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核事故的反响经常超越国界，在地震-海啸损毁福岛电站的反应堆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例证。连环爆炸向空气释放出放射性物质，日本很快向大海倾泻了超过11000公吨被辐射污染的水。这组上下两篇的系列文章分析了为避免将来的灾难，我们如何迫切地需要国际性能源计划、政策与规制。在上篇中，尼娜•内策（Nina Netzer）与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 Stiftung）这家促进全球化对话的中心共同主张，核能并非值得孜孜不倦地追求与补贴的合理替代物。2008年，核能占世界主要能源生产的百分之六。公民们对灾祸胆战心惊，而该产业又欠缺对乏燃料棒及其它废弃物令人高枕无忧的储存方式。德国、中国、印度和突尼斯等国都在发展和促进得以持续至下个世纪且不破坏环境的替代能源。——耶鲁全球

日本核灾难迫使各国反省国际能源政策

柏林：福岛的地震与核事故发生两月之后，对核能前景的争论方兴未艾。日本的经历可能成为一道分水岭，为全球能源政策的可持续发展结构扫清了道路。福岛事故凸显了，尽管人类已经在技术进步推动方面成就斐然，在安保措施部署方面尽职尽责，但依然无力掌控核能的危险。

尽管我们可在某些国家看到思路的转变，但其他国家还是坚定不移、按部就班地拓展核能。最为明显的反省迹象出现在德国，日本事件的前车之鉴让他们做出了根本性的转变：仅在数月之前，政府刚刚批准德国的17座反应堆平均延长使用期12年。但福岛事故之后，政府迫于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决定将这部新法令冻结三个月以备安全审查。此外，政府还通过了一项六要点行动计划，增加政府补贴，主要支持离岸风能和电网扩展，从而加速终止核能的使用。像俄罗斯和法国等其他国家则宣布，它们准备按原计划推行核能扩展。折衷来看，问题是：福岛事故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范围内的民用核能？

反应堆都不安全，在永久储存核废料方面也没有广为接受的方法。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日本首相菅直人（Naoto Kan）近来宣布要遏制核能，支持可再生能源。目前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电力供应源自核能的日本，已经放弃了扩展核能使用的各项计划。取而代之的是，菅直人宣布关停35座核电站，并大规模拓展可再生能源。

近来有关于全球核能可能复兴的讨论，但实际上多半只是说说而已。除了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若干国家接连宣布意图建造数十座新反应堆并增加核能在其国内能源组合中的比重，核能在目前世界能源供应中的份额依然无足轻重。根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或简称IEA）的统计，2008年核能在主要能源生产中占百分之六。

人们应把核能视为环保方面的死胡同，而非对气候保护的贡献。

核能所占份额相对较低，这既是因为经济和环境方面的诸多忧虑，也是由于安全保障方面的诸多风险。种种核事故，诸如25年前发生在切尔诺贝利（Chernobyl）的特大熔毁（super meltdown）或者近数十载以来出现的各种较小事故，都表明不存在安全的反应堆。再者，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已经发展出安全的方法，永久处理以社会接受的形式进行核能发电所产生的废料。根据国际原子能组织（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或简称IAEA）的统计，世界上每年都产生超过280万立方米的放射性废料，而该问题将因核能产业的扩展而恶化。福岛电站核废料中涌现的放射物，以及存放在每个反应堆旁的超过50吨的乏燃料棒，再加上超过6万公吨用于冷却反应堆的废水，这些都在内核熔毁的危险之外雪上加霜。

核能是否构成对可再生能源的一种无损于气候的替代物，人们就此同样争执不下：的确，核电站在操作中不排放二氧化碳。然而假如我们虑及直到核电站关停为止的整个建设与操作环节，尤其包括铀的开采和等量燃料棒的制作，那么其中肯定会释放温室气体，因为那些过程中很多都要用到矿物能源燃料。此外，该部门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不是很大，因为核能在全球主要能源生产中所占比重较低。鉴于以上困难，人们应把核能视为环保方面的死胡同，而非对气候保护的贡献。

人们对已探明铀资源的预计可用时间意见不一，从20年到200年不等。

从经济的视角看，使用核能并不划算。事实上，核能是最为昂贵的发电方式，仅是因为五花八门或公开或隐蔽的补贴，核能发电才在许多国家成为经济上可行的方案。比如在德国，1950年至2010年间对核能站电能的补贴高达三千零四十亿欧元，约合超过四千三百亿美元。非仅如此，相关的责任保险成本以高额电价的形式转嫁给了消费者。长远看来，核能作为能源的又一大问题是有限的铀资源：人们对已探明铀资源的预计可用时间意见不一，从20年到大约200年不等。

纵然有这些障碍，然而很明显，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迅速成长的新兴工业经济体都在想方设法来满足扶摇直上的能源需求。自福岛事故以来，许多国家中都对扩展可再生能源取代核能一事展开了激烈争论。在原则上讲，可从诸如水、生物量、风、太阳、地热和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资源中得到的能源足够充沛。开发它们的成本是高昂的。要想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国家发电量中的份额，政府就必须做出政策抉择，做好准备，把法律规制、基础设施改善、研发以及经济激励结合起来，这些是初始发展必需的成本。

不少国家已经做出好的示范，表明逐步淘汰核能并促进可持续能源供应的做法，能够有助于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和缓解气候变迁。

德国通常被推崇为最佳表率：《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引入让可再生能源所占份额在仅仅十年间从一无所有跃升到百分之十六，并带来了经济收益和三十六万个新就业岗位。

要增加可再生能源，政府就必须做出政策抉择，准备好付出初始发展的各种代价。

又一例证是印度，该国缔造了世界上最为生气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之一。印度在调用风力发电和小型水力发电方面已经挑起大梁，现在又准备在太阳能上一展身手。

我们也在中国看到大量的政府动议，该国已经引入了新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标准，对节能翻新提供资金支持，还给予支持绿色技术的企业以赋税减免。

突尼斯的“太阳能计划”同样值得关注，政府最初就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投资了两千万美元，而该计划已使得政府在2005年至2008年间的能源开支方面节省了十一亿美元。

同样重要的是，在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等国实施的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回购电价（feed-in tariffs），或者在日本或韩国施行的阶梯电价（progressive electricity tariffs，价格据此与消费量正相关上扬），这些举措都促进了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在国际层面，福岛灾难又一次表明：全球范围内对原子能的逐步淘汰迫在眉睫。为了促进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向，有必要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而非传统能源进行投资。核能并不是今后可行的替代物，全世界亟需一种无害于人类和环境、并将在日后数百年时光中仍然可行的能源供应。

尼娜•内策在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的全球政策与发展部（Department for Glob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负责国际能源与气候政策。点击此处获取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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