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计，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将促使全球治理发生变化。然而，即便有计划显示，前七个新兴经济体的GDP总和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最发达的七个经济体，全球势力格局的变化却依然极其缓慢。本次耶鲁全球系列文章指出，新兴经济体间围绕全球目标和责任的合作没有取得成功。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在上篇中认为，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即将离任之际，新兴经济体在继任问题上没有做好准备。发达经济体拒绝共享掌控全球性机构的权力，而新兴大国也没有抓住机会提出有远见的政策或展示其集体领导能力。莱曼指出，在贸易政策、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紧迫的全球问题上愈来愈大的领导真空可能导致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追求会战胜一些需要优先考虑的全球问题。——耶鲁全球

新兴经济体既没有争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也没有挺身应对其他一些全球治理难题

在北京拉票：法国财长克里斯廷•拉加德为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正游说中国副总理王岐山

雅加达：当前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向不确定性迈进的混乱转型期。正当全球经济势力均衡发生深刻转变之际，领导者的缺失造成了严重的真空。

不过在十年前，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南非、越南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都还微不足道。在刚过去的十年里，三大主要新兴经济体，巴西、中国及印度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翻了一番。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仅突飞猛进，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日渐增加。南南贸易、援助及投资均飞速发展。

自2008至2009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崛起更为显著。欧盟、日本和美国这些传统经济大国的困境，与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率和高度自信形成鲜明对比。从圣保罗到伊斯坦布尔再到雅加达，热闹的景象反映了最近的成就，也预示着将来的成就会比这大得多。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可以预见的是，西方经济体将会出局。

就当前GDP而言，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巴西已经赶超G7成员意大利及加拿大，占据了第七的位置。目前排名第十的印度期望在2030年之前夺取铜牌。排名第十七的土耳其，想在2023年之前升至第十位，以庆祝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排名第十八的印度尼西亚则希望在土耳其之前到达那儿。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可以预见的是，英法德这些西方经济体将会出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美国将在2016年被中国赶超！

无论确切的数字和日期是什么，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并将继续下去。一个由G7主宰的世界很快将成为过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套垂死的秩序却因新兴国家在政治上的失败而得以延续。如果需要证据，那些新兴经济大国最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继任人选问题上的差劲表现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虽然G7即将出局，但是认为七个新兴国家的GDP总和，E7，可能会很快超过G7的总和仍为时尚早。这七个新兴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

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在全球治理方面一贯的消极作用同样也令人印象深刻。

七个新兴国家的GDP总和，E7，可能会很快超过G7的总和。

当然，目前的全球治理僵局并非新兴国家的过错。在国际金融、贸易、气候变化、安全、发展以及扶贫等方面，传统大国们的抵制和短视显得尤为严重。美国的不守秩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最终缔约的最大障碍，而多哈回合本可以促使新的增长。欧元区那些处于困境中的经济体正严重破坏着国际货币体系。在格伦伊格尔和拉奎拉召开的G8峰会上所作的承诺未得到兑现。这有助于说明为何一部分千年发展目标会无法实现。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结局让人喜忧参半。       

然而，这些崛起中的大国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当前的局势。它们既没有通过展现领导能力也没有通过一致行动来应对它。这里有几个例证：

本世纪的贸易政策战争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后者要求更公平的贸易环境，而前者则拒绝放弃他们那些歧视性惯例。由于两大阵营的巨大分歧，试图于1999年在西雅图发起新一轮世界贸易组织回合的努力也无果而终。两年之后，由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迫切想要采取一些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行动，该回合谈判在卡塔尔的多哈得以重启。在2003年举行的坎昆WTO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和欧盟促成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农业协议。在巴西、中国、印度及南非的联合领导下，新兴经济体成立了G22。这一联合成功地摧毁了西方的贸易政策霸权，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为此大为惊恐。然而，在这次“胜利”之后，G22发生了变化，而且当美国和欧盟的领导层希望新型经济体承担领导责任时，主要新兴贸易大国却无所作为。它们似乎更善于说“不，你不能，”而不会说“对，我们能”！

新兴大国未能联合起来发挥影响，夺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气候变化问题之中。在通过一个多世纪的二氧化碳排放使自己致富并导致全球变暖之后，传统大国则摆出一副极其伪善的面孔。新兴国家现在被告知它们必须按新规矩办事。这或许符合逻辑，但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责任被放在了后来者的肩上，这与传统工业大国不愿履行责任共担重负这一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新的首字母缩略词“BASIC”在哥本哈根诞生。“BASIC”国家包括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欧盟的威逼与反对，“BASIC”国家联合起来，规避它们认为无法接受的气候变化方面的约束。

如今，全球的目光都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掌门这一重要事件上。新兴经济体此前早已抱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权力过于集中在G7国家手中。它们极其愤慨地指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职位分别成了美国和欧洲的自留地。它们的抱怨非常正确。由于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计划辞职去竞选法国总统，他的离任在意料之中。因此，虽然他离开的方式及速度有些意外，但是他即将引退这一事实却合乎情理。有大把的时间去反思和计划。

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这是联合起来，发挥影响，夺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的真正机遇。他们并不缺乏卓越的恰当人选。欧盟迅速统一了行动，这显示了在捍卫自己心目中的特权（perceived prerogatives）时，它会非常高效。新兴国家呆立在站台上，看着另一位欧洲司机开着全球治理列车疾驰而去。

新兴国家只会集体说“不”，除此之外，却没有领头人。

赛场上还有两位选手。墨西哥的奥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非常合适；然而，在一些新兴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发表申明支持欧盟候选人克里斯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之后，他就得不到新兴国家的支持。而拉加德现在似乎稳操胜券。与抵制横行霸道的传统大国相比，新兴国家间的猜忌与分歧似乎是一股更为强劲的力量。

我们生活的时代动荡不堪，各个方面的——地缘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结构的、社会的等等——风险都在增大，而且存在危险的全球领导真空。G7的领导资格和领导质量都彻底崩溃，而新兴国家只会集体说“不”，除此之外，却没有领头人。

除非G7国家准备好分享全球领导权，新兴经济体也准备好承担全球责任，这个向不确定性迈进的混乱转型仍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心痛的深刻特征。多极世界要么会获得向心力（centripetal momentum），要么会分裂成去全球化性的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 of de-globalisation）。新兴国家必须快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继任人选这件事情上汲取教训，让他们的领导集团统一行动。

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埃维昂组织（The Evian Group）的创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