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叙事：俄罗斯”包头会议发凡 俄国是一个巨大的谜。 俄国诗人丘特切夫写道： “无法用理智去认识俄罗斯， “无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 “她有着独特的身材，—— “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亦观察到俄罗斯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最官僚化的国家，在俄罗斯的一切都可能转化成政治的工具；一方面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没有沙文主义的国家，俄罗斯的天性中存在着西方民族所陌生的某种民族无私心理和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世界上沙文主义色彩最为浓重的国家，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庞大帝国；一方面俄国是一个精神无限自由的国家，是一个流浪着寻找上帝之真的国家，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是一个骇人听闻地奴性和驯顺的国家，是失去了对个体权利的知觉和不会维护个体尊严的国家，是怠惰的保守主义的国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体的国家。[1] 如此一个巨大的谜团国家，却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一个构成性的力量；如此一个巨大的谜团国家，却与我们自身的命运深切纠缠了几个世纪；如此一个巨大的谜团国家，方今似乎走入了谷底。 然而，我们真地看穿其谜底了吗？ 俄罗斯意识的现代历程 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帝国。 俄罗斯的前身是基辅罗斯。公元九世纪以前，现属俄罗斯的大片东欧土地还处在一片混沌之中。公元988年“罗斯受洗”，时任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决断使徘徊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罗斯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东翼，而不是非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的前哨。这个决定性的事件，貌似把俄国定位在西方，然而其选择性本身就说明了俄国相对于西方的异质性。这个异质性被其随后的历史进一步坐实。 十二世纪中叶，基辅逐渐衰落。随之而来的蒙古人的统治使罗斯人孤立于西方的历史进程，并直接或间接地留下了东方专制主义的遗产。在此间罗斯的政治中心逐渐由基辅转移到了莫斯科。摆脱了蒙古人之后，莫斯科公国开始了其漫长的扩张历程。到17世纪中叶，原本仅占地600平方英里的莫斯科公国向东一直推进到属于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整个西伯利亚皆纳入囊中，黑海、里海沿岸诸鞑靼汗国、中亚诸汗国也先后落入俄国手中。此后对波兰的瓜分又让俄国向着中欧进一步挺进。一个一向被欧洲视作东方野蛮人的国家倏然成为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庞然大物。 早期的莫斯科公国囿于东欧平原上的小小领土，人口构成单一，其领土利益、地缘考量也相对简单。但是随着扩张的脚步，俄国逐渐获得了庞大的帝国，也带来了帝国内部的无尽矛盾。俄国的人口构成不再单一，到了后来，俄罗斯族只占总体人口的一半左右。俄国的宗教不再单一，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萨满教徒、佛教徒等等。俄国内部的社会结构也充满冲突，俄国的贵族完全符合欧洲一流贵族的标准，受到良好教育，通行法语，宫廷礼仪繁复严谨；但是俄国的农奴则生活在一种愚昧、贫苦的状态之中难以自拔。俄国的欧洲和亚洲的社会治理结构也是大不相同，农奴制以及村社制主要盛行于欧俄地区，亚洲部分则更多自由农民。俄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变得极为复杂，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俄国的政策需求甚至可能是彼此冲突的。如此巨大的地理空间，如此纷繁参差的民族状况与政策需求，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帝国架构。而沙皇俄国也的确便是以帝国的使命自况的。 所谓帝国，就其根本而言首先是个心理结果——帝国是对一种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以一个世界历史的使命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理由。帝国的吸引力不在于其威慑，而在于其道德，帝国遂行的武力统治从原则上来说不过是这个道德理想的外化与手段。沙皇俄国自视为帝国，其道德使命便隐藏在其东正教信仰当中。 1328年起，“基辅和罗斯”的总主教驻跸于莫斯科，使这里成为罗斯的精神中心。1443年，因为对于拜占庭教会向罗马教会的屈服不满，俄罗斯主教会议废黜了任罗斯总主教的希腊人伊西多尔并选举约拿斯主教为总主教，罗斯教会对拜占庭教会的行政依赖自此结束。此后不久，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彻底覆亡，土耳其人切断了罗斯与巴尔干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使得罗斯更形孤立，但是这反过来增强了莫斯科的排外、夜郎自大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教义。俄国从拜占庭帝国手中接过了作为东正教保护者的使命。1472年伊凡三世与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象征着使命的交接。[2]这一交接便使得莫斯科成为继承拜占庭帝国天定使命的“第三罗马”——尽管该一理念还要经过进一步的建构，但它很自然地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根本正当性所在。 俄国在历史上与西欧的国际政治长期处于半隔绝的状态。早期的沙皇俄国在这种半隔绝状态中，便作为一个自在的帝国而存在。所谓自在的帝国，在于帝国边疆的尽头便也是一个道德世界的尽头，帝国涵括了全部古典意义上的政治世界，帝国边疆之外无帝国，亦无古典意义上的政治，那里是蛮族的地域，是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区域[3]，帝国与外部的关系是道德与混沌的关系，帝国便是可信靠世界的全部。自在的沙皇俄国作为“第三罗马”，便是在如此一种时空观下来观照世界，巨大的空间感以及与奥斯曼帝国、诸鞑靼汗国的不懈争斗进一步强化了俄国的此种自我认知，甚至可说一种“无自我”的“自我认知”。 半隔绝于西欧的自在状态在彼得大帝的时期终于被打破。彼得大帝积极地进行国内改革，在贵族中间引进西方的生活习惯，学习西方的技术，建立西式的军队，厉行开明专制，进行法律、行政、财政等多方面改革，建立国家宗教事务管理总局来控制教会，等等。同时他又筹划了一系列战争，击败北方强敌瑞典，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这一系列的改革与战争使得俄国突然崛起于东欧，令其他欧洲国家感到震惊。然而彼得大帝对于俄国人时空观的影响也许更为深远。他先是在1700年更换了俄国的历法，自此以后，俄国的纪年以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作为开端而不再以上帝创世的时间做开端，新年也将从 俄罗斯帝国时空观的转换在拿破仑战争中基本完成。这一场延续十几年的大战，以俄国最终崛起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为终结。俄国从此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到欧洲的国际政治当中去，作为一个侧翼大国，构成了欧洲均势中一个重要砝码。然而，也正是在拿破仑战争中，俄国贵族有机会看到了欧洲的现代政治，看到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看到了在伟大的帝国之外，还有一种并非蛮族的政治空间，甚至是可能高于自己的政治空间。这反过来开始刺激俄国人思考自身的身份定位问题。满怀焦虑的贵族们开始发问：“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过去是什么？将来又可能会变成什么？过去的历史被认为可以确定明天的命运，关于过去与未来的种种探讨很快融合为一个问题：如何确定俄罗斯独特的民族身份？”[6] 于是，19世纪前半期开始，俄国出现了各种对于民族身份与国家理念的思考。西化派认为俄罗斯应该扩大个人自由，政府中应建立法制制度，在国际贸易上应进一步开放，他们认为此乃一种历史趋势。此种理念的发展会导向对一系列现代法权结构的吁求，如此则将有俄罗斯向西方某种模式的认同，但这并不直接意味着西欧模式民族国家身份的确立。因为西化派也可以在基辅罗斯以降以及中世纪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的历史中找出俄罗斯的自由传统，并将其普遍化。针锋相对的是斯拉夫派。后者认为俄罗斯的传统证明它拥有独特的文明，是一支超政治的力量，能够以其榜样的力量对内医治社会分化割裂的现状，对外治愈革命与战争带给欧洲的精神创伤。此种理念实际上是帝国理念的一种变形，它确认了俄国不同于西欧——别尔嘉耶夫认为因其对这种区别性的体认，“正是斯拉夫主义者是最初的俄罗斯的欧洲人，因为他们自发地试图按照欧洲方式思维”[7]，这未免小视了斯拉夫派的理念深度——这种不同却正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的优势所在，它能够真正地承载起文明的道德理想，引领迷途的欧洲人重归上帝。两派的争论无有休止，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有了力图超越两派之上的欧亚主义派。该派认为俄国由于其地处欧亚大陆核心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自应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形成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构成超越性的力量。俄罗斯本质上来说既非欧，又非亚[8]，而是“欧亚”。 诸种理论与主张并未主张俄国要建立民族国家，然而其对俄国特殊性/普遍性的思考，却是已经放弃了作为帝国本质的道德-野蛮/秩序-混沌之分立的视野，将西方作为一个需要正视甚或可能是平等的政治体来看待了，此时的帝国观较之以往变了格局，似乎有了一丝“民族国家”的味道掺杂进来。 诸理论之间的争论没有结论，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一个结论。俄罗斯有一句谚语：“俄罗斯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这句谚语实际上已经指明了，俄罗斯必然是一个帝国，“民族国家”这把小尺子是无法丈量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的。俄罗斯在多种民族身份与国家理念的争论中徘徊不定的秘密便在于它作为“一个世界”这一点，也是俄国试图以某一种显白的“主义”/“派别”来认识自身却始终不成功的根本秘密所在。 此时有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俄罗斯是个帝国，欧洲是民族国家，可是到了后来欧洲扩及世界，建立了若干个庞大的殖民帝国，难道这些殖民帝国与俄帝国有什么区别吗？区别便在于：俄罗斯帝国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而欧洲殖民帝国则是披着帝国外衣的民族国家。 帝国作为一个伦理政治体，是文明之道德理想的唯一承载者，帝国的视野中不存在可以并立者，帝国便是可理解世界的全部。然而此种视角不过是理论上的帝国本质，若要落实在现实当中，问题的关键便转化为，需要一个具体的道德使命承载者。说白了，就是在这个文明当中，需要有一个独大的强国作为文明的唯一代表，它可以压服该文明中一切其他的小国，将其作为文明的边疆小国，诸小国的使命便在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至于这些小国究竟是真实地被分封的，还是被打败而被迫接受封号的，那在帝国的叙事结构中并无本质区别。在近代以前，各大文明皆曾有内部纷扰不已之时，诸雄相争，意图称霸。一般而言，最终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血腥之中站立起来，成为最强者。而这个最强者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开始转型，从军力为王转向治理为王，同时与掌控意识形态的力量进行合作，通过一套叙事结构的建立，它会将自己塑造为天命所归者，以文明的道德承载者自况。这种叙事结构会在由军力向治理的转型中逐渐获得边疆小国的认可，大国获得了正当性，从而完成强国向帝国的转型，道德世界与混沌世界的区分获得落实。就东正教文明而言，莫斯科公国便是这个最强者。其他各大文明一般也都会最终产生各自的最强者。 然而欧洲具有一个绝对的特殊性，这里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的独大强国。法理上而言，欧洲是有自己的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然而理论是理论，实力是实力，神圣罗马帝国向外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压服住其他邦国，欲向其挑战者所在多有；向内没有成型的现代治理结构以形成“扩展秩序”，徒靠“和亲”来扩展自己的统领地域，这些都使得这个帝国徒有虚名，以致伏尔泰嘲笑它“既不神圣，又非罗马，更非帝国”。人们也就经常地以和亲的核心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来命名此帝国。16世纪初查理五世任皇帝的哈布斯堡帝国通过和亲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一时间意图称霸。法国站了出来反对它，法国借以反对正宗“帝国”所依赖的正当性论据便是前面提到过的“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理念。[9] 在黎塞留任法国首相时期的国务家罗昂公爵对“国家理由”原则的应用作了详细阐明，他提出，“法国必须竭尽所能反对西班牙（此时西班牙是哈布斯堡家族称霸欧洲的核心国家——笔者注）的原则。它必须使教皇明白，如果西班牙实现其普遍帝国的目的，他就会被降为仅仅是西班牙的奴仆，而他的权威若要恰当弘扬，就需要基督教各君主和各国之间存在一种均衡状态。”[10]为了能够阻止哈布斯堡帝国称霸的企图以拯救基督教世界的内在和谐，甚至与异教徒结盟也是可以允许的。1536年、1542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两次与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结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种结盟关系在基督教世界看来不啻骇人听闻，然而放在“国家理由”理念之下来观照则极易理解。 “国家理由”带来的另一个需求便是，“攘外必先安内”，只有有了稳定的国内秩序，将所有国人都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面，法国才有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霸主国家。如果因为宗教冲突问题导致国内扰攘不断，则法国自身难保，遑论与敌国对峙。1562年到1593年，法国因宗教纷争陷入先后八次胡格诺战争，兵祸连结，国力大衰。面对此种困顿局面，法国出现了以让·博丹为代表的“政治家”派，希望将国家利益从教会的支配和教派激情的主宰中解放出来，使国家回到自身。博丹认为，没有一个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意志，就不可能有任何统一的“国家理由”。他就此而提出了其主权理论，开现代政治哲学之先风。 而宗教宽容理念也在此时被提了出来。宗教信仰应当转化做一种纯个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对此进行干预。国家应该做的是，将所有国人统一在一个国家意志之下，不论他们的信仰如何。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签署《南特敕令》，宣布承认国内胡格诺派信徒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权利，这条敕令是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这种宗教宽容纯粹是出于一种技术性的需要——弱国对抗强国时必需联合所有可能联合的力量，主导强国则不一定意识到这种技术性需要。所以当时的头号强国西班牙并未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而是大力推动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的工作。到法国成为头号强国之后，路易十四在1685年宣布废除《南特敕令》，不再承认新教的合法地位。技术性的需要被国王的个人激情所漠视，这个层面的“国家理由”被他忘记，这必将反过来给他以教训。1714年的《乌特勒支和约》，终结了路易十四的法国称霸欧洲的梦想。这次是法国成了欧洲的众矢之的，各国联合起来将其打倒。 “国家理由”理念将宗教压缩回个人事务的层面，但是国家的统一意志的形成则还需要一种公共的理念信奉。这个公共理念通过博丹、霍布斯等诸多思想家的努力，被落实在了“主权国家”之上，对于国家主权的尊奉使得全国不同信仰的人们获得统一。表面上看来，“主权国家”与宗教信仰无关，然而这个国家主权要体现在基督教君主的身上，体现在国家在日常对各种宗教节日的庆祝当中，体现在种种国家庆典里面，这一切又使得国家主权变为一种其底色为基督教的世俗公共宗教，从而主权国家便仍然是基督教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到了这一步，则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叙事结构的出现便已经呼之欲出了。 欧洲各个国家在法国的刺激之下，皆开始奉行“国家理由”的理念。它们共同认为，基督教世界的和谐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称霸，只有均势政策才可以维持住这一点。这样，“均势”本身便具有了一种道义性，可以承载文明的道德理想而作为普世帝国的替代物。对于“均势”的确认，便是对于与自己并立的其他主权的确认。这样，以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为前提、确认“教随国定”、主权一律平等的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获得了充分的证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基础便在于此。 通过这番论证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秩序并不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可能性，其之所以成型，恰在于欧洲的特殊性，而非其普遍性。而这种特殊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以威尔逊主义为依托，作为一种普遍性被推及到全球，实践当中便势必会出现诸多圆凿方枘之弊，这是后话。欧洲建立的世界殖民帝国，其根本统治原则还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原则，各殖民帝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每个殖民帝国从理念上来说都是内在同一的——也许大英帝国是个唯一的例外，但这个问题太复杂以致超过了本文的处理范围——这与我们在本文中想说的经典意义上的帝国相去甚远。 民族国家-殖民帝国-帝国之间的复杂理念关系远不是初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沙俄帝国在西化派、斯拉夫派、欧亚派的争吵中所带上的一丝丝“民族国家”味道，也展现出了“国家理由”学说的冲击对于俄国视野的一定塑造。明了了欧洲秩序与帝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还是要回到俄国，来看一下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的俄国，其治理区别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所在。 俄罗斯的治理结构与物质基础 专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宿命。 如前一节所述，俄罗斯如果要存在，则它注定是个帝国。帝国的本质不是一种现成的政治统治状态，而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担当，可以说，帝国意识本身便是一种意识形态。东正教构成了俄罗斯帝国意识形态权力的核心，作为护卫东正教的第三罗马是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使命。 意识形态权力的极致力量在于其超越性与非理性。凡是理性建构的，也都可被理性摧毁；只有非理性的，才超出理性攻击的范围之外，才可被信仰。俄国东正教的重要特性在于其神秘主义与弥赛亚精神，其中的苦行精神、救世意识等等都是在理性范围之外的，恰可将帝国坐实在一个更为高远的精神之上。然而，超越性与非理性又是一个过于模糊、难以直接体验到的东西，这可能使得帝国在人们意识中变得过于飘渺；为了形成对人的有效影响，还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符号、象征、神话、仪式等等来体现。 第一个开始自称皇帝的伊凡三世，便开始了这一系列帝国意象的建构。他在迎娶了索菲娅公主之后，将拜占庭的双头鹰标志添到他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并依照拜占庭模式设计出一套复杂的宫廷礼仪，使用“沙皇”（凯撒）这一最高头衔，将加冕典礼设计得如同宗教仪式般庄严。这一切都以符号将帝国意象具象化，让人有了可以信仰的直接对象。伊凡三世又从许多国家请来工匠为他在莫斯科建成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在公共建筑物这样一个政治空间里，将莫斯科打造出一种帝国气象。同时，赞美莫斯科及其统治者的各种传说与理论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如莫斯科王公的血统源自罗马皇帝的说法等，其极致则是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演绎。1510-1511年间，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的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国不会落入他人之手。”[11] 这是一个绝妙的意识形态神话，俄罗斯作为引领人类的普世帝国的理念获得了完全落实。该一理念在19和20世纪更进一步获得了全球意义，果戈理、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等思想巨子都诚服于它的政治和历史魅力。[12] 这种理念之全球意义的获得当与俄国压服拿破仑，成为欧洲的拯救者有关。在维也纳会议上，欧洲的拯救者亚历山大一世有一种得意、神秘、甚至以救世主自居的情绪。这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打败拿破仑后的数年内，不仅沙皇，在某种程度上许多欧洲人都有这种情绪。[13] 为纪念1812年抗法战争的胜利，俄罗斯决定要建造一座最大的东正教堂，该教堂在1831年完成设计，历五十几年的艰苦修造，1887年最终启用，名为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该教堂中央圆顶高102米，其穹顶甚至大过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一超越过往的大教堂的修建已经隐示了19世纪中期俄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提出的意识形态被具体为三个原则：东正教、君主专制制度和人民。东正教是唯一正统的、上帝的宗教，它赋予生活和社会以道德意义；君主专制制度指对君主的绝对权威的肯定和维护，这被认为是俄罗斯立国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专制君主不是外在于人民的独立现象，他与人民一体；有了君主这位救世主，人民才完整而坚强有力，才可以走出苦难，得到拯救，俄罗斯人民的独特性使他们成为王朝与政府的强大和忠诚的支持者；俄 东正教结合于历史，在俄国人心中发酵出帝国取向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成为俄国人的政治心理范式。即便是到了20世纪东正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已不再明显，其遗留下的帝国式政治心理范式却仍然在导引着俄国人的国家想象。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对沙皇俄国的三位一体意识形态的一个巨大颠覆，其新的意识形态，在表层的理性下面，隐藏着深刻的非理性元素，该种非理性取向与俄国传统中的东正教范式、弥赛亚精神有着深深的契合。这个新的意识形态也需要自己的象征、符号与神话来获得具象化。铲除掉沙皇俄国的意识形态符号换上自己的符号是个简便办法。1931年，斯大林下令炸毁了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计划在原地造200余米高的苏维埃宫，仅其顶上的列宁塑像就高达40米。打了地基后发现设计有重大缺陷，只好停工，到了后来在地基上别出心裁地盖了座露天游泳池。此外还有设计高度达400米，超过埃菲尔铁塔与纽约帝国大厦的第三国际大厦，其结构极其宏大与惊人。这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物尽管没有最终变为现实，但其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帝国梦想的结合则是与历史上一脉相承的。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联邦于1994年决定在原址重建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花了3亿美元和6年时间，庞大教堂重新站了起来。教堂作为一种公共建筑，它所塑造的就是人的政治空间意识。俄国重修教堂，表面上看来是恢复历史文物，深层理念则还是在于对帝国辉煌的旧梦重温。 俄国的意识形态权力的底层力量永远是东正教——东正教或者是直接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出现，或者是间接地塑造俄国人国家想象的心理范式——无论国家形式如何改变，东正教帝国作为俄国的集体无意识是难以改变的。帝国下面可能会有其他的宗教信众存在，比如回教徒、佛教徒等等，但是这些宗教只能作为一种非政治的私人性信仰而存在。国家的整体政治空间感是由巨大的东正教堂、宏大的红场阅兵式、广袤的领土与人民的政治秩序等等所塑造的，其必定是内蕴于东正教帝国理念范式之中，无可回避。东正教帝国这个集体无意识理念作为意识形态权力，约束性地规定了其他几种权力的方向与特性，是理解俄国谜团的一个关键。 军事权力是俄罗斯帝国统治的一个最基本的支撑性力量。 走出中世纪之后，欧洲国家开始构筑其全球帝国，西欧的扩张是在贸易主导下展开的，尤其是到最后最为成功的大英帝国，它依赖自己的军事力量撑起了大英帝国的稳定，但更是依赖于其资本秩序而输出了一套全球治理秩序，使得帝国可持续繁荣。 俄国的扩张则与西欧大不一样，它基本上是以军力为主导的。俄国人不断地占领土地，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边界。西欧的殖民帝国在扩张阶段到一定程度之后会开始降低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转入对帝国的治理结构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可以从帝国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如此则可以逐渐地通过对帝国边疆地区的发展而逐渐转化出帝国统治的正当性，获得被统治者的认可，从而降低统治成本。俄国在扩张过程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以彼得大帝为代表。然而，其改革的目的不在降低统治成本，而是要动员可用于控制并继续扩张帝国空间的资源和能量。 对军力的重视与对现代治理结构的轻视，决定了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必然是依 俄罗斯的政治权力最为直接地体现其专制宿命。 俄国庞大的地理空间形成了对政治治理技术的巨大挑战，通常所知的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结构与手段完全无法应付。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所依赖的法权结构，是在对个人权利之建构与体认的基础上，拟制出国家的主权，以及完整的社会权利结构网络。这套权利结构网络可以为个人形成一个坚实的权利空间，同时极大地提升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效率。由于权利结构网络只是一套抽象规则体系，其便需要一些前提。需要国内的同质同一性，以便各参与方的诉求皆可被还原为同一抽象规则中的逻辑要素；需要权力的常例化与理性化，以便各参与方可形成稳定预期；需要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财政体系的现代化，以便统治成本与抽象规则体系的运作之间可以彼此支持，等等。这些前提提供了政治权力的极致力量——法理化、常例化、理性化——的可能性。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在俄国完全不适用。如前所述，沙皇俄国在近代以来的扩张，占领了极度广袤的土地，各地差别极其巨大，有些甚至是无法通约的差别，而人民的身份也始终存在着各种差别，自由流动性很差，这些都使得其国内没有同质性统治的可能。以超越理性的东正教精神统一起来的俄国，其内在的巨大差别决定了它是个天然的帝国。 帝国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便是核心地区与边疆的关系。如前所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殖民帝国会通过帝国内部的贸易安排来强化边疆与核心地区的联系，降低统治成本，这就又需要一种联系帝国内部的法权结构。而沙皇俄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一个农业国与原材料出口国存在，即使是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高速工业化，对其经济的整体结构而言也是影响有限，且当时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是大可质疑的，此种经济结构使得中央地区与边疆的经济联系较为薄弱。这样的经济财政体系并不适合于帝国模式的现代法权结构的生长。而作为沙皇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石的东正教，却又恰恰是一个神秘主义倾向浓重的宗教，其痛彻于现代理性化社会对于神的悖离与对于人性的反噬，极力抨击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拒斥理性化，这便又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于现代法权结构的建立进行了釜底抽薪。 这一切结合起来，又一次决定了沙皇俄国最为有效与可能的治理手段便是专制。以军力为基础的专制统治可以将具有极大内在差别的国家统为一体，以专制的手段来弥补经济整合的不足。专制手段却又并不是字面上看起来那样蛮横，它以“东正教、君主专制和人民”这个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作支撑，谋得了一种正当性。如此一来，这个专制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可以用来拒斥对个人权利的建构，从而便形成了自身叙事结构的闭合与完整。专制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体两面之必然。 苏联赖以建立的原则基础在于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帝国便完全不可能依赖于我们通常所知的现代法权结构，专制统治手段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了。 苏东剧变后重新打理过的俄罗斯联邦，依照其宪法追求来看，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模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了。确实，俄罗斯联邦的疆界从鼎盛时期的沙皇俄国、苏联的疆界上收缩了，然而收缩的结果是其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国，其疆界仍超过伊凡雷帝时期的疆界范围。伊凡雷帝时期所要面对的诸多地缘困境与内部矛盾，俄罗斯联邦仍然要面对，甚至环境比历史上更为复杂。那么，我们如何可能期待一个这样的庞然大物在苏联解体后便可以一变而为一个民族国家呢？ 俄罗斯联邦的集体无意识仍然是一个东正教帝国，它的体量与抱负注定了，即使边疆萎缩了，它也仍然注定是一个帝国，内在的矛盾性与丰富性是它的根本特色。但是它的成文宪法却是在追求建设一个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内在的同一性是此种宪法理念的一个根本前提。这两个层面的冲突必将在俄罗斯的政治治理当中反映出来，令得当政者手脚不得伸展，国家的宪法原则也可能屡遭“柔性”违背，结果表现为政治中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哥俩好”实际上便是对于宪法原则的一种柔性违背。俄国国内对于普京的崇拜很是流行，背后势必有当政者的蓄意推动，这种做法与现代国家的原则相背离，但在俄国的现实需求下却很可理解。普京通过法律手段对于能源巨头进行政治整治，压制了国内的异己力量；普京对于影响民生的超市商品价格似乎很是关心，以一句话便降了价，严重违背市场原则，但这些恰恰都是一个“好沙皇”的作为。 普京可能是个“好沙皇”，但是放在俄国的宪法结构下面来看却是不伦不类，然而又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可见俄国的国家法权结构在未来必须进行调整，否则此种“政治精神分裂”是不可能让这样一个庞大国家获得持久稳定的。 对俄罗斯来说还有致命的一点。苏联留下的工业基础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俄罗斯联邦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之后，工业生产持续衰退，国家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一直到普京上台之后，终于抓住了石油价格飞涨的机会，实现了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然而，这次的经济迅速增长并不是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资源进行重新有效配置的结果，而只不过是自然资源行业的飞速发展所拉动的一种“虚胖”，其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脆弱性相当高。同时，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在俄国带来了“荷兰病”，自然资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吸引国内经济资源集中投向这些产业，而自然资源出口提升本币汇率，进一步削弱本国对外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资源产业的发展由此挤出其他制造业，可能导致“去工业化”的结果。从长远来看，俄罗斯联邦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可能反过来形成“资源的诅咒”，以致影响俄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初起，尚未充分展开其爆发力之际，俄国凭借自己的庞大体积，虽然经济落后，亦尚可与西欧的强国一争雄长。但是进入21世纪，欠缺经济权力的物质基础，则俄罗斯帝国梦想将会变得虚幻。 帝国、自由与欧亚合众国 欧亚合众国是俄罗斯未来的一个重要可能性。 依据前面的诸多论断，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所追求的主权民族国家不是俄罗斯未来的可行进路，帝国梦会长久地萦绕在俄国人心头。 帝国在精神层面的关键在于其道德性的说服力；帝国在治理结构层面的关键在于在帝国的法权架构下理顺核心区与边疆区的关系；帝国在物质基础层面的关键在于帝国通过经济财政手段化解帝国的统治成本。这三个方面都做好了，则帝国便可富有活力气象磅礴；有一个方面发展不良，则帝国便会萎缩。然而如我们前面的一系列分析，俄国这三个层面畸轻畸重颇不协调。此一问题需要解决，否则就俄国的长远发展来看就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解决也许首先应该从俄国总体的法权结构上来着手，使其突破民族国家的模式。但是俄国的经济结构却又支撑不起来一个帝国的架构。这样一来便仿佛陷入了困境。 “帝国长期屹立的秘密似乎是：当帝国陷入危机或衰落时，要么是边缘拯救了帝国，要么是边缘让帝国恢复活力。”[15] 俄罗斯联邦的核心区域便是其欧洲部分，其边疆区域既包括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非俄罗斯族自治共和国，也包括远东的诸多俄罗斯族为主的州、区。就目前的结构而言，非俄罗斯族的自治共和国作为边疆，对于俄国的活力恢复似乎并不很有利，车臣让俄国头痛不已，大量的资源投放在这里，只有让帝国衰落的趋向，而看不出让帝国恢复活力的趋向。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是一个以俄罗斯族为主的边疆区域，总领土面积达600多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然而其总人口却仅有700多万，根本无力开发如此丰富的资源。远东联邦管区紧邻的便是一亿多人口的中国东北，俄国人对这里始终放心不下，担心远东被中国人逐渐殖民。边疆区域无法以自身的活力来拯救帝国，反倒是处在一个让帝国不断输血的状态，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统治成本是帝国无法长期负担的，帝国迟早会坍缩。但与历史上坍缩的帝国不同的是，俄罗斯的边疆区域——至少其远东边疆——是以俄罗斯族为主的，当地人与核心区域的俄罗斯人共享着东正教帝国的政治心理范式，甚至由于身处远疆，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梦与坍缩性之间又形成了一个矛盾的困境状态。 再来看一下《俄罗斯联邦宪法》，其序言的头两句：“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由共同命运联合起来的多民族的俄罗斯联邦人民，确认人的权利和自由、公民和睦与和谐”，应被认为是俄罗斯人民对于人权、自由的确认与渴望。这种权利与自由属于“资本主义法权”，在沙俄帝国以及苏维埃帝国时期的治理结构下难以获得正当地位；它在俄罗斯联邦的宪法里获得了正当地位，却因国家法权结构与国家抱负之间的不协调而致难以具体落实。 俄国的国家抱负是一个帝国指向，在帝国治下的是臣民而非公民。这里所谓“臣民”不是说他们的法律身份，而是说百姓现实所处的治理状况。帝国的宏阔视野，大空间尺度，需要一种大尺度的政治架构来统摄，其中的事务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如果坚持由上向下的视角，由帝国事务来规定地方事务，则对于百姓的治理势必是要以一种与他们不切身相关而只存在于宪法当中的所谓“权利”、“自由”来规整。但只有在日常的生活空间中，可为百姓所切实体会与卫护的“权利”与“自由”才有生长的基础。在这样一个熟悉的空间中，百姓会知道自己的明确诉求何在，会知道自己的行为如何方有效。此时的“权利”与“自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物品”，要留待公权力来帮助维护；它们已转化为一定程度的“私人物品”，个人便有足够的动力去维护之。在前一种情况下，百姓是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人面对公权力，等待其救济，权利与自由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法律抽象拟制，国家对于个人有着实际上的优先性；后一种情况下，百姓会作为一个初级群体[16]中的个体而存在，权利与自由正是在这样一个熟悉的空间中获得展开，有着具体的活生生的内容，百姓的主张有着实际上的优先性，权利与自由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落实。从而，自由与权利的活力在于对地方自主性的确认，这却又与传统帝国结构之间有着矛盾。如何才能将联邦宪法中的权利观与帝国命运结合起来？ 回头看一下苏联时期的统治也许会是有启发的。 马克思的经典共产主义理念是将人类的未来奠立在了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在人性之外看不到正当的政治体存在基础。然而人性不过是一种理论抽象，以此来作为未来世界的政治基础并不现实。斯大林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便在列宁的落后国家率先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进行了一种理论上的辗转腾挪，将共产主义理念落实在苏维埃帝国的基础上，以此作为世界历史的过渡性政治载体。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苏维埃帝国才以共产主义之名而真正地成为一个世界强权。[17] 但是这个苏维埃帝国却又有着大不同于沙俄帝国的理念与治理结构，其中充满了现代性对于传统帝国的置换。 此一置换表现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时间方面，继彼得大帝更改俄国历法之后，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1月31日再一次更改历法，改行格列高里历，也即与西方采取完全一样的历法。[18] 由这一标志性事件，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现代性本质。布尔什维克党所依凭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及至其衍生物列宁主义，正是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回应下而浮现，作为其理论敌手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规定下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结构与时空观念。 苏维埃政权在空间方面对于现代性的回应则以一种曲折的方式体现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当中，该一理论之主旨在于对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应对。民族主义是近代西欧民族国家赖以建立的正当性叙事结构之一，“民族”概念并不简单地是个文化或血统概念，它“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19] 也就是说，在西欧的话语中，“民族应当自决”是个分析命题而非综合命题。“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系列特性在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中展现出来：就时间而言，它是现代的；就空间而言，它是本体性联系于具体领土的；就意志而言，它是具有主体性从而是自决的；就身份而言，它是独立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彼此平等的主权国家，其区别于传统政治的现代性，经民族主义的包裹而完全绽放了。民族主义本不过是西欧国家为了形成有效的国内动员而作的一种理论建构，其中对应于国家的“民族”也完全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但是该理念作为现代性的载体，打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将从理念上根本性地解构古老的帝国。 追寻并力图超越于现代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民族主义给出的时空观下展开了自己的民族理论叙事，其经典论述见于斯大林写于1913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20] 他在其中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要被定义为一个“民族”，必须四条标准齐备，缺一不可。斯大林对于民族与土地之间的本质性联系的强调，便彰显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帝国的空间观。 就传统帝国而言，空间的本性并非地理，而是伦理。整个道德空间中，唯有帝国本身具有完备的主体性，其余的外围地区皆无主体性可言。而在民族主义的空间观当中，民族作为一个有自决权利的主体，其所联系的土地自然地作为主体性的依托。不同的土地空间联系于独立平等的民族，一方面有着多元分立性，一方面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同质性，这也就瓦解了传统帝国一元性的“中心-边缘”空间观。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了民族与土地之间的本体性关联，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家季什科夫认为这“为民族的存在和发展设立了一个必要条件，即某一族群的存在就是宣布它是在‘自己’邦国政体之内的‘土著民族’。”[21] 此种民族理论叙事结构的一个必然推论是，俄国需要“去帝国化”，应当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要承认各边疆民族的主体性。该一推论迅速地化为现实纲领，1917年11月2日，布尔什维克发布了“俄罗斯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包含如下条款：“1、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平等和主权；2、俄罗斯各族人民有权就分离并组成独立的国家而自由地自决；3、消除任何民族及民族-宗教的特权或限制；4、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志群体自由发展。”[22] 在紧接着十月革命的后续岁月中，由于中央权力的瓦解，前沙皇俄国的边疆地区纷纷成立了各自的共和国，民族自决迅速成为现实。就当时的革命现实而言，诸民族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苏维埃政权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战争状态下有一定的意义。然而，虽然布尔什维克的话语结构不能容忍帝国的存在，但前述的帝国式心理范式是脱不开的，必定仍然作为他们的国家想象的底层图景；同时，就苏俄之生存的地缘需要而言，它也不能容忍外围的少数民族真地独立出去。所以在布尔什维克巩固了自己的革命权力之后，便需要寻找到新的话语结构以便既能将少数民族仍纳入统治，又不与自己的“去帝国”理念相冲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结构形式便应运而生，而这个结构形式的正当性证成又同样是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理念紧密相关的。 斯大林在定义了民族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23]，也即民族自决不过是属于特定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运动。从而，“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社会民主党为民族自决权而斗争，目的是消灭民族压迫政策，使这种政策没有立足的余地，以便消除民族间的斗争，使它缓和下去，使它减到最小限度。这就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同资产阶级力求加剧并扩大民族斗争、继续并激化民族运动的政策在本质上的区别。……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24] 也就是说，从理念上来讲，民族加盟共和国的存在只不过是革命中的一个必要过渡，最终的治理结构是会再度超越于民族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便是向超越民族国家进发的一步，各苏维埃民族加盟共和国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时期，便应当淡化主权独立色彩，结合为联盟，以便共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 通过如此一番辗转腾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正当性便充分建立了起来。外围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加盟共和国，在实际上成为苏维埃帝国边疆治理的抓手。联盟的地理范围近乎重合于沙俄帝国，而联盟本身的叙事结构又具有高度开放性，理论上可以将其他民族国家融解后纳入联盟当中。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保加利亚便曾经考虑过加入苏联。 这个苏维埃帝国有着一种大不同于传统沙俄帝国的现代性旨向。其空间观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所确立下来的空间的多单元化与单元间同质化，以此确认原帝国边疆地区的主体性；同时苏维埃帝国的空间观又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多单元固化格局，终极指向一种普遍均质世界，在此指向之下，其时间观也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力图实现超越，以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完成对于现代性的“克服”。帝国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于自身的超越，新的帝国直指未来无“中心-边缘”之差别的天下大一统，在此大一统之下，“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是一切民族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且最终民族被超越而成普遍均质世界。 就理念建构而言，苏维埃帝国是完备的，只不过因为其他原因，这个帝国最终失败解体了。诸多原因当中，有一个是斯大林民族理论中被证明为致命的问题，就是他所强调的民族与土地之间的本质性关联。斯大林之所以要强调此一关联，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要否认犹太人的民族性，从而从理论上否定犹太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崩得”派别[25]。但是该一关联反过来也就决定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只能是以民族加盟共和国作为联邦主体。民族加盟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在当地强化了原本是建构出来的民族意识，逐渐形成了一种苏联之外的政治认同基础。该一基础为日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斯大林对此问题并非没有意识，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到，崩得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适用的，“正确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区域自治，就是象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最后，它使大家不必等待整个中央机关的决议而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富源并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职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没有的。总之，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26] 就斯大林理论的完整版而言，它以地域认同为基础的区域自治作为中介，通过这种办法形成各地区的主体性，以此实现最终的普遍超越。该理论在现实中的扭曲是另一个问题，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对今天的俄国是有相当的启发意义的。 当下俄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联邦宪法中的权利观与帝国命运该如何结合。权利观作为一个现代性的产物，要求对每个人主体性的承认，同时可引申出对于帝国边疆地区主体性的承认，这在俄罗斯传统帝国的空间观之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经过苏联时期的理论重构，获得了一种可能性。当下的俄罗斯联邦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内涵一种多层级的民族自治。此一自治系由苏联时期的民族理论指导所延续下来，该种继承便也将当时的正反两方面价值都继承下来——民族自治确认了该地方的主体性，但是同时也蕴含着俄罗斯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性。2000年5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将俄联邦89个实体（共和国、边疆区和州）按地域原则联合成7个联邦区，目的是巩固国家统一，强化总统对地方的管理体制。这样一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是其治理又有向传统帝国模式回归的趋势，有了专制的味道，这与俄联邦宪法的理念相违背；并且实际上此种俄国的空间观也与传统帝国相去甚远——由于现代政治时空观的约束，普京若建起专制帝国，也只能是个内敛的“民族帝国”而不可能是个开放性的帝国，又由于前面提到过的支撑帝国的物质力量之不足，这种所谓的“帝国”注定永远只能是个二流国家。 面对这种矛盾状态，斯大林曾提出但未实行的以地域认同为基础的区域自治，也许可以给出相当有意义的理论启发。以地域认同为基础，“自决”理念无法从中被分析出来，这便并不必然地导向独立；以此来自治，外围地区的主体性又获得确认，消除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符合现代治理理念；地域认同建立在自然地缘与历史传统之上，构成一个初级群体的生发空间与容器，《俄罗斯联邦宪法》所追求的权利、自由也获得落脚点；以地域自治为基础构成联邦，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开放结构，此一结构既对接于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性心理范式，又可予俄联邦一个稳定而又富活力的未来。 综合前面的这一系列分析，俄罗斯未来转型的一种可能方向便浮现了出来——欧亚合众国。“合众国”这个词在汉语里似乎已经是有了专指“美利坚”的含义，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当年的苏联也是个“合众国”（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而美国最初也是统一在Union这个词下面的[27]，并且此后美国联邦政府也经常自称Union。苏联的“合众国”以自愿加盟为名以专制为实，名实难副；但美国的“合众国”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建构之一，托克维尔赞其可以确保一个国家“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28] 俄罗斯联邦要结合起其帝国抱负与人民的权利、自由，并进而实现对于传统的超越，建立合众国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我们下面便可以天马行空地设想一番欧亚合众国的可行性。 俄罗斯将自己现在内敛性的民族国家法权结构松解开，一变而为一个开放的、多孔化的合众国结构。其各个地方的州的独立性获得更大提升，而州的活力又当建立在地方市镇自治的基础之上。此种地方自治在俄国的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无论是乡村中的村社传统，还是地处白海的俄国东正教分裂派的索洛维茨传统。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地方政府改革也是意在建立地方自治系统。当时的地方自治本身意味着土地、农村和人民的联系，这与中央政府的治理原则有明显区别。这些实践为俄国农村做出不少贡献，尤以在大众医疗和教育方面所作的贡献最为可贵。1870年地方自治的原则又被推广于市镇改革当中。一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地方自治才被终结掉。[29] 但该一终结是在实践中的终结，理论上则完成了一种现代转向，提供了新的叙事结构。 有了这些传统，俄国地方自治的重新恢复不是不可能的。以此为基石，俄罗斯联邦宪法中所推重的人民的权利、自由等等便有可能获得一个有生命力的土壤而扎实地生长起来。自治的地方依照历史、地理、经济等原则，而组织成为一个州/邦；诸多州/邦自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横跨大陆地心的欧亚合众国。该合众国活力的基础在于各个州的活力，州的活力的基础又在于地方的主体性获得确认。一旦州能够依凭自身的政策等发展起来，帝国的核心区与边疆区的相互支持问题便迎刃而解，而且实际上此时也不再有什么核心与边疆之分，有的只是百姓所各自信靠的家园，他们在此中实践与卫护着其渴望的权利与自由。在这种新的治理结构所转化出的心理结构下，远东之类的地区便也不会再对中国人畏之如虎。在远东作为边疆的情况下，中国人来到当地帮助开发，俄国首先的反应是当心中国人对于自己边疆的殖民；在远东作为家园的情况下，地方内部所形成的自我信靠将会有更大的自信，来欢迎中国人到当地帮助开发资源。远东若能得到中国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而将发展潜能释放出来，则整个欧亚合众国的活力便会重新迸发出来。 欧亚合众国就其实质而言，是个建立在文化心理与空间地理相结合基础上的政治装置，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在俄罗斯这个种族观念上的政治装置。这样一个欧亚合众国当中，“合众国人”的政治认同理念代替了“俄罗斯人”的政治认同理念。此种认同置换在苏联时代便曾经有过，以苏联人认同代替俄罗斯人认同。置换后的合众国，现有的非俄罗斯族边疆地区的问题也将得以化解，车臣、达吉斯坦的分裂力量将失去土壤。 更进一步，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基于文化心理与空间地理的发散式合众国，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有接受其政治辐射的可能性。通行的俄语、作为同一个国家组成部分的历史、现在仍旧较为紧密的各方面联系，将使得中亚各国对于合众国的全新政治治理结构产生兴趣，从而形成更为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展对于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会在中亚建立更为稳定的政治秩序，便于中国的经济力量对于当地的辐射。如此，则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土壤也会在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夹击下被逐渐掏空，这对于中国西部的安全环境大有裨益。 如此，则俄罗斯历史转型的任务与目标赫然呈现在我们眼前：既继承又超越——在对传统的政治与理论资源之继承的基础上，通过思想观念与法权结构的重新组合，建立欧亚合众国，实现对于自身的超越。欧亚合众国的建立，对于俄国与世界，都是双赢的好事。到这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结尾处对于俄国的预言将获得破解与实现——其发展会以奴役为手段将被破解，而其将主宰一半世界则获得新形式的实现。 这样一件伟大的历史任务，需要一个伟大人物的推动，其对民族的唤醒，对历史使命的自觉，将奠定其在俄国历史上的永久地位。 注释略 |
施展：欧亚？帝国？欧亚合众国！
时间:2011-11-08 来源:《大观》第3期 本站首发 作者:施展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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