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标题为《新加坡大选空前激烈全球威权体制动摇中》

“家天下”兴亡

“家族政治”在当今世界并不少见，是否有制度规则体系的支撑，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

阿拉伯世界今年春天的浩荡变革，结束了几十年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这些已经深深印入几代人国际常识的同位语（或许在不远的将来也要结束“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这些同位语显得如此稳固，因为不管是本·阿里，穆巴拉克，还是卡扎菲，都有计划将领导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另一个本·阿里、穆巴拉克和卡扎菲。而子又有孙，孙又有子……王朝似在产生。

世界上还有一些政坛同位语至今未有动摇之势：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甚至，刚刚在5月7日举行大选产生了新一届政府的新加坡——李显龙担任总理进入第8个年头，而他的父亲李光耀曾在1990年前的31个年内任新加坡总理。他们会有同样的命运吗？

新加坡：“龙生龙，凤生凤”

李显龙进入政坛是在1984年。彼时刚刚辞去军职进入国防部的李显龙宣布参与竞选国会议员，就有批评者称：这意味着李光耀退位后可能直接交棒给自己的儿子。同年李光耀亦提出新加坡应设一民选总统，更有人担忧，未来将会是李总统和李总理主宰新加坡政坛。

不过，1990年李光耀退职，继任者是吴作栋。李显龙于同年成为副总理，直到2004年吴作栋辞职后他顺理成章地“转正”。在许多人眼中，这正是一次有铺垫的继承。

纵观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的三代领导人，一个共同点是，都拿到过“总统奖学金”（李光耀获得的是该奖学金的前身“英女王奖学金）。这是新加坡最高荣誉的学术奖学金，2002年以来只有49个高中毕业生有此殊荣。获奖者除了必须品学兼优，立志服务公众，还得是领导人的“苗子”。

“总统奖学金”只是整个新加坡政府公务员遴选体制中的王冠。新加坡政府设立多项公费奖学金，在高中毕业时就甄别优秀人才，为其提供奖学金、创造条件接受公共服务相关学科的最优教育，而后直接纳入公共部门体系，奖学金获得者毕业后都必须在政府部门至少服务若干年。这保证了这个小国的公务员队伍由社会一流人才组成。辅以著名的“高薪养廉”政策，使得该国公务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金领”。“学而优则仕”，这句对古代中国科举制的总结，可以说在当代新加坡找到了最精确的体现。

精英威权体制将新加坡的社会流动控制得滴水不漏。或许最令人难忘的例子，就是李光耀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交发展署”，鼓励男性大学毕业生摒弃传统“妻应不如夫”的观念，娶同样高学历的女性为妻，以保证精英的传承。

几乎从任何角度，李光耀的家庭都是这样一个“精英乘以精英等于超级精英”的精密体系中的“极品”。李光耀之妻柯玉芝亦是“英女王奖学金”获得者；他们的三个孩子——大儿子李显龙和儿媳妇何晶、二女儿李玮玲和小儿子李显扬，全部得到了“总统奖学金”。只不过后三者未直接进入政坛，一个从医，两个从商（何晶任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显扬曾任新加坡电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李显龙之所以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新加坡第三代领导人，依据的理由当然不是“我爸是李光耀”，而是他确实做到了这套深深嵌入社会的选拔体制中的佼佼者。拿到“总统奖学金”后，他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就读，获得了数学（一等）荣誉学位（英国学位体系中的顶级），此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获公共行政学硕士。

而话反过来说，“龙生龙，凤生凤”，正是这套精英体制必然产生的固化社会流动性的结果。

按此逻辑，是否新加坡未来的领导人还将继续出自李家？今年的选举提供了一些线索。

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被称为“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大选”，原因是87个议席中只有5个议席因为所在选区无反对党挑战，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自动获得议席，其余82个议席都面临着反对党的挑战。以往总有多个选区不能产生有效反对党候选人，相当大的原因在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早年打压左翼政治势力、后又在在选区划分上给反对党设置障碍。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虽然一直在60%到75%左右的区间内浮动，却长期控制90%以上的议席。

今年的大选中，反对党不再是点缀，而是对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了严肃挑战。比如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与党主席、知名律师联手组成的团队，成功挑战现任外交部长、总理公署部长、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等人所在的选区，最终赢得史无前例的六个议席。

反对党候选人中拥有前高级公务员、资深律师、银行家以及政府奖学金获得者等高知识学历人才，反对党候选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和参选机会的加大，正说明了这个固化体制所产生的精英，也开始反思和挑战这个体制可能走向僵化、窒息社会的长期结果。因此，一部分人在党政体制内推动了选举制度向有利于产生反对党的方向改革，另一部分则选择了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对体制施压——哪怕压力目前还很微弱。

阿拉伯世界：“昏君”当道

如果说李光耀执政31年留给新加坡的是一套严密的精英威权体制，阿拉伯世界的“强人政治”在制度建设的考题上几乎交了白卷。

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以及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之父），都无一例外地出身军人。与至今仍为君主制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不同，这些共和国在上世纪上半叶从殖民和君主统治走向现代政治的过程中，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军队这支力量。因此国家领导人从军官中产生，也就在所难免。

但这几个国家不幸的正是，这些领导人一旦掌了权，就从未想过放下。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金石（Jack Goldstone）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的一篇文章总结这些有“阿拉伯特色”的专制政权：虽然可能也建立了国民议会、宪法等，但领导人通过安排亲信担任要职而凌驾于这些机制之上，往往还以国家面临外敌之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们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这使得他们有资本赏忠臣、伐异己；同时，他们试图牢牢控制国家军事力量，分割三军，培植警察和情报部门单独向自己报告。

这些阿拉伯独裁者以最大化个人权威为最高方针，为此，他们试图阻止任何能够脱离其权威而运行的机制的存在和生长，只有他们高压统治所需的国家机器——军队和情报安全部门，能够享受相当的权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队是埃及等国家最强有力的机构了。

而当这些独裁者希望子承父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制度化渠道来保证其合法性。要让继位顺利，需要做的不是证明他们的儿子最优秀，而是确保撑起权力的支柱——军队，对继承人的认可和忠诚。

传说中被穆巴拉克“钦点”为继承人的儿子贾迈勒 (Gamal Mubarak)恰恰不是一个能在埃及军中服众的人物。从事金融业的贾迈勒从未参军，他代表的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并对西方开放的埃及新贵资产阶级，他的掌权很可能会对掌握埃及大量经济资源的军队形成巨大冲击。美国安全情报智库Stratfor的今年2月的一篇分析甚至猜测，穆巴拉克打算让与军方没有直接渊源的儿子继位，是民众起义后埃及军方决定不再支持穆巴拉克的重要原因，因为穆巴拉克打破了原有的游戏规则。

相比之下，几个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中惟一“传子”成功的叙利亚，则从正面印证了独裁政权与军队力量之间的相辅相成：哈菲兹·阿萨德原本想传位给巴沙尔的兄长巴瑟尔（Basil），但后者于1994年死于车祸后，当时仍在伦敦学医的巴沙尔就成为继承人。他被召集回国，立即从军，1999年得以升任上尉。军人履历和磨练保证了2000年老阿萨德死后他能够顺利继任。

对比新加坡与阿拉伯世界，二者虽然都出现了权力在掌权者家族内部的延续（或这方面的努力），但前者有一个公开、明确的体制予以正名与支撑，后者仍是混沌与纠结的权术争斗。前者的专制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体制，允许体制内的渐进变革不以造成社会动荡为代价；后者的专制几无改革的可能，惟一的出路只有山河变色的革命——革命是如此紧迫，如此一触即发，乃至突尼斯一个小地方一名失业青年的自焚，点燃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燎原之火。

政治断层带

若以新加坡与阿拉伯世界为参照系的两端，另几个国际政坛同位语的位置何在？

在古巴，接班人显然是年至耄耋之龄的卡斯特罗兄弟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今年4月的古巴共产党第六届代表大会上，84岁的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辞去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之职，由79岁的现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接任。而劳尔在该大会上提出，今后古巴的高级政治领导人，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各部部长在内，任期都不能超过两届、每届五年。他也表达了对古巴年轻一代领导人物“青黄不接”的担忧：“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候补人选。”

在闭关锁国的朝鲜，金正日的接班人会是谁？没有一个制度能够提供线索，人们只能捕风捉影地猜测金正日的喜好。因此答案揭晓——金正日第三子金正恩2010年成为朝鲜人民军大将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他的出现就颇有“横空出世”之感。

古巴和朝鲜不久都将面临领导人代际转换的“惊险一跃”。对照新加坡和阿拉伯世界，缺乏制度化的这两个国家显然更靠近后者。另一个可能值得担心的相似点是，军队也都在古巴和朝鲜扮演核心角色。

古巴于去年已在劳尔的主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军队的力量或许会对改革的方向有不小发言权。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目前任劳尔重要经济顾问的是他的女婿费尔南德斯（Luis Alberto Fernández），其有上校的军职，在军中掌管军队的商业。《华尔街日报》2006年就有报道称，古巴军队已经占有旅游业、航空业、电信业、采矿业、农业、糖业等多个行业的重要份额。

朝鲜亦多年推行“先军政治”，强调国家事务中一切工作以军事为先，以军事为重。金正恩首先被赋军职，也说明了掌握军权是登上“宝座”的必要基础。有不少报道都说明，军队的身影遍布朝鲜的矿产、外汇和农业领域。

因此，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交接过渡阶段，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可能是不断壮大与蔓延的军队利益集团与势力网络。当利益集团搭起碉堡，两国的“改革开放”看起来很难朝中国的方向行进，却离俄罗斯的“寡头”模式更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