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内部四分五裂的阿拉伯联盟的要求（Arab League），北约（NATO）武装力量开始在利比亚上空强制施行禁飞区。研究员沙香克•乔希（Shashank Joshi）在这组耶鲁全球评论的第二篇里指出，这样同心协力的干预十分罕见，自1991年盟军击退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以来闻所未闻。对利比亚那些奋不顾身的反叛者的支持，可能令该地区的其他独裁者在对其公民发动进攻之前有所迟疑——或鼓舞那些在同样邪恶但拥有更强大保安武装力量的政权下进行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当然，在利比亚的行动遮蔽了其他压迫者，促使西方关注另一场战争而同时却将其它地方爆发的抗议活动边缘化。在这个动乱地区展开后续步骤所需的同心协力是纤弱的，但有着实质意义。乔希警告说，倘若干预被视为一场不合法的权力攫取，那么阿拉伯的公众意见将会变得与之势不两立。联合国第1973号决议有着极其特定的内容，完全聚焦于保护利比亚的平民。就该目标的任何偏离或者失手都可能使西方力量成为在阿拉伯人及其自己选民中的迁怒对象。——耶鲁全球

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干预想要大功告成就需要尊重阿拉伯国家的舆论

伦敦：2011年3月17日晚些时候，联合国缔造了历史，不仅将“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铭刻进国际法，而且二十年来头一遭让阿拉伯与西方军事力量投身于观念上联合的行动（notionally joint action）。这次目标上的联合会持续多久，干预利比亚将对每个国家产生怎样的国内结果，这些尚须拭目以待。

第一，这场战争显示了，西方对于阿拉伯国家意见——无论是民间的还是政府的——的重要性有着新的看法。阿拉伯政府的支持是美国力挺那份决议的必要条件，该决议承认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在与维系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事务上的重要性”。

这场战争显示了，西方对于阿拉伯国家意见——无论是民间的还是政府的——的重要性有着新的看法。

迄今为止，阿拉伯的支持仅限于若干架卡塔尔战机。卡塔尔是个阿拉伯小国，人口140万，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卡塔尔人。就为干预提供合法性而言，卡塔尔的君主专制远不及像埃及那样自豪的、即将登场的民主制，假如后者没有拒绝提供这种帮助的话。当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Amr Moussa）主张“我们所要的是保护平民而非杀戮更多平民”时，他就对那种合法性给予一记最沉重的打击。这一主张显露出其无耻：穆萨其实曾参加过商讨这次军事行动的巴黎会议，并根据埃及总统职位的形势做出了种种投机取巧的评论。

这彰显出第二点：雄心勃勃的多国计划在其它国家国内政治的需要下是怎样苦苦挣扎的。

如果国内议程不与国际干预相冲突，国内即能提供支持。在美国战争之有中流砥柱作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简称CENTCOM）就设在卡塔尔，而且卡塔尔一直恪守一种大致亲美的立场。其公众享有世界上差不多最高的国民人均收入，因而不无理由对此烦恼。

但在国内压力更复杂的情况下，阿拉伯政权会乐意放弃保护责任，强烈抵制被他们谴责为外国侵略的东西——恰如叙利亚政府因担心树立一个不好的先例而抵制阿拉伯联盟对联合国行动的支持一样。

在叙利亚城市德拉（Daraa）爆发的流血抗议活动以及叙利亚的镇压所带来的国际骂名，都表明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如在叙利亚，对示威者施以暴力必将引来反抗而非静默。

对于任何接近联合国第1973号决议所专门禁止的“外国占领军”的东西，阿拉伯人都表示厌恶。

第三，媒体所度量出的阿拉伯对外界干预的那种敌视，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人难以释怀的反美主义，而是与人们所感知的这种干预的合法性相关。即使某些国家政府对于是否支持作战仍犹豫不决，根据我们可以对封闭性社会做出判断的程度，那里的公众意见基本上表示支持。

然而，对外国干预的接受并不是无条件的。当受挫的联盟试图将攻击卡扎菲军队的范围扩展到像米苏拉塔（Misurata）这样建筑物众多的地区时，阿拉伯的意见将会反复不定，难以预料 。对于任何接近联合国第1973号决议所专门禁止的“外国占领军”的东西，阿拉伯人都会深深地感到厌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及军事行动所可能覆盖的范围，就恳求阿拉伯人支持干预，是不负责任的。

近日，由逊尼派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出动数千军队挺进巴林，以支持巴林政府对基本上属于什叶派的抗议者的野蛮镇压。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放弃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做法已经让沙特君主国大为震怒，后者觉得那是美国对地区盟友无情的嘲讽，完全不顾卷土重来的伊朗的影响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利雅得因此与利比亚和阿联酋针锋相对，对干预不予支持，它曾经表示会派发军事装备，但现已收回其提议。

两个支持联合国决议的美国强有力的盟友的缺席意味着，各种地区叛乱将会以种种错综复杂而又令人沮丧的方式相互影响，远不是按照简单有序或自我强化的方式进展。

“革命会自我强化”的观念引发的问题是，一国境内的骚乱是否煽动起他国境内的反叛。

自我强化的革命（self-reinforcing revolutions）的观念引发的问题是，一国境内的骚乱是否会通过某种示范效应煽动起他国境内的反叛。突尼斯、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巴林、也门和利比亚皆属阿拉伯国家，但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大相径庭。然而，突尼斯最初的乱局和埃及强烈的余震已经催生了各种跨越地区差异的抗议活动。

对利比亚的干预并不直截了当地加入该进程。

一方面，干预传达了一种信号。当班加西的叛乱势力面临土崩瓦解的千钧一发之际，卡扎菲的反革命似乎已经遏制了各方面隐约可见的阿拉伯之春。如今，叙利亚、也门和伊朗的领导人被逼无奈，不得不重新估计改革与镇压的相对价值。他们当然不会骤然屈服，但可能在号令保安武装力量大肆进攻抗议者之前举棋不定。

但或许这场干预最令人头痛的意外结果与此背道而驰。

阿拉伯伙伴的左右为难和对利比亚之行动所带来的并发症，可能最终让某些地区独裁者采取解除合作的态度。

倘若沙特阿拉伯在其对巴林的政策上遭受更多的压力，它可能动用其对诸如阿联酋或卡塔尔等地区小国的外交影响力，来进一步分裂联合国的联盟并清除阿拉伯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的剩余作用。这将转而伤及诸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关键欧洲国家的支持，使得美国顶不住压力因而不得不把法国和英国隔离起来。既然北约这个依据共识而行动的团体是干预的承担者，那么这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沙特阿拉伯有了喘息之机。

媒体一次只能聚焦于一出戏剧性事件，这使得其它中东国家免受国际审查。

各种事件呈风起云涌之势，加之媒体一次只能聚焦于一出戏剧性行动，这使得其它中东国家免受国际审查。这种分心他顾、应接不暇的情况有利于埃及的军事执政团，它目前正在监督一场仓促而破绽百出的、朝向平民统治的过渡。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它意味着自穆巴拉克离开首都并多方尝试保持经济政治特权以来数周内对抗议者的血腥应对——已不受全球瞩目，这会让埃及军方如释重负。同样，人们也不再过问巴林。

媒体组织的资源有限，而有时作为驱使干预的关键角色的西方观众，其关注点有限。中东爆发的新战争目前主导了新闻叙事，将那些继续严重践踏人权的、重要性丝毫不差的各种反叛活动边缘化了。无论利比亚是否得到解放，干预的尝试对于邻国的原初革命（proto-revolutions）不会毫无牵连。

那些因联合国第1973号决议欢欣鼓舞的人有理由相信该决议意味深远。阿拉伯世界的反应是惹眼的，因为原本难以想见阿拉伯公众在伊朗的阴影之下居然会真因对该地区的又一场跨洋入侵弹冠相庆。不过，不能以民意调查或者轶事快照的方式来捕捉阿拉伯的各种反应。政府与民众的回应因国内时局而调整，并且易受战争执行情况的各种轻微变动的影响。

在一个逐渐多极化的世界，多边主义的魅力只会与日俱增。那些司空见惯的大国因而不得不对其干预对象倍加关注。他们应当如履薄冰，对地方上的种种细微差别保有敏感，谨防给一个未来充满变数的地区施加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

沙香克•乔希是哈佛大学政府系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生，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院（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助理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印度外交政策、安全研究以及军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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