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新年伊始，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政治动荡一夜之间突然爆发，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再到也门、巴林、阿曼，迅速蔓延开来。这难道仅仅是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网络传播新技术的推动吗？抑或是美国式“民主”过去十年在东欧、乌克兰、中亚引发“颜色革命”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吗？发生在中东、北非的这场社会政治变革绝非如海内外媒体标题式炒作的那样简单，一场大范围的社会政治运动必有其复杂根源并会带来深远影响，我们必须从更为广阔的哲学、历史、文化和经济的时空背景进行深度地审视。

中东、北非政治变局的社会视角

1.社会阶层流动的停滞

一个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必须具备一套相对公平、公正的人才筛选机制。个人可通过知识、财富、经验和年龄的积累以及自身合法的努力奋斗不断向社会上层晋升，从而带动社会的进步。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阶层资本占有多寡的不平衡，带来了严重的贫富不均和阶层分化。中东和北非地区石油蕴藏丰富，金融资本控制更加严重，社会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官僚主义和腐败肆虐，致使这些国家的民众靠个人能力晋升无门，对社会稳定起到“压舱”作用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极少数统治阶层与广大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对立尖锐，最终促发了社会政治的动荡。这种情况在亚洲国家也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亚洲社会的金融资本多表现为家族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衍生出“派阀政治”、“黑金政治”和“官二代”、“富二代”问题，出现了社会角色的变相世袭制，公正的人才筛选、晋升机制逐渐崩解，身份阶层不断固化，阶级矛盾再度激化，给社会正常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警示意义不可轻视。

2.全球化导致的文明灾难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全流通”形态的强化，全球化浪潮正扑面而来。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各文明交流融汇的全球化，因为它没有带来不同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和共存，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化”、“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这种狭隘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抹杀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宗教以及生活习俗受到了极大伤害。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像穆罕默德那样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先知，但现在已经很难听到中东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的声音了。“全球化”腐蚀了各国有良知的知识阶层，使他们成为资本牟利的“专业工具”。1945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次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上说：“（美国的敌人）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美国）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美国将训练那些知识分子、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美国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失去其特有的文明、文化、文学、艺术、宗教特性，就无法创造出丰富的思想去滋养其政治智慧，引导社会不断进行自我更新。

3.国际金融资本的奴役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人类发展模式（或称为“华盛顿共识”），表面上看是自由、民主，但实质上是继古代罗马帝国以军事征服实现“罗马化”、殖民化，奉行贵族统治奴隶制度之后，在20、21世纪金融资本主导之下的新的“奴隶制”。奴隶主就是各国的金融寡头、银行家、高利贷者、房地产商和资本家。他们通过全球化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培植操控统治者、控制贸易、榨取最大的剩余价值、推销“普世价值”等做法来奴役全球不分国籍的中下层民众。金融资本打破国界的自由流动和追求利润的绝对化，带来整个绝对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发达国家以从发展中国家输入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国内相对的社会福利制度，并向国外转嫁危机，同时也导致本国民众的失业。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衡的各地区出现了劳动力价格被资本家极大地压低，也造成穷国的中产阶层大量失业。目前，在金融危机尚未消退的美国，失业率超过20%，世界各地区、各国失业率同样居高不下，中东和北非这些产油富国也难逃噩运，这正是此前金融危机以及这次中东、北非地区政治动荡的共同根源之一。

中东、北非政治变局的历史视角

中东和北非地区早在公元6~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整个穆斯林世界曾经历过一个阿拉伯民族统一的过程。后来，由于内部教派冲突和异族入侵而长期处在被分割、被统治、被剥削的境地。近代历史上这一地区又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期控制，18世纪末到19世纪曾遭受英国、法国的侵略、殖民统治以及对其宗教文明的压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历经英美与德国之间相互争夺的苦难。从18世纪开始，受当时社会革命思潮和伊斯兰教宗教改革的影响，阿拉伯世界不断萌生回归统一复兴的愿望。此次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社会政治动荡，正是这种历史的压抑情绪与强烈的复兴愿望相互激荡的结果。

1.中东和北非各国被殖民的厄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四处殖民的英国实施“3C航路计划”，在开普敦、开罗、加尔各答通过海上商路和海军优势建立起海上霸权，压制普鲁士德国的“陆权”。普鲁士德国为获得南下波斯湾出海口，与英法争夺殖民地，对之以“3B铁路计划”，企图将柏林、拜占庭（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连接起来，借以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北非、中东，乃至中亚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防止中东地区落入德国之手，联合阿拉伯人对抗德国、奥匈帝国主导的同盟国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承诺战胜后让土耳其帝国版图内的阿拉伯民族独立。但德、奥、土战败后，西方列强开始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遗产，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各国仍然控制在英法等列强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卷土重来。隆美尔将军的北非军团几乎没有海军支援、跨地中海的海运补给，仅在少量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用700多辆坦克，就横扫整个北非，把一场战役打成了在北非的战略行动。隆美尔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主要是因为德国在北非地区打着所谓“驱赶英法殖民主义势力，还阿拉伯人独立自由”的旗号，受到了阿拉伯人的欢迎和支持，特别是北非的帕帕尔部落（利比亚的卡扎菲就出生于此部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再次兴起，对中东觊觎已久的美国利用阿尔及利亚事件，赶走了法国势力；接着又利用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迫使英国的势力退出中东和海湾地区。作为西方殖民政治与文化的新代表，美国依然带着老牌殖民者嗜血的特性极力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从阿拉伯各国身上劫掠资源，榨取财富。

2.插入阿拉伯世界心脏上的尖刀

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英、法、美等国为了实现殖民欲望、攫取利益，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结盟，有计划地从欧洲将大批犹太人迁入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以犹制阿”。二战后联合国一成立，最初的决议中就包括支持犹太人建国的第181（2）号决议。以色列犹如一块西方的飞地，在中东富饶的石油之土上插入一把尖刀，这完全是英美殖民者人为造成的一个肮脏的政治阴谋。以2000多年前历史记载以色列的地域来决定一块20世纪中东土地的领土归属，是非常荒唐的。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随即爆发。此后，在近30年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总共打了五场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民族对以色列的非正规作战及各种冲突持续至今。以色列不仅成为英美等强权国家攫取殖民利益的一颗棋子，也被阿拉伯世界视为其回归复兴、重振辉煌所必须扫除的障碍。冷战时期，中东和北非地区各国一部分投向苏联阵营，一部分投向美国。埃及和叙利亚倾向苏联，但没有和苏联结盟，美国则支持以色列，同时分化阿拉伯产油国的王室政权。此后就是美苏两股势力的较量，中东、阿拉伯国家围绕阿以争斗形成了前线国家、二线国家、三线国家。前线国家就是与以色列版图接壤的国家，如叙利亚、埃及、约旦、黎巴嫩等。在冷战状态下，由于美国强力支持以色列，造成了中东前线国家军事上纷纷败退。中东战争打赢了，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荣耀；打输了，前线国家独吞苦果。一些前线国家无法承受军事、政治、经济、财政压力，埃及最先退出，单独和以色列媾和，在1978年签署《戴维营协议》。之后，叙利亚被逼到第一线，在戈兰高地的萨姆导弹阵地和米格战斗机被以色列打得体无完肤，开始后退。约旦又被推到前台，此时巴解组织总部设在约旦。约旦国王与巴解组织首脑阿拉法特反目后，巴解总部被迫从约旦撤出迁往黎巴嫩。此后，美国就支持以色列攻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迫使巴解组织放弃重武器，化整为零分散到十几个国家，从此巴解组织武装部队作为抵抗以色列的一支正规军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并导致了针对美以的武力抵抗的所谓“恐怖主义”定位的兴起。

3.美国分化阿拉伯世界造成的仇怨

在利用以色列制衡阿拉伯国家的同时，美国还不断制造矛盾，分化阿拉伯世界。1978年，伊朗巴列维国王被霍梅尼宗教革命推翻。霍梅尼乘势而为，号召推翻以伊拉克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各国的逊尼派世俗政权。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美国先是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阻止伊朗旨在反美的宗教革命在海湾和中东地区蔓延，同时支持基地组织的前身在阿富汗与入侵的苏联军队对抗，以扶植宗教势力来阻止苏联在穆斯林世界“输出革命”。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打下来，双方两败俱伤。两伊激战之际，利比亚的卡扎菲力挺巴解组织，挑头争取阿拉伯统一。利比亚觉得阿拉伯国家都上了美国人的当，于是在埃及的纳赛尔去世、萨达特被刺杀后，卡扎菲跳出来要搞阿拉伯会议并公开支持中东各国民间宗教组织和激进团体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暴力抵抗。美国无法容忍卡扎菲以武力抗美，1986年采取“黄金峡谷”行动对利比亚进行轰炸。卡扎菲开始沉寂下来。其后，美国支持的萨达姆政权军事实力在两伊战争后不断强大，萨达姆此时开始膨胀，认为伊拉克具备了统领阿拉伯世界对抗以色列、重振穆斯林雄风的实力，并出兵侵占了历史上曾是伊拉克一个省，后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行划出版图的科威特。美国又开始联合西方国家打击伊拉克，在其北部支持库尔德人对抗萨达姆。伊拉克是一个多教派多民族的国家，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萨达姆的逊尼派在国内各种势力中只占三分之一，人口比例仅24%，根本不可能动员一场全民族战争。正是在美国“分而治之”策略之下，中东、北非各国内部、各国之间的仇怨不断加深，各国民众对美国的怨恨也随之积累，要求重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愿望和宗教理想始终被压抑着等待时机迸发。

4.阿拉伯人民复兴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穆斯林世界几乎每10年便产生一位领导伊斯兰社会复兴运动的精神领袖：1960年代埃及的纳赛尔、1970年代埃及的萨达特、1980年代利比亚的卡扎菲、1990年代伊拉克的萨达姆、2000年代阿富汗的本·拉登。在当今穆斯林世界，埃及的穆巴拉克是靠美国扶持的，利比亚的卡扎菲后八年统治完全奉行亲美政策，一些中东、海湾地区产油国家的王室政权也亲美。拯救伊斯兰文明靠阿拉伯各国的政府首脑和受西方影响的知识界精英人物都不行了，这次站出来的就是人民。王室、政治强人、脆弱的民主政权目前正面临统一的阿拉伯运动或者说是穆斯林世界文明复兴崛起的冲击。这种崛起借助“推特”、“脸谱”等现代化的信息科技手段和新兴媒体的传播广泛地深入到了民间，促使阿拉伯复兴运动从高层转向全民，并以争取民生、争取民主的方式在黎巴嫩、阿尔及利亚、伊朗兴起后，转向整个穆斯林地区，其影响今后甚至可能波及印尼、中亚和东亚一些地区。

5.渔翁得利的土耳其和德国

面对这次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社会政治变动，最得意的是土耳其和德国。土耳其近代以来就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社会改良运动，其在凯末尔领导下现代化运动稳健推进，转型较为成功。冷战结束后，由于北约、欧盟对土耳其的刻意边缘化，伊斯兰文化占主导的土耳其得以和西方保持着一定距离，因此其政权并未受到冲击。下一步，土耳其影响力重回中东的趋向非常明显，将来在穆斯林世界的发言权会不断增大。还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主动忏悔，并利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迅速推倒“柏林墙”实现东、西德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仍延续了历史上德意志民族的“东西并进”政策。在解决了与法国之间的百年恩怨、用经济利益收买了衰落的俄罗斯之后，接着开始重启南下政策。上世纪90年代，整个欧洲似乎在德国的领导下走向经济和政治的统一，欧盟GDP总量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且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欧元。整合统一的欧盟是主权国家联盟，其对重建世界秩序的追求，与美国意见相左，这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1999年，美国便借科索沃战争在继续肢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同时，整治了一下德国。因为德国势力南下巴尔干地区，支持的是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德国的举动显然是想重回德奥一战时控制的地区。当年德国为自己建立“第三帝国”的利益而支持阿拉伯人民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信仰者反对英法殖民者，反对美国，而今在同样地区呈现出历史的回归。

中东、北非政治变局的经济视角

1.石油经济霸权的终结

中东、北非地区的石油资源是支撑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命脉。二战后，美国给中东石油国家以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换取经济上的继续掠夺。美国通过跨国石油公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每桶2美金收购石油，卖出价每桶12美金，从中掠夺了阿拉伯国家无数财富，怎能不招穆斯林世界的愤恨？从1946年开始，一直到欧佩克成立，赤裸裸的掠夺才告一段落。但美国建立在石油利润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美国开始利用手中的金融资本改头换面地继续掠夺全球人民的财富，直至形成“美元+武器”的全球霸权。这次中东和北非民众力量的崛起，导致全球石油价格上涨和中东产油国强化对石油定价权的掌控是必然的。对此，中国也应好好思考，早作应对，不能仿效美国的发展模式，更不要步美国后尘与中东、海湾、北非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结下恩怨。

2.中国投资安全保障的省思

中国这次在埃及、利比亚和其他地区投资因动荡造成的损失数以百亿美元计，主要原因是投资的主要方面不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更多的是国营、民营资本的营利行为。单纯追逐利润的海外投资随时会在政局变革中被剥夺，除了撤出劳工、工程人员和侨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是美国那样的军事强权。而上世纪70年代，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导下，为保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国在亚、非、拉美有一批“穷朋友”、“小朋友”。中国的援助与经济合作项目是国家战略行为，“只谋其功，不计其利”。比如接建贯通东非与中南非的交通大干线——坦赞铁路，是国家行为的援助，获得的是中国在第三世界拥有广泛号召力的国家利益；现在民营资本四海逐利，走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之路，带去了资本和劳工，赚取人家的钱。中国在对外投资问题上，一定要深入调研，坚持共同发展、公正和谐的世界秩序理念，以此完善投资机制，加强安全保障，及时规避风险。

3.发挥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良机

中东、北非动荡后政权更迭，伊拉克重建、阿富汗重建、中东海湾产油国石油生产配额的调整和油价的浮动将导致整个穆斯林世界、信仰伊斯兰的国家重新进行经济整合，推动经济复兴。而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美国影响继续衰退，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要有战略考量。是单纯赚钱？获得能源？还是帮助复兴，互利互惠？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和长远规划。不能乘人之危，发其国难财，更不是单纯派几个商人去赚钱，而要结合人类文明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做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筹划。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中亚各国的经济政策也应如此。

中东、北非政治变局的政治视角

1.推销“民主”自食其果

从政治角度观察，美国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推销“普世价值”、“民主”、“自由”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王道”外衣被掀起了一角，露出了“霸道”赤裸裸的身体，揭露“国王新装”的“孩子”就是中东、北非，是中东和北非的人民剥下了美国“王道”的外衣，露出其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美国不是搞“民主”吗？它何时在产油国王室政权上动过手？何时在为维护美国利益的军政权、独裁政权上动过手？

2.追求民族、宗教复兴的“中东波”

这次中东、北非社会政治动荡是冷战之后新一波世界格局的调整。如果当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苏东波”，那这次就是“中东波”。“中东波”从政治学上定义，就是民族民主主义、反美反殖民压迫、争取阿拉伯民族、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复兴的社会运动。这次“中东波”将会引发一些君主制国家逐步走向君主立宪，强人政治从军政府体制走向民选政府。草根政治集团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基地组织以及强大的伊斯兰宗教社团，将可能以参与竞选投票的形式上台执政。经历过19、20世纪伊斯兰教现代意义上改革的“苏菲运动”之后，“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可能会在中东、北非、海湾、南欧甚至中亚等地区再次兴起。

3.美国、以色列的困境

在这次“中东波”之后，以色列安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未来靠当年《戴维营协议》形成的埃及为代表的中东地区国家、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停战议和、相安无事的局面将告一段落，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会再起波澜。《戴维营协议》时代的结束，必将形成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新的前线国家，各国新崛起的政治人物也会随之登场，新一轮的反以色列浪潮会在中东展开。这是“中东波”留给美国和以色列的巨大考验。

4.中国角色的定位

面对这次“中东波”，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值得深思。全新的穆斯林世界、日益强大的伊斯兰教信仰、追求联盟的阿拉伯国家和融合了西方教育与伊斯兰教信仰的新一代政治精英，我们如何应对并与之共处打交道，要慎重研究。无论如何，在这一波中东、北非重大社会政治变革面前，对所谓美国主导的反恐问题，中国应该有基于国家、民族、文化利益的谨慎缜密的反思。因为“恐怖主义”最初是美国对巴解组织和一切反美的不同政治、宗教信仰组织宗旨和行为的美国式定性，是与伊斯兰世界对抗的一种霸权主义策略。未来，那些受基地组织系统训练、穆斯林兄弟会培养、“双泛主义”熏陶、在哲学修养和宗教信仰上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年轻一代或将走向政治前台。难道这些人都是美国定性的“恐怖主义分子”？由于在反恐问题上认知有所不同，加之各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以至我们在处理内部民族关系上出现了或多或少值得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去注意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信仰共存并相互融合的统一体，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大家庭。我们不能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对事物划分的标准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否则会造成我们内部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之间的对立。我们要加强与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强化与中亚南亚盟友特别是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稳住我们的西南、西北地区。应当坚持世界大同理想，主张不同国家、民族、文化、文明多元并存、共同发展，客观公正地看待、理解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明复兴的愿望。

（作者单位：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