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功地阻止来自他人的跨越国界的挑战，无论是有形或无形的。移民、疾病、辐射、自然资源的贸易或者民主之类的激进思想都可以跨越和突破国家边界。随着全球在这么多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增多，国家层次上的治理已经变成奇特而有趣的使命。瑞典泰尔伯格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博•埃克曼解释说，从世界秩序的变化简史来看，任何只知道巩固权力、拒绝接受反馈的政治、经济、军事、精神体系都别指望能适应局势的变化而生存。人口增长、气候变暖、粮食短缺、政局动荡、能源供应量在最需要时减少等，这些只不过是可预料的部分压力。埃克曼的结论是，要么各国积极准备，为新世界秩序而合作，要么就一直拖到大动荡的最后时刻到来。——耶鲁全球

相互联系的特质注定使国家及其武断划定的边界消失

斯德哥尔摩：在面对全球化过程带给人类的致命挑战时，国际事务管理的现有秩序注定要失败。理由在于：它们建立在过去现实的基础上，这种现实早已被当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世界所取代。

当今世界秩序体现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欧盟、北约、东盟、20国集团、欧佩克等所组成的大杂烩，它建立在国家主权至上、不干涉他国内政和管好自己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但是全球化的发展正消解着国家的边界，实际上就是去国家化的过程。

人们认为，国家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以捍卫自身“利益”。现有的秩序实在不应该被成为国际“体系”，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捍卫该体系内部分成员的利益，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将这种利益最大化。

无论生物还是社会，任何缺乏有效反馈的体系都难以生存。反应迟钝者在竞争性环境下的进化过程中肯定被淘汰。世界秩序也是如此。

几百年来，机械论世界观主导了人类秩序的设计。

西方的观念假设了未来是可计算、可计划、可预测、可设计的，该假设建立在牛顿式的机械宇宙观的基础上。固态物理学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相信世界事务甚至自然界都可以被超级武器、经济、国家或宗教机构来控制的科学家、政客和商人。控制一段时间或许可以，但不可能永久如此。

无论生物还是社会，任何缺乏有效反馈的体系都难以生存。反应迟钝者肯定被淘汰。

但这种世界观成为秩序的基础，无论这种秩序是国家宪法，还是金融市场、海洋、健康等的管理机构，所有这些机构更关心的是巩固权力分配的现状，而不是去了解开辟变革和适应的道路的反馈。牛顿机械宇宙观至少在欧洲成功了，相信上帝是世俗管理的最终秩序，而教会就是神的代理人，君权神授。

世俗国家的突破发生在17世纪，也就是路德教派宗教改革引起的30年的宗教战争后。1648年签署了后来被称为“维斯特伐里亚和约”的和平条约。这次和平的遗产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被正式确认。世俗国家继承了无所不在的上帝给予的治理观念。

18世纪的哲学和科学进步逐渐带来了启蒙，随着新技术和市场的出现，人类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虽然其复杂程度还远没有被充分理解。这种演化带来了新手段，尤其是资本，还有权力的目标。新的政治秩序和权力秩序出现了。

管理机构只知巩固权力，而不去了解开辟适应道路的信息反馈。

拿破仑战争横扫欧洲和俄罗斯。1815年6月底拿破仑在滑铁卢败给英国，但是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就已经确定了下个世纪的利益范围，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在那时已经开始成形。

1914年，这个世界秩序走到了尽头。1919年在巴黎经过协商而签署的和平条约幼稚而天真，造成了两千万人死亡的悲剧。推动稳定、信任和善意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有关各方拒绝考虑整体利益。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梦想着在国家民主自决原则基础上建立新世界，但这一梦想被欧洲的自利主义、新兴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孤立主义彻底击碎。

实际上，这些条约建立在否认系统论方法的基础上。本应该成为和平捍卫者的国际联盟是为了自己的內爆而设计出来。没有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德国局势的发展做出回应，最后导致了比第一次世纪大战更大的灾难。

二战后，治理慢慢开始适应迅速增强的相互依赖性。

与后继者的缺乏前瞻性眼光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袭击后一个星期之内，召集了行政团队中的可靠成员开会。他请他们思考战后如何创建和平的问题。布雷顿森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日本投降，1945年在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这些带来了了新的世界秩序。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确定了反人类罪行。1948年12月10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历史上第一次引进了人类行为的共同的价值观，并通过协议、法律和宪法的形式体现出来。

渐渐地，治理开始调整，以适应人类事务迅速增加的相互依赖性和不断加深的复杂性。这一过程非常缓慢。

20世纪中，物理学、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更多是根据现实性模式形成的，而不是机械宇宙论的简化论者模式，这促成了市场开放和全球化加深的基础。迅速的、大规模的技术转型和重心转移终结了西方霸权的必然性。2008年华尔街内爆就像晴天霹雳，凸显了新世界的轮廓。

理解社会体系的复杂性以及与技术的互动，释放了从前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全性（不管是自然资源能否满足很快将超过90亿的人口的消费，还是投资和安全）从传统思维方式的宿命论的、线性的本质中呈现出来。

我们正在创建的互联系统必须旨在服务于全世界的利益。现有的秩序注定要失败。

我们正在创建的互联系统必须是旨在服务于全世界的利益。现有的秩序注定要失败，就像前辈的失败一样可以预测。财政赤字刺激了中东和北非自下而上的革命洪流。停滞不等于稳定。欧洲、阿拉伯世界和美国都在进入一个剧烈调整的漫长时期。

一个体系的破裂将伴随着新体系的成立。借用欧盟外交官罗伯特•库伯的话说，接下来将出现“国家的解体”。

新秩序所需要的是一个切实的平台，提供人们基本的社会和物质需要，即善解人意、休戚与共、自由、公正、平等、安全和尊重，这些都是人类精神和大自然的永恒组成部分。该平台会保证可持续性，确定各自在维护生态系统中的义务和权利，创造全球秩序以处理互联系统和相互依赖的全球议题。

在这些任务中，首先要稳定生态系统和把二氧化碳恢复到“正常”水平，远离“临界点”的危险区域。这要求世界秩序要能够：

•  组织复杂的全球能源网络，为人类行为提供清洁安全的能源 

•  确保每个人都负担得起食物的消费

•  创造就业机会

•  提供对金融体系的诚实监管，满足投资消费和新科学资本的需要

•  使人的潜能得到释放和发展，挖掘生活无限的复杂性。

在最后和主要的这一目的中存在着无限的希望。在准备新世界秩序时，我们必须忽略世界末日的警告，想象90亿受到良好教育的、具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人。那是希望的前景，不是威胁。

警惕派别领袖把我们引入歧途，用一个上帝反对另一个上帝，用自己的利益反对他人的利益。我们需要全世界的领袖，而不是小集体的利益。

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智慧之上。

博•埃克曼是瑞典泰尔伯格基金会创始人和主席。

Rights:版权信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