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弱势成惯例，太子党力量崛起

　　[内容摘要]：越南共产党因为其建党建国的特殊历史，没有出现过“家长制”、缺乏党内民主乃至党代会召集随意等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较早就形成了一种在最高层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其高层权力的构成也有更明晰的规律和制度可寻。

　　而较少的历史包袱，也使越共在适应时代变革时，有更从容的空间，敢于采取更大胆的制度性尝试。

　　越共十一大一如往届般“胜利召开”，产生由14人构成的中央政治局，基本勾勒出越南最高权力层的人事蓝图，同时也给越南未来的政治经济路径定下方向。国会主席阮富仲成为新任越共总书记，这是十一大前国内外观察者人所共知的“秘密”。前总书记农德孟和现任国家主席阮明哲退出政治局，亦是意料中的事。

　　越共十一大未满足众多大力赞扬者的“变革期许”，放言在决不改变现行制度下继续进行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变革，但越共相对缺少历史包袱，腾挪空间宽裕，未尝不会趟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转型之路。

　　作为东亚最早形成“集体领导”的执政共产党，越共高层权力变动较早形成了一条有规律和制度可寻的脉络，纵有背后的人事博弈，但在公开层面，它的评议、投票、意识形态修补等环节仍有亮点，中央政治局的结构与产生也有独特之处。

　　而且，目前越共最高层权力结构产生的过程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最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单产生在“会前”而不是“会后”。

　　高层权力安排的规律化

　　第十一届越共政治局名单为：阮富仲、阮晋勇、张晋创、阮生雄、冯光青、黎鸿英、范光毅、黎清海、苏辉锐、丁世兄、吴文谕、阮春福、陈大光、丛氏放。

　　越共目前没有“政治局常委”，2001年越共九大取消了这个机构，复设中央书记处，其成员除总书记外，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九大之前，政治局常委也称为“五人小组”，为越共高层的“核心之核心”。

　　取消政治局常委之后，中央书记处并不等同于政治局常委，不过也不意味着越共没有了“核心之核心”。总书记为书记处成员自不必说，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内政部长、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一般来说既是政治局委员也会成为中央书记处成员，其它书记处成员则未必来自政治局，但肯定是中执委(即中央委员)。因此，中央书记处成员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构成。

　　新一届政治局成员中的唯一女性丛氏放，是八大、九大的中央书记处成员，但直到今年才进入政治局。

　　十一届中央书记处名单和工作分工也已揭晓，除阮富仲为总书记外，张晋创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公安部长黎鸿英负责内务工作、苏辉锐接管组织部工作、吴文谕主政中央检查委员会、丁世兄管宣传，以上人员全是政治局委员，他们进入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的安排，其余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则为“选举”产生。

　　根据越共官方2月10日的说法，总书记阮富仲代表政治局签批了安排部分政治局委员进入新一届书记处的决定，但是1月18日的越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吴春历(人民军总政治局副主任)、张和平(高法院院长)、何氏洁(民运部部长)、阮氏金银(劳动部部长)进入中央书记处，但他们均不是政治局委员。因此这届中央书记处有成员10名，比上一届多两名。

　　越共九大之后，“核心之核心”到底在哪里，一般被视为是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组成的“三驾马车”，不过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政改呼声甚高，国会作用凸显，加上国会主席，也有了“四驾马车”的说法。这种权力“核心之核心”的转移，多少有“党化色彩”削弱的意味。

　　越共九大开始，高层权力变迁即逐渐出现有规律可寻的迹象。前任总书记农德孟曾经担任过国会主席，新任总书记阮富仲的职务目前仍是第十二届国会主席。

　　“四驾马车”一般都曾有担任过河内市委书记和胡志明市委书记的经历，1996年八大开始，这种规律日益明显。

　　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越南两大城市，当地党委第一把手的地位相当重要，有过两市市委书记的历练，进入越共核心权力圈自不在话下。这种惯例似乎可以追溯到越共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挣扎时期。

　　改革派干部阮文灵曾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因作风较为开明大胆，进行改革试验遭到保守力量攻击被免职，阮文灵邀请元老长征到胡志明市考察，争取到他的支持;也因为深受从苏联和中国刮来的国际性改革风潮影响，随后阮文灵被启用，1985年进入中央政治局，1986年六大当上越共总书记。

　　目前已从政治局退出，但还担任国家主席的阮明哲，曾经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刚上任的总书记阮富仲，曾是河内市市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张晋创，亦曾是胡志明市委书记。

　　有趣的是，越南第三大城市，中部第一大都市岘港的党委书记及军区政委，八大和九大时曾进入过政治局，但之前和之后，再也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越共十一大，党的高层权力交接已经完成，职务分工也已明确，但是在“法理”上，中央政府方面的位置目前还各司其职，新的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理还得等到五月份第十三届国会产生后确定。虽说如此，但是总书记之外的另“三驾马车”的轮廓已相当清晰了，逃不出政治局成员的范围，更不会与现在的排名相去太远。

　　不出意外，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晋创将接任国家主席，河内市委书记范光毅将当上国会主席，阮晋勇还将继续留任总理。

　　若这“四驾马车”真的成型，来看基本背景：总书记阮富仲，北方人，工作长期偏意识形态;国会主席范光毅，北方人，工作性质同上;总理阮晋勇，南方人，军人出身，当过封疆大吏，后来长期在政府部门主管经济;国家主席张晋创，南方人，当过经济中心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任过经济部长，后长期在中央主管党务工作。

　　再看老“四驾马车”中已退的总书记农德孟和将全退的国家主席阮明哲(党职已退，元首职务还未到期)，前者是北方人，技术型的农林干部出身，后者南方人，知识型的团派干部出身，老“四驾马车”的搭配方式与新“四驾马车”大致相同。

　　这样的最高权力构成，南北派干部搭配，新老混合，实干型与意识形态型官员平衡(外界认为是开明与保守之搭配)，是一个四平八稳的班子。

　　分散的越共高层权力

　　越共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被认为对中共亦步亦趋，处处学习效仿，从很多方面来看的确如此。

　　不过越共也有较多独特之处，从高层权力结构来看，越共没有政治局常委，且政治局规模从来不大，仅有1996年的八大例外，出现了19人;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之职;总理实权较大，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总书记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简言之，越共高层权力分配有相当程度制衡性，总书记弱势化，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2001年九大之前，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这三个重要军职中，国防部长必然要进入政治局，此惯例系受苏联国防部地位较高影响所致，另两位则或一位或同时进入政治局，亦有军区政委进入政治局的先例，到九大时形成惯例，只有国防部长进入政治局。

　　不过中央书记处总有一名成员来自军队，如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黎文勇在九大和十大均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政治局。新一届中央书记处成员之一吴春历，目前军职只是总政治局副主任。1997年12月的八届四中全会上，总政治局主任黎可漂曾接替杜梅当上过渡性总书记，成为继长征之后，任期最短的总书记，九大即交棒给农德孟，这是军方人士最后的一次辉煌。

　　越南自1945年到1979年，经历了三次战争，因此军方在党内高层的势力相当强大。告别长期战争之后，抓经济搞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党政系统干部地位上升，军方在高层地位下降;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随着年代推移，军队出身的元老日渐凋零，影响力消退，党政系统自然成为高层人才吸纳的主要来源。

　　未来无太多悬念的“四驾马车”结构，现任总理阮晋勇可说太过强势，他不仅是四任政治局委员，早在1996年的八大上，已成为五个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一员(第二年年底八届四中全会常委更换时退出常委)，挂帅中央经济部，九大时成为第一副总理，十大之后当上总理，在越南公检法系统的根基深厚，于军中也有相当人脉。

　　阮晋勇还有“经济沙皇”和“改革派共主”的别称，“经济沙皇”可能多少有点名副其实，阮是典型实干型官员和强势总理，又系经济开明派，但“改革派共主”则是外间期许愿望过高者，过于天真而赋予其的浪漫想象。实际上，维护现行制度的稳定和国家秩序的稳定，以可控的民主和技术性修补，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乃是所谓“改革派”及“保守派”的共识。

　　根据越南的法规，总理有相当大的权限，可批准省级人民议会选出人民委员会成员，可自行罢免或革除人委会主席和副主席;省级人委会主席的指令，总理可停止执行或将其废除。

　　2006年1月，越南交通部官员裴进勇挪用800万美元政府援助开发款项赌球一事被揭露，紧接着交通部副部长阮越进涉嫌受贿被捕，部长陶庭平引咎辞职，成为震动全国的大案。此事导致总理潘文凯道歉，与其他八位政治局委员未到任期即请辞。阮晋勇接掌总理之职后即挂帅反腐，成立防贪委员会，国会通过反贪法。阮晋勇上任四个月，查办贪腐案1700余起，获得众多赞扬，但据BBC报道，在揭露贪腐方面最有力的越南《青年报》、《正义》周刊等媒体及记者亦遭到了严厉惩处。

　　尽管越南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且越南国会近年在监督和选举改革方面亦有不少上佳表现，但实际上它仍是越共和政府决策的事后承认机构，所以国会主席一职还是较虚，权力主要仍集中在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驾马车”上。

　　越南国家主席相当于国家元首，宪法赋予国家主席多项通过国会才能实现的行政权力，如向国会建议选举或罢免副主席、总理、两院院长等，但最终人选须得到由党领导的国会“程序”上认可，而真正的人选决定由党的高层做出，元首又不是党的第一把手;所以，国家主席的权力，多具象征性。

　　国家主席还是“越南所有武装力量总指挥”及“国防安全会议主席”，是名义上的人民军最高统帅，但人民军的最高决策机构实际是越共中央军事党委，即中央军委，一向由总书记兼任军委主席，总书记才是军队实质上最高统帅。

　　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又非一人兼任，国防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是总理，其他成员还有国会主席、公安部长、外交部长等，国家主席并不能独自左右这个会议，仍然是“象征性”权力。

　　根据越共党章，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原则上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党代会选出中执委，中执委选出中央政治局，并从中选出总书记。2001年九大修改党章，明确规定总书记任期不得超两届，算是对第一把手的限权。

　　总书记产生后，设立书记处，由总书记和政治局指定的部分政治局委员以及由中执委选出的人员组成，在总书记和政治局监督下，越共中央设立了很多直属部门领导各种工作，这些部门到底有多少个，是哪些，具体怎么活动?还有总书记产生的具体细节，权责范围，对外界来说仍然充满谜团。党章仅简单描述了中央军委、中央公安党委、人民军总政治局等机构的职能。

　　有一点可以确定，越南的最高权力实际上在党的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是有影响的人物，但在目前的权力分配关系和资历大致平辈的政治局架构下，决无也不可能有“独裁权”。

　　越共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南，党委、行政、立法方面并不存在外界所过分夸大的“真正自由选举”，但不可否认，在越共高层，从个人和条块的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既不同于朝鲜、古巴等共产主义国家，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甚至与很多威权国家也不相似。

　　特殊历史造就的“越南例外”

　　拥戴“弱势总书记”在越共而言早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精通越南语、长期研究越南政治法律问题的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对十一大投入了大量精力观察，“越南媒体公开报道了政治局委员得票排名，张晋创、冯光清、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却当上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

　　吴远富认为，此次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独立意志增强，不完全受政治局摆布。据他了解，大会开幕前，政治局提名阮伯清(岘港市委书记)、阮善仁(副总理)、阮氏金银(劳动荣军社会部长)三人进入政治局，代替将退休的几名老委员，但提议被中央委员会否决。

　　越共高层原本想将政治局人数从14人扩大到17人，也被中央委员会否决，还是保持了原有规模。

　　党代会的作用此次更显得实化，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名新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十位部长候选人最终没有当选，包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计划投资部长武宏福、交通运输部长胡义勇、内务部长陈文俊等，这些人落选，有年龄因素，也有因社会评价较差，被党代表投下反对票。失去中央委员资格的部长将在今年5月召开的国会会议上被改选。

　　共产党国家很容易形成一个早期共有的特征，即因为战争原因，凭借着资历、军功、人事运作，总书记(或党主席)能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从而凌驾于中央委员会，若再借助残酷的清洗整肃，还可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出现万马齐喑、疯狂个人崇拜的景象。一旦出现政教合一型的“超人领袖”，则党纪章程被彻底破坏，党代会召开与否或何时召开完全凭其个人意愿。

　　越共历史上不乏权争派斗，但表现形式总体较为温和，既未有过急风暴雨的大整肃，也没出现过“超人领袖”，即使“胡志明伯伯”亦是如此。相比而言，越共的意识形态一向也不是特别激进。

　　“越共例外”既非越共比较成熟，它的民族主义特性强过马列属性，亦非越南人性格温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复杂的历史机缘巧合。

　　从越共精神领袖胡志明在越共历史地位的形成即可见一斑：早年，胡志明在法国轮船上打工，得以游历欧洲，后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接下来，胡奉莫斯科之命回国整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那三个在共产国际前互相攻讦争正统的共产党，1930年胡在香港将它们合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名义上是越老柬三国共产党，实际由越共主导，“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

　　胡志明是地地道道的“莫斯科空降干部”，长期在中国和苏联活动，本土根基不深。“印支共”建立后，发展相当不顺，胡一直未能把各派凝聚起来，但胡大部分时间都是莫斯科认同和信赖的人，同中共交往也不浅，这是本土派干部所无的稀缺资源，胡一生都忠诚于莫斯科路线。

　　三十年代，胡志明曾在党内派系斗争遭排挤出局，丧失领导权。早期越南的“国共合作”中，反对派指控胡志明向法国人出卖民族老革命家潘佩珠(越南国民党创始人)，“印支共”再度分裂涣散，胡在党内和莫斯科失势，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时，他居然成为自己昔日追随者黎鸿峰的顾问。

　　法国殖民和日占期间，“印支共”并无太大发展，真正起家是在日本投降后中国军队进入越北接受日本投降。越南北方出现两个“越盟”，一个是越南国民党为首的“越南革命同盟”，另一个是“印支共”成立的“越南独立同盟”。很长时期内，越南国民党的资历和实力远超过越共，但因多次组织城市暴力袭击和大规模起义，遭法国严厉镇压，组织损失惨重，撤退至中国云南境内活动。

　　1940年底，“印支共”发动南圻暴动失败，包括总书记阮明渠、黎鸿峰在内的数百名干部被捕，胡再奉共产国际之命于1941年整合组织，成立名为“越南独立同盟”的统战组织，举民族和民主旗号。胡志明于当年潜回越南领导越盟活动，这是他离乡三十年后首次回国，也是他政治新生命的开始。

　　在1951年越共二大之前，胡志明其实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干部，从未担任过党首，二大之前的三任总书记是陈富、何集辉、阮文渠，但在后来越共塑造的“胡志明传奇”中，第一任党首从胡志明1951年算起，相关的复杂背景及胡志明二大前的身份、地位则模糊化处理。胡志明也得到了“胡伯伯”这个特殊的尊称。

　　“印支共”成立之初，并无完善的领导机构，一盘散沙。一大过了五年才召开，没有政治局的设置，只有中央委员13人，其中常务委员9人，候补委员4人。到胡领导成立越盟时，他的资本来自“莫斯科”，代理总书记是本土派的实力人物长征(邓春区，被视为亲中共派)。

　　中国国民政府撤军前将政权交给了以两个越盟为主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此时为“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体制，国会中各党派均有席位，首届内阁由国共两党组建。“印支共”的力量甚微，不过5000来人，为生存发展，消除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的恐惧，宣布“印支共解散”，这是它得以参与组建联合政府的妥协结果，更属一招妙棋，通过这个捷径最终获得政权。

　　“印支共”利用组织优势和中国政权更迭的国际有利机会，先后通过“三整”(整党、整军、整顿群众)、“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将国会和原统一战线中的左中右翼盟友全部清除，在北方确立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1951年“印支共”正式更名为“越南劳动党”，召开二大，始有政治局设置。1976年越南统一后，国名才更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共恢复“越南共产党”名称。

　　二大政治局“四驾马车”为：胡志明(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总书记，时称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总理)。二大开始，党主席、总书记并立，“长黎范”围绕胡为中心的高层权力结构成型，这个布局体现了“南北内外亲疏”综合平衡的特征。

　　长征是本土北方派最有实力者，被视为激进的亲中派，不过与“胡伯伯”“不太亲”;“胡伯伯”是“外来干部”，却有“莫斯科”大法统，他的外部资源其他人无法拥有，越共更不可缺;黎笋是本土南方派最有实力者，被视较亲苏，可以帮“胡伯伯”平衡一下长征;范文同是“胡伯伯”的助手，关系亲密，性格随和中立，务实能干(对手戏称他为“越南周恩来”，事务主义者)。

　　离开苏联的支持，中共革命不能成功，没有中共的成功和苏中两党支持，越共革命不能成功，越共不成功则柬埔寨老挝的革命也不会成功，至少80年代之前，是越共高层的共识，也是他们经常教导柬老两国兄弟党的战略。

　　因此，从二大开始至胡志明逝世，越共最高领袖，非胡志明莫属，越共一切以“胡志明传奇”为号召进行宣传和党建，通过胡能获得国际支援;然胡志明不过为最高“精神领袖”，党政军实权与事务操于长征、黎笋、范文同之手，军队具体事务，则有武元甲等人操持。胡志明1969年去世后，党主席之职长期悬空(1985年正式取消)，“长黎范”组成三人治国小组长期领导越南。

　　实际上黎笋是党内二号人物，实权一号人物，担任总书记直到去世，他是越共历史上唯一的“强势总书记”。长征在1956年因“土改过左”，杀人太多，造成灾难，被黎笋派赶下了总书记位置，虽然始终留在权力中枢的政治局，在黎笋去世前权力比较虚化。

　　长征下台，胡志明一度兼任四年的总书记之职，但他是长期不抓实务的“外来和尚”，只能请黎笋协助处理党务，实际上黎笋是真正的总书记，1960年越共三大，“胡伯伯”把总书记位置让予黎笋。

　　黎笋的“强势”既来自他的资历能力，也来自于莫斯科的支持，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越共被迫向苏共一边倒，苏共坚决支持这位亲苏总书记，同时加大了对北越的援助。尽管这位“强势总书记”未搞过什么出格的政治斗争，不是“超人领袖”，也被后来的越共视为不愉快的“前车之鉴”。

　　不能不提的是，越共总是在正确的时间跟对了“正在正确”中的大哥。“胡伯伯”和越共崛起之际，处于苏共领袖换代时期，苏共高层权力机构和国际革命观念发生变化(输出革命方式不再盲目和激进，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全面战争)，赫鲁晓夫掀起反斯大林化运动，警告过当时越共比较过火的“胡志明个人崇拜”宣传，越共立马认错，大加收敛。

　　越共的土改、反右、改造、造神一样不少，虽然造成很多灾难和困难，但在苏联指导下相对温和并经常得到纠正。在后斯大林时代，不容许(也无法再出现)用血腥清洗解决内部矛盾已成苏共上下共识。另外，越共从登上政治舞台直到80年代初，战争从未断过，外部带来的生存压力，也不可能引爆激烈内斗;被迫向苏联一边倒后，战争中的越共更强化了对莫斯科的依赖性，必须接受其价值观(老挝共产党情况与越共类似)。缅共和柬共正好与越共相反，选择了倒向当年的北京，走极左路线，遂有共运史上最残酷的自相残杀，直至四分五裂而瓦解。

　　“胡伯伯”在世时，他的另一个职务国家主席亦具有象征性，他去世后这个职位更加虚化。先后有孙德胜和阮友寿两人担任国家主席，越共历史上只有这两位国家元首不是政治局委员，阮友寿甚至因统战需要，表面上连党员都不是(阮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南解实际上就是越共南方局)。

　　长征从总书记位置下来后，先担任国会主席。越共1980年效法苏联，修宪取消国家主席，改设国务委员会，长征遂又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当时的国会完全是摆设，国务主席一职亦然。初期的国会主席除长征外，很少有政治局委员出任，七大以后国会权力有所充实，此职必由政治局委员担任才成惯例。

　　结束战争，越共刚效法苏联完全建立起一套苏式政经模式，苏东局势发生变化，它又逐渐把学习的目光投向不断改革的中共。1986年，担任26年总书记的黎笋去世，由老资格的长征过渡了几个月总书记，在1986年越共六大上交班于阮文灵，由是开启改革开放时代。而集体领导观念、高层限权、交接班制度逐渐定型，并凸显自身的特色与规律。

　　从阮文灵上台起，总书记只有农德孟曾连任，其余都是五年一换。农德孟2006年越共十大连任被认为是差额选举的结果，并不是恋栈，因为九大时修改党章，明确规定了“总书记任期不得超过两届”，不过越共十一大再次放弃了这种推举方式。

　　1991年七大规定，超70岁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退位，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下，第二次当选中央委员则必须在65岁以下，目前来看，这个规定几乎未被破除。今年已经67岁的总书记阮富仲想要连任，可能性极小。

　　地方势力和太子党崛起

　　有分析认为，越共十一大意味着地方力量的崛起：175名中央委员和其中25名候补委员，来自地方的委员为历届最多，约占49%。这届中央委员58%为连任，42%是新人，具有年轻化、专业化特征。除此之外，据吴远富的不完全观察统计，比较明显的太子党出身的中央委员为数亦不少。

　　最耀眼的太子党之星就有两颗，一是刚卸任的总书记农德孟之子农国俊，另一是总理阮晋勇之子阮清谊。1963年出生的农国俊，走的是共青团路线，曾任胡志明市共青团中央书记，2009年4月走马上任北江省委副书记，不久前提为正书记，越南舆论对农国俊的评价认为其能力较一般。

　　总理阮晋勇的儿子阮清谊则又是另一番气象，今年才35岁，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是一名“海龟”，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阮晋勇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并非按惯例由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来提名，而是在本次大会上直接提名当选。他在美国毕业后，回到母校胡志明市建筑大学任大学后及国际交流处处长(大学后即研究生)，工作半年即升任副校长。如此的出身、学历和年龄，将来的前途难以限量。

　　另外的太子党中央委员还有如：阮氏金进，卫生部副部长，已故前总书记何辉集的外孙女;范平明，外交部副部长，已故前外交部长阮基石之子;阮志咏，国防部副部长，已故前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政治委员、越共元老阮志清大将之子;陈士清(候补)，达力省委副书记，现任副总理阮生雄之侄;阮春英(候补)，岘港市连沼郡郡委书记，越共十大政治局委员、前中央检查委员会主任阮文芝之子;陈平明，越南电视台副台长，前越南之声电台台长陈林之子。

　　吴远富说，针对此事，越南社会舆论有质疑：“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家治主义?”有趣的是，越共居然做出了回应，十一大前夕，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丁世兄(现为政治局委员)宣称：“只有共产党才成功领导了多次战争，所以，只有共产党才有权领导国家。”

　　而十一大结束之后，《青年报》更是直接问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阮清谊和陈平明：“你们的父亲在你们的成功中占多大的比例?”而阮清谊则报以同样直接的回答：“我不否认我的家庭所起的作用，但在我看，更相信个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