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的固有特点之一，过去十年间，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北半球的主要工业国最初对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赞赏有加，但随即异口同声地抱怨中国冲击了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同时也愈发担忧北京在国际舞台上抢走了他们的风头。上述发展势头在非洲最为明显。非洲曾是一片被人遗忘的大陆，自冷战结束以来，长期处于国际利益的边缘地带，日益衰落。随着中国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力不断增大，中国开始直接参与非洲大陆事务，通过带去新的投资与贸易机会帮助非洲重振经济，并协助非洲的政治力量恢复了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一、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根源

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保持着其他国家不及的稳定增长。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中国成功跻身全球制造业与生产业领先之列。保持高水平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对于中国经济举足轻重，而且也对维护其社会与政治全局稳定至关重要。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经济需要从国外进口关键性能源、矿物及其他资源。为了应对这一需求，中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政策是大力宣传“走出去”战略。通过该战略，最终有100多家经过改革重组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政策和资金的优惠渠道以及打入海外市场所必不可少的外交支持。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持有国，外汇储备高达2.4万亿美元，中国正利用这些外汇储备争取在能源与战略性矿产资源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现在看来，借此进入急缺资本的非洲市场是相对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同时，除租用资源或签署供应协议之外，中国政府还乐意提供全套激励措施，旨在满足非洲精英阶层的特定需求，从总统府到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不一而足。事实证明，这对于确保与非洲顺利进行交易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项措施基于一项广为人知的条款：中国政府坚称不会干涉非洲各国内政。欧盟或美国则截然不同，在向非洲提供发展援助项目和投资时都限定了一些条件。由此可见，中国对海外资源有着国家主导型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寻找新兴市场，希望帮助中国企业扩大投资与贸易机会。不过非洲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这也使中国在实现其雄心壮志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限制。

1.资源安全

中国在非洲资源部门所占据的地位在过去的15年中飞速提升，从微不足道的参与者发展为握有重大利益的伙伴，获得了安哥拉、苏丹等国的石油租用权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非等国的矿业特许权。中国与非洲的双边贸易总额在2010年超过了127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非洲与中国的交易：非洲用开采的石油、战略性矿产资源和一些原材料等资源交换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在1993年，中国还只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3年）以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2004年）。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能源安全的重新分配已是中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核心考虑。

中国是主要石油生产国之一（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4.8%），而且炼油能力以及产油量仅次于美国（分别占世界总量的8.5%和8.7%）。尽管如此，中国只能满足不到一半的国内石油需求。从更广泛的视角看，2007年，中国的石油消费总量占全世界的9.3%（这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占全世界总量的24%）；石油进口总量占全世界的10.2%（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的33.9%和日本的12.5%）。中国的石油消费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番。根据O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统计，在未来的十年中，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将跃居世界第一。

虽然中国早在1993年就已经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但直到21世纪才将能源安全列入政治议题的中心，尽管其他能源也包含在内（比如煤炭、天然气、核能、水力发电以及代用燃料），但石油仍然是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石油是中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领域。此外，中东与北非相继发生的政局动荡愈演愈烈，受到中国高度关注，更促成了多元化战略的诞生。由于中国与非洲具有内在的互补性，所以中国政府迅速把非洲列为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举例说明，2005年中国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2007年12月发表了《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08年7月则发表了《中国外交》白皮书，在首章即特别提及“高油价时代能源安全问题凸显”。   

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也开始在石油以外的其他开采业部门依赖海外资源，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大陆在新世纪不断增加经济互动。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本金属消费国。因此中国成了国际市场上金属价格飙升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铝、铁矿石、铅和锌的消费国与生产国，同时在其他矿产资源的供应与需求市场上占据很大的比重。

最后一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经过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首次体会到农产品供应的不稳定性及其市场局限。就农产品进口总量而言，中国占全世界大豆进口总量的44%，棉花总量的35%，棕榈油总量的20%，以及大米总量的2.5%，位居亚洲地区首位，而日本、印度和韩国的需求量则落后于中国。虽然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有望为中国农民发展地方农业创造更多机遇，然而中国也受到了物理条件的局限——尽管幅员辽阔，但中国的可耕地面积仅占全世界的7%——而且过去的几十年间，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导致成千上万公顷肥沃的土地不再用作农业生产。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货膨胀和不断减少的供应可能会造成不稳定，国务院于2005年发布的一则食品安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其后，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为期20年的食品安全战略，初步结论于2008年11月发布。该战略明确规定了衡量国家食品安全的指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18亿亩耕地，保障粮食自给率达到95%。

2.非洲的丰富资源

在这一大背景下，非洲在中国寻求资源安全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非洲大陆拥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碳氢化合物、矿产资源与木材，因为非洲数十年来政局动荡、基础设施薄弱，并缺乏投资，这些资源绝大部分尚未开发利用。中国尝试率先进入非洲的资源部门，但必须考虑既得利益国在当地的极大优势，主要是美国、法国以及英国，它们实行的是同一种投资模式，复制了殖民地时期的分工，这种分工可以从冷战时期的政治窥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数十年间，各国将纷纷争取在非洲大陆施以经济和政治影响，竞争愈发激烈。

以区域计算的话，非洲是全世界第三大石油储备区，2007年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9.5%，仅次于中东的61%和北美的11.6%，领先中南美洲（8.5%）。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非洲拥有最快的石油储备增长率，在过去的20年间翻了一番。从小区域来看，北非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平分了非洲大陆已知的石油储备。利比亚（占非洲总储量的35%）、尼日利亚（占31%）、阿尔及利亚（占10%）和安哥拉（占8%）拥有最大的储备量。就生产而言，非洲的世界排名是第四位，占全球总量的12.5%。上述四个主要产油国的生产量排名稍有不同，尼日利亚是非洲的最大产油国（占非洲总产量的25%），其次是阿尔及利亚（占21%），利比亚（占20%）和安哥拉（占18%）。

非洲的非燃料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其中南非更是无价之宝，因为其国土下埋藏着全世界最丰富的矿床之一。就其他矿产而言，南非是最大的铂金生产国（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0%以及总储量的90%）和最大的锰生产国（拥有全世界锰储备的75%），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金矿生产国（2007年澳大利亚超过南非，跃居榜首）。另外，南非还是主要的煤炭生产国，并开发了世界领先的煤炭转化为合成燃料的技术，这为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中国创造了新的机会。中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两家中国企业和南非国营的萨索尔公司组成了合资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刚果（金）坐拥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其矿产资源鲜少被开发利用。刚果(金)是世界上最大的钴矿生产国（占总产量的36%），拥有全世界已知储备的一半，同时也是最大的钻石生产国（约占总产量的33%）。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非、博茨瓦纳的钻石产量之和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并拥有已知钻石储备的60%。其他矿产资源储备丰富的非洲国家包括加蓬（锰矿）、赞比亚（铜矿与铁矿石）、津巴布韦（铂金）、安哥拉（钻石、铜矿与铁矿石），这些国家也都深深吸引着中国。

最后一点，非洲的农业与林业资源仍然有待开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非洲1.84亿公顷的耕地中，只有14%被开垦，其中的93%已开垦土地还在依靠降水，化肥使用率少之又少。农业仍然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主要就业去向，但非洲农业生产力低下，长期缺乏投资，并且很难进入潜在的外国出口市场。当然，环境因素对非洲大陆农业的限制不可小觑，但在中国看来，这类阻碍发展的困难是多么似曾相识。一些中国农民已经在乌干达、南非和赞比亚建立了私营农场；同时更大规模的农业公司正在与非洲很多国家的政府进行协商，争取租赁到更多土地用于生产。就林业而言，一些非洲热带地区拥有成千上万平方米的原始木材，吸引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前去采伐——不过有的是合法行为，有的则是非法砍伐。

基于这些经济优势的互补，中非双边贸易飞速增长，举世瞩目。近来的中非贸易印证了二者巨大的互补性，这一优势支持着双边关系生机勃勃地发展。在1995年与2000年之间，中非商业交易增长了一倍以上，从40亿美元增至100亿美元，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翻了四番（2005年高达420亿美元），并在2008年超过1060亿美元——提前一年完成2008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峰会上提出的目标。尽管相对而言，非洲仅占中国外贸总量的3%，可谓微不足道，但其增长率却是所有地区中最高的。

3.新市场

资源安全是当代进入非洲市场的各种动力首要考虑的因素，以中国的能源国企一马当先。尽管如此，扩大非洲贸易、充分利用商机的需求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的政策是利用中国财政支持中国的建筑工程公司在非洲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该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中国采取了降低风险的协同战略，同时也激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寻求机遇。的确，调查数据表明中国企业一旦在非洲市场扎稳根基，就会“预期它们肯定能在未来获得更多合同”。中国向新市场的扩张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国内的基础设施企业过剩，而且劳动力供过于求。尽管一些人对使用中国劳动力深感担忧，但非洲政府却很感兴趣，因为这些急需开拓新市场的企业万事俱备，可立即投入运行，这样对非洲作为接受一方的要求很小，而且可以在短期内建成成本相对较低的公路、铁路、桥梁或堤坝并投入使用。

另一项推动因素是中国的制造业急需为其产品找到新的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低端产品，于是中非双边贸易激增。2005年，制造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2%，占商品出口的89%，因此在国外创造新机遇乃重中之重。从另一层面上看，新一拨来到非洲大陆的中国移民在各地都建立了批发和零售商店，这为非洲消费者带来了低成本商品，促使一些物品的销售量猛涨，比如自行车、收音机和手表，这些物品都是普通非洲民众曾经无法接触到的。

二、中国人在非洲：从国有企业到零售商

在中国进入非洲市场的问题上，各方反应不一，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要想理解这一复杂情况，就必须认清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多样性。大至业务遍布全球的国营企业，小至成千上万家零售商店，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渗透进了非洲民众的经济生活。此外，这些参与非洲事务的中国人能迅速适应非洲千变万化的形势——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中国自身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适应能力不断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人在非洲地位的成见。

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第一线是大量国有企业。这些国企希望能够利用此前由西方和南非企业掌控的资源与市场，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并提供了大量财政激励措施，由此得以确保在安哥拉、苏丹和尼日利亚的石油租用权，以及在加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津巴布韦等国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使用权。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十年来传统西方援助国所忽视的领域，对于持有发展观的非洲领导人而言，中国资助他们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十分具有吸引力，其根本原因是交通运输与传媒交流对于激发非洲各国经济潜力、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可谓立竿见影。这些“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的交易往往包含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大部分由中国的建筑工程企业开展建设。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表明，一旦进入非洲，这些企业就能够在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工程公开招标中中标。据一项研究统计，中国的建筑工程企业在近些年来赢得了很多非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招标的基础设施合同，占总合同价值的30%。很多中国建筑工程公司通过中标打入非洲市场，而且很多参与非洲工程建设的中国工人在劳动合同到期后，留在了非洲，有的人寻找就业机会，有的人选择做小生意。

的确，中国国企已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打入非洲市场的中小型企业也毫不示弱，它们与雄心勃勃的跨国企业一样遍布非洲，其影响力毫不输于大企业。其中很多中型企业都是从国企分出来的，而国企则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艰难的重组。在某些情况下，规模较大的中国公司希望在海外建立分公司，以保证它们能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仍然顺利打入西方市场，于是这种需求推动了大型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而较小的企业的动力，正如上文所述，在于充分利用中国相对于非洲企业的竞争优势，比如中国拥有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符合成本效益的产品，可以使中国企业比当地和其他外国公司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种市场导向型的推动因素，该研究调查了80家在非洲营业的中国中小型企业，它们均把进入非洲市场列为根本动力。

最后一点，很多非洲民众都注意到了中国移民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呈现上升趋势，而他们并不习惯接待不属于非洲大陆的外国人。大部分中国移民都缺少书面许可，因此人们纷纷大胆猜测定居非洲的中国移民人数究竟几何。在非洲第一大移民目的地南非，华人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8万激增至2006年的35万，不过中国官方宣称中国在非洲的移民总数仅有75万。同时，很多移民明显缺乏资金支持，技术也很薄弱，许多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以及做小生意的商人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在城市和农村，中国人开设的零售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得很多非洲人被排挤出零售业，从而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敌视情绪。

简而言之，在过去15年间，在非洲的中国人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人口构成和范围多元化，这直接打破了西方甚至非洲媒体在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常见的固定模式。为了与这种多元性协调一致，中国当局在不断调整对非洲的策略，而民众的移民策略也各有特点。非洲的资源也许是中国利益的主要推动因素，但很明显，中国与非洲大陆的纽带正通过更加丰富多样、千变万化的关系日益巩固和加强。

三、中非关系的外交基石：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一大特点是在2000年建立了专门为该区域定制的多边平台——中非合作论坛。作为系统化的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为展示中非关系的成果提供了一个公共舞台，双方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制定大量经济目标，以培养共同的发展利益，并依照共同利益重新调整政策，使双方在一些全球问题上保持相同的看法。同时，虽然中非关系的公共外交以多边主义为特征，但从本质上看，双方的经济联系（尤其是援助与投资协议）仍扎根于中国与几个特定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

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举行。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在前三次会议的基础上，这次会议充分反映出非洲的发展需求和中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一致，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关系。例如，在农业上——人们长期认为，在该领域，非洲拥有潜在的相对优势，但缺少投资和开发利用（而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开始为非洲农业提供技术帮助）——中国人提议引进新技术和新品种，并开展培训项目，这些都是中国农民提高生产力的经验。为了促进非洲农业发展，中国政府正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塞内加尔等国建立10个新的培训中心。另外中国政府还提供了配套的财政措施，旨在为商业企业提供财政支持。提升非洲的农业生产力不仅会通过增加收入和扩大就业大大改善非洲农村人民的生活，也可以解决中国自身面临的日趋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为了帮助非洲的中小型企业发展，国开行建立了1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此外，北京还同意对非洲不发达国家95%的产品免除关税，显示出他们明白仅仅关注供应方并不足以获得真正的发展利益。向非洲开放中国市场的决定如果能赢得非洲企业支持，就有望激发一系列良性发展。非洲能通过进入中国市场重新定向其潜力优势，这可以为双方建立更加平衡的长期贸易伙伴关系奠定基础。但会议也提出，美国于上世纪签订的《非洲发展与机遇法案》曾为一些部门如服装业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优惠条件，但最终这种优惠反而导致了亚洲投资，而不是非洲投资猛增。因此非洲人必须成为灵活的投资人，才能最大化利用这些慷慨大方的提案。

 四、结语

中国是非洲最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中国的崛起帮助非洲重振了一度萎靡的资源导向型经济，同时也提供了新投资与新市场，为全球商品市场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表明，中国可以用一种受欢迎的姿态替代长期以来非洲与西方的紧张关系。然而中国政府没有及时意识到，非洲不稳定的政局会对中国经济利益造成消极影响，当局将对此更加密切关注，因为中国正在寻找合适的途径以平衡其在非洲的扮演新角色。

同时，变革与适应性仍然是中非关系的标志，为中非关系——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提供了很多其他跨区域合作所缺乏的推动力，这应当归功于中国政府愿意根据自身经验重新思考并修改具体的措施。中国乐意继续把关注焦点放在与非洲大陆建立长期的经济关系上，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这些磋商对非洲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非洲需要与融入当地的多元化的中国人进行磨合，学会接受对方的利益，才能保障中国与非洲的双边关系走在正轨上。                                                                            

（作者单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