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行的乌龟和奔跑的兔子

 　　现代化理论为认识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的客观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研究者将目前的现代化模式分为两种——自由模式和保守模式，后者在经济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国家具有特殊作用、家长式管理、意识形态统治对劳动有促进作用。前苏联和其他一些传统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实行的正是这种保守的现代化模式。在起点落后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能够集中资源加快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指标至少说明了保守模式的竞争潜力。但集中各种力量来保证指标却不是能够长期做到的。在执行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管理也应该加以改进。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动员体系向稳定发展体系转变。

　　与此同时，西方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进入了现代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从工业经济体系向后工业经济体系转型。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来说，完成新的现代化任务迫在眉睫，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曾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后来落后了，这是因为西方大力推行了后工业化新技术，从而改变了它们的经济结构。于是，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就成了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他们急需建立一套能够实现后工业化突破的复合型管理体系，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末着手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体系。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家们所走的道路似乎更为简单，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用来摆脱落后状态的保守主义现代化经验完全没有得到考虑，在“极权经济”的口号下采用该方案的设想在思想上受到了批判。西方经济制度所选择的作为基本模式的后工业时期现代化并不是一种现代形式，而是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雏形。现在已经能够明确断定，这种模式不仅无助于解决新的现代化问题，而且把结构改造直接引向了相反的方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经济转型国家存在两种改革方案。他认为两种路径的差别首先是改革速度的不同，“休克疗法派”和“渐进派”的立场是对立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休克疗法派改革家”得到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支持，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纲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接纳。但是，后来爆发的危机证明了渐进派改革家的英明，“渐进派改革家”准确地预言了“休克疗法”的消极后果，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的程度。斯蒂格利茨在对争论进行总结时说：“爬行的乌龟终于超过了奔跑的兔子。”

　　破坏还是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进行比较，就会对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绝对低效的陈腐论调产生质疑，社会主义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过去发展条件严重落后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差距正在逐年缩小。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加快，西方国家只是依靠服务领域的快速发展才稍微弥补了经济的不景气。

　　我们通常说日本在战后60—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但是，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时代曾有过快得多的发展速度。当然，人们“通常不会”谈论与新自由主义相抵触的罗马尼亚的“经济奇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后的罗马尼亚直到零零年代中期才达到1980年的水平。

　　否定苏联的保守现代化模式，更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思想原因。毫无疑问，制度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刺激经济的促进作用和提高个人主动性。

　　然而，是否应该摧毁掉这种支撑国家管理经济的结构呢?这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迫别人接受全球变化模式的真正意图是改革还是遏制军事和经济社会的竞争对手?或是与这些所谓的“邪恶帝国”所进行的斗争呢?

　　中国没有听取西方的建议，选择了自己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没有破坏原有的体系，而是对其进行保留和逐步改造，从而保证了其稳步向前发展，避免了发生在东欧国家的灾难性的倒退。白俄罗斯也选择了尝试类似的改革方法。

　　“休克疗法——这是我们的方式”

　　“休克疗法”这一概念首先是在波兰提出并开始使用的。其主要理论家是著名的货币主义的忠实拥趸杰弗里·萨克斯，他后来承认，超剂量的货币主义药方在很多改革实践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休克疗法”理论上是在发达的市场体系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考虑到经济转型国家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比西方国家要低，但消费内容大致相同，东欧人所需食物的热量甚至要超过西方国家居民。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物质福利主要由公民的个人收入构成，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还包含了国家的补贴。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同苏联社会主义抗争的时期，国内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相当于商品价格五分之一的价钱便可以买到牛奶，享用中央供暖和公用住房等服务，剩下部分由国家支付。东欧国家光是用于食物的国家补贴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苏联则达到了12%。所以，价格的放开自然导致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改革的宗旨本来是要达到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标准，但结果却与预期恰恰相反。东欧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从主要指标来看直到今天仍低于西方，例如，因为实行激进的自由化，保加利亚直到1996年仍然有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私有化论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东欧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性的基础。改革前夕，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波兰的82%到捷克斯洛伐克的97%不等，私有化进程在工业领域引起了尤其严重的问题，居民没钱购买大企业的股票。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自由化进程的基本机制就是向人们发放私有化债券(流通券、公债券)，从而使人们获得一部分国有财产。通过发放免费的私有化债券把国有财产转到私人手里。投资对国家财政支持项目的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相反，由于对国家预算支出的缩减，使得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缺少资金。

　　在取得股东地位的公民中普遍传播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没有成功，虽然在向劳动者灌输利用私有化债券参股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克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典型矛盾，但在实践中劳动者也没能成为所有者。

　　东欧各国普遍建立了私有化基金会(实际上是控股公司)，这些基金会大量收购私有化债券。在这一过程中领头的是那些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例如，捷克40%的私有化债券集中到了10个基金会手中，这就意味着这10个基金会将分享这些私有化了的国民经济份额。私有化过程中的犯罪腐败现象在东欧遍地开花，成为(“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非国有化的普遍特征。

　　东欧国家的领导层比俄罗斯领导层醒悟得略早一些，例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早在1995—1996年就暂停了进一步的私有化，很明显，正是在停止私有化之后这两个国家才迎来了扭转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的转折。

　　在改革进程完成前夕，东欧各国国有经济份额远高于俄罗斯，在社会主义体系改造进展迅速的波兰，1996年前夕的私有经济只占56%;在更加保守的罗马尼亚是35%。而且，跟苏联相比，东欧各国经济的国有化程度要低，而私有经济，虽然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改革前就已存在。

　　对农业合作社制度的破坏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改革派认为集中农业生产资源的通用途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弊病，但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有雇主的小份土地效益极低，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由商品生产退回到了自然生产。发展方向不是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是向商品制度以前的方向退化。直到今天，一些东欧国家的农业仍然是负增长(已经超过15年了)。

　　东欧国家重建和改革过程之初就在发展水平上与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总体上超过了西欧，那么到9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西欧国家仍在按以前的速度继续发展。两种制度竞争中一方竞争对手经济发展的中断难道不是造成激进式改革的真正原因吗?难道不正是由于这种中断使美国和西欧国家强迫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接受那种在它们本国都从未出现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吗?

　　20世纪90年代危机过后的恢复速度似乎至少应该能够弥补“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经济倒退。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比不上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时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时间差不足以评价改革的真正效果，弥补增长需要的时间应该更长一些。但是随着改革后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东欧各国仍没有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东欧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减少，地缘政治作用也在下降。所有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都大大低于苏联时期。由此可以证实，自由主义改革没有在任何一个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改革后的发展轨迹与预期的相差甚远。

　　苏联解体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各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大部分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在内，国民生产总值直到今天都没有达到解体前的水平，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暂时甚至无法逾越1980年的水平。

　　请不要忘记，“二战”结束后，苏联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足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从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用一句国家计划术语来说，已经过去三个五年计划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那些选择了融入市场体系激进程度最低的模式的国家，像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成功超过了199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获得独立后要重要得多。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和国民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同苏联时期相比严重下降，只有土库曼斯坦(一直因缺乏民主而饱受批评)维持住了解体前的地位。

　　“中国模式”

　　为了证明改革派的正确，俄罗斯在社会上积极宣传改革中出现暂时的倒退是不可避免的论调。倒退的程度是由所改革的这种制度患病的程度决定的。实行共产主义的苏联客观上似乎比保留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东欧国家在危机中陷得更深。

　　然而，同苏联一样带有经济国有化传统的中国的改革经验却证明，从行政命令过渡到市场模式的过程中不一定会出现危机，相反，恰当的改革本身可能是刺激经济的催化剂。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持续了30年，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在这30年中没有出现一次经济衰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变革包括五个阶段(1978—1984，1984—1992，1992—1997，1998—2002，2002—至今)，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在统一的长期战略框架内制定一个中期目标。当然，在这30年中，经济速度自然也有几次放缓，但类似东欧国家那样的经济崩溃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俄罗斯确实曾有机会选择中国的改革模式，但是，众所周知，它最终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模式。对哪一种模式更能有效实施向市场体系转型的统一战略方针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对改革期间中俄经济发展进程的非常直观的比较。改革前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苏联低23%，过了不到10年，到199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俄罗斯的6.5倍。随后发生的俄罗斯经济崩盘使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领先了俄罗斯好几年。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东亚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十位的话，那么，到90年代的时候已经跃居第三位，而到了21世纪初，则已经挤掉日本上升到第二位。预计接下来的十年内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83%为服务业所创造，是一种间接生产型经济、虚拟资本、虚拟价值。所以，如果剔除服务业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将高于美国。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实行的货币政策中，其中一项就是与国家财政赤字的斗争。中国的改革家们比较幸运的是，没有受货币主义陈规的束缚，认为财政赤字不仅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财政预算中的收入曾一度高于支出，但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道路，财政预算中支出开始超过收入。中国的财政政策有理由让俄罗斯政权的高层们认真思考一下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收入多于支出的合理性了。

　　中国改革模式的本质特点是“谨慎、渐进、坚韧”。早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就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按程度高低又分为：完全指令性计划、部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营经济也不允许进行自我调节，市场经济管理机制的公式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就像东欧国家一样，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不仅不相排斥，而且成为计划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从正统性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国家在经济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混合经济形式。

　　国家不只制定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计划，而且还规定其价格，其调控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只有国家有权利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基本农作物，而且还是按国家自己规定的价格。

　　家庭承包制的发展引发了农业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这种在苏联改革时期得以普及的承包制度，在解体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却完全不再被需要。在分析中国农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当代俄罗斯研究人员指出：家庭承包制能够使人们实现丰衣足食。实行家庭承包后，中国粮食产量从1979年的3亿吨增长到1984年的4亿吨，人均年产量也从300公斤增长到400公斤，农民收入在这段时期也增加了2倍。专家认为，这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人民生活水平所能实现的最大提高。

　　发展农村的另一种改革理念是建立“乡镇企业”。这一理念的形成来源于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传统。改革结果使中国经济各个行业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农村经济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占了很大比重——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乡镇企业专门从事日用品的生产，充斥全世界的中国日用品大部分是在农村生产的。到80年代末期，中国20%的工业产品是由“乡镇企业”生产的，占农村总收入的一半多。这表明，中国农民所制造的工业产量甚至超过了其本来所从事的行业——农业和畜牧业。

　　与东欧熟悉货币主义的改革家们不同，中国的改革思想家反对经济政策理论多样性，党的代表大会上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特色，实质上是强调历史文明与经济制度的适应性。

　　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伴随着政治转型。众所周知，经济和政治同时改革可能会引起制度不稳定，这种情况在改革理论中是很典型的。为了贯彻改革家们的改革意图，至少需要具备一种政治资源，否则改革就无法进行，而且会导致制度的瓦解。应该承认，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济政策得以顺利施行的一个因素，中国私有经济的领头人同国家官员一样也是共产党员，国家的计划任务对他们来说就是当代中国的管理准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解释，中国是怎样成功实行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整合的行政调控政策的。

　　严格说来，所有制形式在中国只是名义上的，国有制和私有制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相对的，私有制经济也是依照国有经济的程度完成党和国家共同的任务。因此，占18%的国有企业与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0%的国有份额这一统计数字，虽然超过了俄罗斯相应的指标，但是并没有反映出实际上管理机制在经济中的分配。

　　“私有化”概念本身包含了与中国思维方式相背离的私有制动机，在中国具有负面的含义。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А.С.谢利谢夫和Н.А.谢利谢夫指出：国家主导的经济行业和工业的“非国家化”(非国有化)过程没有剧烈跳跃，向非国家成分发展的过程是比较渐进的，是通过它们自身的快速发展实现的，而不是把国有企业加速转为非国有。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改革的这一明显特色能够完全避免生产大规模缩减的过程和国民经济非工业化。

　　中国直到今天仍在以五年规划的方式制定经济政策。在东欧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占了上风，改革家们像反对行政命令制度一样同计划体制进行了斗争。他们以西方经济为榜样，忽略了计划结构的存在、计划任务和建议的多样性，曾幻想西方经济能够进行自我调控，把西方经济组织各方面的实际表现形式当作理想原则，这是错误的。

　　白俄罗斯的前景

　　来自前苏联的所有威胁中，加速自由化是对白俄罗斯经济的特殊威胁，扮演“苏联装配车间”角色的白俄罗斯，随着工业基础设施的拆除，必然要遭遇经济崩溃的命运。1994年卢卡申科当选总统后，不再采用新自由主义模式。今天，即使是在对现代白俄罗斯持批评态度的西方也在谈论其“经济奇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得不惊讶地承认，白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中国还要快(2005年白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是11%和9.5%)。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经验尤其感兴趣，因为白俄罗斯的经验证明，除了出口能源外，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实现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众所周知，俄罗斯西边的这个邻国并没有动用重要的资源储备。

　　为了取消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卢卡申科积极向公众灌输利用俄罗斯廉价的石油天然气创造“白俄罗斯奇迹”的设想。显然，这种低价的能源供给保证了良好的经济形势，但并不是决定因素。例如，同样享受了俄罗斯特惠价格资源的乌克兰并没有出现这样好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俄罗斯——作为这些资源能源的产地——本身也没有取得如此好的经济成就。

　　与白俄罗斯东部接壤的斯摩棱斯克州，其经济基础设施与白俄罗斯相近，目前仍是经济衰退补贴区。而且，虽然油气出口很重要，但白俄罗斯经济对其的依赖性被严重夸大了。根据白俄罗斯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它是地处欧洲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对石油天然气依赖度最小的国家。

　　1994年执政后，卢卡申科就提出要优先发展经济，而不是像其他新取得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优先进行改革。为此，卢卡申科提出“启动已经停产的工厂”的任务，在开始阶段暂时停止了私有化进程，宣布国家调控原则是经济政策的基础。与货币主义政策不同，白俄罗斯既没有出现激进的市场自由化，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经济非国有化。目前白俄罗斯75%的工业属于国有，在独立后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国有经济比重比它高的只有土库曼斯坦。虽然没有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改革方式，但白俄罗斯仍然取得了比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好得多的成就。早在1996年，白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开始摆脱衰退，实现增长，而当时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在继续下滑，乌克兰也只是在四年后才完全止住了下跌趋势。1998年的卢布崩溃虽然对接下来一年白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改变它的上升势头。对90年代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经济增长差异的系统研究表明，关于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经济寄生虫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当代白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卢卡申科创立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模式，他的这一模式是把苏联时期典型的行政管理手段与凯恩斯主义的市场间接调控机制结合在了一起。白俄罗斯政府采用的管理手段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如国家投资、补贴、刺激需求、积极的收入政策、财政赤字等。一些专家认为，对俄罗斯来说白俄罗斯正在进行的经济试验是对新凯恩斯主义模式的肯定，卢卡申科政府的一位政治评论家Л?扎伊科这样写道：“可以建议俄罗斯用带有‘白俄罗斯印记’的突变型的马克思主义凯恩斯学说取代俄罗斯的货币主义。”

　　白俄罗斯体制的经济孤立政策不能与专制独裁混为一谈，实际上，白俄罗斯四分之一的工业产品都是出口的(如机器制造业的出口占35.7%，化工产品的出口占53.7%)。东欧国家与白俄罗斯不同，其生产的上述产品都没能成功售往国外，白俄罗斯是当今世界最重视贸易发展的国家之一，这对很多国家来说是个启示。白俄罗斯的贸易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3%(第13位)，欧洲国家在这方面高于白俄罗斯的只有比利时。

　　按照“开放社会”的理论逻辑，威权主义加财政赤字政策的白俄罗斯无论如何不应该有很高的外资吸引力，似乎不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国家就吸引不到投资，但事实上，良好的投资环境不光是与国家制度形式有关，还取决于国家的稳定性。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后所推行的市场自我调节模式恰恰不能保证这种稳定性，把资金投往白俄罗斯国有化的经济比投往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俄罗斯明显要有利。外国投资在白俄罗斯整个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的确不是特别大，但在结构上完全可以跟俄罗斯相比，况且这一成就还是在西方对白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取得的。

　　目前一些专家正在仔细研究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经济组织结构的根本区别，白俄罗斯模式接近于拉鲁什(Л?Ларуш)所描述的“实物经济”的标准，同俄罗斯相比，白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中实体经济占了更大比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也坚持类似的基本原则。俄罗斯的经济模式则刚好相反，其贸易、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方面的发展领先于白俄罗斯。在现阶段欧洲经济发展中占最大分量的就是实体经济，难道白俄罗斯的“经济奇迹”不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吗?

　　在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白俄罗斯的经济政策是最符合社会人道主义标准的，它的工资增长速度在欧洲是最快的，白俄罗斯的贫困程度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低，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在欧洲仅高于丹麦和瑞典，位于第三)，失业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白俄罗斯居民的饮食水平也比俄罗斯人好得多，如果说每100个俄罗斯家庭有35辆汽车的话，每100个白俄罗斯家庭则拥有53辆(这一水平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也是最高的)。

　　尽管看起来好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西方那些坚持货币主义陈规的鉴定机构对白俄罗斯经济各项指标的评价还是非常低，美国右翼企业活动中心在对161个国家进行经济自由指数排名中把白俄罗斯排在第151名，俄罗斯排在第122名，而乌克兰则排在第99名。很明显，西方经济学家更喜欢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模式，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在对“生活质量”指数进行排名中，把白俄罗斯评为世界上经济社会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112个国家中白俄罗斯和乌干达、博茨瓦纳被并列排在了第100名。不过，俄罗斯的排名更靠后，被排在了第105名。

　　很明显，这些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不符合基本的统计学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是错误的，或者说可能在思想上是被操纵的。

　　结论

　　改革本身不能作为目的，它只是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关于这一点特别要记住中国30年来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总目标的逻辑关系。没有明确目的的改革一定会失败，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和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就是把手段当作了目的，使改革在扭曲了的目标价值体系中走了歪路，结果不仅没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反而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在两种向新社会体系转型的模式中选择了更差的一种，一个转型战略目标都没有达到。正是转型的失败导致了地缘经济体系中的易位，中国取代了前苏联世界经济第二的位置。俄罗斯从90年代开始改革后直到今天也没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转型期的失败相当于俄罗斯在世界经济竞赛中失去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