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 于：国体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稳定。特别是大规模国家，这种联系就更容易观察到。俄罗斯一百多年来的几次变化，最直观的就是国体变更。说到底，国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政治存在方式。很多人都指出俄罗斯注定只能以帝国方式存在，施展在他的文章对此也多有论说。几乎所有的俄国统治者都用“帝国”来概括自己的统治理念。然而帝国只是对民族政治存在方式的夸张表达，它本身还要以某种“国体”为外在形式。如果说“帝国”是俄罗斯命中注定，那么俄国政治变迁史就是这种命运寻求自身实现形态的努力过程： 《大观》：那么有恰当的、适合俄罗斯的国体形态吗？ 于：让我们讲远一点。通常讲的帝国，都是从某个区域某群人的努力扩张而来。我把这个区域和这群人叫做“宗主性国土与人民”。这样可以看到两种帝国形态。一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大陆型帝国，特征是扩张在陆地上连续进行，任何通过扩张得来的土地都与宗主性国土连接在一起。这些扩张得来的地方，可粗略地称为殖民地。这种帝国有种政治倾向，就是尽可能将所有扩张得来的土地与人民都加以“同化”，变成与宗主性国土与人民无差异的组成部分。这种“同化”有两个障碍：文化与族群。只有在宗主性人民与殖民地人民平均分布、生活在一起足够长时间，这两个障碍才可以克服。历史上的文化融合和人种融合都是这样完成的。在上述均质生活还未完全形成时，文化与族群差异就构成了认同危机，这是大陆型帝国与身俱来的危机。但难题在于，很多帝国往往等不到这个足够长的时间，它几乎总要加快节奏，去人为缩短这个过程，于是“差序结构”产生，所谓“帝国”的统治秩序也产生。这种结构和秩序以宗主性人民的优越地位来驱动。当宗主性人民（而不是君主本人）以优越地位来实行这种同化政策时，帝国的统治就从仁慈演变为残酷。此时，文化与族群的差异，在帝国内部就成为政治土壤，引发政治运动，即分离主义。帝国统治的政治危机即产生，这个危机一经产生就是总体危机。因为，就此类帝国的本质而言，对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否定，都是对整体的否定，是个连续过程，我们熟悉的边缘地带动乱导致帝国失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帝国统治者都恐惧所谓“连锁反应”。 《大观》：您的意思是讲，如果有足够长的自然过程，如果帝国条件下的融合是仁慈的，这种融合就是可以完成的了？ 于：是这样。“仁慈”是指帝 《大观》：那可以说：几乎所有这类帝国都从仁慈走向了邪恶…… 于：所以这类帝国越来越少，但它的极端例子并不远。第三帝国把“差序结构”推到极端，以“灭绝”代替“同化”。在这个例子中，你几乎分不清宗主性人民的选择与僭主的邪恶。 《大观》：第二种帝国形态呢？ 于：这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海外殖民帝国。它是晚近才出现的，特点是海外扩张的殖民地与宗主性国土被大海隔离，它在技术上无法对殖民地实行连续性管治，于是海外殖民地就形成自治性管理。这种帝国一开始就建立起“差序结构”：以种族主义为驱动力，排除了“同化”这个目标，而以“差序结构”下的总督制或委托管理制（自治领）形成异质于宗主性国土与人民的外层政治结构。它与第一种帝国的最大区别就是不以“同化”为统治目标，相反，它倒是认为“差异”是不能消除的，是帝国统治的前提。这种帝国条件下的种族主义是对“差异”的确认和坚持。种族主义结合殖民地自治体制，帝国形成了殖民主义政治观念。这种殖民主义同样也催生了政治上的分离主义，即海外殖民地基于自治制度的分离主义倾向。这几乎一开始就伴随帝国历史。例如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这些分离运动常常也是残酷的，但并不邪恶。因为分离是可以被接受的，某个殖民地的独立并不是对帝国普遍地否定。这种分离只是殖民地对自身现有地位的直接肯定，但它可以承认帝国继续存在，继续保持帝国某种非统治性的政治与经济存在。大陆型帝国某个部分的分离，则首先是对帝国本身的否定，分离出来的部分只有通过对帝国的否定才可以达成对自身现有地位的肯定，因此是种连带肯定。除非帝国被彻底否定，否则它的自我肯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例如苏联解体后，当俄联邦继承并保持某种传统的帝国特征时，那些经由前苏联联盟主体转化而来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无一不处在政治恐惧中。 《大观》：看来，这两种帝国结构完全不同，内在的分离主义危机也大为不同，英帝国和俄帝国是这两种帝国的典型代表。 于：海外殖民帝国呈现严整的双层结构，内层是宗主性国土与人民，外层是海外殖民地，二者之间的连接是间接的柔性连接。大陆型帝国则是整体结构。因此分离主义对二者的影响完全不同。这一点，在国际秩序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就特别清楚了。此时，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必须以适当的国体形态才能显示并保持，即，它必须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才能加入国际秩序中。要么帝国整体变成民族国家，要么宗主性国土与人民变成民族国家，而帝国本身解体。大英帝国的办法是以英伦三岛变成民族国家加入欧洲秩序，可它的帝国本身并不因此发生变化，而是继续保持海外殖民地。但俄帝国坚持以帝国形式加入欧洲秩序，拒绝变成民族国家，因此被称为欧洲最反动的力量。 《大观》：这似乎也是俄国的困境所在，在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秩序后，俄帝国变成民族国家就意味着帝国解体。 于：对。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史，很大一部分就是各大陆型帝国解体变成一个个散落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俄帝国只是其中抵抗这种历史潮流最激烈的例子而已。但这还不是俄国最倒霉的事。最大的困难是，它几乎不可能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这个后面我们会专门提到。概括来说，无论俄帝国还是英帝国，都有宗主性国土和人民，都因此建立了帝国内部的“差序结构”，并随之发展了一套以种族主义或以文明—野蛮的区分为中心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这同基于自由平等观念的民族国家体系格格不入。英、俄的区别在于，英帝国的双层结构，使它从一开始就以两付不同的面目加入并塑造了过去200多年的国际秩序，即，在西方世界，以英伦三岛的民族国家形态加入欧洲秩序，以此优越于俄帝国；在非西方世界，则仍以殖民帝国的形态主导全球秩序，因此表现出十足的弹性。 《大观》：英殖民帝国建立初期，北美殖民地就独立了，但并未影响它的帝国“伟业”…… 于：俄帝国却坚守其帝国形态，是如此不合时宜，以致成为欧洲的笑柄。但有意思的是，到头来，英殖民帝国彻底消失了，它内在地塌陷为普通的民族国家。俄帝国却神使鬼差地直到今天还大体保持着帝国的模样。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完全区别于英帝国和俄帝国的帝国类型，典型代表是美利坚合众国和早期苏联。 以美国为例，帝国特征当然是大陆型，但它的根本特征在于没有宗主性国土与人民，是国土相连的一系列国家的联合体，而这些国家一开始就是以“自由平等”观念组建起来的。这些奉行着相同国家观念的国家，基于某种“神圣理由”结成国家联盟。它也有“扩张”过程，但主要是北美大陆进行，每片新增国土不是以抽象国土或人民的方式加入联盟，而是以完整的国家形态加入联盟，并且从加入之日起，它就与其他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就具有这个联盟成员所有的“普遍性”。这个帝国内部不存在“差序结构”，虽然在联盟的各个成员国国内，或多或少有某种“差序结构”。这也是个双层结构，即帝国（联盟）与联盟成员国（即邦，或洲）。在帝国这一层，没有宗主性国土和人民，没有“差序结构”，法理上也排斥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简而言之，它是自由的帝国。在联盟成员国即州这一层，则呈现多样性。但无论如何，你要么以个人身份变成美国国民，要么组成一个国家加入联盟，变成美国的一个州，否则即不能加入，也不能被加入。它内在地排除了“同化”的必要性，也排除了“分离主义”危机，即使某个州要脱离联盟——这当然是也只能是自由的脱离——，那也恰恰是对联盟精神的肯定。因为，合众国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帝国形态：它依据信仰确立神圣的联盟，联盟的根本原则来自北美殖民地政治—治理结构中最初明确包含着的政治原则，而这个原则确立了在世俗生活中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行为准则。在创立者眼中，这是一个此岸的天国，一个可以用世俗尺度加以测量的巅峰之城。 列宁在早期苏联则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列宁概括那个时的苏联是“自由的联盟”，基础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任何国家和帝国的“国家理由”：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及这个共同利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拒斥俄罗斯作为宗主性国土与人民的政治存在（列宁在苏联初创时，将早已有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家主权机器完全“虚置”），从而实现了各联盟主体的平等。列宁搭建的这个联盟，以其“国家理由”而言，只是个过渡，它引向彼岸的天国。它不能用世俗尺度加以测量，恰恰相反，它要以天国的尺度校准世俗生活，校准历史进程。它的神圣性如此赤裸，以致于它直接就被设计为巅峰之城。 ——这是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十分相似的帝国形式。这种国体形式上的相似性，曾使美苏两国彼此有过匪夷所思的好感。 《大观》：是呵，列宁和威尔逊都不约而同提出过“民族自决权”的主张，从而大大加速了传统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 于：他们确实有相似的想法，事实上，早有有识之士认为二者代表着某种未来的国家结构和世界秩序，都是某种“神圣帝国”。但二者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苏联“自由的联盟”很快变成了专制体制，美国的“自由的帝国”却保留了下来。苏联早期遗留了一个大问题，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俄联邦”）。沙俄崩溃后，先由这个俄联邦继承了沙俄的帝国遗产，随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模式下各殖民地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十月革命”前后就有各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俄联邦还是“另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争论，列宁支持后者，但也做了让步，保留了俄联邦。为了“去宗主化”，彻底虚置了俄联邦的主权机关，从而在法律上形成平等的联盟主体关系。但俄联邦内部依然保持了几十个联邦主体，这些主体是联盟的直辖区，但其他联盟主体在法律上是自治的实体。 《大观》：列宁为何不彻底建立一个美国那样的、“自由的联盟”呢？他对美国政治是熟悉的呀。 于：这有“十月革命”后历史过程的原因，即俄联邦对沙俄帝国的继承，也有列宁乐观的一面。他基本上认为这个自由联盟也会很快让位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世界共和国，他并不重视俄联邦问题。斯大林则以“共产主义新人：苏联人”为苏联灵魂，也不重视俄联邦问题。因为，只要每个苏联人，不论他在哪个联盟主体、或哪个联邦主体生活，只要他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苏联的“目的”，即它的国家理由，一样可以实现。于是俄联邦作为虚置的联盟主体，作为宗主性国土与人民的影子就保留在了苏联这个“自由的联盟”的体内。 《大观》：像是俄罗斯套娃？ 于：对。这个“套娃”正是在苏联这种新型的帝国国体内保留下来的沙俄帝国的遗产。与英帝国逐渐摆脱殖民帝国体系的外层结构变成普通民族国家不同，沙俄帝国经由新的帝国形态、转化为俄联邦保留了下来。苏联解体时，里头的“套娃”又出现了，虽然小了一点，却完整无缺。当时这个套娃结构经历了类似英殖民帝国的解体过程。两者的宗主性国土与人民都保留下来了。区别在于英伦三岛丧失了几乎所有海外殖民地，变成中等的普通国家；而“套娃”即俄联邦却保留了几乎完整的旧沙俄帝国的遗产和模样。于是1991年后，俄国的难题就出现了。当时的俄联邦是按照民族国家理念设计的，采用联邦制国体，但这个俄联邦包含了极大的内在冲突，即，它继承的帝国遗产与它的民族国家的外在形态的冲突。在整个叶利钦时代，尽管俄国内部政治斗争纷乱异常，但不难看清，其中有个政治主线贯穿始终，即如何保住俄联邦不解体。至少在1990年代，俄联邦进一步解体为一些更细小的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很大，许多叛乱与分离运动都与此有关。车臣战争、日里诺夫斯基在政治上的坚挺、层出不穷的极端民族主义，都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大观》：普京立得住，很大程度上也是他比叶利钦更有效地实施了“总统治理”，压制住了地方主义和分离主义。 于：普京的政治有两个支点：一是车臣战争；二是总统直接治理，包括总统代表治理区，这几乎是“总督制”的再现。甚至联邦主体的地方行政首长，总统都有权撤换，这同联邦制的国体原则是冲突的。借用中国人熟悉的言辞，“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就是俄罗斯的国体悖论：这个国家以民主化为驱运力推动政治转型，最终却是为保住这个“民主的”“俄联邦”走向威权主义政治（这是对普京政治最善意的表述），——民主的“俄联邦”最终复辟为专制的“俄帝国”。 《大观》：其他大陆型帝国解体后，宗主国都转型了，如今天的德国、土耳其、奥地利等等。俄帝国在100多年中走了一个轮回，是否有特殊原因？ 于：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许多论者口中的“帝国论”：俄罗斯注定只能以帝国形式存在。这中间当然有原因，我试着提供一个解释。一般而言，一个区域的人民，其政治生活的长期特征，会同这个区域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相关。俄罗斯人生活区域的自然条件，在俄帝国发展的这几百年历史中，可能起到了特别的作用。这种自然条件，使俄罗斯人的经济方式主要依赖初级产品采集、开采和贸易。在现代工业引入俄罗斯前，这个初级产品主要以采集和狩猎所获的毛皮生意为主。这是俄罗斯人商品生产的主要内容。它没有其他欧洲帝国那样较为多样的商品生产和金融贸易活动。毛皮生产和贸易有个特点，需要广阔的国土面积。在便捷的采暖保温技术成熟前，欧洲人主要靠毛皮御寒，这就形成了俄罗斯经济的主要特征：单一化的毛皮贸易。这种经济生活方式使俄罗斯人不断向欧亚无人地带拓殖，寻求毛皮生意的新空间，这是俄帝国领土扩张的长期动力。于是，其宗主性人民的主要居住区域与主要经济区相隔甚远。这种不一致，随着领土扩张变得愈加严重。 《大观》：以往讲俄帝国扩张主义是出于国土安全需要，因为俄国领土没有地理屏障。 于：这个观察不对。俄国人从打败蒙古人后，在乌拉尔山以东没遇到过强敌，没有人威胁过它。它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扩张，也未有过什么大战斗。除俄罗斯宗主性国土与人民的形成期以外，此后的俄罗斯扩张很难用“安全说”解释。俄向南扩张，多大程度上是安全需要也难讲。从奥伦堡向南，俄国到底有过什么强敌呢？没有。无非是讲“温暖的印度洋”。但这句话，后人曲解的成份多。俄国早期中期的扩张同安全关系不大，是经济因素使然。晚期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帝国扩张的边界到了某种极限：一是内部极限，即治理的经济性下降，帝国财政出现危机；一是外部极限，即开始让别人感到了它的扩张压力。这种极限状态的出现，催生了对俄国传统扩张方式的合理化解说和合法化叙述，于是各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就出现了：“温暖的印度洋”、没有安全屏障、出海口等等，不一而足。文化和宗教上的各种主义都是如此。这些都是晚近才成气候的说法。有些后人看过去，先看到了这些，于是倒果为因。 《大观》：您的意思是讲，俄帝国扩张是因为过分依赖单一经济生活方式？ 于：更准确地讲，是这种单一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决定了帝国的地理扩张方式。其他所有帝国性特征只是以这个地理学特征为基础。这个地理学特征就是更加寒冷的无人地带。俄帝国早中期的几百年历史，在这个地理学特征的作用下，开始了对文化和观念的选择和形塑过程，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文化”。俄罗斯的“帝国性”就是这么来的。俄帝国晚期面对欧洲工业化，帝国的任务就是如何挣脱这种单一经济生活。他们试图建立欧洲的那种现代经济，但现代经济要求“民族国家”的国体，所以这种努力最终导致沙皇的倒台。但问题是，沙皇倒台了，帝国经济生活的地理学特征并未倒掉，它的帝国主义本质没有改变。这个本质就是：它的宗主性人民生活区域与它的财政来源区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要求一种“帝国统治方式”来维持宗主性国土和人民的生活。几百年的帝国历史使这种关系变成了俄罗斯的帝国性格，很难移易。这就是俄国同德、奥等国的区别。这些欧洲国家，甚至包括土耳其，不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宗主性国土与人民的生活区域与帝国的财政区域是合一或大体合一的。当帝国解体、退缩为民族国家时，上述合一程度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俄罗斯呢，如果帝国解体，宗主性国土与人民的经济生活就崩溃了，这是无法被统治者、更无法被人民接受的。这也就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人民性”吧。所以，沙皇可以没有，帝国不能或缺。这是俄罗斯现代转型的困难所在。 《大观》：所以俄罗斯整体上无法采取民族国家形式，因为这种形式只能加剧民族主义，使之极端化。这种不可选择性产生了浓烈的帝国主义气氛。 于：俄罗斯这种植根很深的帝国特征对周边国家和人民构成了威胁，对这种威胁的敌意反过来又加强了俄罗斯的帝国特征。这是一个相互强化的循环反馈过程。这个过程误导了很多观察者和研究者，甚至很多俄国自己的思想家也被误导，使他们发展出所谓“地缘安全需求”的扩张正当论。很多历史迷思来自这里。 《大观》：当苏联替代沙俄，这种帝国特征有何变化？ 于：苏联经济上寻求整体的规划组合。它把俄罗斯联邦经济的单一性与其他联盟主体的经济单一性结合成一个自洽的经济组合体，克服了沙俄帝国的传统特征。其实，这种联盟经济后来发展为“经互会”体系，是对未来终极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的模拟。它的运行结果更加强了俄联邦经济的单一性（能源+军工）。以前旧沙俄市靠乌拉尔山以东和极地地区的毛皮，现在则依靠这些地区的能源和金属矿藏。所以苏联倒台后俄联邦从“经互会”体系、从联盟经济体系中解脱出来时，传统的帝国性的经济结构就暴露出来。它的军工体系几近瓦解，而能源及原料工业大都分布在非俄罗斯地区，于是俄帝国在经济结构的层面复活。也没有别的办法。俄罗斯族人的生活区域与联邦财政收入区域的不一致甚至可能超过了沙俄时代，至少1990年代中期最暗淡时是这样。俄罗斯人完全无法承受这些地区的分离运动。这个时期，各地出现的分离主义倾向引发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复兴，引发了各种极端主义运动。这一切的背后则是俄国在普京标榜的“俄罗斯注定只能选择作世界大国”口号下的帝国主义复活。这就是俄帝国区别于其他帝国的所在，也是俄帝国阴魂不散的原因。 《大观》：看来除非俄罗斯欧洲部分能发展出多样的经济空间，否则俄帝国就屹立不倒？ 于：俄国永远无法发展出创新和多样的经济，局部的个案或许会有，整体上不会，也别指望。因为，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力量总是耗散在对帝国体系的维持上，对此绝望的人则选择去西方。总之他们没有力量发展出创新多样的经济生活，他们有太多政治任务。俄罗斯不可能先经过经济转型再达成政治转型，不可能。这是拿中国经验往苏俄身上套。俄国的经济结构只能是“帝国主义经济”，除非它在政治上克服“帝国主义”。只要俄罗斯政治还保持传统的帝国主义性质，那么在事实上它就无法建立现代经济生活，无法加入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一句话，无法变成世人眼中的“正常国家”。 《大观》：可它也无法借由民族国家来克服它的帝国性啊…… 于：俄罗斯的经济生活方式选择并塑造了它的文明和意识，它的文明和意识反过来又合理化了它的经济与社会的帝国性特征。由此，俄罗斯文明早已变成一个自足强大的民族文明体系，也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文明体系。它跟俄罗斯的自然地理一样，不可移易，并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础和前提。说到这里，我想起俄罗斯一位老学者（好像是季诺维耶夫的后代），他讲：“俄罗斯民族只有成为共产主义民族才能作为一个历史民族保留下来，建立其他任何制度，都会注定退化和灭亡。”这可能有些夸张，但让我玩味再三：所谓“共产主义民族”，无非是说，俄罗斯民族无法在任何世俗的国家形式中生存，必须寻求一种神圣的国家结构，一种恰当的“国家形式”。在这“国家形式”中逐渐使它的帝国主义文明转化为“国家理由”。或干脆讲，在俄罗斯，只有恰当的“国家形式”才能构成“国家理由”，而不是相反。因为历史已证明俄罗斯文明自身无法开出这样的“国家理由”。 《大观》：因此就有了施展文中设计的“欧亚合众国”的政治装置？这就是你讲的“国家形式”？ 于：对。这个“国家形式”调和了俄罗斯的帝国主义特性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性的冲突，它一方面通过一个“神圣的”帝国形态，使俄罗斯的帝国性（也是其民族性）在政治上彻底实现，从而克服它的帝国主义欲望；另方面，这种“国家形式”与世界秩序、特别是与美国和欧洲秩序的内在同一性，使俄罗斯能开启一个“正常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俄罗斯民族那种“共产主义本质”，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由小说人物表达的俄罗斯民族真理附身的“绝对伟大性”，将普世化为一种世界精神，它的单一经济在全球经济的有机重组中也将被彻底金融化。在这个进程尽头，俄罗斯民族不仅将作为历史民族，还将作为世界民族得到保留。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罗马把民族神化在了国家政体中”的隐喻中包含了更多指引：俄罗斯只能把民族神化在国体中。事实上在我看来，俄罗斯的现代史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时刻异常清晰： 《大观》：您曾讲过：俄国的悲剧是，从伟大开始，以平庸和荒唐结束。现在会再来一遍吗？ 于：不知道…… (责编：YeLin) |
于向东:关于俄罗斯帝国性与民族性的对话
时间:2011-05-25 来源:《大观》第5期 作者:于向东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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