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由1980年的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飞跃至第二位。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的爆发（如利比亚危机）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全球投资。本期耶鲁全球系列的两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应对复杂国际事务的方式。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认为，中国倾向于采用实用主义战略缓和全球紧张局势。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外部压力在迫使它果断行动，而在危机面前中国却反应迟缓，由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加剧。一个鲜明的例证就是中国对朝鲜的立场：尽管朝鲜在对付韩国时公然违背国际法，中国对之却没有一个一贯的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的特征，即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依靠耐心外交、谋求稳定的原则，表现得令人难以捉摸。通过审视自身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和外界反应，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能从中获益。沈丁立总结道，妥善应对和建立互信能够减少弯路、实现共赢。——耶鲁全球

妥善的应对和政策的一致性有助于中国重获邻国信任

上海：广泛的国际参与推动了中国的发展。然而，这种参与具有两面性，它使中国越来越多地卷入了地区冲突之中，当前的利比亚危机就是一个例证——中国投资和劳工处境危险，政府需要采取迅速行动。北京政府在保护物质投资利益上的努力和长期以来对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口头主张，再加上其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支持与妥协（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利比亚内政的干预），种种现象都揭示了中国人一直以来让人捉摸不透的利益计算和实用主义外交策略。

与北京政府日益果断的表象相反，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迫使政府做出公开回应。尽管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力图在执行中更加透明，政府的某些表现仍旧被视为咄咄逼人或者反应过火。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会使中国政府在应对传统安全困境时行动过快、过激，在处理自己的“后院”事务时尤为如此。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东亚外交经受了波折。以中日关系为例，去年九月，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与日本军舰相撞，中国政府要求日本立即释放该渔船船长。中国长期以来就主张对钓鱼岛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这种草率、苛刻的外交方式和对稀土资源出口的临时控制会使中日公共外交更加紧张。

尽管中国的外交政策力图在执行中更加透明，政府的某些表现仍被视为咄咄逼人或者反应过火。

中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来自朝鲜半岛。2010年，朝鲜非但没有重返六方会谈，还出台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举措。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清楚朝鲜在韩国军舰天安号沉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朝鲜在11月炮轰延坪岛殃及平民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一波炮攻之后，中国政府声色未动，并没有阻止北朝鲜威胁实施第二波进攻。中国既没有批评韩国的炮兵演习太逼近朝鲜，也没有谴责朝鲜炮轰延坪岛、违背国际法。中国并无意插手解决该事件，稍后还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声明的发表。

美国重燃对亚洲地区的兴趣，利用地区紧张来巩固与韩国和日本的联盟，中国的安全环境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美国的挑战。华盛顿政府也在重修与某些东盟国家的关系，鼓动它们提防中国。2010年7月，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公然挑战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强调美国的利益并主张和平解决领土争端。此外，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问题上，中美之间的龃龉也越来越多。两国仍未能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权利的理解问题达成一致。

对如下问题做出思考是十分有意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挑战？中国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未来应如何避免这些挑战？

美国重燃对亚洲地区的兴趣，中国的安全环境日益受到挑战。

中国的崛起本身是其自信增长的源泉。但是，过速增长和过度自信可能引发中国与别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例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十倍；如果能够维系这种高增长率，中国的总产值在下一个十年中将超越美国。

与之类似，2010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780亿美元，是日本的1.5倍，印度的2.5倍。2011年915亿美元的预算则超过了日本和印度两国的预算总和。即便是中国有着最好的用意和最大的透明度，邻国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一些中国的近邻担忧中国迅速崛起的实力，他们在寻求对话的同时回避正面冲突。

中国将美国对台湾的军火销售视为侮辱。然而，中国政府又在等待着时机，希望美国能够重视中国的崛起，停止干预台湾事务。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囹圄的背景之下，北京政府可能认为，终结美国对台军火销售的时机到了。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一年前中国政府为何勒令美国停止对台销售军火，并声称美国拒绝的话将对其实施“实质性制裁”。事实上，2010年，在冻结军事交流制裁美国的同时，中国自身也元气大伤。

在具体事件的应对上，中国政府的反应有时比美国迟缓。因此，中国的对朝政策也就表现得自相矛盾。一方面，北京政府试图实现中朝关系正常化，摆脱“唇齿相依”的关系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在继续保护中朝“传统”邦交，避免朝鲜因自身行为而受到制裁。例如，因朝鲜核试验的进行，联合国安理会责令对其实施全面制裁，禁止施之人道主义援助。然而有报道称，中国正在与朝鲜就海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进行对话。如果韩国媒体的如许报道属实，中国的行为则违背了联合国关于对朝“人道主义目的”援助的限令。

尽管自2008年以来中韩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天安号沉没5周之后，中国政府才发出慰问。这同去年春天中国政府对朝鲜领导人的两次高调欢迎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朝鲜违反国际法的行径，中国政府却无意或是无力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这种作为并不能提升中国外交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尊重。

围绕南海地区的“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中美之间发生了不必要的争端。这种核心国家利益在实体层面上极为重要，因此在范围上有着最为严格的界定——中国领海基线12海里以内为中国领土、领空和领海。邻近海域、专属经济区和“九条断续线”以内的南海其余地区（除去中国宣布享有主权的岛屿和相关领海）都很重要，但又都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这点应当澄清，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帮助中国保障合法的安全环境。

在这个中国崛起的时代，中国与其他各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加深了彼此间的隔膜。

中国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可能源自三个因素：外部压力、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自我表现。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压力持续存在，但中国政府对这种外在压力的处理方式越来越影响到自身安全环境的问题。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中国与其他各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与猜忌加深了彼此间的隔膜。

北京政府对诸多国际事务拥有影响力，能够极大地缓解地区紧张和全球性问题。这说明，中国必须认清自身行动的不良后果对安全环境的影响。更为妥当的处理和精确应对能减少安全困境，帮助中国冲出险滩。

中国可以通过更好地自我定位来减少此类挑战。事实上，中国可以借助以下对策来渡过眼前难关：主要依据国际法来处理海事争端，主动与美国制衡协作、减轻双方的合理性担忧并以此来稳定朝鲜半岛局势。

沈丁立，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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