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人渴望得到西方世界早就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自由。突尼斯政府和埃及政府已被推翻，同一地区内的其他国家也动荡不断，分析人士对革命背后的宗教动机及其对政府治理所能产生的影响表示忧虑。但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访问学者恩迪•M•巴尤尼（Endy M. Bayuni）指出，这种狭隘的视角是被误导的。这位《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的前任总编认为，政府治理方式的斗争将在自由派和专制派中展开。虽然有分析人士主张自由民主政治对阿拉伯国家并不适用，因为这有让原教旨主义者夺取政权的风险，但他们忽视了来自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新近经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民主抗议的压力下，在位32年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Suharto）不得不于1998年5月下台。之后，政治改革便迅速在印度尼西亚铺开。而无论是在突尼斯还是在埃及爆发的抗议活动，其对基本自由权力的诉求都和印度尼西亚当时的情况十分相似。巴尤尼总结道，不惜生命参加抗议的民众在今后会对受到限制的政治平台提高警惕。——耶鲁全球

历经抗议和政治改革的印度尼西亚是阿拉伯世界政府治理的榜样

因民主而团结：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上）和2011年的埃及，国家的独裁者被赶下台，但伊斯兰教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华盛顿：在北非和中东，令人震惊的民间起义吸引了全球目光，对其个中内涵的分析也纷至沓来。对于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观察者而言，曾目睹自己的国人推翻根基深厚的军事独裁体制，眼下的动乱不免勾起了熟悉的回忆。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并且是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自1998年革命以来，它所走过的历程表明，斗争最终并非在伊斯兰宗教模式和世俗模式间展开，而是在自由和专制两种政府治理方式间进行拉据。

在过去的两个月内，从突尼斯、埃及到巴林、也门、埃尔及利亚、利比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各地的青年男女走上街头，争取那些早已被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视作理所当然的权利。他们要自由，正义，要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突尼斯和埃及的长期独裁者已向由民间力量兴起的抗议运动屈服投降。而利比亚政权则派出了强暴的武装力量镇压反抗者，拼死一搏。约旦和巴林的君主政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及也门政府都纷纷作出让步，希望紧张气氛能够得到缓解。

抗议者是穆斯林，至少其中的大多数肯定是，所以没人能说这是一场与宗教无关的运动。但谁又能判断他们是不是虔诚的穆斯林呢？那些教长和传教士们肯定不行，他们早已长期对政权下的暴行视而不见。周五大规模祈祷后，抗议者们在开罗的解放广场，也就是埃及革命的中心，发动了“愤怒日”和“下台日”，逼迫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辞职下台。这件事意义重大，而这也是埃及和之后其他国家的抗议人士做的和伊斯兰教最沾边的事了。

这些抗议者和他们前辈的不同在于，他们渴望自由，包括个人自由。

抗议者并不比普通人多几分宗教狂热。这些年轻人和他们长辈的不同在于，他们渴望自由，包括个人自由——在部分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世界之外的人眼里，这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是对伊斯兰教的诅咒。他们不顾一切想要获得自由，就算为此牺牲也在所不惜。

值得注意的是，反抗者没有使用那些伊斯兰教的象征符号。这些阿拉伯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有伊斯兰教运动组织，或是地下运作或是流亡海外。但起义期间，这些组织大多保持沉默，几乎没有对革命活动做出什么贡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向埃及抗议者发出革命成功的祝贺后，旋即又用强硬的手段镇压了本国国内的起义。伊朗政府的回应湮灭了人们的想象，伊朗并不会给它的阿拉伯邻居或是穆斯林社会带来可行的民主榜样。

尽管伊斯兰教可能是阿拉伯年轻人的纽带，抗议人群并没有像1979年的伊朗人那样在宗教上做文章。没有人大谈宗教主张，占领道德高地。这个话题没有被提起来。把反抗人群聚集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宗教，不是经济困难，而是长期受压迫的生活。

把反抗人群聚集在一起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宗教或者经济困难，而是长期受压迫的生活。

对于自由、人权、正义、选举开放公正的追求是人们走上街头参加起义的动力所在，这些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所应具备的基本原则。不过，这些语汇并不存在于阿拉伯的政治词典中，就算是如今起义结束后也不存在。这个概念就算不是基督教舶来品，也被认为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作为这一体系的基石，自由主义和阿拉伯人的传统和文化是不相符的。有些人甚至说，伊斯兰教和民主无法共存。他们认为，对阿拉伯人而言，最高的期望也不过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政体。

这几场起义着实让人震惊不小，因为它们颠覆了长期以来笼罩在阿拉伯政治文化上的神话。传统观念中，阿拉伯人愿意生活在君主或独裁者的绝对统治下，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将落入毛拉们严苛的神权统治之中。伊朗，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以及苏丹是仅有的实行非独裁政体的伊斯兰国家例子。如今采用民主选举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治局面则是一片混乱，这更坚定了一部分人的想法，即自由民主并不适用于阿拉伯人，这条路根本无法构成一个有效的政治选择。

如果抗议者对伊斯兰国家没有兴趣，但仍要对这个保护他们免于落入毛拉权力内的政权进行反抗，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两种非独裁政治体系的失败是否是由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引起的呢？难道没有第三个选项来保证他们的自由和基本权力么？他们已为自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自然不会轻言放弃，更不会允许一种新的独裁主义升起。

这几场起义颠覆了长期以来的神话——阿拉伯人愿意生活在君主或独裁者的绝对统治下。

位于东南亚、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也经历过类似的叛乱，其经验对埃及和突尼斯今后几年的发展可以提供一些方向和希望。强人苏哈托被迫下台后，该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踏上了民主历程。其后，印度尼西亚共产生过4位总统，举行了3次民主选举，至今仍是穆斯林世界边缘地带一个稳定且运转良好的民主政体。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体制依照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构建，但由于暗含关于西方或是基督教的影射，表面上并不那么说。它的多党选举囊括了不同意识形态平台上的多个党派。苏哈托时期遭禁的伊斯兰政党现在可以公开地推动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以及伊斯兰教教法（sharia）的引入。而另一方面，也有工党和社会主义党派要求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在2009年的选举中，共有44个政党参与竞选。最终有9个政党进入了国家议会，其中3个是伊斯兰政党。票数最高的三大政党都不归属伊斯兰主义，而属世俗民族主义（secular-nationalist）。这表明，几乎占到印度尼西亚2.4亿人口中90%的穆斯林群体，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政治立场还是站在世俗政党这一边，而非声称代表他们宗教信仰的那些政党。

真正的政治角力是在那些最能够保障自由正义，最负责任，最能够通过良好治理带领国家走向繁荣的政党中进行的。

自1999年以来举行的3场民主选举中，伊斯兰政党所获选票的总和都没有超过25%。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伊斯兰教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也总会有选民投票给这些伊斯兰政党。但在印度尼西亚，当宗教政党必须在票选面前和其他意识形态正面交锋时，他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最多不过在联合政府里成为少数派合作党。

在一个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现代化穆斯林国家中，政治角力并没有在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间展开。其实，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真正的政治角力是在那些最能够保障自由正义、最负责任、最能够通过良好治理带领国家走向繁荣的政党中进行的。选民们，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为伊斯兰政党美好的天国承诺所动摇。

和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起义一样，在今年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运动中，人们听到的不是伊斯兰教口号，而是对传统自由价值的呼唤。这更有力地说明，自由民主政体在阿拉伯世界是可行的，并且它将无疑为阿拉伯年轻人所渴望的自由与权利提供相应的保障。

恩迪•M•巴尤尼（Endy M. Bayuni）现为坐落于华盛顿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访问学者。他原是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的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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