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预计，到2050年为止全球经济规模将变成现在的三倍，并且此前不久还被人们视为贫困潦倒、发展滞缓的那些新兴经济体将为该增长量做出巨大贡献。这组耶鲁全球评论考察了变迁中的全球经济秩序的种种影响。下篇的两位作者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和威廉•肖（William Shaw）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但其庞大的人口导致它们仍将继续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他们解释说：“财富与规模之间的鸿沟，将使得达成国际经济协议的能力更趋复杂。”发展中经济体主宰了商贸，而且在全球金融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份额，但其监管制度却不那么健全；此外，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压力以及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必要性都在增大。为此，各种全球机构须在四个方面做好准备。两位作者敦促，各国须依托以承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宗旨的崭新全球良知来对待协议的达成，并且各种全球集团应当放弃建立在共识之上的决策过程，才能应对那些棘手和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耶鲁全球

各种全球集团与贫穷国家的迅速崛起进行斗争，冲突已露端倪

华盛顿：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正改变着全球经济。纵使对世界大部分人口来说，经济停滞乃是数千年来的规律，但今日的经济增长乃是史无前例的。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都在实现比以往更迅速的收入增长，而且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最大经济体中的排序蒸蒸日上。

新兴经济强国的崛起将重塑世界经济。以预期劳动力增长、投资率和技术变革速度为基础对G20国家所做的GDP预测表明，全球经济规模截至2050年将达到现在的三倍有余。按那时的经济规模排序，中国、美国和印度将发展为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七大经济体中的六个将出自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仅在G20国家范围内就将有超过六亿人口摆脱贫困，并且一个经济上有影响力的全球中产和富裕阶级将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发展中国家。

到2050年为止，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和印度的国民平均收入将分别达到美国水准的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十一。

尽管发展中国家将主宰全球经济，它们仍将继续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以市场汇率计算，到2050年为止，中国和印度的国民人均收入将分别只占美国水准的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十一。财富与规模之间的鸿沟将使得达成国际经济协议的能力更趋复杂，因为具备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相对贫穷国家很可能在诸多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各执己见。各种国际机构将要么必须进行调整以反映新生力量关系，要么逐渐被边缘化。近来G20凌驾于G8之上就是一个信号，表明力量转变已经开始。

但我们还远不能确定这种迅速的进步。发展中世界的崛起将产生各种严峻的威胁——从引发与大国转变相关的地缘政治紧张，到增加金融危机和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高档生活标准已经增加了碳排放量，并提高了环境灾难的可能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全球合作应付这些问题的做法平添障碍。哥本哈根会议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时，致力于促成该做法的多边框架似乎不足以处理应对的各种挑战，更何况未来更大的挑战呢。

因此，对全球化四大渠道——商贸、金融、移民和全球生态系统，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意味深长。

多边框架似乎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各种挑战，更何况未来更大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将主宰全球商贸。它们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将从现在的百分之三十跃升至2050年的百分之七十。发达国家将变成相对次要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发达国家最重要的市场，并且发展中国家间的商贸将会增长。发展中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将会改变，非洲可能在低薪制造业方面取代中国、印度等国。例如，其它非洲国家将与毛里求斯和南非一道成为制成品的出口国。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还会给国际金融领域带来各种影响深远的机遇：随着收入的增长，那里的公司和个人将会利用国际市场，而他们收入增长所提供的机遇也会让发达国家的投资者虎视眈眈。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支撑金融稳定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框架比发达国家的更不到位，而且发展中国家由于内因更容易面临动荡。因而与商贸领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领域日益抬升的分量将增加代价高昂的系统危机的可能性。

随着2050年的迫近，移民增长的压力也将加大，特别是由于富裕国家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而较贫穷国家（尤其是非洲的）的人口则相对年轻力壮。但虽然过去五十年间全球商贸壁垒大幅削减，移民壁垒在这段时间则更加森严。从经济上看这是不当的，因为来自国际移民的收益超过来自商贸的收益。

围绕着作为共有资源而被多国开发的全球生态系统展开的冲突，以最扣人心弦的形式表明了发展中国家之崛起给国际合作带来的诸多挑战。海洋鱼类资源的消耗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从遏制气候变迁到保护空气质量和避免海洋资源枯竭，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内和国际合作。

发展中国家迅猛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国民人口意味着它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资源开发。

但此类合作正变得更加富于挑战性。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增长和庞大人口意味着它们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身于资源开发，而它们的收入、技术能力、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却与发达国家有着天壤之别。

虽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来有些起色，但其低收入状况意味着，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它的影响力仍比不上亚洲及南美的发展中国家。从低储蓄率到低生产力增长或脆弱的治理，这诸多瓶颈都可能制约持续的进步。

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增加对非洲商品出口的需要，并促进制造业多样化。作为大约9亿且其中近半数生活在赤贫状态的人们的家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否能够利用这些崭新的市场机遇，将是一个极其要紧的人道问题，即便非洲的发展并不能动摇全球经济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向。

因而，我们应以两大原则来引导那些旨在实现全球持续增长的尝试，并缓解由发展中国家之崛起所带来的各种严重危机。

第一，不管怎样，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力量仍掌握在主权国家、特别是最大的那几个经济体的手中。因此，如果要在诸如遏制气候变化、增大移民收益、防范金融危机等方面达成全球协议，就需要有全球良知，即各国各政体应日渐认识倒，它们的命运是与全球发展唇齿相依。

这些问题过于错综复杂，而且潜在的分歧过于巨大，要让所有国家在每件事上都形成共识乃是异想天开。

第二，目前的国际合作框架虽然对二战以来的经济进步功不可没，但却不再适于应对未来的挑战。全球性的、以共识为本的协议——诸如那些旨在达成多哈贸易回合和遏制气候变化的通行尝试——将要么彻底失败，要么只能在最低限度达成合意，而这也是远远不够的。那些问题太过复杂，潜在的分歧也太过巨大，以至于指望所有国家在每件事上都达成共识乃是异想天开，尤其是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多样性还在增加。与此不同，国际合作上的进步将要求临界多数（a critical mass）的参与者在特定问题上达成协议，而这些协议里将有特别条款，以便日后把更广泛的集团囊括进来。

发展中国家之崛起蕴含着巨大的机遇，来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并同时增进富裕国家的繁荣。但只有当全球政治组织理解未来的实质冲突并发展出调解冲突的手段时，上述情况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