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极权主义绑架了“大正民主”

　　刘柠：麻生兄，你好！记得地震的翌日（3月12日），我给你发邮件，询问你和家人的安危，你好像正去京都参加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论坛。那时，我还没想到这次巨震及伴随的海啸竟会夺走数以万计的生命，更没有想到福岛核电站的次生灾害竟会蔓延至此。

　　灾难已经过去一个月，远未尘埃落定，但灾区的秩序正在恢复，重建复兴已提上日程，舆论上的反思也逐渐多了起来，客观上似乎到了一个重新审视战后消费社会的是非功罪、检讨国家发展方向的节点上——我注意到，日本舆论界已经有人把此番巨震与明治维新、战败并列为近代以来的三大拐点。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3·11”之后，一切都将改变。你如何来定位这场巨震对日本方方面面的影响？

 　　麻生晴一郎：首先，我要感谢包括刘柠兄在内的众多中国友人第一时间发来慰问和鼓励的邮件。震后，无论向何处去，日本社会将发生剧变，这在我也有同感。这令人想起距现在近90年前的关东大地震前后的状况。此前所谓“大正民主”盛极一时、到处洋溢着自由空气的大正思想界，以地震为转折点，被极权主义绑架。应该说，与世界经济大恐慌并行而至的地震，是使时势变得“举国一致”化、导致日本共产党和军国主义抬头的主要契机。

　　文学上，以往以白桦派和芥川龙之介为代表的教养深厚的自由派倾向的流露，震后销声匿迹，逐渐被置换为借普罗文学及其对抗的形式而勃兴的新感觉派等，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恐怕对此番巨震亦当作如是观。我觉得，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过去在高度增长背景下形成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虽然有所变化，但变化非常缓慢，而以这次地震为转机，有可能呈现某种突变。

　　至于说如何变，我想，脱离高生产、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是其一；还有一个大的变化是，大企业在80年代以前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核心，后来却慢慢变成了少数富裕层，我觉得这将更加露骨地呈现。进而言之，关东大地震时期的那种面向全体主义的倾向，导致震后“链接”到了共产主义和军国主义。此番巨震，肯定也会出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评价和“举国一致”思想的萌芽。当然，对中国的认识也会为之一变。

　　刘柠：你提到关东大地震前后的状况，颇意味深长。尽管“大正民主”历来被认为是不彻底的“民主”，根本有别于战后民主，但战前日本毕竟曾有过短暂的宪政，有过昙花一现的政党内阁和有限普选权；但一旦发生了关东大地震，自然灾难顿时放大了经济萧条带来的国民的普遍恐慌情绪。为政者为转移矛盾，不惜煽动民族主义。结果，军警宪特一齐出动，在青年团、在乡军人会等组成的民间自警团的配合下，以所谓“维稳”的名义，捕杀朝鲜人，并波及华侨，数以千计的朝鲜人和大约200名中国人遇害。但是，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血并未能阻止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后，日本一头扎进了昭和前期暗黑的不归路。

　　利益集团对危机缺乏远见和心理准备

　　刘柠：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从历史中学习的成果不可谓不大。此番巨震中，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受到了日本社会一视同仁的应对，NHK等电视台在震后第一时间开通了多语种救援服务，轮番以英、中、韩文连续播放灾害和避难信息；宫城县女川町佐藤水产株式会社专务董事佐藤充救了20名中国研修生，自己却被海啸吞没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大使馆为中国媒体记者开放绿色通道，数以百计的中国记者翌日起便赶赴灾区从事前线报道，日本对外国新闻媒体的开放，也令中国媒体人交口称赞。今天的日本社会由于文化、经济萧条等原因，还有某种闭塞感，也还有令外国人感到“不爽”的地方，但与战前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应该说，一个民主、自由、开放的社会，诚为日本傲然于国际社会之自信心的来源之一。

　　不仅如此，日本还有一个足以夸耀于国际社会而无愧色的巨大成就：和平主义与人权尊重，“人命高于一切”是全社会最大的共识。如果不算事故死亡的话，战后66年的和平建设是不折不扣的未流一滴血的革命。小泉政权时期，为配合美国反恐，自卫队曾开赴印度洋参加维和行动，朝野上下最大的担心就是流血，结果却堪称“圆满”。

　　不过，在“人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背后似乎也隐藏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并在此番巨震中毕露无遗。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的次生灾害中，我们看到，上至首相、防卫大臣，下至东电公司的高层、福岛电站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敢于下“给我上”的死命令。出于职务责任和职业伦理，被称为“五十死士”的东电敢死队顶了上去，但也是在最大限度防护的基础上，短时间轮流作业，至少目前暂无生命之虞（受到严重辐射的有三人）。应该承认，东电敢死队毕竟不是战时驾驶“零式”战机冲向美军军舰的神风特攻队，其作业并不是效率主义的。而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国民，也“容忍”了其“低效”，并默默承受着灾害蔓延甚至升级的代价（从空气辐射到海洋污染）。此事微妙地呈露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价值观内在的张力、矛盾及某种界限。

　　麻生晴一郎：与关东大地震时相比，确实发生了剧变。战前除了关东大地震，其他时期也发生过很多轻视人命的事件和现象。正因为经历过那样的体验（也包括不幸的战争），才有了今天的日本。当然，同时也有一成不变的一面。

　　以著名的“五十死士”为代表，众多的人明知有危险却拼命在现场作业。应该说，诸如此类的存在，的确彰显了日本人精神的一个侧面。如果说非效率主义的话，那也不是他们的原因，而是上面的人，即东电高层和政府方面心理准备的欠缺和缺乏远见造成的。在这点上，倒与“神风”时代是共通的。

　　那么，为什么高层会在远见和心理准备上付诸阙如呢？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利权被安全地捍卫，而缺乏危机意识的缘故。支撑日本高度增长的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社会，可到了今天的低增长时代，国家仍然无法从那种体制中摆脱，政府、官员与大企业共同构成了捍卫利权的攻守同盟。酿造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力固然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社会，然而时移世易，如今的大企业毋宁说日益蜕变为固守利权的既得利益集团。

　　当然，实际酿成这种状况的，也是拥有选举权的市民，因为市民本身也有危机意识缺失的一面。核电站的危险性早在20年前便被屡屡提及、指摘，结果却终为国民所接受，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造成危机意识稀薄的一个原因，是新闻报道的问题。譬如，被海外所指摘的MOX燃料（一种非常规核燃料，全称为Mixed Oxide，其特性是可从使用过的乏燃料中提取钚元素，以循环使用，提高利用率，解决核燃料不足的问题。但这种燃料浓度高，温升快，一旦发生事故，其危险性远大于常规燃料电站）的危险性，便未被充分传达。说“未被充分传达”，其实未尝不是一种“技巧”：如果像某些无新闻自由的国家那样完全不予报道的话，在日本反而会成为话题，受到格外关注。因此，在报道时虽有所触及，却浅尝辄止，绝不深究，回避实质性的讨论。所以，其危险性并不为国民所知。这种报道的姿态，并非基于政府的命令，而是新闻媒体自主规制（自肃）的结果。而新闻媒体本身也是大企业，在规避人心动摇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不无与政府和东电相互庇护的一面。

　　刘柠：嗯，这种从大企业到新闻媒体到政府，彼此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的相互“勾兑”的角色意识，不仅造成了舆论的单一化、同构化，而且有可能遮蔽某些重大的问题，同时也加剧了你上面所谈的所谓“举国一致”情绪的蔓延。震后，有长年在北京发展的日本艺术家朋友归国探亲，觉得连非灾区的东京的氛围都令人感到窒息。的确，日本近年来由于经济萧条等原因，呈某种越来越内向的发展趋势，这在文化上也有所表现（诸如宅文化、草食族等）。这种内向的空气如果在某些关键性的节点上，与“举国一致”情绪发生“化学反应”的话，也许会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某种重大影响。虽然历史的发展已不可能简单重演90年前的悲剧，但未必不会以某种变相的方式酿成新的悲剧，这方面理应唤起足够的关注。

　　看透死亡，不求延命

　　麻生晴一郎：说到“举国一致”的倾向，譬如说年轻人的爱国主义，现状并不是同政府一体同心，毋宁说带有某种反政府的要素。大企业和政府相互庇护，是因为要维护高度增长时代的恩惠，而滑向爱国主义的青年基本上未享受到这种实惠，属于比较贫困的阶层。可是，与中国的“愤青”一样，受到来自外国的批评时，他们反而会袒护大企业和政府，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反政府。

　　至于法西斯主义化的情绪问题，如果从日本的历史来看，“锁国”倒有可能成为一个自然的流变方向。但甭管怎么说，现状之下，吸收了倾向于反政府的爱国主义的能量之后，形成一种排他的、“举国一致”的社会的危险确实是充分存在的。高度增长时期与泡沫崩溃后当下的日本社会的差异林林总总，既不乏重视社会福祉、重新审视“核家族”化（Nuclear family，指夫妇二人加一个孩子构成的小家庭）、志愿者活动和参与社会创业等积极的一面，也有过于谨小慎微、缺乏积极性、风险投资和文化活动的规模过小等元气丧失的负的一面。巨震有可能使这些变化突然加速。

　　这种情况下，何以遏制排他的、“举国一致”氛围坐大，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等论调今天已然无力，有必要建构新的逻辑、话语，如加强两国民众之间的沟通、纽带等。

　　刘柠：说到这里，我倒想到一个问题：任何有效的交流，都要从了解和理解起步。三年前中国人刚刚经历过汶川大地震，尚未完全走出伤痛，而此番日本巨震，通过各种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中国人在了解灾难的实态的同时，也看到了某种不同于中国的异文化的立体呈现。特别是日本国民在面对自然灾难和死亡时的样态，与中国人平时通过教育等所了解的日本及对日本的想象有不小的出入。能否请你谈一谈日本人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心态和生死观，及其背后的文化机理？

　　麻生晴一郎：在这次地震中，除了受灾惨重的东北地区，因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缘故，东京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国外有很多这方面指摘的声音，但尽管如此，东京人的生活依然平静如故，心理上似乎有种“我可不想费那么大劲活着”的范儿。这种心理在我也是一样。有位朋友主张去离东京数百公里的西部避难，我心想：为何要不惜如此费劲而求得延命呢？当然，倘若事态真到了生死攸关的份上，大约还是会避死的，但对被并非百分之百靠谱的某种所谓的危险性这儿那儿地牵着鼻子走的活法，却不以为然。也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导致虽然核电站的危险性从80年代起便被指出，结果却一路搁置下来。

　　这种“我可不想费那么大劲活着”的心理背后，实际上有两种因素的支撑：其一是在岛国的农耕社会，在瑰丽多姿且基本上比较宜居的自然环境中成长的日本人，对大自然有种一体意识，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其二是在生死观上，受到武士道精神的影响。说到武士道，以《叶隐》（武士道的经典，亦称《叶隐闻书》）中开宗明义的“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的经典表述为代表，并非意味着死亡本身，而是“不求延命的活法”之意。常怀抱死之觉悟而生（所谓向死而生），就像坂本龙马那样，以“死的时候也要前进而死”的活法活着，而视延命苟活的活法为耻。自然，作为人，并不希望面对不得不做出死之决断的场面，然而一旦看见并确认死的可能性的时候，则要顾及“洁”（武士道意义上的“洁”，既有纯洁之意，也包涵勇敢、果决、在濒死之际绝不拖泥带水的“节”之意）。我自己也有这种心理。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百年前，孙文等人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后，其日本支持者山田良政被捕。山田明知如果交代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实的话也许有活命的希望，但他始终拒绝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乃至被处极刑——山田所选择的，显然是武士道的“洁”。当然，对现在的日本人不可一概而论，难以下所有人都如是的判断。事实上，东京也有不少日本人选择了避难。我想，如此文化心理大约与东电的高层人士无缘；但即使他们，其实也明白日本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重“洁”的精神空气。

　　刘柠：源于灾害频仍、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的危机意识，使日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处处防患于未然，懂得“积极生活”；佛教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的无常论，在日人那里成了超越宗教的人生观，赋予他们在灾难面前从容、淡定的气质与力量；而武士道的生死观，正如麻生兄所言，“重‘洁’的精神空气”决定了人在直面死亡抉择时的选择，本质上是一个美学问题。

　　谢谢麻生兄！请多保重。

　　麻生晴一郎：谢谢刘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