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0年度在人们的记忆中，将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很难相处的年代，因为北京不仅对美国和欧盟，而且对许多亚洲邻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硬和蛮横的行为。就连它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变得有些紧张，从而加重了其自2007年以来不断下降的全球形象。北京令人不安的行为让许多观察家很想知道，其新近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将持续多久。这是一个暂时的还是长期的趋势？如果这是一种走向更大的自信和傲慢的长期和质的变化，那么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的新姿态方面，世人正在目睹的，部分地是一场持续而激烈的内部辩论的产物，它标志着较为保守的民族主义份子当前的一种共识，即采取强硬政策，并有选择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虽然国内目前看来存在着一致意见，但中国却仍是一个严重矛盾的、崛起中的、具有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的大国。。许多新的声音和行为主体现在是一个空前复杂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重点。了解这些相互竞争的身份，对于预测在世界舞台上，北京的这些日益矛盾的和多层面的行为将如何展现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发展方向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慷慨说都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约束性环境中的开放话语

　　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角色，没有任何国家进行过像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所进行的如此范围广泛、激烈和多样的国内讨论。中国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界都就成为一个主要大国的机遇、危险、风险和责任展开积极的辩论。可以肯定，仍有一部分官方意见甚至否认中国是一个主要大国，而是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部分的意见否认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认为中国顶多仅仅是一个地区大国。虽然这些传统的身份继续在政府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得到阐述，但近期国内的话语倾向于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主要大国，或者至少已经完全走上成为主要大国的道路。因此，近年来话语已经转移到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大国问题上。

　　其他大国或有志成为大国的国家很少——如果有的话——进行这种自我反思性的讨论。中国甚至出版了各种有关如何成为一个大国的书籍。虽然这种讨论主要发生在半官方的政策界和学术界，但它也扩展到整个社会，因为2006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观看了这部系列片。它多次播出，描绘了其他现代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苏联、日本和美国）崛起的条件，以便通过这些历史经验，提供有关中国自己的崛起的可能情境和信息。虽然该系列的主要重点围绕着使大国加速崛起（和衰落）条件，但结尾一集的主题却是，如何避免历史上的反复出现的主要传统大国和主要崛起中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性陷阱”。在其中，后者挑战前者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从而挑起紧张局势、竞争、冲突，甚至战争。中央电视台的这一系列片是继学者们在2005-2006年期间在中共政治局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之后问世的。因此，无论是中国的群众还是精英们最近几年都一直专注于期待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陷入的困境。

　　尽管由于宣传部门的限制，知识分子的环境受到一定的束缚，但有关中国的国际身份的讨论还是十分热烈和多样性的，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以窥见中国有关其他国家、各个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兴大国的不断演变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的世界观中存在的多重的、有时相互矛盾的身份，以及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争论。中国今天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国际身份，而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身份。

　　了解这个国家内部讨论的内容和频谱对了解在自己的国家被迅速推上国际舞台时，中国人自己正在与什么作斗争具有核心重要性。很显然，中国对其新的国际地位毫无准备，而其迅速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对于中国人来说，令人感觉很刺耳的是，突然间要面对整整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和责任的新问题和外部需求。那么，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如何看待世界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呢？

　　有关中国国际身份的话语频谱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不同的学派或思想及分析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些学派在知识上具有各自明显的特色，但认为它们相互排斥是不正确的；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有时也互补。此外，个别的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官员经常是折衷主义思想家；虽然他们在一个学派的思想方面根深蒂固，但他们往往也发表与其他学派相关的意见。认知的复杂性占了上风。人们还发现，思想家群体与其所属学府不相关联。虽然如果能够给某一机构贴上“现实主义”标签，而给另一机构贴上“全球主义”标签会很好，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思想流派在各个机构与学府之间纵横交错。

　　由于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反映了几个因素。这在官方政策中得到说明，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虽然这些是明显不同的政策取向，但它们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作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界的解读和与之交往过程中，七个不同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频谱范围从左端的孤立主义倾向到右端的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持这种主张的机构都有。在两个极端之间，其它思想流派从现实主义色彩较浓的渐进到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取向。

　　本土主义

　　处于频谱的一个极端的是“本土主义”学派。这是民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集合。这一学派不信任外面的世界，寻求全面的国家自主权，不信任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不应该在国际上很活跃。它大声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该群体具有浓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本土主义者是分散在一些机构中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实际上，它的一些主要倡导者作为独立学者进行活动。就他们拥有一个主管机构来说，他们许多人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

　　本土主义者在国内政策辩论中是新左派的孪生兄弟。两者都认为，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尊严，用外国消极的影响腐蚀了中国文化，并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权和自主性。他们相信，假如中国从未向世界打开大门，就不会失去这些要素。他们认为，国内改革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西方用来使中国和平演变、以削弱中共统治的一项政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内威胁。在这方面，乌克兰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在这一群体中引起了高度关注。因此，他们主张，政策上的主要当务之急应当是反和平演变，并关闭中国的大门。

　　这一思路的较早例子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即所谓《中国可以说不》学派。较近期的表现一直是畅销书的热潮，可以形容为“不满文学”：《中国不高兴》、《谁在中国不高兴？》，以及《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后一作者群体包括一些曾经为《中国可以说不》撰稿的人。

　　关于国际事务，本土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是不公正的和有利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仅仅通过勤奋工作是不能消除贫困的——全球秩序需要有根本的改变，以迫使收入和资源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在这方面，他们赞同“全球南方”学派的观点。作为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本土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过程，这类似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描述。

　　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种思路更为大胆，因为许多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终于将世界经济推向了灾难的边缘，正如列宁在1917年所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可追溯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对房宁等人来说，这场战争表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更为准确地说就是新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复兴和有关“新帝国主义”的一些文章及书籍的出版。虽然他们反刍了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分析，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解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新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大得多的进展。这些作者还指责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严重地过于软弱，把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归类为一种幻想。本土主义者包含超民族主义的和强烈反美的分子（虽然不像可以在中国互联网上找到的那些人那样骂骂咧咧）。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在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今天的（即使不是永远的）全球角色的话语中，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代，在中国知识界的世界观中，现实主义一直根深蒂固。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把民族国家当作自己进行分析的核心单位，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拒绝接受认为跨国问题跨越边境渗透的论点。像别国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往往认为，国际环境呈无政府状态，不可预测，因而重视巩固一个强大的国家，使之能够在世界上施展才能，抵制外来的压力。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可以被细分为“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以及“强硬的”和“软弱”的阵营。其中每一类人都认为，国家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国家为什么目的而动用实力。硬实力派的现实主义者主张加强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层面——而软实力派现实主义则强调外交和文化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应当利用自己新近形成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实质上对别国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其遵循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他们认为，实力如果不用，就没有价值。例如，在他们看来，中国应当利用其所持有的美国国库券迫使华盛顿停止对台武器出售，或者惩罚向台北出售武器的美国大公司。他们希望中国在太平洋西部形成范围广泛得多的军事（尤其是海军）影响力，以迫使美国停止在靠近中国海岸线的地方活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同意，中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应“随时备战”，动用武力基本上是为了阻止侵略和台独。

　　与现实主义者进行的讨论显示出某种不满：他们希望中国运用好自己新近形成的实力，但却感到在这样做方面受到掣肘。正如一位所说：“由于中国在国外的态势得到加强，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投资和利益越来越多。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保护我们的侨民、投资和利益。一种方式是充当实行炮舰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但鉴于我们以往的历史，这是不可行的。”

　　他们的思维中也有某种报复的成分。许多现实主义者都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虚弱而怀有一种强烈的悲愤意识。他们认为，既然中国现在强大了，就应当报复过去曾经欺负中国的国家。上海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重要的安全问题专家沈丁立解释说：“在10年到20年内，中国将成为高科技的一个主要的输出国——它可以对从前对我们实行制裁的国家实行限制性制裁！”在另外一个场合，沈丁立断言：“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能够一对一地应付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人应当试图领导我们，没有任何人应当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现实主义者可以在整个军界和一些大学以及智库中找到。人民解放军的刊物和书籍充满了强硬的现实主义言论。一些非军方的学者，譬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和南开大学的张睿壮（他俩都曾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美国重要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的博士生），是自我标榜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阎学通在各种问题上持鹰派立场。在他看来，“和平崛起”是一项危险的理论，因为它向潜在的敌手（包括台湾）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国不会动用武力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利益。阎学通曾经说，中国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以对抗台湾的法理独立行为。阎学通1997年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是有关加强和利用中国的综合性硬实力的一项宣言。

　　对张睿壮来说，“和平发展”观点，以及“多极世界”和“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的论点是错误的思想，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局势，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策上的失误。张睿壮主张对美国采取大胆得多的政策。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应当感到不满，而不是满意。这种关系并非处于良好的状态。如果中国不反对美国，美国就会伤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傀儡。”张睿壮还认为，多极状态是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的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低估了由于美国称霸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削弱了中国的警觉。

　　在这些方面，现实主义者是有关中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美国问题的悲观论者。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采取狭隘和自私的定义，拒绝接受有关全球化、跨国挑战和全球治理的观念与政策。中国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往往认为（像本土主义者一样），西方争取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管理和治理的努力是旨在拖住中国、耗尽中国的资源和阻碍其经济增长的一个危险的陷阱。然而，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主义学派——它仅仅主张对中国狭隘的国家利益采取十分务实的定义，并加以辩护。

　　大国学派

　　另外一个群体可以确认为“大国”学派。其成员往往认为，中国应当把外交活动集中在处理与世界上各个大国和集团——美国、俄罗斯，也许还有欧盟——的关系方面，而较少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或者多边主义：“大国是首要”是他们的座右铭。不出所料，这一学派的学者们是美国、俄罗斯和欧盟问题专家。有趣的是，这些分析家并不认为，印度、日本或者东盟是“大国”，尽管他们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这一学派认为，与大国没有牢固而稳定的关系会有损于中国范围广泛的利益，并使中国与本地区其它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是采取大国取向的一个明显的理由——西方大国（美国和欧盟）是先进技术以及资本和投资的主要来源。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单独的案例，但它却被看作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国、投资的场所，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举足轻重。这一群体中的分析家往往认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因而主张，保持与华盛顿的和谐关系应当成为中国外交方面的当务之急。这些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界，包括王缉思（北京大学）、金灿荣（人民大学）、吴心伯（复旦大学）和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个人。这一群体在江泽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期间占主导地位，因为他实行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但他们在胡锦涛统治下影响力就没有那样大，因为胡锦涛实行了比较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然而，这一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重视俄罗斯。北京大学的潘维认为，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一条死胡同。他说，寻求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异想天开，因为这种关系弊大于利。潘维和与之志同道合的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调整，并符合于与莫斯科之间的更加密切的关系。这些批评者要求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而与本土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持相同的看法）。他们同样对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最近30年来得到采纳的思路持怀疑态度。这条思路就是注重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

　　一直到几年前为止，这一学派的一个分支一直认为，中国应当在外交方面重视欧盟，因为欧盟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支柱。但是，自从2008年以来，他们的声音消失了，因为布鲁塞尔的组织工作失调，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软弱无力。中国的分析家们已经对欧盟感到失望和幻灭，并且对其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欧盟会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个“新兴大国”。

　　虽然学者们就注重大国是否明智的问题展开辩论，但是他们指出，中国的多数高级领导人和决策者在中国的国家需要与利益问题上很务实，因而仍然采取重视大国的做法。他们的逻辑是，中国如果与上述三个大国当中的任何一个关系紧张，代价都会太大。尽管如此，在这种取向方面显然发生了调整，即放弃对美国的“排他性的”注重（就是江泽民时期的做法），而是在胡锦涛统治下采取比较均衡和全球性的政策。

　　亚洲优先

　　在这一频谱中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主张中国的外交集中于邻近的周边地区和亚洲邻国。“亚洲优先”学派认为，中国的邻近地区不稳定，这会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因此应当注重加强关系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建立稳定的环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每一个大国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后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讨论了各种地区发展趋势，包括不断演变的地区多边架构、美国的角色、印度的角色、朝鲜问题、东盟的角色、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其它亚洲议题。这些讨论是在没有重大的分歧和辩论线索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出所料，这一学派主要由亚洲问题专家（而不是研究世界其它地区或者国际关系的专家）组成。

　　亚洲优先学派最初是在90年代末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辩论”——这场辩论的结论是，中国一直对周边地区态度过于消极——之后，中国开始大大加强对周边外交的重视。北京开始以“睦邻、富邻、安邻”的名义，进入了一个在本地区进行积极的合作外交的长时期。这一“亚洲优先”战略在1997年以后的10多年中取得了很大成果，因为中国成功地显著改善和稳定了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然而，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与本地区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北京采取了比较大胆的，偶尔还是好斗和苛刻的调子和姿态。在南中国海和地区多边机构的建设问题上与东盟之间的摩擦加重、在领土争端和政治问题上与印度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2010年9月在一艘渔船闯入有争议的海域问题上与日本闹翻，以及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中韩关系的恶化，都使得北京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这些最近的关系紧张严重损害了中国在本地区的形象，以及10年来的积极的关系建设工作。

亚洲优先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亚群体就是主张“多边地区主义”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人们。他们有别于主张在较大程度上以国家为基础的战略的人们。这些个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构成主义者”，他们从国外的国际关系构成主义中汲取知识上的灵感。他们强调规范性的行为而不是国际法，主张使合作性的和集体性的行为制度化。中国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张蕴岭一直处于这一运动的前沿，并各自对建设亚洲的地区制度学派和加强中国在这种机构与制度中的参与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重中国在亚洲内部的关系的人们这样做并不排除与其它地区或国家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衡问题。他们主张相对于大国或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不要忽略亚洲国家。

全球南方学派

　　“全球南方”学派认为，中国的主要国际身份与责任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群体的观点与中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同有很大关系。其成员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安排中国长期以来的伙伴国和受保护国重要性的次序（或者最起码是把这些国家考虑在内的一项比较均衡的外交政策），并提倡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这种推理表现在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合作论坛、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发展各国在20国集团中的利益、提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计划与债务减免，以及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负担。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界，研究重点为北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和研究南方问题的人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一批中国分析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分歧和分裂。他们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把它们简单地归为一类。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与中国保持良好的、一般的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是敌对的关系。虽然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总体而言是健全的，但是新的摩擦也正在出现。

　　从经济上讲，这一学派中的分析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已经分裂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譬如巴西、智利、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第二个群体是收入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譬如墨西哥和泰国，其人均GDP从800美元到7000美元不等。第三个群体是欠发达的国家（一般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由于这些国家的差别相当大，所以这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需要针对最起码这三个发展中国家群体制订比较有的放矢的政策，以取代比较笼统的方针。尽管如此，对这一思想流派的支持者来说，中国应当继续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的发展和获得共同的国际地位，甚至在中国崛起，获得全球大国地位以后也是如此。

　　从这种观点看，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其自我认同和南南团结，因为这样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交支持，以便在西藏、台湾、人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抵御西方。不出所料，这一学派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集团的坚决支持者，并积极支持20国集团，把它当作实力与资源从北方向南方再分配的一项工具。从这些方面讲，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的，而不是维持现状的大国。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

　　沿着频谱向右移动，“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应当逐步地、但却有选择地扩展在全球的参与，但却仅仅围绕着直接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这一学派有着各种变体和分裂出来的派别。一派认为，中国应当仅仅进行联合国授权的活动；另一派认为，中国仅仅应当卷入周边国家的，而不是遥远国度的事务，而还有一派则认为，中国不应当限制自己，不参与与其它大国一起进行的多国（有别于多边）的行动。

　　在这一派别内部，全球治理问题一直有很大争议。许多人对中国是否有义务和能力做出贡献表示质疑。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不准备，也不拥有充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一位重要专家干脆地断言：“中国连自己也管理不了——怎么能管理世界？”许多人对在国外活动过多持严重怀疑的态度。大多数中国分析家认为（对此各种派别几乎已经达成共识），全球治理的整个概念都是西方的一个陷阱，就是企图破坏中国的主权，诱使其陷入中国所并不属于的各种外国的纷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美国和欧盟关于中国应当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或者“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的要求仅仅是妨碍和削弱中国国力的最新诡计。正如一位官员所说：“20世纪80年代期间，你们（美国）企图在政治上颠覆我们；90年代期间，你们企图在战略上遏制我们；在本10年期间，你们正在企图使我们在国际上战线拉得过长。”另外一位学者则说：“全球治理是一个西方概念。西方强调‘治理’，而中国则强调‘全球’这一层面。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平等参与，而不是治理。”这就是中国主张“国际民主”的涵义所在。许多人不仅把全球治理看作为中国设下的一个陷阱，而且质疑负责任的大国这一概念：“对谁负责？按照谁的标准？是美国的？绝对不要！”一位分析家如此高呼。

　　尽管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对全球治理做出与自己新近获得的地位和实力相当的更大贡献，但却应当有所选择。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当中的这一派别坚持认为，中国应当继续坚持遵循邓小平1989年的教导，就是“韬光养晦，不当头，有所作为”。邓小平的箴言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被看作是中国悄悄地发展国力的一份蓝图。20多年以后，邓小平的名言继续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当中引起激烈的辩论，因为学者们和官员们努力解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究竟应当做多少事情的问题。一位学者说：“在战略层次上，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应当继续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观念，但在战术上却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中国过于被动，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更为积极的做法。”一些中国学者对邓小平的观点目前是否仍然起作用提出挑战。他们认为，这些观点已经过时，不适合于中国新近获得的国际地位。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多所作为”，而少数人则说，中国应当“无所作为”。例如，北京大学的叶自成在21世纪初说，韬光养晦过于含糊其辞，不适合于作为中国的主要的（或者是宏大的）战略。它使国外的许多人联想到一种阴险的意图。对中国来说，一项较好的计划是提高本国的透明度，而不是隐藏自己的实力。另外一些人反驳说，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模棱两可恰恰是最明智的战略。但主流的共识认为，这一词语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适当的战略指导原则。

　　在2010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协会在兰州举行的年会上，与会者就这一范式是否仍然有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所得出的结论是，它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出色的向导。这项宏观结论的一项结果是，与会者得出了另外9项重要的政策建议：不要与美国作对；不要在总体上挑战国际体系；不要利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政策；不要成为“反西方阵营”的首领；不要与多数国家发生矛盾，即使在我们是对的时候也是如此；学会做出妥协和让步，以及学会互利的游戏；不要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必要的国际事务领域中提供公共物品；利用重要的全球性事件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在1978年以后的整个时期中，这种战略都符合中国外交的核心。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所解释的那样：“在30年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外交在大多数方面一直是防守性的和被动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做出妥协，避免对抗，寻求共同立场和保留分歧意见。但是弱国无外交，因此我们一直谋求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以加强我们的外交。”

　　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学者也利用多边主义这一术语，但却持有与西方常用的观念截然不同的多边主义观念。一位学者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多边主义是一项工具和一种策略，而不是一项政府间的机制或者制度性的安排。中国还担心，多边主义是别国用来遏制中国的一项工具。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利用多边主义解决双边问题——在这方面，多边会议是进行双边谈判的一个有用的舞台。但我们仍然对多边主义感到不惬意，宁愿采用双边主义和多极状态等词语。”

　　来自于杨洁篪外长的有关全球治理的官方观点如下：

　　“一个更为发达的中国将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永远也不会在牺牲别国利益的情况下谋取利益。我们深知，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密切相关。对我们自己和别国最为有利的是，我们进行合作，以扩展共同利益，分担责任，谋求双赢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方面集中精力狠抓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承担起与自身的实力和地位相当的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在有关全球治理的这场激烈辩论的背景下，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一般避免使中国增加在全球的插手，但却认识到，中国必须被看作是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因此，对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是一项策略，而不是一种指导方针。其倡导者不是自由制度学派，而较多地属于现实主义者的一种国际主义版本。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对卷入国外的纠纷很警觉，但却认识到，千万不可以让中国被人看作是国际社会的免费搭车的乘客。实际上，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往往不赞成从国际机构意义上讲的多边主义本身，因为其倡导者对在小型的专门国家集团内部活动感到比较惬意，这反映出中国普遍对全球机构或者制度所感到的不适，认为它们可能会阻碍中国的独立和行动自由。

　　因此，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提倡中国增加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参与（中国目前有2155名维和人员部署在联合国目前的19项全球行动当中的11项之中），对救灾工作做出贡献（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2005年的巴基斯坦地震、2007年的菲律宾台风、2010年的海底地震、2010年的智利地震等），打击亚丁湾的国际海盗活动，并在外交上参与解决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但是他们回避更为深入地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等敏感和高风险的地区的事务。他们基本上拒绝接受整个跨国的非传统安全议程。在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参与国际安全行动方面，仍然有一种强烈的不情愿的情绪。

　　全球主义

　　在频谱的遥远终端的是“全球主义”学派。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必须承担起在与其幅员、国力和影响相当的情况下解决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的责任。该学派相当于西方的自由制度学派。在中国，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兼收并蓄特色的群体，由不仅坚持“构成主义”而且还有国际关系方面的“英格兰学派”的个人组成。其支持者在哲学方面比较倾向于人道主义，积极接受全球化，比较不重视国家主权，认为跨国的挑战要求建立跨国的伙伴关系。他们对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感兴趣，相信外交和全地区的伙伴关系。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相比，他们对多边机构持比较支持和信任的态度。

　　全球主义学派认为，鉴于中国的全球崛起，所以它必须对全球治理做出大得多的贡献，并在国际舞台上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全球主义者实质上是“相互依赖的制度学派”。他们接受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作为自己的分析基础。像西方学者一样，他们认识到，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主权是有限度的，因为各种“非传统性的”挑战经常跨越主权边界，因而必须以一种多边的方式加以应对。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放在非传统安全方面，譬如人身安全、经济安全、反恐、公共卫生、犯罪团伙、走私、网络黑客活动、海盗活动等。有趣的是，中国的军方内部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圈子研究这些问题。他们给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除了战争以外的军事行动”。

　　全球主义者是联合国以及中国在安理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大力倡导者。他们还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世界各地的地区外交组织。中国参与了创建新的对话组织，并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这些组织包括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以及东亚-拉美论坛等。中国已经成为许多现有的组织的观察员或者正式成员。在拉美，中国与里约集团举行了17轮对话，并与南方共同市场集团、加勒比共同体和拉美会议等组织建立了对话机制。

　　全球主义者吸引了同床异梦的盟友。例如，著名的现实主义者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得多地参加国际机构，并在其中发挥与自己新的全球地位相当的影响力。全球主义者还显示出对软实力的偏好。这一思路倾向于认为，中国能够凭借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对国际规范做出重大贡献。中国软实力研究的“泰斗”、中央党校（和青海省行政学院）的门洪华认为，四项重要的孔孟价值观发挥着尤其重大的作用：和（和谐）、德（道德）、礼（礼仪）和仁（仁义）。

　　虽然全球主义者继续享有公开的发言权，但是他们的声音已经大大减弱。到2009年年底，进入2010年，这一群体在影响力方面，不仅在外交部中，而且在学术界，看来都被他人所超越，因为对全球治理的怀疑情绪在所有学派当中都增强了，中国也开始实行现实主义色彩浓厚得多的、自私自利的全球政策。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这是中国今天有关自己的国际角色的形形色色的精英观点。中国具有如此多样性的话语，这一事实表明，它拥有多重的国际身份和分裂人格。这种话语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中国千百万网民的意见。他们十分积极地发表意见、十分活跃，完全属于本土主义者阵营。中国政府对这一群体的舆论相当敏感，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批评政府面对外国的压力很“软弱”，丧权辱国。外交部官员迅速地指出，对于这一民众群体，他们必须经常考虑在内，采取应对措施，努力加以控制。这种民众的民族主义仅仅使经营阶层当中的本土主义-现实主义的重心得到加强。

　　这些学派单个地并且集体地产生政策上的影响。单个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本土主义的声音是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不断增强的，但对他们的影响力不应加以夸大。用中国的一句古老格言来说，他们“雷声大，雨点小”。虽然美国应当保持敏感，以免引起中国政体当中的这些成分的敌意和愤慨，但是美国在缓和这种仇外情绪方面实际上也爱莫能助，因为美国具有自己国内的动态。

　　现实主义影响着精英阶层的多数舆论，并且是中国今天的论战中的重心，其后果将在下面讨论。

　　大国学派对美国来说是暗藏的王牌。美国对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从经济增长到政治稳定、地区安全和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仍然至关重要。中国不需要，也不寻求与美国的敌对关系。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学派的多数支持者都是政府官员，显然包括胡锦涛主席本人。虽然这种官员可能不信任并喜欢美国，但是他们具有充分的务实态度，认识到美国对于中国在国内、地区和全球的许多重点工作方面的核心重要性。

　　与此同时，亚洲优先学派的支持者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的地区关系——从日本和韩国到东盟和印度——最近几个月来受到了损害。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好消息，因为奥巴马行政当局一直努力加强华盛顿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关系。

　　在全球南方学派方面，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北京正在巧妙地玩的游戏。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使美国相形见绌，它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影响也更大，在中东和拉美的影响与日俱增。华盛顿需要认识到，在全球影响力方面存在着与中国之间的新的竞争。它应当加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外交活动，以便在这些“中间地带”，在与“中等国家”的关系方面与北京竞争。华盛顿按照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战略轨道”，在一系列直接的地区对话中，也已经同北京保持着接触。但这些对话需要加深和更为经常。在让双方都了解各自的利益、权益、政策和重点方面，它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坛。此外，在两国的地区问题专家当中，建立“第二轨道的”一系列学术对话也会很有益。最后，美国应当认识到北京在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并且通过组建金砖四国等集团所谋求的力量再分配和修正主义的议程。

　　就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而言，美国必须明白，这一学派正在推行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一种自私自利的、策略性的和有选择的参与。中国并不赞同有关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许多前提，尽管它从中受益匪浅。例如，虽然这仍然考虑到中美之间在朝鲜和伊朗的核计划问题上的有限的、但却有益的合作，但是华盛顿不应当对北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动机和普遍的怀疑情绪抱天真的看法。只有在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而不是出于任何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哲理的承诺（尽管中国保持着南南兄弟关系），中国才会参与国际事务。

　　最后，虽然事情很不幸，但是华盛顿必须认识到，全球主义在中国国内的辩论中已经失败，其声音自从2008年以来已经变得沉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应当不再促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对全球公益做出贡献，尽管它要公开提醒全球社会注意到中国实际上做的事情多么少（相对于其规模和实力而言）。例如，有48个国家派遣部队参加了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但中国没有参加。中国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方面也仅仅排在第14位（尽管它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中排在第1位）。中国就总量而言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对联合国的年度预算的贡献方面它却不属于前10名。中国继续实质上“免费搭车”，其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也只够避免引起西方批评的程度。虽然西方可能只会进一步引起中国的猜疑，但是它仍然应当继续促使北京做出更大贡献，并公开揭露其尽量少做出贡献的做法。但是西方也应当降低自己对一个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国家的可能的期望。尽管如此，华盛顿当然应当争取北京在涉及中国利益的问题上的有选择的跨国合作。

　　就集体而言，这些思想流派也在政策上产生影响。国际社会必须把握住的一点是，中国的国际身份并不是固定的。这是一项流动性的和正在进行的、仍然有争议的和不断辩论的工作。因此，美国等国应当不仅通过行动而且通过言论，在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影响这些正在进行的辩论（和政策结果）。如果美国采取严厉的措辞和强硬的行动，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强化效应，造成北京采取更为蛮横和找麻烦的行为，因为中国国内的声音要求政府在华盛顿面前采取鉴定的立场。然而，如果对中国采取较为和解性的言辞和鼓励，要求其成为“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也只会使中国的猜疑加重，不大可能会带来想要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和西方陷入了一种真正的困境：如果对中国态度强硬，很可能会使中国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但是如果采取和解的态度，就只会使现实主义者的自私自利的“中国优先”的取向得到加强。

　　要使中国的现实主义与美国的现实主义相匹配吗？

　　正如本文所说明，中国各种学派的频谱今天的重心并把在中间，也没有倾向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的一端，而是比较倾向于左端，在现实主义者那里抛锚，受到来自本土主义者的强大的拉力，大国学派和全球南方学派的影响力较弱。外交部、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和外事办公室中的政府官员采取大国学派和全球南方学派之间的务实的中间立场，但是他们必须应对社会、军方和共产党中的本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声音。

　　自从2009年以来，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的情况是，这是一个日益现实主义和狭隘地自私自利的国家，谋求使自己的综合国力最大化。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迅速恢复、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要、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即将进行的领导层的换代，以及在奥巴马总统2010年决定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和对台湾进行60亿美元的一揽子军售之后，对奥巴马行政当局的不信任，所有这些都助长了这种变化趋势。这种外部行为反映在中国的国内话语之中。

　　中国的现实主义姿态正中美国的现实主义和保守主义阵营的下怀。后者倾向于把中国看作一个崛起中的军事大国、一个重商主义的经济大国、一个敢做敢为的地区大国和一个比较不愿合作的全球伙伴。一些美国分析家倾向于以比较良性的方式看待中国，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合作的和国际主义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走向成熟。就连他们也由于北京最近的行为而日益感到幻想的破灭。但是，中国问题专家不应当对这种行为完全感到意外，因为它仅仅反映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军队和社会 60年来长期以来一门心思的一项使命，就是要全面加强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按照初步印象，这表明美国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方法对现实主义的中国作出反应：通过在西太平洋进行大量的前沿军事部署、采取 “战略上的多边下注”，与中国周边的各国加强联盟并建立安全方面的伙伴关系、实行强硬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利用美国的国力和外交活动工具，并在全球问题上降低对中国进行合作的期望。

　　在以这些方式对抗中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逻辑性和很大的诱惑。但是，如果做出现实主义的反应，仅仅会助长一种势不可挡的作用-反作用循环，加重美中关系中的已经存在的安全方面的困境，并可能会造成双方都不需要的或者不想造成的敌对关系。美国如果实行强硬的政策，只会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得到加强，使中国的固执己见发生僵化，使北京进一步集中精力加强自己的硬实力，使得在国际上与中国合作越来越困难。一些要素，譬如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强大联盟以及伙伴关系，是考虑周全的。但是，如果 “在战略上多边下注 ”采取严重过多的军事模式，就可能会适得其反。强硬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尤其因为美国政府竭力劝说北京使本国货币升值，并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但是，美国如果采取强烈的行动，就会遭遇到中国的反行动，双方就可能会无意之中很容易地陷入一场贸易战。华盛顿不应不由自主地对中国做出现实主义的 “默认 ”反应，而是需要更加老谋深算，制定出一项比较复杂的战略。

　中国有关国家在国际上的角色的热烈讨论将继续演进。如果是这样，这种讨论的多样性很可能会减少，极化现象很可能会加重，因为现实主义/本土主义者观点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硬。一起事端也可能会影响这场论战，譬如如果中国的一座使馆被攻占，或者工作人员为大量杀害，或者中国的一艘军舰遭到袭击。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社会应当预料到多种声音和多种政策的倡导者。而中国的行为看来并非前后一致，因而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但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造成麻烦的性质。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对华政策课题组主任 沈大伟

　　新华社高级翻译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尹宏毅 翻译

　　原载于美国《华盛顿季刊》2011年冬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