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列“金砖四国”，跻身世界第八大经济体，即将举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争取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今日巴西不再仅以足球和桑巴闻名于世，而且更以从地区性大国到世界新兴大国的挺进姿态令全球瞩目。

　　OECD（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从2001年开始，巴西的总体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03年以后，正规就业率持续上涨。这两项成就，尤其是后一项，主要归功于从2002年到2010年连续两届担任巴西总统的卢拉，他在2002年当选总统时的竞选口号就是“社会公正、就业与福利”。而在8年总统任期结束之后，卢拉确实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国内民众80%的高支持率就是明证。

　　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主要印象，似乎就是这一地区大幅“左转”。确实，很多拉美的政权都掌握在左翼政党或领导人手中。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都以“社会公正”相号召，在本国大力推行左翼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将石油公司国有化等等。

　　但是，同为左翼出身的卢拉却对内维持前任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对外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不仅赢得了国际经济组织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接纳和赞誉，也实现了追赶“中国速度”的高增长率。相比之下，虽然查韦斯用委内瑞拉的石油财富向穷人提供食品、教育和医疗，但贫困人口不减反增。因为其巨额公共开支引发通胀，而通胀对于贫困阶层来说不啻洗劫。2010年，委内瑞拉通胀率为27%，高居拉美各国首位。

　　不过，有论者指出，须谨防通胀成为狙击巴西未来发展的杀手。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工资和国内需求显著上升；加之升息前景导致国际资本加速涌入，使巴西货币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大幅走高，从而刺激物价上扬。好在今日巴西虽然贫困人口众多，但却是一个食品和石油的净出口国，外部输入的通胀压力不大。

　　抚今追昔，巴西在20世纪两次持续恶性通胀，都与小麦、石油依赖于进口密切相关。通胀与反通胀，堪称贯穿巴西发展道路的一条主线。循着这条线索，我们或许可以更加清晰地解读“巴西经验”所蕴含的启示。

　　民粹与通胀

　　从1822年独立到1930年“第一共和国”结束，巴西经济一直以咖啡出口为重心，以此赚取外汇进口工业产品。然而，始于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令咖啡出口锐减。1930年，在军方的支持下，代表工业界利益的瓦加斯（Getúlio Vargas）成为总统。巴西由此启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将工业消费品由进口转为自主生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也转而成为巴西经济的重心。

　　与“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相适应，“民众主义”成为这一阶段巴西政治的主轴。这是一种拉美特色的民粹主义。它不同于深具乡村特性的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而是反映了城市民众（包括工业主和工人）的诉求。一方面，工业主集团为了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需要适当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工业主集团为了对抗强势的大农场主集团，也需要与工人阶层结盟。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和谐社会”。

　　当时的巴西政府一方面声称“巴西人民是虚弱有病的人民，国家需要一个医生，亦即独裁者”，规定“罢工是对劳资双方都有害的反社会行为，与国家的最高利益相违背”，一方面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工人获得了带薪休假、老年和残疾补偿、削减工时、最低工资制等待遇。

　　在政治上，“民众主义”有赖于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向一盘散沙的民众许诺，给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而心怀敬畏和感激的民众也愿意团结在拯救他们的领袖周围。1937年，大权在握的瓦加斯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号称“新国家”，取消了此前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削弱议会权力；建立了总统领导下的法团制度，即政府在每个阶层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全国性组织，如全国商会，全国农会等等；取消一切政党——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当时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拉美翻版。

　　在经济上，“民众主义”的政策核心是：在经济上确立国家的计划和干预作用，建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民族工业；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加名义工资、控制物价，由此实现收入再分配；在非出口商品部门实行汇率控制，以货币升值降低通胀。问题在于，这一政策忽视了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胀的危险，也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同时，“民众主义”将乡村排斥在外，加剧了巴西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导致了大量乡村百姓涌入城市寻找机会。城市化进程远远超前于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在圣保罗这样的大城市中比比皆是的贫民窟景观，直至今日依然如鳞伤遍体。

　　在“二战”中，巴西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与美国等西方盟国结盟，并成为惟一派兵远赴欧洲作战的南美洲国家。随着“二战”结束和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巴西政治精英认识到“新国家”将陷入危机。1946年，他们在军方支持下迫使瓦加斯下台，自上而下恢复了民主制度，允许政党和各类自发建立的社会组织存在，总统和议员通过民选产生。但是，新制度并没有改变“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多民主形式只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虽然宪法原则上承认了罢工权利，但是，各项立法又使得这一权利实际上形同虚设。1947年，政府宣布国内第四大政党——巴西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化，从1956年到1960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8%，官方的宣传口号“5年等于50年”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似乎前景一片光明。然而，一个幽灵也开始游荡，它就是通胀。1959年，通胀率从1953年的20.8%升至39.5%，1962年升至54.8%。

　　从根本上说，这一轮通胀乃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必然后果。和大多数采用同一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一样，当时的巴西虽然能够生产大部分工业消费品，但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大多数资本、原料、中间产品和技术，却仍然来自进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只是改变了进口贸易的商品构成，而不是真正减少了进口。另一方面，“二战”以后，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不稳定，传统的咖啡等农产品出口已经远不足以赚取足够的外汇。由于国内供应不足，物价上升，导致通胀。通胀又严重阻碍了出口，刺激了利润汇出，打击了外来投资，由此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胀又是巴西政府和社会精英乐见其成、乃至有意为之的一种选择。首先，从1956年到1960年，巴西政府在海拔超过1100米的内陆高原上，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座新首都巴西利亚，这一公共工程导致了巨大的政府开支。其次，国会通过法令，给公务员轮番涨工资。还有，为了支撑咖啡的价格，印钞票买咖啡。而且，由于工人工资不随物价提高，通胀无疑有利于工业主集团和囤积居奇的商人。

　　巴西利亚

　　通胀和国际收支危机迫使巴西政府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债。在IMF看来，通胀和收支危机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的进口数量超过了其支付能力，公共开支超过了其税收水平，信贷和工资的实际增长超过了其全部生产的实际所得。因此它要求借贷国推行降低需求的经济稳定政策。这在现实中意味着冻结工资、降低进口补贴和紧缩信贷。由于当时巴西的小麦和石油都主要依赖进口，降低补贴会立即导致面包和交通费的价格上涨，令中低阶层民众的生活陷入窘境。紧缩信贷则将导致生产和就业的萎缩，也损害了工业主阶层的利益。

　　因此，不敢承担经济稳定政策代价的巴西政府采取了拖延战略，中断与IMF的谈判，向国外寻求高利率的私人贷款。这一策略虽然在短期内依然维持了经济高增长的表象，但其实无异于饮鸩止渴。通胀和国际收支危机越恶化，经济稳定政策的代价就越高。

　　1963年，经济衰落的真相终于无法掩饰。增长率从1962年的5.3%降至1.5%。这一年，巴西政府被迫取消对小麦和石油的进口补贴，使面包价格上升了177%；将官方汇率贬值30%，使其接近黑市水平。但是，迫于压力，同时也为了维护其统治基础，巴西政府将公务员和军人的工资提高了70%。这令IMF否定巴西政府反通胀的诚意，拒绝提供贷款。

　　1964年3月13日，当经济局势濒临绝境之际，时任总统的古拉特（Joao Belchior Goulart）在一次15万人参加的公开集会上宣称，将要实行激进的左倾改革，必要时不惜解散议会。他还在现场签署了两项法令，将不在国营的巴西石油公司控制下的私营和外国炼油厂收归国有，将联邦高速公路、铁路、水力设施周围10公里的土地征为国有。会场上，要求共产党合法化的红旗招展。古拉特的姿态不仅刺激了军方和上层社会，也令反对激进变革的中间派不寒而栗。

　　1964年3月31日，军方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不仅废黜了古拉特的总统职权，也推翻了民主制度，成立军政府。古拉特流亡阿根廷，1976年去世，2008年，在卢拉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被巴西司法部大赦委员会赦免。

　　威权与通胀

　　1964年4月9日，巴西军方成立“最高革命委员会”，颁布“第一号制度法”，对1946年宪法作出重大修改，规定军人总统有权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有权提出财政预算草案，有权解除任何人的职务；军人集团有权剥夺任何人的政治权利，撤销任何议院的职务。

　　阿根廷学者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将20世纪60、70年代上台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的军政权概括为“官僚威权主义体制”。他指出，这一体制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精英阶层为了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恶性通胀，倾向于推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另一方面，经济紧缩政策必将对广大中低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与“民众主义”政府所承诺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是背道而驰的。因此，精英阶层，尤其是上层资产阶级、技术官僚和军方三者的结盟，需要先以高压手段，将中低阶层民众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而后才能落实其紧缩政策。

　　军政府之所以能够基本上不受任何阻力，畅行其志，也是因为中低阶层民众不仅组织化程度相当弱，而且在经济上缺乏议价能力。在此前“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下，政府以极低的利率向企业贷款，导致企业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大量劳动力处于失业或濒临失业的状态。显然，只有在工业化进一步深入，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够和资本的贡献相互平衡的情况下，中低阶层民众才能真正获得政治上的话语权，这是后话。

　　在强力推行紧缩政策遏制通胀之后，1968年，巴西军政府颁布了“第五号制度法”，无限期关闭议会，所有宪法和人身保障均被终止，逮捕可以在不经正式指控，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随意进行，律师不能为政治犯辩护。1969年，军政府更将巴西所有新闻媒体均置于军事法庭的监控之下。

　　与此同时，军政府推行“生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其核心是“最大限度提高经济增长率，容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了弥补“进口替代工业化”以生产工业消费品为主的不足，军政府将制造业、采矿业、钢铁业、中间产品和基础设施作为发展重点。通过依赖巨额外资投入的“举债发展战略”，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从1968年到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率为10.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2.6%，农业年均增长率为5.2%，成为拉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和世界第八大经济体。

　　在巴西的“经济奇迹”中，有一个貌似奇怪的现象，大型私有垄断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成为资本高速积累的受益者。这是因为，与1974年至1990年间的智利军政府以“私有化”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同，巴西军政府虽然一方面推行大力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但是另一方面，与先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一脉相承，在重要行业依然以国家计划和干预为主，仅在1966年到1975年间，便新建国企210家，占巴西国企总数的60%。

　　事实上，军政府的发展战略并未突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只是以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取代了此前着力发展的轻工业。虽然军政府以货币小额贬值刺激出口，使出口向多样化发展，咖啡占巴西出口总值从1947年至1964年间的57%降至1972至1975年间的15%，但是，这一阶段巴西的出口依然以初级产品为主，并未像中国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和国家一样，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将经济转变为“出口导向型”模式。

　　巴西未能及时转变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政府漠视民众的教育。东亚“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成功，前提是具备大量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人口。而在巴西，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大量中低阶层民众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繁荣背后是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如果将1959年1月的最低工资指数计为100，在1973年1月，这个指数只有39，而且还有超过50%的劳动人口挣不到最低工资。后来成为巴西总统的卢拉当时是一名反对军政府的工人运动组织者，他对工友说：“是的，我们害怕被拷打。但是我们必须不再害怕。要是看到你的孩子哭着要一顿饭或一杯奶，但是你知道你的工资买不起，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拷打吗？”

　　令军政府的“经济奇迹”戛然而止的，还是那个幽灵，通胀的幽灵。

　　“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债垒起来的。1973年至1974年，1978年至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石油价格陡然上升，1973年巴西进口石油费用为7.7亿美元，到1980年业已增至100亿美元以上。同时，在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下，欧美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大幅萎缩，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疲软，巴西出口额锐减，国际收支逆差急速增加。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又令国际贷款利率直线上升。为了弥补逆差，巴西不得不债台高筑。1979年到1981年，新借入的中长期贷款为380亿美元，同期还本付息竟高达390亿美元，陷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从根本上说，罔顾社会公平的“经济奇迹”，必然导致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发展之外，甚至连生活必需品都难以满足，以消费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更是无从说起。从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时间里，人均GDP竟有5年负增长。20世纪80年代因此成为巴西历史上“失去的十年”。

　　与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相伴的是高通胀率。1979年，巴西货币供应量增加73.6%，当年通胀率首次突破100%，达到了110.2%，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年，巴西军政府悄然转型，废除了“第五号制度法”，颁布了“大赦法”与“政党法”，为民主制度的恢复创造了条件。这些举措的深层原因在于，虽然军政府有武力作为权力后盾，但其合法性终究还是建立在“经济奇迹”的基础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整个拉美地区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巴西也不例外。1985年，内外交困的军政府终于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将权力交还给民选政府，开启了巴西的“再民主化”时期。

　　1988年，巴西制定了新宪法。宪法规定巴西为联邦制和总统制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然而，这部宪法最为卓异之处，在于它规定：选举是所有年龄在18岁至70岁之间有文化的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是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将其规定为一种权利）。16岁、17岁，和70岁以上的公民，以及18岁至70岁之间没有文化的公民，拥有选举权但可以不参加选举。换言之，这部宪法以“迫使”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在巴西巩固民主制度。

　　雷亚尔计划与通胀定标制

　　巴西“再民主化”之后的第一个整治通胀的计划，是1986年推出的克鲁扎多计划。旧货币克鲁塞罗以1000比1的比例兑换为新货币克鲁扎多，无限期冻结物价和汇率，房租冻结一年，最低工资按照最后6个月的平均值，再加8%的货币补贴进行调整，以后每当通胀达到20%，工资将自动调整。这一计划出台之时，巴西广大中低阶层民众一片欢腾。但是，冻结物价引发了消费热潮，冻结汇率推动进口增加，导致了收支失衡。计划失败。

　　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改革，而东欧转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提出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指导纲领，史称“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是减少国家干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对拉美国家来说，这意味着彻底终结长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1990年3月担任巴西总统、1992年12月因涉嫌贪腐被迫辞职的科洛尔是“华盛顿共识”的积极推动者。他启动了巴西的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制订了一个激进的反通胀计划。计划包括：冻结物价，封锁所有银行存款18个月，只允许最多5万克鲁塞罗的提款，削减公共开支，提高部分税收。但是，这一计划旋即失败。巴西的恶性通胀像滚雪球一样急速膨胀。1990、1991、1992连续三年以月率80%的速度发展，1993年达到了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

　　直到1994年7月1日，巴西实施“雷亚尔计划”（the Real Plan），才一举解决了积郁多年的恶性通胀问题。有别于此前各项计划，新计划既不冻结物价，也不根据通胀情况调整工资和物价，而是把稳定货币作为关键。先前的货币由于通胀，已经失去了购买力和记账功能。新计划引入了“货币价值参照指数”（URV），作为记账单位，根据美元的变化而变化，不受巴西通胀的影响。职工工资、最低工资标准、退休金、公共服务费、经济合同等等一律按照“货币价值参照指数”来计算。经过一个过渡阶段之后，再根据这一指数发行新货币“雷亚尔”，规定1雷亚尔等于1美元。

　　“雷亚尔计划”成功的前提是，此时巴西由于调整经济结构，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已经有了相当的贸易结算盈余，足以偿还外债的利息。1994年，巴西有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条件让雷亚尔兑美元的比率在1比1附近摆动，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有管理的固定汇率制。

　　由于目标明确、准备充分、执行严格，“雷亚尔计划”的成效可谓立竿见影。1994年下半年经济由于内需激增而趋于强劲，需求则由于通胀下降和实际工资增加的刺激而趋于旺盛。通胀率在1994年下降至909.70%，1995年为14.78%，1996年为9.34%，1997年为7.48%。可以说，“雷亚尔计划”在大方向上和“华盛顿共识”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操作上避免了当时拉美、东欧屡见不鲜的“休克疗法”。计划的制定者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由于众望所归，于1994年10月当选总统，1998年连任。

　　卡多佐是一位将军的儿子，年轻时曾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左翼的“依附理论”的学术权威。但是，他在从政以后却放弃了早年的立场，推行市场化改革。不过，他的改革将市场自由开放与政府适度干预相结合，措施温和而有连续性，用OECD首席经济学家桑蒂索（Javier Santiso）说，其私有化进程“不像邻国阿根廷那样雷霆万钧，而是像滴眼药水一样谨慎”。

　　1995年，卡多佐政府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在国会通过。修正案使外企在巴西获得国民待遇，可以投资采矿、石油、电信等此前被视为必须国有化的重要行业。卡多佐政府最终将价值900多亿美元的国企私有化，包括淡水河谷公司这样的大型工矿企业，电信、电力和铁路，以及大部分州政府所拥有的银行。

　　在社会领域，卡多佐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向最贫困的人群提供补助，并帮助其子女就学。

然而，“雷亚尔计划”并非万灵丹药。“爬行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的必然后果，就是雷亚尔币值不断被高估。市场普遍认为，其币值高估约30%至40%。这不仅刺激进口，抑制出口，令收支失衡；而且不可避免地使雷亚尔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炒作对象。

　　厄运接踵而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和1998年，东亚和俄罗斯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其后果也波及到了巴西。1999年，巴西爆发了货币危机，雷亚尔大幅贬值，外资抽逃，汇市、股市剧烈震荡。1999年1月，巴西央行宣布雷亚尔汇率自由浮动。

　　1999年6月，卡多佐政府签署法令，要求巴西央行根据通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制定货币政策。具体而言，这一制度包括如下程序：一，由国家货币委员会制定未来数年的通胀目标和容忍区域；二，国家货币委员会分别在3月、6月、9月、12月出版通胀报告；三，如果通胀超出目标范围，央行行长须发表致财政部长的公开信，解释偏离的原因，提出消除偏离的方法，以及将通胀恢复到容忍范围所需要的时间；四，以隔夜利率（Selic Rate）作为基准利率，每次国家货币委员会的会议制定两次会议期间的隔夜利率。

　　在国际上，通胀目标制始于1989年新西兰的《储备银行法》。采用这一制度，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再是兼顾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稳定币值、平衡国际收支等多重目标，而是将物价或币值稳定作为单一目标。事实上，多重目标不仅确实难以统筹兼顾，而且在现实中也难免成为“软约束”，给货币当局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

　　单一目标意味着央行不再有理由推卸责任。同时，通胀目标制也意味着政府不再可以将通胀作为有利可图的工具，以此缓解财政压力或刺激经济。央行获得了操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增加了面向公众的责任和透明度。而在传统的钉住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的目标下，央行无须对透明度做出任何承诺。

　　巴西并不是第一个采用通胀目标制的拉美国家，但却是第一个一次性完全实施这一制度的拉美国家。此前，智利与秘鲁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采用这一制度，但是两国起初在钉住通胀目标之外，还同时钉住汇率，直到1999年和2002年，两国才分别放弃钉住汇率，完全钉住通胀目标。

　　从制度条件而言，在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里，巴西央行的独立程度也堪称翘楚。巴西央行操作完全自由，而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在异常的经济环境中，与央行出现分歧时，政府可以临时否决货币政策决定。在巴西，法律禁止央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而在加拿大是“限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则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从市场条件而言，通胀目标制一般意味着将短期利率作为操作目标，而不设置明显的中介目标，亦即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控短期利率，使其接近目标值。这有赖于一个比较完善而且足够大的货币市场。而从短期利率传递到长期利率，并进而传递到整个经济体系，同时实现金融稳定，则有赖于完善的银行信贷体系和有效而健全的金融市场。这一制度能够在巴西一次性落地生根，说明了巴西金融深化的程度。

　　通胀目标制实施以后，在短期内成功改善了巴西公众的通胀预期，避免了货币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随后，卡多佐政府制定了《财政责任法》，并于2000年在国会通过。这一法案建立了一个制度性框架，以确保跨期经常账户的平衡。由于巴西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具有很大的自主权，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常常因为各州的财政问题而加剧。《财政责任法》对巴西联邦政府和各州、市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做出了详细规定，包括限额控制各级政府的人员支出费用和公共债务；中央政府中止为地方政府提供还债资金；禁止无相应经费来源或经费来源不足的公共开支；等等。对于深受地方投融资平台困扰的当今中国而言，这一法案的借鉴价值自是不言而喻。现在，巴西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通胀目标制和《财政责任法》作为巴西经济政策的支柱。

　　然而，到了2002年底，巴西公众的通胀预期还是严重恶化了。许多人认为未来的政局变化将摧毁巴西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公众的通胀预期推动了通胀。当年巴西的通胀率达到了12.5%，而目标容忍上限为5.5%。

　　原因是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在这一年10月的大选中当选巴西总统。

　　卢拉之光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左翼政府就是“不惜以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实施收入分配”的代名词，必然导致币值不稳和通胀。在拉美尤其如此。卢拉作为劳工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巴西左翼政治力量的“共主”，更是不能不令人有如此猜疑。

　　1994年，卢拉曾经和卡多佐竞选总统，当时他强烈反对国企私有化。虽然在2002年的竞选演说中，他对前任卡多佐政府的许多政策表示肯定，包括私有化，但是，他当选总统以后，巴西国债的风险溢价增加了5倍，达到了空前的2500个基点，雷亚尔贬值近50%，这充分说明了金融市场的情绪。

　　卢拉和卡多佐，这两个人除了都曾经因为政治原因被军政府监禁之外，恐怕就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卡多佐出身名门，拥有博士学位，曾在多个国家的高等学府任教，是巴西著名知识分子。卢拉出身寒微，只念过小学，孩提时代就在工厂上班，后因参加工会运动而涉足政治。

　　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没有谁能比卢拉更好地扮演卡多佐继任者的角色了。2003年1月1日，卢拉正式就任巴西总统。紧接着，雷亚尔的币值在数月之内转为坚挺，并长期保持稳定。巴西国债的收益迅速提高，与美国国债的利差回落至不超过500个基点。卢拉完全延续了卡多佐的治国方略：节省开支、反通胀的货币政策、积极的社会政策。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对卢拉的评价完全反转，将其誉为“卢拉之光”。

　　工运领袖出身的卢拉当然不会忽视社会问题。但是，他的首要政策是反通胀。卢拉政府在执政之初有意提升了汇率，同时力求实现预算盈余，慎重遵守对IMF做出的承诺。卢拉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巴西保持了很低的通胀率，但代价是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卢拉的一些政治盟友对此啧有烦言，但卢拉不为所动。

　　巴西宪法要求，所有公共开支必须在年度预算案中注明，交由国会通过，卢拉政府的社会发展项目也不例外。对于通过这些社会发展的项目开支，在国会中并没有强势的反对力量，因为它们的益处都已昭然明示。卢拉政府的社会发展项目聚焦于巴西民众中最贫穷的群体，改善了诸如收入不均、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和教育等重要的社会指标。其成就受到巴西群众广泛认可和欢迎，导致了卢拉执政后期的高支持率，以及其指定的继承人罗塞夫顺利当选总统。

　　稳健的财政政策、严格的货币政策、以及几任巴西政府“调结构、促平衡”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2004年，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将近5%，远远超过此前20年的年均增长率2.7%。这一增长率一直维持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同时，巴西外债占GDP的比重持续降低，2009年为12.6%。而在军政府统治下的“经济奇迹”时期，这一数字曾经高达43%

　　2008年2月，巴西的国际储备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外债。这一年，巴西国债获得了多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投资级”的评级，从此迈入了低风险投资国家之列。巴西之“大国崛起”，从那时起，蓦然提速。

　　附录：

　　1500年 葡萄牙人抵达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海岸，开始了在巴西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殖民史。

　　1822年 因葡萄牙王室内部分裂，巴西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成立君主立宪制政权。

　　1889年 巴西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政体，史称“第一共和国”。总统形式上由全民选举产生，但投票率最高不超过总人口的6%，实为寡头统治。

　　1930年 热图里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在工业界和军方支持下成为巴西总统，此后15年一直大权独揽，史称“热图里奥主义国家”。

　　1945年 巴西举行多党派的总统大选，开始民主化进程。

　　1964年 军方发动政变，成立军政府。由军方指定总统人选，再由议会形式上选举总统。

　　1985年 军方还政于民，再度举行总统大选，开始“再民主化”进程。

　　1988年 巴西颁布新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扩大了地方自治权，改革了选举制度，被誉为“公民宪法”。

　　1994年 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当选巴西总统，4年后成功连任，任内实施多项经济改革，确立了巴西经济和金融制度的稳健框架。

　　2002年 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当选巴西总统，4年后成功连任，任内实施多项社会政策，取得了减轻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和谐的巨大成就。

　　2009年 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举行“金砖四国”首次峰会，巴西从地区性大国迈向世界新兴大国。

　　2010年 罗塞夫（Dilma Rousseff）当选巴西总统，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