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正陷入一场静悄悄的然而越来越激烈的争夺权力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中，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虽然许多真诚的、好心的评论家发表了种种言论，但正在形成的中美争夺似乎不仅仅是错误认识或错误政策的结果，相反，它是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革，也是太平洋两个大国的不同国内政治权力架构中各种力量博弈下的结果。

　　从历史上看，老牌强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顺利轻松的，往往充满激烈的对抗。地位已经巩固的大国倾向于把自己看作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它不仅帮助确立了这个秩序，还从中继续获得利益，而新兴大国则感到现有秩序的限制甚至欺骗，因此要反对现有秩序以便获得在自己看来理所应当的权利。事实上，这个故事线索类似于莎士比亚式的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挑战，活力与衰落的对抗，这些都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故事。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开始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他的看似简单观察指出，战争的最深刻、最真实的起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

　　美中关系具有竞争性的事实一点都不令人觉得意外。但美国和中国不仅是随意性的两个大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则是力量一直在迅速增长的大国。美国仍然是“头号”强国，但中国在迅速追赶。它们可以把赌注提得很高，潜在的冲突令人担忧。

　　至少从老牌强国来说，新兴国家往往是麻烦制造者。随着国力的强大，其领袖往往以极具扩张性的方式定义自身利益，寻求对周围事务的更大影响力。这意味着那些处于上升状态的国家往往不仅确保国界内的安全而且还要超越国家边界之外，采取措施确保其获得市场、原料和交通路线畅通的机会，保护远在他乡的国民的安全，保卫海外朋友和盟国，积极传播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观念，简而言之，就是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拥有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发言权。

　　正在崛起的国家在开始显示威力时，往往觉得必须挑战领土边界、国际机构和它们在软弱时期得到的特权等级地位。就像19世纪末期的日本或者20世纪初的德国，新兴国家渴望获得平等地位。这当然使得它们与占主导地位的老牌强国（也就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发生冲突，而维持现状的国家正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设计师、主要受益人和最主要的捍卫者。

　　由此造成的双方利益冲突很少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认识到新兴国家对自己地位日益严重的威胁，老牌强国（或者现状国家联盟）偶尔会在挑战者越来越强大成为真正的威胁之前试图攻击它或者干掉它。其他国家---希望避免战争的国家---则采取相反的途径：试图安抚潜在的挑战者，竭力满足挑战者提出的要求和野心，试图把它们和平地纳入到现有国际秩序中。

　　但是无论多么真诚，这些努力几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有时候，原因显然在于新兴国家的要价太高。就像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挑战者的野心和欲望不断加码，欲壑难填，老牌强国若一再迁就，妥协退让则无异于民族自杀。即使新兴国家的要求并不过分，现状国家也往往不愿意做出让步，这自然引起新兴国家的沮丧和愤怒，有时候则过于迫切地做出让步，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从而刺激它们狮子大开口，提出新要求。成功的绥靖政策在理论上是可以设想的，但在现实中证明极难实施。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强国开始超越老牌强国的转型阶段往往以战争作为标记。

　　中国当今领导人虽然非常谨慎，并不直接表明有意确立中国在东亚或整个亚洲的主宰地位。其目标是让中国成为该地区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一个有能力吓阻攻击和威胁，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领土和资源纠纷，在从贸易和投资到结盟、第三方的基地安排到所在国华人处理等议题上胁迫或者说服他人满足其愿望，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影响这些政府的性格特征和构成的国家。北京或许不寻求对周边的征服或直接的物质控制，但它确实在寻求一种地区霸权，虽然口口声声说中国永远不称霸。

　　这样的野心在中国看来一点都不陌生。从整个历史来看，随着国家财富和潜在力量的迅速扩张、国家利益在地理范围上的分散、对其利益的所谓威胁的强度和多样性加剧，就必然伴随着扩张军事力量的欲望和发挥更大影响力以捍卫自身利益的需要。增长往往鼓励扩张，而扩张导致不安全感，这将刺激获得更大力量的愿望。这个模式已经在现代确立起来了。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发现：

　　任何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都是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者随后阶段开始了向外扩张、展示威力、和帝国主义政策的。

　　就中国而言，亨廷顿的结论是“没有理由认为获取经济和军事力量将不会给其国内外政策带来相关的影响。”

　　当然，其他国家的过去行为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很难确定地指导未来。仅仅因为其他国家采取了某种行为并不一定说明中国也将这么做。或许，在全球化市场和核武器的世界，刺激从前新兴国家的恐惧和野心已经不再有效。或许中国领袖已经吸取了历史教训，明白咄咄逼人的新兴大国往往引起怨恨和反对。

　　但是，中国不仅仅是新兴大国，其历史提供了额外的理由令其相信中国理应寻找区域霸权地位。这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令人自豪的国家，一直作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只是在近期经历了遭受列强欺侮和羞辱的不光彩历史。正如众多历史学家最近指出的，中国不是“正在崛起”的国家，而是返回到曾经拥有的区域霸权地位而已，中国的领导人和许多民众仍然认为这种地位是天经地义的，非常恰当的。重新确立中华朝贡体系的愿望与记者马丁·雅各（MartinJacques）描述的情况一致：

　　中国人普遍认定的观点是他们的天然位置处于东亚的核心，他们的文明在本地区没有竞争对手，他们由历史赋予的合法地位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得到恢复。

　　保守派学者阎学通说得非常简洁明了：中国人对国家辉煌的历史充满自豪，相信近代史的衰落不过是“应该纠正的历史错误”。如果要说什么的话，中国衰弱和落后的“屈辱世纪”增加了它追求国家富强的迫切性。对于具有像中国历史这样的国家来说，重新获得不容挑战的霸权地位不仅仅是民族自豪感的问题，而且是经济继续增长、国家安全以及国家生存的基本前提条件。

　　因此，根深蒂固的强权政治模式驱使美国和中国一步步走向猜忌和竞争，如果不是公开冲突的话，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与某些现实主义者宣称的观点相反，意识形态至少和决定国家关系的国家实力同样重要。美国是自由民主国家，中国仍然是专制国家的事实更加刺激了双方的争夺，也成为两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的障碍，成为造成互相敌视和猜疑的根源。

　　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表现为政治理论家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Doyle）描述的“怀疑气氛”，这部分是因为“自由国家的认识，即非自由国家永远处于违背国民意愿的挑衅状态。”简而言之，民主国家认为非民主国家缺乏政权合法性，因为没有得到国民自由表达的认可。在他们的心中，大多数自我管理的公民根本不相信所有国家生来就是平等的，也不相信国家无论管理方式如何都有权得到同等的尊重。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在言论审查和宗教自由等议题上的冲突不是靠良好的愿望就能轻易解决和消除的肤浅纷争，相反，它们是更深层困难的症状。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侵犯人权的行径不仅从本质上说是错误的，而且是说明北京政权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本质的确凿证据。虽然美国或许在某些议题上能够和这种政府做生意，但与中国建立温暖的、信任的、稳定的关系的可能性从最好处说也是非常渺茫的。

　　民主国家也倾向于把非民主国家看作天生不值得信任的国家，具有海外扩张的危险倾向。因为将操作手法掩盖起来而造成的神秘性，非民主国家的总体军事能力和战略意图很难被人辨别出来。最近一些年，美国官员一再敦促中国同行在国防项目方面“更加透明”，但很难期待这些请求会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满足。即使北京突然一下子公布了众多事实和数据，美国分析家也会充满疑虑地看待这些，而且会千方百计地仔细审查数据以便找到欺骗和误导的蛛丝马迹。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中央集权的、严格控制的中国政府当然比开放的、分散的、漏洞百出的美国政府更适合推行这种做法。

　　非民主国家保守秘密的能力也使得它们更容易搞突然袭击。自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已经表现出欺骗和突然袭击的强烈倾向（想想北京在1950年12月参与朝鲜战争或者在1962年10月攻击印度）。这种倾向或许扎根于可追溯到孙子兵法的中国战略文化深处，但它也完全符合当今中国政权的本质。实际上，对多数美国分析家来说，中国政府的专制本质是个比文化更令人担忧的东西。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其战略和政治行为的深刻社会和文化基础或许仍然没有多少变化，但美国军方决策者或许就不像现在这样焦虑，以为中国可能在某个时候对美国在太平洋西边的军队或基地发起突然袭击。

　　这种遭受攻击的担忧因为新的认识而进一步加剧，即非民主国家因为在国内缺乏合法性的焦虑促使它试图把民众的沮丧和不满引向外部敌人。比如，某些西方分析家注意到，如果中国经济衰退，中国领导人可能试图把危机归咎于外国人，甚至归咎于台湾、日本或者美国的制造业危机，这样就可以把民众重新振作起来，把民众的愤怒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不管北京的意图如何，这种对抗很容易失控。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很难不受海外冒险的诱惑，但因为对民主领袖来说利害关系并不大（不过就是选举失败下台，而不是政权被推翻或者坐牢甚至更糟），他们不大可能为了抓住政权而采取极端冒险的做法。

　　但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相互猜忌不是单行道，也不是没有很好的理由。中国现任领导人并不像从前的领袖那样把自己看作全球革命运动的领袖，但他们仍然认为在从事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然直到不久前，他们几乎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虽然他们认为华盛顿关心人权和个人自由的说辞是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言论，但中国领导人并不怀疑美国出于真诚的意识形态热诚的动机。从北京的角度看，华盛顿是危险的、圣战的、自由的、准帝国主义强权，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推广到全球决不罢休。任何一个人若不了解这一点，他只要读读美国官员的演讲就明白了，美国誓言要推广民主并消灭全世界的独裁者。

　　实际上，因为意识形态比纯粹的战略考虑使美国对中国具有更多的怀疑和仇视，也往往强化了华盛顿帮助受到中国威胁的其他民主国家的意愿，即便不是出于利益考虑下的纯粹的现实政治算计。因此，如果不考虑台湾岛从反共的专制堡垒到自由民主国家的转型的事实，我们就无法充分解释美国在1990年代对台湾的支持不仅持续而且加深。切断美国与台北的纽带将清除美国与中国摩擦和潜在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如果台湾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仍然是1970年代的样子，即压迫成性的腐败无能的独裁政权，这样的动作或许是可以考虑的。但台湾现在已经成为真正的（虽然可能有缺陷）民主国家的事实让华盛顿难以心甘情愿地弃之不顾。

　　看到美国通过对抗和颠覆的结合摧毁了苏联，中国的战略家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担心华盛顿对自己如法炮制。这种信念使得北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美国从经济合作的热情到鼓励中国司法体系发展的努力等每一项政策。这种观念也影响了领导层对美国在亚洲活动的研判，北京相信所有活动都是针对中国的，是要有亲美国的民主国家包围中国，这反过来促使中国采取措施抗衡这种影响。

　　随着中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它开始成为中东、非洲、拉美等陷入困境的独裁者以及在苏联解体后渴望从历史垃圾堆爬出来的反民主顽固派获得灵感和物质支持的来源。美国人或许长期相信发展需要经济领域的选择自由（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自由的扩张），但至少从现在看，中国大陆成功地把专制统治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了。如果这个模式逐渐被看作发展的另外一条途径，中国在专制制度下的继续增长就可能让美国延缓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制度的长期努力，并使其变得复杂化。

　　在中国制订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的时候，它对美国考虑政权更迭的担忧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美国能够对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伊朗的现任领导人施加压力或者将其废黜，它也能够加大力度对中国做同样的事。因此，北京通过帮助这些政权生存下去实际上为将来的斗争赢得了朋友和盟友，破坏了民主大踏步前进的观念，把美国的精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来。华盛顿孤立、胁迫、打击独裁“流氓”国家（如伊朗和北朝鲜）的努力已经因为北京愿意与这些国家交往而变得复杂，如果不是失败的话。当然，与此同时，中国的行动也让华盛顿提高警惕，担心北京的动机和意图到底是什么，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相互竞争的势头。

　　像北京这种地理位置的新兴国家在其周边寻求实质性影响力或许并不奇怪。同样真实的是，考虑到中国的历史，无论国家政体如何，中国都会特别关心自己的威力展示，希望被邻国当作平等国家中的头号大国来对待。但是，最终决定它如何定义自己的海外目标以及如何追求这些目标的因素仍然是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l）指出，当我们谈论中国的意图或战略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当今领导人的目标和计划，正如他描述的“组成中共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九位男性工程师。”我们对这些人的了解显示他们最重要的动机是确保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十足的自私自利。今天的领导人及其家族享受的特权和机会是中国社会其他成员所没有的，这些东西从他们周围直接流向政治权力的各个源头。执政几十年的共产党政权一旦垮台，将意味着该体制的上层的即刻的、痛苦的、甚至致命的后果。那些希望有朝一日爬上高位的政坛新星和没有这么大野心的中下层官员也在做同样的算计。个人利益和共同命运的认识的这种结合给予了这个党国本来可能缺乏的团结。党员们知道如果他们不精诚团结，就可能被一个个捆起来吊死。这种认识迫使他们思考必须面对的每个问题。

　　但是，维持中共继续执政的动机不完全出于自我利益。领导层对党在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不可缺少性的信念是真诚的，根深蒂固的。毕竟，是中共把中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挽救出来，让中国摆脱了一个世纪的压迫和屈辱，并重新走上了世界大国的道路。在中共领袖和部分中国人的眼中，这些成就本身给了中共独特的道德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

　　展望未来，党的官员相信他们是关键人物，是决定中国继续保持稳定、繁荣、进步、和不可阻挡的大国崛起还是回到混乱和衰落的老路上去的关键。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内森（AndrewNathan）和布鲁斯·吉利（BruceGilley）对有关“第四代”（前三代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领导人泄漏出来的秘密个人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在此问题上，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不同意见或任何怀疑。胡锦涛主席和他的同事以及继任者们都非常清楚他们面对的国内外挑战，但他们有信心，有能力找到办法保持国家继续前进，实现国家目标。实际上，他们相信恰恰是中国面对的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使得中共继续执政成为必须。

　　中共牢牢抓住政权的愿望还影响到国家政策的方方面面。在涉及国外事务的时候，这意味着北京的最终目标是“让世界成为独裁政权的乐土”或至少让中国的一党统治持续下去。在过去几十年，这种确保政权安全无虞的焦点首先导致了强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国际环境。中共确保居民收入和个人福利快速改善的能力是过去30年最显著的成就，也是获得中国人的感激和忠诚的来源。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Christensen）说，经济增长“为国人带来了满意度和注意力的转移，因此也促成了国民对中共的支持（或至少减少了对党的公然反对）。”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政权用来收买反对派，向更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输送资金以防止暴乱所需的收入。

　　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北京政权对安全的追求也使得它寻求对边界之外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控制。这种外向动作既有攻击性也有防御性动机。作为中华民族强盛的大管家，中共有责任让中国回到亚洲中心的当之无愧的地位。其他国家看得见的尊重将成为政权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证据，从而帮助确立其在国内的合法性地位。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如果衰落，“承受住”传统敌人的攻击，按北京的意愿解决台湾问题或者其他国际纠纷就可能成为中共抓住政权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相信国家在海外显得越强大，政权在国内的地位就越牢固。

　　相反，如果表现软弱或者人们普遍认为国家被打败了或遭受屈辱，这将对党继续执政造成极大威胁。对其合法性的这种担忧使得中共政权对怠慢和挫折异常敏感，往往更容易决心对抗挑战和避免失败。对付这种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继续积蓄针对周边邻居的绝对优势地位。

　　而且，中共对所谓的“分裂主义”的超级敏感是其必须在所有地方在所有时间维持严密控制的观念的直接后果。因此，西藏和新疆更大自主权的呼吁被看作是对民族团结和中共继续统治的致命威胁。该政权相信如果放松了控制，即使一点点放松，整个国家就可能分崩离析。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发展足够的力量吓阻邻居为分裂势力提供援助和庇护，在必要时有能力直接干预，阻止它们。

　　即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在某些方面更加自信，但中共将继续担心意识形态方面的污染。周边是柔顺的、思想观念类似的国家比和西方保持密切关系的欣欣向荣的自由民主国家更容易帮助北京处理这种危险。在国内先发制人地阻止“和平演变”的愿望让当局有了影响周边国家政治发展进程的另外一个理由。

　　总而言之，中国现任领导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新兴大国的领袖或者因为是中国人而寻求霸权地位。他们追求支配和控制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主导的政治体制的副产品。一个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当然也会在该地区扮演领导角色，或许拥有对危害自身利益的局势发展的有效否决权。但它不会过多担心国内的不稳定，不会对民主国家邻居的存在感到威胁，也不会通过支配和控制他人来寻求其在国内的合法性。

虽然并非人人都同意，更加民主的中国将有可能最终在亚洲创造一个更加热爱和平的，更不容易陷入战争漩涡的环境。在有些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内改革将只能让北京变得更富裕、更强大因而更容易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并不能转移其支配东亚或者按自己的方式处理与邻居冲突的欲望。从长远看，毫无疑问中国将变成一个稳定的、和平的、民主的国家，但这个过程可能是曲折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开放，容忍不同意见和辩论可能在外交政策上引入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而充满抱负的领导人会竞相争取民众支持。正如经济学家和中国观察家大卫·黑尔（DavidHale）悲哀地指出的，“一个专制中国的所作所为一直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而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中国却可能产生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上新的不确定性。”

　　最致命的攻击性民族主义是在影响自由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多亏了因特网的传播和“爱国”政治言论方面的管制放松，现政权已经发现在日本、台湾、美国等问题上，每当它采取一些在“网民”看来过分软弱的立场时，自己就成为遭受批判的对象。北京有时候会挑起爱国情感，但因为担心对外国人的仇恨太容易烧到自己身上，所以当局一直费力地控制民众的情绪。而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顾虑。美国政治学家王飞凌认为，后共产党政权在台湾、西藏、南海等主权问题上将变得更加强硬。他解释说：

　　北京的“民主”政权将不再担心自身的生存，更容易受到民众感情的驱使，让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更加咄咄逼人的、缺乏耐心的、好战的、甚至攻击性的国家，至少在迅速成长为世界级大国的不稳定时期。

　　最后的附带条款是关键。即使那些最相信民主化的长期和平效应的人也承认转型期出现动荡的可能性。在他的书《中国的民主未来》中，布鲁斯·吉利承认其他国家的民主革命常常导致海外扩张的爆发，他注意到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亲民主的运动一直是带有高度民族主义性质的。虽然有这些先例，布鲁斯·吉利预测在经过或许10年的反复之后，一个转型后的国家将进入更加稳定和合作的状态，无论是和美国还是和其他民主国家邻居。

　　当然，这样的结果决不是一定出现的，这取决于难以预测甚至更难控制的事件和互动关系的演变。如果新兴民主国家和占支配地位的老牌强国之间的初步冲突处理不当将造成实际的武装冲突，如果能成功解决冲突，历史将以不同的朝着更加鼓舞人心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个转型期能够被引导不至于出现灾难，就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关系将得到改善。中国政治改革的鼓吹者刘军宁非常好地总结了这样的前景。虽然“民族主义的、独裁的中国可能成为新的威胁，但自由的、民主的中国将最终证明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这种期待并非一厢情愿。随着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深入人心，将开始出现公开的政治上有意义的辩论和有关国家目标和资源分配的真正竞争。追求名望、荣誉和决策权的野心勃勃的领导人和意见领袖将不得不与强调国际稳定、合作、妥协、推进社会福利的其他人进行竞争。鼓动军队及其工业伙伴的要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更愿意在教育、卫生、养老方面增加开支的群体的抗衡。有关中国历史及其苦难的攻击性超级民族主义将受到那些承认共产党政权在压迫少数民族和在主权问题上拒绝寻求妥协的叙述的挑战。一个沉迷于维持自身生存，一心想着对付外国势力威胁的政党领导层将被对自己的合法性完全放心的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根本不用担心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会处心积虑地包围和推翻自己。

　　一个民主的中国将很容易与日本、印度和韩国等国相处。民主国家间的信任和相互尊重将逐渐增强，人们对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对付其他国家的恐惧将逐渐减少，这将增加通过协商解决边界、离岸岛屿和资源纠纷的可能性。北京的民主政府将有更好的机会与僵持60年的台湾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与当今中共统治者不同，民选大陆政府将很少能从继续维持对峙状态中获益，因而更容易对另外一个民主政府的优先考虑表现尊重。而为满足双方愿望和消除各自恐惧的联邦安排中的伙伴，民主中国将对台湾人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只要中国继续处于政权控制下，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将成为美国利益的日益严重的挑战。如果想吓阻攻击、对抗胁迫、保持多样的开放的秩序，华盛顿及其盟友就必须更加努力更加紧密地合作，以便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区域权力平衡格局。从长远看，就像大英帝国逐渐接受美国是西半球的主宰一样，美国能够学会和作为东亚领袖的民主中国和平共处。但是在那一天到来前，华盛顿和北京将继续陷入越来越激烈的争夺亚洲控制权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