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战前到战时的特高警察，是暗黑时代的象征。战后，随着国家的民主化，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其实态却并不为人所知。在各都道府县编纂的《警察史》中，特高警察所实施的种种暴行及假特高之手所犯下的种种国家犯罪，被诸如“由一部分警察职员所制造的思想取缔问题”、“战败后，特高警察解体”等轻描淡写的记述一带而过。由于美军占领期间，对前特高警察参与刑讯逼供、人身虐待的犯罪行为的追究本着自行申告原则，绝大部分相关人员，并未遭到申告，因而免于被追究；而极少数受到追究、被开除公职者，也在风头过后实现了“社会复归”——重新回到警界。

这种状况的发生，当然与美军“首鼠两端”的占领政策及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性有关。战后，由于害怕像德国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那样被彻底地追究、整肃，特高警察自行销毁了绝大部分犯罪证据，不仅成功逃避了政治整肃，而且“有效地”使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本身“蒸发”、“风化”。乃至在战后60余年的今天，唯独这段历史，当事者的口述、回忆等一手资料，几乎已被湮没。而重新发掘，在物证人证都已消灭的情况下，无异于沙漠上起楼阁，难乎其难。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史料，来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个庞大的暗黑王国创设的背景和过程，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了解这个王国，对于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特别是弥漫其中的保守化特征有着重要意义。不能正视这样的历史痛苦，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何其难也！

缘起：“大逆事件”

“大凡对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现状、扰乱社会秩序……否定国家体制之徒，国家将不得不走自卫的道路。”在1911年3月（明治四十四年）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会上，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痛陈国家在“危难”关头，奋起维护稳定的必要性。结果，就在这次国会上，出台了一个新政：从当年8月21日起，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课相当于中国行政体系的处），以应对国内日益升温的赤色思想宣传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

导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诬私制炸弹，密谋刺杀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处刑。然而，史料表明，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卑劣的政治构陷，目的是绞杀尚处于摇篮期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幸德秋水在终审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作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但在当时，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对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担出现“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责任，并提交了辞呈。天皇则表示，“事件系随时局变迁而伴生的余弊”，内阁并无责任，驳回了桂的辞呈。

彼时的日本，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而资本主义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时期，如细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工人低工资、劳动时间过长等“低人权”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的不满自然导致怠工、罢工的出现，且这种自发的反抗，日益成长为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念的民众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而这恰恰是统治层所恐惧的，奋起维护稳定，是其本能的诉求和现实选项。事实上，创设之初的警视厅特高课，仅下辖两个系（行政权限上从属于课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科）：特高系和检阅系。后者主要负责新闻出版审查；前者则负责各类行会、同盟的罢工、罢市活动的取缔和爆炸物取缔。可见，特高创设的背后，确有应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

尘封的“黑匣子”

围绕如何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统治层内部有两派意见。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贵族长老西园寺公望持相对温和的立场，认为以强权解散社会主义政党，无异于逼迫他们转入地下，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桂太郎则持强硬立场，力主“社会主义根绝论”：“虽然目前是烟幕状态，一旦延烧起来的话，将无法收拾。”

其实，桂并非“社会主义根绝论”的始作俑者，他的身后，还站着数一数二的政界大佬、明治官僚制的“总设计师”山县有朋。“大逆事件”发生后，精英层的危机感明显加深。1910年9月，山县在上奏明治天皇的题为《社会破坏主义论》的著名意见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根绝论”，主张从社会政策上预防社会主义的发生。同时，对桂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官僚扩大警察的权限，以严刑重罚来弹压、取缔左翼社运。

区别于此前在军警系统中既存的、主要负责政党对策的“高等警察”，被称为“特高”的“特别高等警察”，以取缔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为主要职责，权限更大。但遗憾的是，其全貌至今仍尘封于“黑匣子”中，后人只能从极其有限的个人回忆、传记和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对日占领军文档中，找到蛛丝马迹，来揣测当初的组织结构、总体规模及财务预算等状况。如1928年，全国特高组织的总预算为203万日元（折合现在的通货约为12.2亿日元）。1943年，爱知县警职员中约11%的人（419人）为特高人员及其外事担当；地方县警的特高课长直属内务省，指挥命令甚至不通过地方长官及警察署长即可下达……

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其反对天皇制和侵略战争的宗旨使其在成立之初便成为特高的首要镇压目标。翌年，大阪、京都等9个府县的警察组织设立特高课。1925年，恶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出台，对国体（天皇制）持批判立场的任何言论统统被定性为“犯罪”，被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斥为“民主主义死刑法”。1928年2月，依法举行了全国首届普选。田中义一内阁对左翼政党的竞选活动感到恐惧，于3月15日，以所谓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逮捕了日共和劳动农民党约1600名党员，这就是史上的“三·一五事件”。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以该事件为题材于《战旗》杂志（1928年11~12月号）发表了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小说中特高警察严刑拷打良心犯的描写触怒了特高，杂志遭禁止发行的处分，为作家后来惨遭虐杀埋下了伏笔。

“三·一五事件”后，为“防止赤化”，全国所有府县均设立特高课，主要警署必须安插特高人员。至此，特高组织网覆盖到全国。1932年，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课”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特高警察的权限进一步强化。

特高的办案手段

特高作为政治秘密警察组织，清一色由“拥有特殊技能和经验者”组成，旨在有效地根绝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体制的思想和活动。因此，他们对日本社会运动的历史由来及现状有着远高于一般国民的知识与理解。1932年出版的《特高必携》（新光阁版），副标题为“社会运动现势要览”，是一本面向特高官僚和特高警察的实用性很强的镇压手册。除此之外，还有《特高教范》等专业人才养成教程，不仅从思想上彻底洗脑，将镇压合理化，而且对镇压手段等细节问题也有一整套范式：如“作为弹压手段，分合法与非合法两种。……有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须拿出‘如履薄冰’的意志……”，公然鼓励以非法手段，达成“捍卫国益”的目的。

为此，密告、线人、特务、间谍，均成了特高办案的常用道具。尤其是对铁道、印刷所、书店等重要据点，眼线密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犄角旮旯，均隐藏着警惕的“鹰眼”。对一些重点监控的社会主义者等重要分子（特高组织内部的行话叫做“特别要视察人”），特高按如下项目，逐项彻底调查：姓氏、名号、身份、年龄、住址、籍贯、学历、履历、前科、职业、资产、收入、生活状态、家庭、境遇、人望、宗教、社会关系、相貌、特长、性癖、嗜好、操行、思想变化的动机及体系、平素的行动、订阅的报刊、笔迹，等等，务求事无巨细，一网打尽。

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一旦被捕，必遭刑讯逼供，必被要求叛党，然后成为线人（即“转向”）。拒不转向者，则在拘留所和审讯室里遭毒打，乃至虐杀。前日共中央委员岩田义道和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均死于特高的酷刑。同时，派遣特务潜入日共内部，从事煽动活动；或故意抢劫银行，然后栽赃共产党；或“钓鱼”执法，请君入瓮……伎俩卑劣，手段多元，无所不用其极，连在澡堂子里的窃窃私语，都有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在这种极端残酷的迫害下，至1935年前后，日共几乎完全被剿灭，在国内停止了一切活动，投狱的投狱，流亡的流亡，转向的转向。据说在监中誓死抗争拒不转向者仅数人而已。而成批转向者中，颇不乏党的领导人、理论家，如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前总书记田中清玄等。这些日共“大物”政治家转向时，被迫登报宣示脱党，同时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等“声明”，旨在从领导人个人私德和政治伦理上，瓦解左翼意识形态。

日共不但从组织上被剿灭，连党史文献几乎都片纸无存。战后，终于走出地下状态、恢复合法活动的日共为重建党史，拟复制机关报《赤旗》，但从创刊号到第二十六期，遍寻而不得。无奈之下，最后只好采用《特别高等警察资料》中收录的内容。

战后：阴魂不散

以镇压手段凶残著称的特高干部，在战前却是精英官僚的代表内务省官僚跻身仕途的“龙门”。如1932年，出任警视厅首任特高部长的安倍源基曾在回忆中写道：“青年官吏中，那些被目为特别优秀者，被任命为特高课长。”安倍自己，便于太平洋战争前夕就任内务大臣兼企画院总裁。另一位与安倍先后执掌过这个暗黑王国的重要人物，是前警视总监町村金五（即在小泉纯一郎内阁任外相的町村信孝之父）。

1945年10月13日，作为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之重要步骤，特高警察与《治安维持法》一起被废止——这头存在并活动了三十四年零两个月的法西斯怪兽寿终正寝。对此，作家高见顺在日记中如此写道：“特高警察废止。得此消息，胸口顿时轻松了，有种暗云消散的感觉。但是，这件事为什么非要等联合国军司令部当局的指示，而不能由我们自己之手来实现呢？羞耻。如果是自己之手所为的话，那喜悦岂不将更深，且沉淀在喜悦底层的这种羞耻感不也就没有了吗？”

然而，高见顺们的羞耻其实仍未结束。战后，安倍源基起初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但随着美军占领政策的“转型”，旋即免于起诉并获释。町村金五也在战后重返政界。而更多的特高警察，那些曾几何时迫害左翼知识人的元凶，并未受到追究，大部分经过短暂“休整”，甚至复归警界，按照美占领当局的方针，重新被武装为“赤色整肃”（Red Purge）的急先锋。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恐惧，成为了战后美国和战前军国主义日本的通病，而特高警察这种组织起来的刽子手，当然不可能得到彻底查办与肃清。

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美军之手把日本从法西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日本还来不及反应，便又被山姆大叔重新绑上了东西“冷战”的战车。知识界及全社会连对特高警察这种法西斯马前卒的清算都被封杀，遑论的深度战争反省及转型正义的落实。而对战争罪行没有深刻彻底的反省，已经严重影响到日本与亚洲其他曾受侵略国家的交往。在其国内，也可以说，战后政治所表现出的种种暧昧、幼稚和思维混乱，与这种“空洞”感不无关系。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