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误解的非洲

提及非洲，国人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这是一块饥饿的大陆、贫穷的大陆、动荡的大陆，等等。这些印象有很多都是有问题的，它们会严重误导我们对于非洲的理解。下面粗略来分析一下这些误解。

由于温带国家的经验，我们会认为由于粮食短缺，导致非洲成为一块饥饿大陆。很多照片会强化我们的这种直观印象，如著名的题为《饥饿的女孩》的照片，以及多幅关于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的照片等。然而，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非洲饥荒年份的收成往往并不差，饥荒的出现不是因为粮食短缺，而是因为粮食分配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亦即问题与产量无关，而与社会治理有关。更进一步，我们所熟知的非洲饥荒都是发生在撒哈拉附近的非洲部分，而在撒南热带非洲则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热带非洲的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大自然提供的食物即确保了不会出现饥荒问题，相对简单的劳作便可有收成，这些地方存在的不是饥荒问题，而是贫困问题，表现为普通非洲人无力消费一般日用品，生活水准低下。对温带国家而言，贫困与饥荒相伴，但我们不可以此来同样推断热带非洲。

人们认为非洲是一块贫穷的大陆，此种认识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非洲社会贫富高度分化，穷人虽然吃饭没问题，但基本无购买力；富人则生活在高水准当中，其群体比我们通常想象要大，极富消费力。由于本土极其欠缺生产能力，非洲的基本工业品都需进口且严重供不应求，以致在非洲的日用品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比中国要高不少。从潜力角度而言，非洲更是极其富有。无论是丰富的矿藏，还是上佳的耕地，再到极佳的林业、水利资源等，都为非洲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这些资源目前的开发都比较有限，因为非洲欠缺资金、技术、以及基础设施，究其根源，也与非洲国家建构、社会治理等能力的欠佳有关。

国家建构、社会治理的欠佳的确可以归结到非洲的动荡当中去。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更细致地来看。一方面，不间歇的动荡是独立后非洲国家的一个特色，基本上延续到冷战后10年多的时间，但是进入21世纪，非洲的动荡问题已经大为消解，当下，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都比较稳定。电视上偶尔看到个别非洲国家又发生内战，但不要忘记那不过五十三分之几的事情（非洲有53个国家）。另一方面，非洲的动荡与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结构等有着密切的关联，要找到突破口，还需要先弄清楚现时政治、社会结构的来龙去脉。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非洲

近代以前的黑非洲差不多是在独自发展，其与外部世界的实质性联系比较有限。但到了500多年前欧洲人探索新航道的努力成功以来，非洲被整合进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之中。此过程中的非洲基本上不是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主体出现的，相反，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客体，处于被西方文明塑造的地位。西方的拓展过程可进一步分为几个阶段，非洲在其中被动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16、17世纪是初起阶段，此时西方力量的扩张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方式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最初开始了对于海外帝国的拓展，它们率先占领了大量的殖民地。继之而起的荷兰、英国等国则开创了大不相同的商业帝国模式。两国的冒险商人发明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等现代商业制度，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海外商业活动。其时最为重要的贸易路径之一便是著名的“三角贸易”。欧洲商人从本国出发，装载盐、布匹、朗姆酒等，运至非洲西部沿岸地区贩卖；然后购买黑人奴隶，穿越大西洋，运抵美洲种植园；再在美洲购买糖、烟草和稻米等返航欧洲。这条航线的路径大致构成三角形状。三角贸易利润惊人，欧洲商人借此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对于早期的商业帝国主义而言，贸易据点和海上航线的占领比土地的占领更加重要，所以欧洲在非洲的存在只表现为零星的贸易据点，没有大规模占领。非洲在该秩序当中的地位是很悲惨的，黑奴作为商品，使非洲被动地裹挟进西方商业帝国的发展当中。不过我们还要客观地提出，被掠上船的非洲黑奴，多数并不是欧洲人直接捕获的，而是由购得了欧洲人的枪炮的非洲沿海部落，到内地部落捕获来转售的。后来这些敌对部落在依殖民疆界而划定自身的非洲独立国家中被迫并存，其彼此冲突由来已久。

在欧洲方面，贸易争夺伴随着战争，但欧洲人也在寻找这一切的规范。终结了“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国际秩序的一般规则，包括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单位等，形成了现代国际法的来源。欧洲人将这套国际法规则视作国际“文明行为”的基准，未接纳该套规则的地方，便不被接受为平等的对手。于是非洲被进一步从法律上规定为低等的，需要欧洲人的全方位规训。这一规训不久就到来了。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早期的商业帝国主义开始转型为工业帝国主义。工业经济需要的是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以及不断扩大的销售市场。对最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而言，商业帝国的海外模式并不需要太多变化也能满足这些条件。但是进入19世纪中后期，欧洲大陆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尤其是德国，其经济实力迅速攀升以致超过了英国。此时的德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相对而言领土的狭小、地处中欧的不利地缘格局、多年分裂的记忆、几个世纪以来作为欧洲战场以致生灵涂炭的历史，都令得这个新崛起的强国在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不安全感。该种情结在经济猛涨的催动下转化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力图谋得“阳光下的地盘”。就海外而言，此时只剩下非洲还有大片领土有待征服。适逢德国的世仇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大力在非洲扩张以恢复元气，而英国担心法国的扩张会将原料与市场向英国封闭，也在非洲摩拳擦掌。为了协调列强的行动，在俾斯麦的主持下，1884年召开了柏林会议，达成了关于非洲瓜分规则的共识。短短十几年之后，在非洲几乎已不再有“无主”的土地。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极个别的地方，非洲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他们的家园被欧洲人在地图上依照尺规而分割，一条条沿着经纬线厘出的界线框定了他们此后的命运。后来的经济史表明，对列强而言，非洲殖民地的占领无论从移民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原料、市场等经济角度来说，都不是很划算的，对非洲的瓜分只不过是争霸各国在囚徒困境中的疯狂之举。然而，这段历史却对非洲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它第一次将非洲完整地整合进一套国际法权秩序之中。作为个体的非洲人也许仍然不是“文明”的，但是作为土地的非洲大陆则已被纳入“文明”秩序，需要服从国际法的调节。非洲在此阶段保持了独立的两个黑人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也逐渐被接纳为正式的国际法主体。非洲的地理空间被现代国际法权所分割，欧洲瓜分所留下的边界，正是后世非洲国家独立后的领土疆界之表达。尽管它常常将相同的部族分隔在了不同的国家，但无损其国际法上的效力。非洲以一种怪异的身份开始卷入了现代世界秩序当中——非洲土著没有权利，土地被白人所划分，同时，或是占据了黑人土地的白人以“非洲人”的身份来主张国际权利，或是白人总督治理当地的领土，并以统治无完整民事权利的孩童的方式来统治黑人。非洲被动地获得了一种国际法身份。

嗣后不久爆发了两场耗尽欧洲元气的世界大战。在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正当性基础即发生了巨变。既往的帝国瓜分模式不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一跃而为新的正当性基础。该一理念为非洲人的独立建国之主张奠定了基础，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化作现实，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黑人以新的方式进入了国际法权秩序当中。

然而，国际法权秩序的主体与国际政治秩序的主体还是两回事。白人殖民者的直接统治退出了非洲殖民地，但是他们通过对于非洲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对外贸易等的掌握，继续着对于非洲的间接控制。在欧洲的区域性控制之外，非洲国家还更处在一个全球格局的约束之中。它们独立之后，便迅即面临着一个在冷战之中选边的问题。常见的情形是，新独立的国家内部两派甚至更多的派别彼此之间争斗不已，各倚一方，于是血腥的内战便爆发了。有些国家打了几年之后，一个强人压制住了所有对手，依托着外援，建立起独裁统治；另有些国家则是内战持续多年也未见分晓。所以，这个时候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内部秩序，它是从属于冷战秩序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两大阵营不再争夺非洲，向这里的资源投放骤减。过去的一些独裁者马上遇到了财政困难，无法持续下去，非洲很多地方再次爆发内战，尤以两次刚果（金）内战为甚；甚至爆发大屠杀，一如卢旺达等地。经过十余年极度的动荡，秩序再次稳定了下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初步可以说具有一定意义独立性的非洲秩序诞生了，虽则这秩序还有着严重的问题。

这一非洲秩序迅即被统合在全球资本秩序之下。在美国的主导下，二战后建立了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与机制。它们具有技术性、中立性的外观，但美国正是通过它们实现对于世界的柔性网络控制，建立了资本帝国秩序。它在冷战期间局限在西方阵营当中，但冷战结束之后覆盖了全球，适逢信息技术革命的出现，于是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了。非洲秩序被统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开始了其艰难的发展。对于欠缺资金、技术、基建等等各项发展条件的非洲国家而言，当下的发展途径只能从出售资源起步，以此来换取外汇，并进而换取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然而，在非洲已不在两极争霸格局下作为被拉拢对象的情况下，其外贸条件颇为不利。非洲的矿产以及农林产品的出口，需要纳入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体系当中。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基本上在纽约、芝加哥、伦敦等几大期货交易所被确定下来，某种角度上来说它并不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而是由大资本决定的。只要有足够的资本来运作，能够囤得住货，价格便被其操弄于股掌之间。由于能够调动如此规模资本的大公司数目很有限，于是寡头垄断的定价机制便可形成。这是资本秩序的一个自然结果，可不做伦理评价，不过这毫无疑问使非洲国家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非洲的独立与内在的问题

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地区以及南非，与撒南黑非洲区别很大，不可一概而论，故下面只就黑非洲来展开讨论。黑非洲是个传统的农牧业自然经济地区，殖民者在部分地区建立了城市，带来了现代商品经济，但其表现为与周遭地区脱节、直接联系于世界市场的矿业经济与种植园经济，在这些外向型经济飞地的周边，是广大的自给自足传统经济区。这样一种二元经济对于非洲的传统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破坏，并伴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进程，延续到独立后。

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主要是在城市展开，其中粗略地说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一支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以及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他们力图以成立由黑人掌权的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摆脱殖民统治。对这些人而言，殖民统治根本上是个政治问题。他们同时希望用西方的文明来改造“愚昧落后”的非洲传统。另外一支是大量走出乡村来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的非洲民众，他们在经济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脱开传统社会又使其失去社会保障。对这些人而言，殖民统治根本上是个社会经济问题。两支力量都对白人的殖民统治不满。在独立运动中，两支力量合流，但其诉求并不一样。精英团体力图取殖民者而代之，依照西方模式建立国家，但是势单力孤，便动员一般大众，宣称赶走殖民者将会迎来非洲人的解放；一般大众为了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便与之合作，赶走了殖民者。

政治问题的解决使得许多非洲本土精英转为既得利益者，然而非洲的经济结构没什么实质变化，大众关心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就并没有解决。这种情况下，对大众的动员可能形成新的动荡之源。于是一些非洲国家精英的统治转向了专制，而这种统治往往是进一步强化了旧的殖民式经济结构，就更将这些地方的非洲精英与一般大众及传统社会隔绝开。另一些国家的非洲精英力图在非洲带来根本的社会变革，认为这是非洲解放的根本途径，这就需要对一般大众保持高强度的动员，这种动员机制必然走向“非洲社会主义”。力图以一个逻辑上先在于“国家”的“党”的领导，解决政治与社会这双重问题。在冷战中，西方与苏东两大集团各自支持一批非洲国家，使得两条路都还能维持，政治问题貌似解决了，经济上则使得非洲国家进一步殖民化。冷战后，解决经济问题的失败，使得非洲国家政治又陷入动荡。经过十余年的内战，各方人困马乏，于是秩序大致稳定了下来，但这是因为人们无力再战，而不是问题得到了解决。

飞地经济在城市里带来纵向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二元经济结构在城乡之间复横向地转化为二元社会结构。由于黑非洲国家农业政策的失败，以及连年的战乱，大量人口从内地农村涌入少数几个大城市，以致非洲的城市化率超过了40%。然而城市中并无相应的产业支撑如此庞大的人群，过度“城市化”的后果便是非洲大部分城市中均有90%以上的人口无正式工作，以临街叫卖等零工方式勉强度日，月收入仅够糊口。许多城市人口甚至也要种地以获取粮食。但由于城里毕竟提供了更为热闹的生活，他们并不会愿意回到乡下。这个庞大的人群是潜在动荡源，构成了黑非洲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在黑非洲的农村，由于基础设施不足、销售体系未形成，除了少数地方，大部分仍然处在自给自足型农业状态之中。因为自然物产丰富，这些人还不至于挨饿，但是也仅是处在维生水准，贫困发生率很高。而由于飞地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裂解，使得在乡村地区依靠传统的社会保障体制也面临困境，这将进一步危及社会稳定。在此之外，黑非洲的部族问题带来更复杂的局面。现时的非洲国家都是由殖民疆界框定出来，敌对的部族可能被划定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部族又可能被分割在不同的国家。以致在黑非洲，除了极个别国家之外，国家认同仍不及部族认同，这是国家动荡分裂之源。而基础设施的落后使得国家的物理统一难以实现，这带来更多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非洲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对当代非洲政治动荡问题的解决，若不联立于社会-经济问题，则必定无法成功。但是由于部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使得非洲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又都无法在既有的民族-国家框架中获得有效解决。

中国崛起与非洲的新机会

要解决非洲的这些问题，需要在城市里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不一定要让多数人都有正式工作，只要能给大家以好的预期，便可有效消除动荡危险；需要为非洲的乡村农产品提供广大市场，以便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需要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便帮助农产品、内地的工矿产品能够更有效地运出去，实现国家内部二元经济的逐渐消解，以及实现国家的物理统一；要实现这些，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以及需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改造一个社会的经验与想象力；在此之外，还需要有一支超国家的力量来推动，以便克服部族问题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张力带来的阻碍。因此，非洲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但是外部世界在过去所提供的诸多帮助成效不大，而中国的崛起则可能给非洲提供了新的机会，当然，反过来非洲也对中国的崛起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参与到了全球资本秩序当中，逐渐吸纳了西方世界的产业转移，崛起为世界工厂。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现象，其独特性就在于中国的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具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国家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由于中国的体量，它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原材料吸纳者与一个世界性的制成品输出者。中国对于资源与市场的需求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崛起这件事情本身，便呼唤着在全球资本秩序的侧旁进一步形成一种新的全球产业秩序，共同构成未来新秩序的基础。

出口矿产资源为主的黑非洲国家会在此一全球产业秩序中获得自己的地位。中国对于工矿业原材料与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刚好可以为非洲提供急需的广阔市场，帮其换取急需的外汇。然而非洲受困于资本秩序所控制的全球定价体系，中国同样受困于此，表现为我们“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通过改造，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适应于新的格局，是当下的一个重要任务。改造不是推倒重来，而是通过新的谈判议程的推出，来渐进式地完成变革。对于新议程的提出，需要该倡议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并在议程所涉领域具有重要的利益，其所倡议的主张才可获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主导大国的认真对待。由于中国在国际议程设定问题上的生疏与不自信，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主动地表达并落实自己的利益，这需要时间与场所来学习。非洲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就当下而言，中非贸易的迅速发展，使中国有正当的理由与需求，在非洲发起新的议程谈判。并且非洲也需要有西方以外的力量来改变国际贸易秩序，从而至少是使得自己有讨价还价的空间。非洲是中国的一个上佳学习场所，并且对方很可能也正欢迎我们以这种方式到来。

通过设定新议程来拓展国际空间，对于中国还有一种意义。中国的崛起面临核时代这样一个环境。核大战的威胁使得大国之间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通过战争等手段来实现国际秩序与权力分配格局之间的匹配。新的全球秩序只能是通过一套国际机制而形成的抽象性控制来实现，此即前述之资本帝国秩序，这一点在冷战结束后变得尤其明显。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国际秩序的变迁是通过对于新的国际机制之议程的设定权的争夺与转移来实现的。中国的崛起，只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表达为一种政治经济学过程，“和平崛起”便是一种战略必须，而不仅是个口号。

非洲与中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换取更多外汇，但是新的问题马上就又浮现出来。如果非洲内部部族结构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张力不被有效化解，则积累的外汇可能会转化为大批的军火，脆弱的秩序会再次陷入动荡之中。非洲当下的资源型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矿业资源开发是高资本、低就业、高利润的一种行业，又及矿业资源只面向国际市场而与国内基本无关，这便极易形成若干个精英寡头对国内矿业的垄断。这一方面带来前述的精英与大众的分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垄断而带来的精英寡头之间的争夺，结合于贫富分化，很容易衍生成部族冲突。于是垄断寡头有足够的激励去购买军火积蓄实力，内战又会被培育起来。这是任何非洲发展方略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为了克服这一点，需要找到一种超越于部族与国家之上的力量，既可推动发展，又可消弭冲突。非盟具有这种超越性的政治地位，但是其现实的物质力量则有欠缺。可推动发展的物质力量只能从资本上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足够大的资本，可以覆及各国，同时它又必须是一种产权不可分割的资本形式，以免重入寡头割据的结构。通过这样一种资本力量，便可以有效地整合部族与国家，从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法权力量与以该种资本为基础的超国家力量这样一种双层治理结构。该种结构在具体治理上逐渐虚化国家，强调非洲的共同利益，于是跨境部族、境内部族冲突等问题便都有解了。

目前比较容易想象出来的该种资本形式，就是非洲大陆上的跨国铁路。跨国铁路的修建与运营都需要大资本的参与，由于其规模经济性，各国对其产权的分割将带来运营效率的极度低下。而一旦跨国运营成行，则它可以带来相当多的连带经济效益，各沿线国家的精英寡头会愿意分享，从而其会被有效地整合进来。应该由非盟建立专门委员会来主导该种铁路的建设与运营，通过对于国际资本与建设力量的引入来完成该工作。中国在这方面拥有足够的资本与建设经验，可以与非盟之间形成高度的合作关系。一直欠缺实质性物质力量的非盟，可以该专门委员会为依托，获得对于各国的实际影响力，促进非统工作。

通过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可以将非洲内部的各种资源激活。具体说来，原本地处偏僻的矿产资源，可以被有效开发了。可以通过一些制度设计手段，将该种新开发的资源纳入类似于前述的非盟专门委员会的监管当中，由此所得的利润摆脱沿线国家的精英寡头的垄断控制，而纳入非洲的国家公共财政，进而转化为一般民众可以分享的福利结构。新资源的开发，与精英寡头垄断的旧资源之间可以形成市场竞争，从而逐渐弱化寡头在国内的影响力，为政治上的顺利转型创造条件。

地方的道路设施、基层金融体系、服务机制等亦因大规模铁路建设为契机而有了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原有的自给自足之农业生产模式可以转化为商品化农业生产，中国将为其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农产品的充分市场化，更会使得非洲的粮食分配机制获得极大改善，化解其可能出现的饥荒问题。困扰非洲的城乡二元格局，因此可能逐渐化解。非洲问题的解决，同样需要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当中完成。

在这样一种前景性展望当中，中国与非洲相互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与非洲的这多重合作不仅仅是带来物质性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它还可能带来精神性的提升。

虽然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带来了深刻的不安全感。甚至在今天，它也仍然没有消除掉，“大国崛起”的高调不过是这种不安全感换了个面具展现出来而已。物质力量的积聚并未带来我们在政治上的足够自信，以致一方面对内对外的政略行为上常常进退失据，一方面不自信的内心被裹挟于各种各样虚诳的民族主义热情之中隐藏起来。这种悖谬的原因正在于，政治并不单纯是物质的聚合，而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表达，精神的缺失必将带来政治的迷茫。要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找到我们的精神支点，中华民族也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我们在非洲的努力，可以帮助它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与条件。如是，则将中国的发展外化为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我们庞大的物质力量便会被导入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秩序的轨道，找到其恰切的出口与用途，从而也给予其他国家以安全感。中国的崛起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展开，但它最终必须要绽放为一种深层的政治哲学，确立起中华复兴的精神支点，使我们获得精神上的饱满与政治上终极的自信。

这一过程将会表达出中国崛起的世界历史意义，那就是，中国的发展便意味着世界的发展，世界的问题反过来被内化为中国的问题。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