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联合国安理会1973年决议授权在利比亚成立禁飞区，全球大国以此为依据，迅速行动起来保护利比亚人免受其领导人残暴统治的威胁。然而，本系列文章的第四篇、亦即最终篇的作者，任教于国王学院的哈西•潘特（Harsh V. Pant）教授认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国家并未加入西方大国拯救行动的行列。潘特认为，“关于利比亚问题的争论再一次表明，尽管关于西方衰落和其他国家崛起这种言过其实的话语的存在，但‘其他国家’并未做好扮演全球大国角色的准备”。中国和俄罗斯以投弃权票而不是反对票的方式允许干预行动继续下去，而印度和巴西这两个民主国家表示对决议持保留态度。潘特认为，干预行动可能不会很快取得成功，他敦促金砖四国发展其它途径，在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全球世界中在保护人权和明确主权的作用。——耶鲁全球

基于金砖四国的世界新秩序尚不会很快形成

伦敦：世界新秩序应该在形成，人们能感到崭露头角的新兴国家的存在，而衰老和疲惫的西方各国无需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但如果利比亚问题的争论还要依旧持续下去，世界新秩序仍然和旧秩序如出一辙——传统大国仍然试图担负维持全球秩序的大部分职责，而新兴国家却推卸其作为全球利益攸关方的责任。

人们认为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崛起应该改变全球大国力量的均衡，但在关于在利比亚上空授权建立禁飞区，使用“所有必要手段”保护该国居民免受卡扎菲军事力量袭击的决议上，这四国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适当和必须的行动，以尽快稳定利比亚局势，并阻止针对居民的暴力行为”，但“中国很难同意决议中的部分内容”。俄罗斯派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Vitaly Churkin）警告说：“外界武力”可能造成区域局势不稳定，并形容此决议是“不幸的和令人遗憾的”。他并称俄罗斯未对决议投反对票是由于“它从保护利比亚人民的目的出发，符合通行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并表示决议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其责任应当由那些挑起这些行动的国家来承担。俄罗斯总理普京则将安理会针对利比亚的决议类比为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尽管巴西表示了对局势的严重关切，并且强调该国坚决支持在利比亚采取行动以表达争取更好政府治理的合法要求，巴西驻联合国代表维奥蒂（Maria Luiza Riberio Viotti）仍然指出，决议所包含的措施超出了需求，并且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印度则警告说：“安理会所采纳的决议，允许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框架下采取影响深远的措施，但与利比亚地面局势相关联的有用信息则相对缺乏”。更严重的是，印度认为决议在“何方用何种资源参与行动，以及如何确保这些措施精确执行”方面并不明确。在回应认为利比亚应当被分治的说法时，印度坚持应确保利比亚主权、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性。

传统大国在试图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职责，而新兴国家却推卸其作为全球利益攸关方的责任。

这些保留意见反映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自90年代以来、甚至是更早时期的标准政策。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倾向于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而美国的主导地位在这一体系中受制于其他的“极”。这些国家热衷于捍卫国家主权，担心美国试图干预它们所视为属于它国内政的事务，无论是塞尔维亚，科索沃还是伊拉克。它们对于美国在1998年对伊拉克发动空袭，1999年美国领头对南斯拉夫实施空战，以及更近一些时候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打击，均表示强烈反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声称这些行为侵犯了上述国家的主权，并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

这些国家在抵抗西方国家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信条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而对于主权的特权持保守态度。在此情况下，它们多次表达出对于美国在全世界使用军事力量的担忧——这体现他们长期以来反对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超级强权”的愿望，“超级强权”一词是一个法国外交官的创造。

在对利比亚采取行动的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反映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自90年代以来、甚至是更早时期的标准政策。

但如今，面对来自新兴国家的经济冲击，西方国家正在后退。对于这些新兴大国而言，利比亚问题掌控起来本应相对容易。利比亚领导人威胁发起最后进攻，扫除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叛乱分子，西方国家随后才做出反应。卡扎菲在电视上谈到占据班加西的叛军时宣布说：“我们今晚就来”，并且“我们将毫不留情”。

出于对大屠杀的恐惧，阿盟（Arab League）呼吁在利比亚成立禁飞区，而授予英法两国行动权的这项决议，是由黎巴嫩提交到安理会的。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参与了军事行动。直到最后一分钟，美国仍不愿参与行动，西方各国对于在利比亚派驻地面部队亦无丝毫兴趣。联合国安理会1973年决议明确排除了“外国武装以任何方式占领利比亚领土的任何部分”，从而排除了对地面部队的使用。毫不奇怪，从卡扎菲政权中倒戈的利比亚驻联合国副大使易巴辛•达巴希（Ibrahim Dabbashi）并没有投弃权票国家所怀有的担忧，他认为“这与利比亚人民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利比亚问题的争论再一次表明，尽管关于西方衰落和其他国家崛起这种言过其实的话语的存在，但‘其他国家’并未做好扮演全球大国角色的准备。新兴国家仍然未能清晰表述一种世界观，以此能改变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它们还未能从全球各国相互影响的角度考虑主权的概念，在相互影响的世界里，一国政府对人民的野蛮镇压瞬间就能被全球各国所周知，尽管人们分属不同的国籍，都会发出关于道德责任的质疑。反对西方国家的每一步行动是很简单，袖手旁观并大加批评更容易。但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提出可行的新办法才是展现全球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新兴国家仍然未能清晰表述一种世界观，以此能改变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

各个大国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就中国和俄罗斯而言，弃权票事实上意味着赞成票，因为它们的反对票将阻止联合国的任何行动。它们的弃权票表示，尽管存在限制，它们愿意让西方国家对利比亚采取行动。此外，它们并非民主国家，因此人们无法期望它们声援阿拉伯世界对民主的热望。然而，印度和巴西的行为凸显了新兴的全球秩序的真正挑战。

印度尽管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在中东事件上主要采取沉默观望态度。从许多方面看，沉默是可以理解的。未来局势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政府也需要时间，对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能源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估。此外，鉴于印度十分重视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不干涉原则，对未知的事件进行评论将是虚伪的。印度对于留在利比亚的国民安全状况仍旧感到担忧，对安理会决议“判例确立式”的部分也感到尴尬不安。再过几个月，利比亚的局势发展也许能将印度、巴西等国不愿意加入反卡扎菲联盟的原因大白于天下。

新兴国家避免提出其它措施，由此确保了仍由西方国家承担保护人民不受暴政伤害的职责。

其结果是，印度和巴西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立场最不确定。没有人知道它们站在哪一边。这是中东地区大混乱的时期，考验着国际社会对区域最棘手问题的解决能力。所有大国都在努力进行艰难的抉择，通过精心选择适当的反应，试图在它们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之间作出平衡。

但是迄今为止，新兴国家在回答有关其外交重点的复杂问题上，还未准备充分。在各国相互影响的世界中，公民有何权利，主权国家应发挥何种作用，金砖四国还没有就此形成一个条理清楚的观点。新兴国家避免提出其它措施，由此确保了保护人民不受暴政伤害的职责依然落在西方国家肩上，而不是全球各国共同承担。显而易见，这并非解决人权和国家主权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新兴大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而言，在对全球事件的影响上，它们基本仍处于边缘状态。

哈西•潘特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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