的可能性。在紧张局势出现时，这一做法有助于避免冲突的升级。

中国古代的怀柔政策，就是一种温和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当中国处于实力优势地位时，在对外使用武力方面仍持较为高度的慎重态度，总体上执行一种以防御为主的和平的对外政策。对周边执行“厚往薄来”的怀柔政策，适度向周边国家进行利益倾斜，以安抚周边国家、保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明确列出十五不征之国，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只要这些国家不来打我们，我们就不要去打他们。这样一种对外政策，不以中国榨取其他国家的利益为特征，有助于古代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大国对自身行为进行高度克制的外交政策，其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随着时间的延长，大国的怀柔政策有一个效果越变越差的过程。造成效果逐渐变差的原因，不在于大国的和平意愿不够清晰，不够坚定，也不是因为周边国家对大国的和平意愿出现了错误认知，不相信大国的和平意愿。导致怀柔政策效果变差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对和平意愿的广泛深入有效的宣示，带来的后果是大国战略威慑力的逐渐降低；二是当周边国家认识到“大国的和平意愿是真实的”之后，他们认为大国有很强的不愿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这时，可能会产生一种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获取利益的动机。其在行为上的表现，是对大国的骚扰或利益上的蚕食变得更加频繁。如果大国对这些侵扰和蚕食其利益的行为不做出明确的回应，如果这些侵扰和蚕食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行为就可能逐步升级、加剧，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大国简单地放弃温和的外交政策，转而从总体上执行一种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也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弊端。强硬政策的主要弊端在于，会使安全领域的竞争激化，从而导致一些并不希望发生的冲突，或使某些不重要的冲突升级，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对外无差别地执行强硬政策，会把一些国家不必要地推向自身的对立面，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形成自我包围的后果，从而导致战略上的孤立。这样的局面，对于崛起国来说更加需要加以避免。

    从根本上说，这涉及的是外交中软硬两手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说，不仅过度强硬和过度温和都不可取，而且，政策仅仅是长期无弹性地偏于强硬或偏于温和都会产生一定问题。长期没有弹性地执行强硬政策或者温和政策可能都不可取。在这个方面，连续执行强硬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以及连续执行温和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长期来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刚柔相济，不同的手段相互比较有效地配套。从总体上说，坚定的政策更适于维护自身已有的利益，温和的政策更适于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利益。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何时更“坚定”，何时更温和，需要通过连续一致的政策，让外界形成较为清晰的预期，从而在长期内对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引导作用。信号上的不清晰会鼓励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此外，在中国外交中，需要关注外交战略转换的方式与时机。外交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博弈，在国家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每一策略的有效性是相对于其他国家采取的策略而言的。策略的演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个国家会根据对方采取的策略，进一步对自身的策略进行调整和优化，因此没有抽象意义上的最优战略。在一个阶段成功的策略，不一定在其他阶段能获得成功；对这个国家有效的策略，在处理与另一国家关系时可能是无效的策略。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对其性质和行为方式进行判断，进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

比如，我们在一定时期内与一些国家交往过程，执行的“合作共赢”外交政策，要获得最大的效果依赖于一个前提：对方也想共赢，而不是对方想“赢者通吃”，不是试图机会主义地利用我方合作的意图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对方的思路是“赢者通吃”，或者是试图通过削弱对手来提高自身的相对地位，或者只是一种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显示自身的善意而特意采取的许多单方面合作性质的举动，其价值和效果就值得怀疑。

从这样一种国家动态博弈的视角出发，对于“战略机遇期”的存在性和性质也要进行新的思考和界定。“战略机遇期”的提法本身意味着机会是短暂的，因此需要加以充分地珍惜和利用。另外，机遇期不能通过假定而存在，它的存在需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即使同样是在“机遇期”，在其早期、中期和末期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从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运用。如果运用不当，“机遇期”产生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对我们有利。由于国际体系的复杂动态性质，对于机遇期我们不宜有僵化的认识，机遇期本身可长可短，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而且机遇不是只有一次。过了这一机遇期，以后也可能会出现新的机遇期。

从根本上说，我们外交战略选择的持续性，内在地要求其内涵具有一定的丰富性，需要有一套有效的组合性质的应对方式，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具有适应性。对于国际体系中各类行为体行为方式需要有大体符合实际的判断和预期。不能不适当地假设他国有太高的善意，不能忽视他国的机会主义，同时对这些机会主义的做法需要有效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努力把握住国际交往中根本性的环节和因素，把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外交经验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较为准确和切合实际的长期定位，并通过资源和手段的配合以及持久不懈的努力，逐渐实现这样一个定位，在各国博弈的复杂动态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国人民对中国外交的总体追求和期许，这也许是中国外交较为根本的“哲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