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已显得“富有而强大”，以至现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并借助“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举办了史上最为炫目的奥运会，庆祝它重新融入全球秩序之中。现在，这句口号成了一个反讽，而这更进一步印证了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衰落这一论断只是一个虚假命题(Desai, 2008: 397)。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各地扩大阶级分野的时代，将阶级概念重新纳入全球分野的分析之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

一、毛泽东时代的媒介传播与阶级动员

西方媒体对2005年出版的张戎和哈利戴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赞誉。在这本书中，毛泽东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都被彻底妖魔化，以至我们今天再谈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所具有的解放性似乎都已显得毫无意义。

尽管中国革命出现过种种失误甚至灾难，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一场不幸和误入歧途的冒险运动。这场革命是因160年前发端于欧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闻名世界的漫长的解放运动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Sharma, 2007: 4)。在中国，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是紧密相连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更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者。考虑到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地位，“中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而后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可能相反”，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坚信如果社会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利益必须让位于民族利益”(Lin, 2006: 40)。

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民族国家建设首先面临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而后又与苏联决裂，这最终导致中国不得不依靠对国内农业剩余价值进行压榨，并通过国家意志建立户籍制度人为制造城乡分离，以此来开启国家最初的工业化进程。在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运动之后，之前一直为中国革命输送能量的中国农民成为大规模饥荒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国家建设政策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农民以及农村社会，而是继续在农业领域进行投资，并以一种由上而下的方式反哺农业、农民以及农村社会。“三大差别”的存在，也即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引起了很大关注(Lu, 2008)。中国当时在成人扫盲、基础教育以及医疗保障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艳羡(Wen, 2008)。在文化政治领域，大众媒体所运用的社会主义话语则将工人和农民塑造为中国历史的主体。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被鼓励，甚至于被强迫，走进农村以弥合“三大差别”，并向农民学习，以改造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毛泽东时代常常被化约为“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也因滥用阶级斗争话语而名声不佳。尽管如此，作为一场发生在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以保存社会主义成果并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理解其中的阶级政治尤为重要。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概念指称的是社会以及政治力量对于革命政治所持有的态度，而不是社会阶级的结构性处境。

“文化大革命”意在塑造社会大众阶级新的主体性，并完成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也即，“瓦解在充满暴力以及不平等财产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阶级关系”(Wang, 2006: 37)。但是，毛泽东高度主观化的“阶级”概念本身包含内在的矛盾和危险。本应具有进步作用的“阶级斗争”政治迅速退化为一种本质化的阶级身份话语，“成为一种最具压制性的权力逻辑”，以及随后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残酷的派系斗争的基础”(Wang, 2006: 37)。意在改造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并控制技术官僚权力膨胀的自发性政治和话语论辩，变成了最为残酷的去政治化的符号斗争。

尽管隔绝于西方媒体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但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仍然发展出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大众媒体与传播形式，包括大字报、红卫兵小报、革命歌曲和现代戏剧，以及乡村地区的有线广播、当地的艺术文化剧团、公社宣传队以及流动电影放映队。工人、农民、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时代对抗官僚资本主义和它的国内以及跨国资本主义合作者的不同抗争运动中所采用的语言、策略以及组织技巧，都呈现出“文革”年代大众传播赋权遗产的影子。

二、信息传播与新的阶级和国家政治

始于1978年的改革标志着对阶级和国家做出引人注目的重新宣称，信息传播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信息传播技术在建构不平衡发展模式中的角色

    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不但没有尝试弥合“三大差别”，相反，还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推动了一种不平衡发展。而信息传播技术则是这个过程的主要推手。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是通过动员底层大众并开展反帝事业以领导一场大众社会革命的话，那么，改革时代则依靠技术官僚以及与各种资本的重新融合，开启一场由上至下的“数字革命”。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及其技术理性主导了中国的“数字革命”(Zhao, 2007a)。

中国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优先发展信息传播技术产业以吸引大量投资，信息技术产业成为跨国资本主义扩张的支柱(Schiller, 2007)。随着一亿两千万农民工不断迁移，难以持续发展的农村经济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移潮。尽管中国在信息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获得高速发展，但世界银行报告指出，“2003年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四百万工人只占国内劳动人口总量不到百分之一”(Qiang, 2007: 6)。

正如殖民时代的铁路都建在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国家以维护殖民宗主国的资本利益，改革时代的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亦得到优先发展，以协调跨国资本主义体系中两种相互关联的发展进程：通过帮助跨国资本利用聚集在中国特区与沿海地区的庞大人力资源，中国原有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后福特式的灵活的生产方式，信息产业崛起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领域(Hong, 2008; Schiller & Zhao, 2001; Schiller 2007)。尽管电话和互联网服务得到快速扩散，但这些服务的分布流通在中国沿海与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

信息传播技术促使基础通讯设备成为主要的经济产业，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转型成为一个由外资驱动，以出口为导向，并越发具有依赖性的经济体。中国一方面需要依靠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依赖于非西方国家的原材料。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内，中国主要输出廉价劳动力。这种人口红利主要依靠国家权力和相应的农业政策而得以存在。作为中国主要的出口产业，信息传播技术产业本身也高度依赖外国的核心技术，血汗工厂式的工作条件在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装配流水线上随处可见(Hong, 2008)。全球信息革命的成功，部分是建立在这些流水线上的中国女工。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产品利润中的绝大部分都归跨国资本所有，而中国工人只能获得微薄收入。一方面，中国成为实行世界银行所倡导的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策略的典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则变得碎片化、两极化，并且因为存在阶级、区域、性别、民族以及其他社会和文化分野而高度断裂化。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力度都位于亚洲最低水平之列，而这也使得中国的成人文盲人数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增加了3000万。与此同时，医疗保险体系所经历的剧烈市场化以及农村地区合作医疗体系的失效，都使得医疗保障体系从毛泽东时代为发展中国家所艳羡的典范退化为世界上最为不平等的医疗体系。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在191个国家中排名188位。现在，我们与其谈论“一个中国”，还不如将中国论述为“一个国家，四种世界”更有意义：超现代化以及具有高收入的北京、上海以及深圳组成了第一世界，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以及收入极低的农村地区则构成第四世界(Hu, Zhou and Li, 2001: 167)。

2. 媒体在重述阶级与国家政治中的角色

第一，媒体管理体制有效地将发展问题去政治化。通过控制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这为中国“比较优势”的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提供了关键的政治环境(Zhao and Duffy, 2007)。大量的农民工并不能形成一个城市工人阶级，相反，他们难以在物质上和文化上融入城市(Ngai, 2005; Hong, 2008)。

第二，主流媒体仍然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动员和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元素。与此同时，他们也突出利用中国民族主义中实用性与文化气息兼具的部分，以作为凝聚大众的手段(Zhao S., 2004; See also Wu, 2008)。随着中国将自身由“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定位，中国文化价值观及其象征性符号，甚至本土化的信仰及其实践活动，例如，对于“幸运”数字8的崇拜，都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第三，媒体在放弃了阶级与阶级斗争话语之后，便拾起了“社会阶层”的话语，并将他们的主要资源投放到塑造“中产阶级”的实践之中。这使得这个阶级的壮大成为“标志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全国性工程”的一部分(Anagnost, 2008: 499)。尽管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及其具体构成仍然模糊不清——这个阶级可能占据全国总人口的5%到10%，但是在“社会阶层”这套话语之中，中产阶级成为一种宝贵的政治文化资本，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在这种公民权利的模式中，“公民主体”是依据其趋近中产阶级状态的程度来定义他们的身份(Anagnost, 2008: 499)。

第四，媒体在形塑“中产阶级”的过程中有所贡献，并对“中产阶级”的形成有所期待，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群体，在现在的官方话语中则被塑造为“弱势群体”。不平等问题并没有被当作一种结构性问题以及具有阶级属性的政治议题加以对待，相反，这个问题被去政治化，并被解释为“一种国家归属感阶梯中的文化差异”(Anagnost, 2008: 497)。

3. 现时代（2003~）中国的传播与新的阶级与国家政治

21世纪的前10年每天都在发生剧烈而广泛的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分层、阶级分化以及文化位移的不断加剧，社会冲突和反抗的频率、次数不断增加，其广度和范围也不断加大。从200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后改革时代。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去政治化逻辑还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中国发展路径选择的分歧作为一个政治议题则被再一次提出讨论。在整个改革时期，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惧一直成为否定对发展模式进行政治批评的工具。“所以，你想回到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吗”这是对那些批评最为有力的反驳(Wang, 2006: 2)。

自2003年以来，中央开始提出一套新的发展话语来改变对以社会发展以及环境可持续性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狭隘追求。官方的意识形态更注重社会公正与公平。在媒体、电信以及文化领域，中国政府已启动不同项目为农村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之下，中国的电信部门并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普及服务基金”机制，而是采用毛泽东时代的运动策略，去解决中国最边远的农村地区的通信问题。截至2006年底，99.5%的中国行政村都有了电话通讯(Zhao, 2007b)。与此同时，文化部及其地方下属机构也开始在农村地区提供文化服务。

由民间发起的媒体与文化赋权项目也开始启动。例如，作为一名农民工歌手，孙恒通过北京青年农民工艺术团——一个2002年成立并由农民工组成、运作并为农民工服务的团体——在工人阶级的文化赋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Zhao and Duffy, 2007: 241)。对于一些城市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甚至主动地重返农村，投身于重建农村的实践之中。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全球各地都会呈现出一种两面性。中国民族主义亦是复杂多变的，具有多种不同的面向。某些版本的中国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沙文主义倾向并依仗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而展露出一种Leslie Sklair(2001: 29)所描述的“对于自身优越感的自负和过度自信”。但是，网络上的草根民族主义话语在某些方面要比媒体中的官方民族话语更为激进。

作为维系政治合法性的民族主义话语经常与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话语之间产生张力。事实上，官方版本的民族主义经常受到大众民族主义话语的挑战。对于这些大众民族主义话语，官方既不会与之发生关联，也不会为其代言(Hu, 2006)。

三、结   语

Saskia Sassen(2006)曾详细地分析了“全球阶级”的崛起，后国家以及去国家化公民身份(postnational and denationalized citizenship)的形成过程，包括上述这些过程的政治意涵。但是，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并受此影响的中国政治的结构远远超出Sassen的描述所能涵盖的范围。对于奉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Harvey, 2005)的精英而言，中国并不存在社会空间，更不要说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精英群体都策略性地（重新）迁居到不同的国家以求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他们的个人优势。

然而，矛盾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不但是一股需要予以认真对待的力量，其本身也已具有一个强有力的跨国维度，也即是说，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秩序之中，中国越发去国家化的中产阶级成员叙说着他们跨国化的民族主义话语，并在全球场域中发起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以及国家尊严的抗争运动。这样一来，他们则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当工人和农民在国内对政府提出注重再分配以及社会公正的诉求，并要求中国政府实现其社会主义承诺时，中国越来越具有跨国特征的中产阶级则在海外维护中国的形象。在当前这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中，对国家和阶级的重述不但继续增强了中国在全球资本秩序中的地位，也使得中国无法摒除自身的社会主义色彩。更为有趣的是，在试图反驳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话语并打击具有跨国背景的西藏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不得不重续与藏族的阶级情谊。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一种高度象征性的方式将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的“农奴解放日”。

可以肯定的是，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不同，对于中国的底层大众而言，社会主义价值以及毛泽东式的口号仍然是他们用于抵抗资本主义导向发展政策的语言工具。他们试图促使国家践行对抗外国资本、私人利益以及地方政府的革命诺言(Harvey, 2005; Perry, 2007)。对于“新左派”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一直强调“国家政治权威在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抗争运动中的持续重要性”(Anagnost, 2008: 500)。正如吕新雨所言，中国“新左派”的一个任务是“利用社会运动锻造国家的左手”。

在毛泽东时代，官方的口号宣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改革时代，人们则说，“只有中国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现在由于全球金融、社会、文化、生态危机不断爆发，我们不知道中国能否拯救资本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也许，中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追求国内和全球公正平等以及尊严这个故事并不会以悲剧或笑剧的形式结束。如果说中国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由上而下释放了市场的能量，那么，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以及底层民众则重新发掘了中国的革命遗产以及社会主义话语，以图将政府权力以及市场力量置于社会需求的控制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也许不单只是官方口号本身，而且也是中国不同社会力量对于这些口号的重新利用以及正在展开的将国家和市场置于中国劳动者的社会需求之下的社会进程，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抗争的实质所在”（Zhao, 2008: 343）。中国的大众力量正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注入更多民主以及平等的元素，而这一次，这个进程也许会取得更持久的影响力。

这可能既不再是一场悲剧，也不会是一场笑剧，而是一个被皮埃尔·布迪厄(1998)所详细描述过的“合理的乌托邦”？正如林春(2006: 287)所言，“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并没有提供答案。而这正是我们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动力所在”。不管这些替代方案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他们确实会在以下意义上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遥相呼应：在各种全球分野中全面发展人类潜能的梦想。

（作者单位：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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