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外交》双月刊2 0 1 1年3/4月号文章题：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作者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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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起源于美国的时候，其影响不仅对世界经济，而且对世界政治来说，都是毁灭性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为一种转变准备了条件，就是放弃严格的货币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策，转而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它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丧失了合法性，从而为激进的和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而本次经济危机发生时，并没有出现任何激烈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现象，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2009年初，正当全球金融恐慌处于最严重的时刻，没有任何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不再信奉自由贸易或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却是地位稳固的西方民主国家强调了过度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的风险，呼吁加强对全球金融业的监管。

自由市场模式受审判

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充分采纳了这一模式。

实际上，在这场危机爆发前许多年，发展中国家一直疏远这一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和拉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与所谓“华盛顿共识”相关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赖外国资本的思想丧失了信誉。到2008年，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保持了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与控制，从而减轻了自己国家受到外国金融市场影响的程度。这些政策提供了与全球经济的波动性相隔离的环境，其正确性的证明是最近的危机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复苏：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数字要高得多。

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在今后10年里，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的国家很可能会进一步改革自己的经济政策方针，用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灵活性和效率换取旨在确保更强大的恢复力的国内政策以应对竞争压力和全球经济创伤。这些国家将会不那么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是更多地关心通过社会保障网计划把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加积极地支持国内工业。它们将会比从前更加倾向于不尊重发达国家假定的专业技能，而是认为，不仅经济实力，而且知识的实力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均匀地分布。

“外资崇拜”消亡

危机爆发前的旧的经济共识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假定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增加外资流入中获得很大的好处———即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所说的“外资崇拜”。

尽管有关自由贸易益处的著述颇丰，但资本充分流动所带来的好处则远非那么明确。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与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有关。自由的资本市场的确能够高效率地配置资本。但相互联系的大型金融机构也会冒险。而这种风险给经济的其他部门强加巨大的负面外部性。

因此，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带有悖论性的后果之一可能是，美英两国人最终将会领教到东亚人十多年前就弄明白的事情，即开放的资本市场，加上没有监管的金融部门，是一场等候已久的灾难。

因此，这场危机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外资崇拜的消亡。曾经热衷于这一做法的国家，譬如冰岛、爱尔兰和东欧的那些国家，遭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并面临的经济复苏也最为艰难。

这场危机的作用是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发达和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反思政府经济角色

这场危机的一个后果就是有关产业政策的新一轮讨论的展开。产业政策是一国旨在开发具体的产业部门的战略，通常是通过低息信贷或者直接的补贴等支持，或者通过国家对开发银行的管理。这种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当作危险的失败而遭到否定，因为它们以很高的财政成本维持了效率低下的、“圈内人”从事的产业。但是，这场危机和一些国家对其做出的有效的反应很可能会提升一种理念，即发展中国家称职的技术官僚能够高效率地处理国家在生产部门的参与。例如，巴西利用自己的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作为其在危机推动下实行的初步刺激计划的一部分。而中国在国营银行方面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最近30年来，设在华盛顿的发展机构认为，经济增长较多地受到了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不是市场失灵的威胁。鉴于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所以这种看法是否有可能开始转变？认为国家能够扮演更加积极角色的想法是否有可能产生大得多的吸引力？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中国抵御这场危机的出色能力赞叹不已。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一部能够避免混乱的民主进程所造成的延误的、严格管理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器。

促进高效政府部门的发展是世界所面临的发展方面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世界银行和英国的国际发展部等发展机构15年来扶持了一些计划，但却收效甚微。这些计划旨在使政府部门得到加强，促进善治，打击腐败。就连美英两国的金融监管者也未能利用自己现有的权力，或者与迅速演变的市场保持同步。这一事实提醒人们，高效的政府部门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以维持。

发展议程明显转变

从现在起几年以后，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但是，朝着多极世界的发展趋势开始得要早得多。西方金融市场的崩溃及其虚弱的经济回升仅仅使这一进程加快。

这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七国集团作为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主要场所的消亡及其被二十国集团所取代。由于二十国集团与七国集团不同，包括了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所以经济协调的扩展标志着，早就应该承认全球经济参与者组成一个新的集团。

西方民主国家要求新兴市场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大的领导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认，它们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但是，所谓“世界其余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牵扯到经济和政治权力，而且还牵扯到各种思想与模式在全球范围的竞争。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的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最初是在拉美制订并实施的。至于产业政策，30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中所贡献的创新思维甚少。要想见到实践中的成功模式，必须转向新兴市场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的声音与思想的主导地位日益下降。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一直是国际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提供国———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发展议程方面的一项明显的转变。这曾经一贯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的、在发展中国家得到实施———实际上往往是强加于后者的一项议程。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新兴市场正在进入这一领域，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在用于发展的资源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实践方面，都不仅将成为捐赠国，而且将成为受益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都生活在其境内，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治和知识而言，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的某种东西，而是穷人自己实现的东西。西方大国看来最终正在觉醒，认识到这一真理，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对它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