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裂的社会

——对于“英国骚乱”的回顾思考

英国骚乱发生至今已有半年多时间，世界已经将目光转向惊心动魄的欧债危机。但英国骚乱仍是我们值得回顾的一课。

从英国知识界的各种分析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到，持左翼立场的人士倾向于结构性分析，大都认为个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社会处境的左右，而保守派则更多从个体责任和道德层面进行谴责。不过正如英国工党领导人米利班德（Ed Miliband）2011年8月11日在英国议会所言：“解释不等于开脱。”即便是那些“同情”身处社会弱势阶层的骚乱者的左翼人士，在谴责损害他人人身与财产安全、扰乱社会治安行为的立场方面，也与右翼保守派基本一致。

正因为“是非判断”立场层面的高度一致，英国政府和民间能够迅速动员对骚乱的反制力量，在五天后将其平息，并且在后续政策措施的施行中基本做到了兼具理性和关怀。总体来讲，这场骚乱并没有激化已有的社会矛盾，而是为变革打开了讨论和思索的公共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左右双方都强调了超越意识形态的道德底线，英国社会——起码在骚乱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展现出一种动人的团结感。那些拿起扫帚上街清理骚乱废墟的英国普通志愿者无疑是对其最好的诠释。

骚乱发生几个月以后，已经足够对骚乱分析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梳理回顾，以便更好地了解英国以及西方社会当前面临的问题，也能从中找寻一些对中国未来有用的启示。

是“骚乱”不是“起义”

骚乱肇始于2011年8月6日发生在伦敦北部托特汉姆（Tottemham)区的一次请愿。一个黑人青年杜根（Mark Duggan)在警察追捕行动中死亡，其家人及街坊邻里集结起来寻求当地警方的解释，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及时的妥善处理。正处在激愤顶点的民情未能释放，这时发生的一些细微的偶然因素就引燃了民愤，升级为破坏性事件。从一辆警车被焚毁开始，请愿事件迅速演变为大范围的反社会行动——打、砸、抢、烧。

长期以来的警力不足导致最初反应有所延迟，骚乱迅速扩散。此外，黑莓手机的闭网信息传递、Twitter和Facebook等网络社交媒体所扮演的信息传播和集结角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警方和政府的应对能力。不过这也不应过分强调，因为到了骚乱后期，即便没有任何政府的强制措施，网络社交媒体作为骚乱动员工具的作用已经降至最低，反而在网络上形成了一股制约骚乱的强烈民意，并且也有警方根据社交媒体信息进行追踪抓捕骚乱发起者的例子。

因此，尽管笔者不想淡化英国骚乱背后的社会根源——这也是后文重点着墨之处——但笔者愿意先强调，这次骚乱既非组织化的、高度政治性的体制外社会异议运动——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大相径庭；也非建制化的、诉求社会变革的常规政治（routine politics）运动（最典型的当属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更与巴黎街垒激进英勇的革命风马牛不相及。就这次社会骚乱中的参与者而言，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比起1980年代硝烟弥漫的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与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所象征的“国家机器”暴力抗争的政治抗议者来说，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检视西方学界和主流媒体对伦敦骚乱事件的分析评论，除了少数诉诸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如齐泽克等）继续延续他们长年以来的对“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体制的激烈批评，并没有多少学者会把这次骚乱与1960年代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新左翼学生运动以及民权运动扯上关系。

从道德到社会契约

可以看到，公民道德问题——即不应以损害他人的自由和安全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自由和安全，是英国政界左右两派在对骚乱的讨论中所持的共同出发点。这也得到了普通英国民众的广泛认可——不管是从偏右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还是从偏左的《卫报》的读者留言来看，打劫、烧毁商店等让无辜居民遭受财产损失甚至人身伤害的暴力行为，都受到了最严厉的谴责。恰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所论述过的——政府、主流媒体和大众之间，有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正因为有了这个“通三统”作为基础，英国政府并不需要可以对网络和舆论进行封锁，在自由讨论的公共环境中自发生成了谴责——反制骚乱的舆论氛围，为政府加大警力控制骚乱提供了支持，从而在两三日之内就结束了骚乱。

而骚乱过后对组织参与者的严厉惩罚，也同样获得了媒体舆论和社会民意的普遍支持。据《卫报》报道，在已经完成审判的案例中，骚乱参与者得到的刑期比通常情况下类似指控的平均刑期长了两倍。比如，在骚乱中进行偷盗或是销赃被判的刑期是13.6个月，相比之下，前一年同样的罪行刑期平均只有4.1个月。虽然骚乱中有许多参与者是未成年人，但为了达到迅速审判的目的，一些关于未成年上庭的保护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这些做法自然引来了一些对于司法系统程序正义的担心，但并没有形成有足够影响力的社会批评舆论。

道德层面的解释自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正如将问题简单归结于贫富悬殊的社会经济结构——似乎上街哄抢的人只不过是“逼上梁山”的悲剧，而不谈及个人的行动责任和道德准则一样，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问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存在道德失范的现象——在英国可能是这次骚乱，在中国则可能是被车撞的老太太“扶不起”、两岁的小悦悦被车撞后路人视而不见。当违背公民道德的事件在一个社会大面积的出现，我们自然要追问：是什么社会原因削弱了公民的道德？

英国首相卡梅伦自2010年执政以来乐于谈论一个词：“破裂的社会”，其核心内容是关于社会角色责任感的缺失。2011年8月11日他在下议院发言时就提到：“我们的社会现在有个大问题，孩子们长大，但不知道对和错有什么区别。这无关贫困，问题在文化。这种以暴力为荣的文化、藐视权威的文化、只谈权利不谈责任的文化。”工党党魁米利班德（Ed Miliband）在同一场合的发言也与卡梅伦有惊人的“配合度”，他说：“社会从上到下都需要一种责任感，包括作为父母的责任感。”

在右翼保守派人士看来，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左翼阵营多年以来的“遗祸”。他们认为：一方面，左翼阵营（包括持进步主义立场的自由派）主张多元价值观共存——文化多元主义，包括主张好坏的道德相对性和自由选择，这就造成了价值观的混乱，甚至是非善恶不分；另一方面，工党一手奠定的福利国家体系培养出了依赖文化，过于慷慨的福利国家惯出的“懒汉”，人们越来越多地想“国家该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该为国家做什么”。保守派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一篇评论文章标题颇能代表保守派精英的意见： “多年的自由主义教条酿成了无道德、无教养、依赖福利、残酷无情的一代青年。”

骚乱之后的短时间里，保守派“二元对立”分明的善恶观很容易得到共鸣，这已经从民众普遍抨击打砸抢烧行为中得到体现。但其对英国左翼和自由派所提倡的文化多元价值观的攻击则不免有失偏颇。左翼人士与自由派并不认为道德没有准绳，他们强调的是需要把道德批评至于具体的情境下进行审视。比如引发骚乱的死者杜根，虽然在外界看来他可能是一个参与运毒、参加帮派、私藏枪支的典型问题青年，但在他的社区邻里看来，他则可能是一个热心肠、关心社区、招人喜欢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有这么多人愿意一起为他的死去找警方讨说法。正如他所在社区的牧师对《卫报》记者所提到的，杜根绝对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必须要知道，在杜根所居住的这个破败社区环境之中，道德高尚的人是很难生存的。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脱离一个人或这一群体所处的生存环境空谈抽象层面的“道德”，那么对于理解事件的意义未免有限，甚至可能是伪善。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保守派批评左翼和自由派姑息多元文化是骚乱产生的根源——部分保守派人士的言论其实隐含了种族主义的预设立场。在BBC的一个谈话节目中，一位历史学家评论道“白人都变成了黑人”。其言下之意乃是如果保持单一的白人文化，就不会出现今天的骚乱；出现骚乱是因为黑人族群的不守秩序文化到处散播的结果。这已经是相当露骨的种族主义言论。

有趣的是，“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论点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引起共鸣——有不少人认为：英国人就是生活太好了，不懂得吃苦奋斗，才去打砸抢来获取物质消费品。但近观当下英国的经济社会背景，保守派将“福利社会养懒汉”树为整个社会道德失序的靶心，明显是有高度的政治选择性。正如工党党魁米利班德很快反唇相讥的——“社会价值的腐蚀不仅发生在工薪和贫困阶层，错也不全在‘福利国家’”。从2009年英国爆出的议员报销门丑闻，到金融危机后受政府救助的大银行高管继续享受高额奖金，再到骚乱前还闹得沸沸扬扬的默多克所属媒体的窃听门事件。都足以说明，最典型的道德失序乃是发生在社会上层体制的漏洞、利益分配的扭曲、权力的滥用。这些道德失序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制度性社会后果，只不过带上白手套之后“不见火光、不见人影”。

在这个意义上说，“破裂社会”更适合说成“破裂的社会契约”。当社会上层精英越来越多地做出凌驾于社会公义和法治之事时，也就很难指望下层社会心甘情愿地遵从既定秩序的规则。

社会的补救

针对“破裂社会”，卡梅伦上台后即大力推广“大社会”理念。但相比起当年布莱尔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大社会理念”从未得到过社会大众的热情响应，更遑论其国际影响。“大社会”的理念本身是美好的：主张公民更多地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不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如父母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居民对自己社区建设和环境维护、市民对自己所在城市的治安等，都要承担起更大责任——用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每个人都要发挥主人翁精神”。

但放在英国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在光鲜的“大社会”理念下，保守党削减公共支出的出发点——不管这是不是“大社会”纲领的最根本动机——可谓路人皆知。正是这种不信任，让“大社会”作为一个理念的光芒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卡梅伦“大社会”有其值得肯定之处。“福利国家”是否惯出了一个“福利懒汉”阶层，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一个基本的事实难以否认，欧洲福利国家体系的运行必需要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的支撑。在经济上升阶段，财政收入尚足以支撑官僚体系的扩张，再加上选举活动的推波助澜，透支资源和浪费现象难以避免——如在英国就有这样的案例：公共医疗体系中行政人员甚至超过一线医护人员，地方政府中还设有“垃圾分类监察员”这样的职位。因此，在当下经济不景气阶段，以纠正浪费为目的的精简公共机构行为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这一削减行为和政治气氛也使得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在当下愈演愈烈的财政赤字问题之下，保守党对公共服务的缩减势必也会危害到真正有需要的下层百姓。

保守党也许还忽略了一点，现代英国社会已经与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殖民帝国时期大不相同——那个时期的英国社区秩序还可以通过这种“一国保守主义”（One Nation Conservatism）得以维系，但在全球化经济竞争的现代英国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特别是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已然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一部分。实际上，一些专业性服务也很难通过民众的志愿服务替代完成，不管民众的公民责任感有多强。因此，公立医院减少、图书馆关闭、托儿所停办后社区凋零的恶果，也就成为中左翼阵营反驳卡梅伦的有力辩词。

探究福利国家的创始初衷，所谓“懒汉”恰恰是福利国家所要消灭的现象。英国的“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一开始勾画现代福利国家蓝图时，就提出其目标是“向匮乏、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宣战。至新工党时期，“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提出，要发挥“积极”的福利观，即将重点放在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其能够对福利国家的目标发挥积极的作用：变匮乏为资助，变疾病为积极地追求健康，变无知为不断地接受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提出要确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

可见，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其实在左右两派之间并没有分歧。但重要的是，要修补这个“破裂的社会”，不能只强调一部分人（中产阶级和弱势阶层）的责任而不强调另一部分人（上流社会）的社会责任，大萧条时期，更要着重讨论社会各阶层的责任与义务的分配。

剥夺感爆发

马丁·路德·金曾说过：骚动给了无声者以声音。即便骚乱者做了值得谴责的事。那么，还有哪些长久存在但未被表达的问题导致了此次骚乱？

首当其冲得到舆论强调的，仍然是族群问题。托特汉姆区是伦敦，甚至是全欧洲最具种族多样性的一个社区。就在这个区，1985年曾经发生过另一起警察入室检查导致一名黑人居民死亡，从而引发暴力抗议的事件，那场事件的影响力并不亚于2011年的这场骚乱。正因如此，最早关于这场骚乱的讨论集中在了黑人居民与白人警察之间的矛盾上。许多人都提到，黑人在街上受到警察搜查盘问的几率远远高于白人。

究其实然，尽管族群冲突占据了大量讨论空间，但在这场骚乱中绝不能算决定性的因素。参与骚乱上庭的近2000人中，黑人和白人各占40%以上。但不可否认的特征是，骚乱参加者中年轻人居多——20岁以下的占了约一半，绝大多数不满40岁；教育水平也偏低——上庭的青少年中，只有一半的英语和数学达到初中毕业应有的水平，远低于四分之三的社会总体比例；大部分来自贫困家庭——上庭的青少年中有五分之二由于家庭贫困符合享受免费学校餐的标准，是社会总体比例的两倍。此外，73%的人有过作案前科，三分之一的人坐过牢。据《卫报》报道，骚乱参与者中约有40%来自英国“多重剥夺指数”（multiple deprivation index) 排名前10%的地区。这个指数收录的指标包括收入水平、就业、健康与残疾、教育技能与培训、获得住房服务的障碍、犯罪和生活环境。

因此，卡梅伦说骚乱“无关贫困”未免过于武断。此次骚乱中参与者劫掠商店（一个广被引用的事例是一片街区的商店被打劫一空，只有一家书店幸免于难）。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指出——这恰好印证了消费主义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侵蚀。消费主义为身处其中的所有人设定了这样一种心理逻辑：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某某手机，某某手表，或是某某皮包。这些贫困的年轻人正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长大，他们渴望拥有，却看不到去拥有的现实可能性。而身在伦敦这样的全球化大都市，只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心理落差——越是有全球顶尖大银行、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的财富云集，大都市贫困阶层的反差才愈发得以凸显，他们才会感到其生存空间（从衣食住行到精神世界）进一步被“挤压”，被边缘化。但同时，他们又是被“需要”的，这个城市的许多低端服务业需要他们去完成，但这些工作永远不会给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他们和其家庭就长期被固化在城市的底层，只有少数人能从其社区破败的公立教育系统中脱颖而出得以改变命运。

英国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政治词汇：“邮编彩票”（postcode lottery)，表达的是，同为英国公民纳税人，居住的地方不同，可能享受到的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千差万别。这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正如为什么有家长为了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小学而搬家，为什么有“高考移民”。但在英国的社会语境下，居住地对一个人的生命机遇的影响，可能远高于此。托特汉姆区不仅是一个少数族裔聚居的地区，也是一个经济破败、缺乏修缮的地区。托特汉姆区现在有6500人失业，但是区内只有150个全职工作招聘。卡梅伦说人们应该“骑上自行车”到居住地以外的地区找工作，但正如该区议员拉米所说，问题在于整个伦敦的工作机会都不足，并且，生活在托特汉姆这样地方的人找工作更面临额外的困难。他提到，该区居民要申请工作都比别的地方的人多填一倍的申请表，当他们在申请表填下自己居住地邮编（N17和N15）时，都会担心对方因为知道自己来自托特汉姆区而拒绝聘用他们。这样的“居住地歧视”自然不仅仅是托特汉姆区独有，事实上，不仅在英国，在法国等其他移民众多的欧洲国家，也存在大量这样的问题。社会分层被固化，下层民众要改变自己的机遇是障碍重重。

时至今天，大都市的“贫民窟”治理问题已然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大“痼疾”。左翼阵营和保守派阵营多年来开出各种药方，但在近年的经济环境下并未见好转。英国这些破败社区居民在经济机会和获取公共服务方面被排除在外的无力感，多少有些近似于中国的农民工兄弟。因此，当骚乱给了他们一个发泄的“幻象”、当他们误以为“大家都在抢，我去抢没事”——“法不责众”的时候，参与骚乱的人才会如此之多。事实上，与原先卡梅伦责备的原因“帮派文化”（gang culture）不同，参加骚乱的人中只有13%有帮派背景。这其实是底层人在特定的情境下非理性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这场骚乱凸显出一个社会再生产机制：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

有意思的是，骚乱过后，为了重振托特汉姆区民心，黑人议员拉米在社区内掀起一场“爱社区”运动，区内到处挂着“我爱托特汉姆”的标语。但在全世界的人都不爱托特汉姆的时候，他们自己爱，就能拯救自己吗？

全球化的“阴影”

不少人将占领华尔街运动与伦敦骚乱结合起来解读，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敲响丧钟。抛开此类“宏大叙事”暂且不论，笔者认为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并无可比之处：伦敦骚乱是一场无组织、无政治诉求的混乱事件，而“占领华尔街”则是有政治诉求（要求富裕阶层履行社会责任、遵守民主原则）、有精心设计的组织形式（“人民大集会”的直接民主参与）的运动。二者共通的特点，就是都有一群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愤懑的年轻人的参与。

应该说，英国的“福利国家”之所以出现问题，不是“福利国家”理念本身的缺憾，而正是因为“福利国家”的实行没有跟充分就业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才导致了社会效应的扭曲和财政支付能力的削弱。但如果要探其根源——为什么欧美国家面对失业问题束手无策？那就必须把视野放到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之上。对于位居世界体系中心的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的这一波全球化浪潮和经济格局演变，给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向第三世界国家（其中以亚洲为主）转移，“核心”国家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主要依赖于服务业。但高科技含量的服务业，如商业服务、金融、IT等创造就业有限，低端服务业（餐饮业、旅游业等）则容易出现就业不足（以兼职工作或季节性工作为主）。相应地，金融领域与其他产业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加剧资源向金融部门流动，加剧实业空心化。而旧有的工人阶级，其认同感和阶级意识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已经逐渐消逝，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改革方向尚处于迷茫状态。而自由放任VS福利国家这种二元对立的改革范式面对全球化冲击已经难以周全。要寻求根基性的解决方案，就不能忽略全球化层面的全球治理问题——即便这一议题听起来多么“大而无当”和遥远。

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提出：一旦民族国家的政府失去了那种充分调控本国经济和刺激其增长的能力, 从而也就难以确保它们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如果国家完全让位于“市场规律”，在全球范围内付出的可能是道德沦丧、贫富差距加大的毁灭性代价。民族国家丧失功能的同时，超民族层面又是治理机制的真空，最终导致民主程序的空转。但若要人为地去逆转全球化浪潮，回归本土和保护主义，产生的就可能是保守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为此，既不是“归顺”也不是“反转”的“第三条道路”，有两种可能性：防守型和进取型，前一种认为既然全球化的市场力量不可抗拒，政府将应该帮助自己的公民做好准备，提高素质和竞争力——这种将机会平等作为平等的方式可视之为“华盛顿共识”的翻版；后一种则认为政治能够凌驾于市场逻辑之上，从而通过超民族的政治统一体，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补偿民族国家失去的功能——欧盟即为哈贝马斯所推崇的后者样板。但如今在欧债危机之下，欧盟的命运似乎也不容乐观。

结 语

毋庸置疑，西方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宏观危机考验，“二次探底”风险缠绕的金融危机、积重难返的债务问题、根基不稳的社会福利体制。但总体来看，西方社会对危机的整体反应尚不及1929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恐慌，那场危机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和苏俄体制这两种挑战性体系的壮大和“暴走”。而现在的西方社会，则更多还是在政策领域和技术规则层面进行反思和讨论回应——如各种臃肿的危机会议和官僚讨论。作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基础和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代议民主制仍然为西方社会精英阶层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所认同。但同时，另一种声音也慢慢重新开始浮出水面，如同齐泽克所主张的——乱世应该催生新的想法，不能自己让自己相信，除了既有体系，人类再没有别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苦苦思索转型方向的中国知识群体来说，这应有何种启迪呢？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