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标题：美国思想库对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影响

　　一、引言：

　　2003年3月20日，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发起了攻击，从而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虽然主要作战行动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即告结束，但是，在维持伊拉克的治安并帮助伊拉克重建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至于人们形容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的“第二个越南”。时间已经过去将近8年，美国的上上下下都在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到伊拉克战争爆发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的主流民意是支持伊拉克战争的。那么，这场在事后被证明跟“反恐”无关的“反恐战争”是如何打响的呢?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的8年中，世界学术界都对美国制衡体制的失效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学者们已经分析出了导致布什政府走向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因素，包括总统本人的性格和信仰、“火神派”在布什政府中的主导作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国会在危机时期对总统授权的扩大，以及大众传媒的倾向性报道等等。这之外，有一个因素虽然明显，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那就是“思想库”在布什政府的战争决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试图对在这场战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思想库的观点和运作模式进行分析，以揭示它们在美国政治过程中的影响。

　　二、思想库与美国外交政策：

　　“思想库”(Think Tank)，又称“智库”、“智囊团”，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学术研究机构。它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这种特点将它们与目的在于研究高深理论的大学区分开来。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从“政治学”到“政治”的过渡——“政治科学”致力于探究政治的运行规律(政治科学)以及政治的价值取向(政治哲学)，“政治”则是政治家和政客们进行实践的场域。在2010年9月召开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人数多达500多名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没有一个莅临会场，也没有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要员拨冗光顾。”这并不是因为政治从业者们担心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政策提出批评，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高深的政治学量化分析对他们根本没有用。[1]但思想库的命运与大学完全不一样，他们虽为学术机构，但却将影响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的职志。他们受过严格的政治学训练，但将自己的眼光锁定在为更为实践性的公共政策领域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旗下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同时也是小布什政府的前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D·哈斯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诸因素中，思想库的作用在其中是最重要但却是最少引起人们关注的。美国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是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在近100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全球政策。”[2]美国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国家，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独立于政府之外但热衷于研究公共政策的思想库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兴起的。

　　然而，即便在美国，对于思想库的研究也非常欠缺。统计显示，自1970年以来有关美国思想库的书籍出版得还不到一打。[3]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政治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很难解释智库的主要产品——思想和专业知识——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研究智库问题的政治学家安德鲁·里奇引述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话说：“任何试图明确说明在何种条件下思想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努力都不可避免濒临还原论(reductionism)的边缘。而这种尝试失败后会给我们理解公共政策造成很大的空白(lacuna)。”[4]

　　思想库是思想和政策行动之间的桥梁，有学者将其称为“思想掮客”。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思想对政治行动的作用，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思想作用于实际行动的机制是异常复杂的。可以肯定地说，思想库是思想的物质载体，同样也是思想作用于政策的前哨阵地，虽然本文对于思想库的研究可能依旧无法跳出“还原论”的局限，但为了丰富对美国外交决策体制的认识，填补霍尔所谓的“空白”，还是很有必要的。

　　三、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与美国思想库

　　2002年1月，布什总统发表了他那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的国情咨文。在讲话中，布什使用了“邪恶轴心”这一词汇来描述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伊拉克、伊朗、朝鲜。就是这些国家，连同他们的恐怖盟友构成了邪恶轴心，他们武装自己危及到世界的和平。“他们寻求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可能会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为他们的仇恨计划提供方便。他们可能会袭击我们的盟友、敲诈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不理不睬的代价将是灾难。”[5]这段话最明显的特征是，用“邪恶”这样一个带有不可妥协的道德色彩的词汇来形容一些国家，并且将其与历史的隐喻联系起来，称其为冷战后的“轴心国”，其邪恶程度就如纳粹德国一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布什政府正在推行一种新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战略，而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就是“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s)。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其外交理念和全球战略历来丰富多彩，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传统。第一个是自由主义的，持这派观点的人重视国际机制和多边外交的作用，认为国际合作是人类走向和平的必由之路。在“9·11”之后，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罪恶主要源于贫穷，如果不是因为中东地区落后的状况，这里就不会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第二派是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这些人对国际关系的现状持有悲观态度，认为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争夺权力与利益。因此，他们明确反对从意识形态和国家特性的角度来制定外交政策，而是认为必须要坚守本国的国家利益，从利益关系和力量格局出发寻求外交利益的最大化。在“9·11”之后，他们对伊拉克战争持有谨慎态度，认为在遏制依然有效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进行武力干涉推翻萨达姆政权。而第三派，也就是在“9·11”之后“抢尽风头”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区别。

　　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全球战略的主张建立在对冷战后美国的基本实力的认知之上。他们相信，自从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世界上已经不会遇到任何可与之相拮抗的敌人了。新保守主义在媒体中的健将查尔斯·克劳萨默首先提出了“单极世界”的概念。1990年和1991年，他分别在《外交季刊》和《新共和》上发表文章，关键词就是“单极时刻”——“美国作为唯一的强国屹立于国际体系的顶峰。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得上美国。”这样一来，美国就有能力也有资格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塑造一个新世界，甚至撇开多边主义的原则不管。在这样的基础上，新保守主义最有名的人物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进一步强调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对外干预的必要性，认为美国应该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去积极地改变国际格局。强调美国在世界上亘古未有的优势地位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可以像古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建立一种“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这种霸权和美国的“新帝国”并不是暴烈的，而是“仁慈的全球霸权”。1998年，罗伯特·卡根发表了《仁慈的帝国》一文，认为美国的霸权本质上是善的，是对世界有利的，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政体，它可以为世界人民扩大自由。[6]这样一来，新保守主义者就将美国的实力与伦理道德上的目标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弗朗西斯·福山在对新保守主义者进行界定时指出，新保守主义者一贯认为政权的性质决定其对外行为，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必然反映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美国的权力也可以用于道德目的，它需要积极参加国际事务，以推动自己道德原则的实现。[7]

　　为了让自己的理念变成现实，新保守主义者们筹建了自己的思想库。在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很多报道都提到了“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PNAC)对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伊战就是这个思想库的战争。[8]事实上，“新美国世纪计划”并不孤单，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派的思想库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并且都与新保守主义有很大联系。美国的思想库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但是这多半是就体制而言，因为它们大多是由独立的基金会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库就没有政治倾向。安德鲁·里奇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明显可辨的意识形态”是思想库发展的新趋向。[9]按照其声称的或者在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可以将美国思想库的谱系粗略描绘成如下这样：(表1)[10]

　　保守派思想库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不讳言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甚至要以自己的研究来推动保守派的价值观念。正因如此，它们通常被称为“倡导型”的思想库，以与诸如布鲁金斯学会这样更倾向于研究并且不公开表达自己意识形态倾向的思想库相区别。

　　比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保守主义阵营中非常受关注的思想库，特别是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它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的大本营之一。它的规模很大，与布鲁金斯学会并成为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并且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美国政论家大都认为，企业研究所是共和党的“影子内阁”和“流亡政府”，而美国最知名的新保守主义学者和政治家也均盘踞于此。

　　在保守主义思想库中，完全体现新保守主义政治原则的思想库莫过于上文提到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了，它成立于1997年，主导者为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威廉·克里斯托尔。作为思想库的主席，克里斯托尔将如下的主张作为该组织的宗旨：“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好的，这样的领导地位需要武装力量、外交能量和道德原则的支持。”在成立之初，该组织还发表了《外交政策原则宣言》，批判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是“随波逐流”的，但“保守主义者也没有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提出其有信心的战略构想，也没有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因此，该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坚定美国的信心，使其意识到自己必须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美国要“大幅度增加防务开支”、“加强与民主盟国的关系并对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敌对的政权发起挑战”。[11]姜琳认为，这是新保守主义最重要的组织。[12]

　　除了以上的两个最重要的保守派组织之外，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赫德森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安全政策中心，以及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等思想库都与保守主义思想有关。这些思想库并不是孤立运作的，他们之间的组织关系和研究人员的个人关系都非常复杂，这导致诸多思想库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一个“保守主义的迷宫”。[13]再加上保守派智库积极推销自我的这种“倡导型”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关于伊拉克问题的两种不同主张：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保守主义内部也分为若干阵营，在对待伊拉克的问题上，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产生了冲突。质疑新保守主义改造伊拉克的计划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是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2002年8月15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文章《不要打击伊拉克》，认为目前对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责是缺乏根据的，“他没有多少与恐怖分子投身共同事业的动机”。这是因为，萨达姆不可能如此非理性地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卖给恐怖分子，以此来招致美国的报复。[14]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萨达姆从未对有报复能力的国家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重要的是，伊拉克自己也害怕被报复;即使伊拉克有了核武器，“核讹诈”也不会针对比它强大得多的美国及其盟国;萨达姆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组织素来不和，所以不可能转让核武器。所以，美国如果不将萨达姆逼到绝路上，遏制政策就依然有效。而如果布什政府发动一场战争的话，那将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15]一向被认为是倾向于自由派的布鲁金斯学会也有研究人员发表意见反对开战，主张应继续遏制政策，原因在于，萨达姆关心其个人的政治地位远甚于远大的意识形态目标，因此不会在国内地位不稳的情况下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为敌。[16]传统基金会的学者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两位研究员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盛行于美国的两种乌托邦式的外交思想，一方是左翼的威尔逊主义者，他们强调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诉诸多边主义来建立国际制度;而另一方是右翼的新保守主义，他们认为世界性的民主要靠美国的决心和武力来实现，必要时要采取单边行动。然而，这两派都忽视了第三种传统，那就是将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地位的现实主义。[17]

　　而新保守主义的理念，从基本前提到最终的政策主张都与现实主义者们不同，他们以思想库为平台，对这些有力的批评进行了更激烈的反击。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直坚称，萨达姆在伊拉克发展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可能或者已经将其卖给了基地组织。而“9·11”事件就与伊拉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国必须对这样的“邪恶轴心”国家进行报复。由新保守主义创办并且与该派别的思想库有着紧密联系的《华盛顿时报》甚至刊载了一篇文章说，找到萨达姆与“9·11”事件联系的证据都“并不重要”。[18]而在遏制政策是否对萨达姆有效的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质疑现实主义者们对于政治人物不可能进行政治自杀的假设，“侯赛因先生是一个冒险者，他经常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做一些危险的游戏。他对外间世界完全无知，因为他被那些总跟他汇报他爱听的消息的谄媚者所包围。”因此，萨达姆经常会“不经意地自杀”，这在两伊战争和他入侵科威特的时候都能看得出来。[19]而在关于世界秩序和美国外交战略这样的终极问题上，与“新美国世纪计划”密切相关的《旗帜周刊》的高级编辑克里斯托弗·考德维尔认为，全球化导致世界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需要建立适应这个时代的新的全球宪政秩序;联合国因其中许多非民主成员而无法充当世界的立法机构。美欧分歧在于如何建立这样一种秩序。[20]这就意味着，美国才是世界秩序的真正管理者，这样一来，如果联合国无法充当世界立法机构，那么，美国就要绕过联合国，因为其中有很多非民主国家;而如果美国想要联合国有效力，就要先按照美国的民主理念重塑那些非民主国家，让联合国运转起来。这就为布什政府绕过联合国解决伊拉克问题提供了价值观上的正当性依据。

　　五、新保守主义思想库对战争决策的影响：

　　面对两种各成体系的、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最引人注目的两种外交观念，我们必然要问，以斯考克罗夫特和米尔斯海默为代表，并得到布热津斯基这样重量级人物支持的现实主义的保守主义观点，为什么没有最终压倒新保守主义的观点而防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另一个问题的详细考察——新保守主义思想库是如何成功地将自己的政策主张转变为现实的?或者，用美国媒体的语言，伊拉克战争是如何成为“新美国世纪计划”这一思想库的战争的?

　　1、“9·11”事件的影响：

　　“9·11”事件无疑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转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之前，美国虽然受到过基地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但这一次事件空前严重，因为恐怖分子成功地摧毁了世界经济中心——纽约——的最高建筑世贸大厦，并且对五角大楼也造成了损害。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一架飞机还企图撞击白宫，但最终没有成功。将近3000名无辜者在这次事件中死亡，电视媒体同步直播了恐怖袭击的全过程，并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将其作为报道的重点。这一切都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的心。有的研究论文认为，是媒体刻意营造了一种“恐怖”的气氛才造成公众对战争缺乏冷静的思考，其实，假如没有媒体的后续报道，“9·11”的阴影也不会在短短的一两年之内散去。

　　正是在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时刻，新保守主义抓住了机会，并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影响——美国确确实实受到了野蛮的、非民主的、极端暴力的组织的攻击，这要求没有苏联这一竞争者的美国非但不能掉以轻心，反而应该不断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将其投入使用，保护美国的自由，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对那些“十恶不赦”的、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政治体进行改造。而此前，虽然新保守主义者早就提议要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认为海湾战争的草草收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布什政府并不是从上任初期就开始决定打伊拉克的，他在竞选的时候主张“谦逊的外交”，选择康多利扎·赖斯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也被解读为是要继承斯考克罗夫特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赖斯是斯考克罗夫特的女门生)。[21]确实，新保守派在“9·11”之前输了。正是“9·11”事件给他们以新生的契机。罗伯特·卡根说，“9月11日是个转折点。其他什么都不是。这不再是9月10日的布什了。”[22]到2002年初的时候，布什政府的决策者开始寻求“一种全新的认识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方法”[23]，而新保守派思想库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一个应对世界的现成方法”。[24]可见，“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大环境。

　　2、新保守派思想库向政府输送人才：

　　很多研究者在谈到思想库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时，都提到了思想库的“旋转门”作用。[25]在新政府成立的时候，思想库会向政府部门输送专业的人才，从而影响决策;而从政府任上退下来的前官员们，也可以以思想库为依托，继续自己的研究并在政府外为决策提供意见和参考。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库利用这个机制，在布什2000年当选的时候，为新内阁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身居要津，对新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对新保守主义核心人物与思想库的关系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谱系学分析：[26]

　　理查德·珀尔——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赫德森研究送、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中东论坛和民主捍卫基金会、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威廉·克里斯托尔——《旗帜周刊》编辑、新美国世纪计划成立者、民主捍卫基金会、中东论坛、美国企业研究所

　　查尔斯·克劳萨默——企业研究所欧文·克里斯托尔奖获得者、新美国世纪计划公开信签名者、《旗帜周刊》特约编辑、民主捍卫基金会成员

　　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安全政策中心、赫德森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

　　威廉·贝内特——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新美国世纪计划

　　约翰·博尔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

　　道格拉斯·费思——安全政策中心、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

　　戴维·弗鲁姆——美国企业研究所、《旗帜周刊》

　　雷欧尔·马克·格拉奇特——美国企业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旗帜周刊》

　　迈克尔·雷丁——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安全事务研究所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民主捍卫基金会、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耶和华·穆拉维奇科——美国企业研究所、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丹尼尔·派普斯——新美国世纪计划、中东论坛

　　诺曼·波德霍雷茨——赫德森研究所、《评论》、新美国世纪计划

　　迈克尔·鲁宾——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政策中心、中东论坛

　　保罗·沃尔福威茨——美国企业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戴维·乌姆瑟尔——美国企业研究所、中东论坛、民主捍卫基金会

　　詹姆斯·伍尔西——安全政策中心、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民主捍卫基金会

　　仔细阅读这样一个长长的名单，我们发现，这再次证明了姜琳在其著作中的论断——保守派的思想库已经通过各种关系组合成了一个复杂的迷宫。所有的人都在其他的保守派思想库中交叉任职或者挂名，并且与保守派尤其是新保守主义的喉舌《旗帜周刊》有关系。在这些思想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美国企业研究所和新美国世纪计划了。事实上，小布什第一任期内，有约20名成员都有美国企业研究会的背景，很多人也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相关活动的积极参加者。首先是没有列在名单上的切尼，他在上任副总统之前曾经是该机构董事会的成员[27]，小布什政府期间，他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并且在“9·11”之后力主进攻伊拉克;第二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他曾经与切尼一道在“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原则宣言》上签字表示支持，并在关于推翻萨达姆政权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件上签了名。沃尔福威茨也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是位“思想家”，虽然从来没有担任过内阁部长以上的职务，但却是“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一位下属”，他本身就是“学术界与政府的一座桥梁”，可以算是“小智库”。[28]这三个人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火神派”，他们组成了白宫的“三驾马车”，是最热衷于进行伊拉克战争的人。这其中，拉姆斯菲尔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者，而是“鹰派”，但他在福特政府内任国防部长时就曾排挤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并且迷信美国强大军力的作用，因此与新保守主义者们殊途同归。除了这三位最著名的“火神派”之外，艾布拉姆斯成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政策班子负责人，博尔顿位居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费思担任了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29]乌尔瑟姆出任副总统的中东问题特别顾问，弗鲁姆则成为了布什总统的撰稿人，“邪恶轴心”这四个字就是他的发明。[30]此外，未列在名单上，但却是“新世纪计划”思想库坚定支持者的，还有多布里昂斯基和哈利勒扎德，他们分别被任命为负责全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负责阿富汗和伊拉克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而在保守派思想库网络中兼职最多的理查德·珀尔，则应拉姆斯菲尔德之邀请担任了国防部防务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是国防部的顾问机关，珀尔也通常被视为特殊的政府工作人员。前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则与珀尔一道，在政府外围替政府辩护。而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在广义上都具有复杂的思想库背景，他们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对“9·11”之后的世界局势有着清晰的认识。并且，他们大部分人都在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致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上签过名，指出美国继续对伊拉克进行遏制是无效的，因为他禁止联合国的核查人员进入国内，并且哪怕是接受了核查要求，国际社会也无法控制其发展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进程。因此，要实现美国的安全，就必须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31]可见，推翻萨达姆是他们心中早已形成的一个计划。

　　这些带有新保守主义思想库背景的官员们已经掌握了权力，但他们要想战胜斯考克罗夫特等现实主义保守派以及政府内部诸如鲍威尔和阿米蒂奇这样的“火神派”中的鸽派分子，就必须影响总统，因为总统在行政部门中是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论文《布什政治个性及其外交政策》的作者张天，根据巴伯在《总统的性格》中提出的划分方法，将小布什认定为积极—被动型的总统，因此，他会仰仗幕僚的意见，这就打通了思想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最后一个关节。[32]当然，作为总统，面对共和党内出现的传统现实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冲突，他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照顾斯考克罗夫特和鲍威尔关于必须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建议，将伊拉克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形成了1441号决议。但是，“政府内部假定是萨达姆·侯赛因不会服从联合国……如果美国想甩开联合国，仍然可以这么做。”[33]事实证明，美国确实在最后时刻甩开了联合国。这是新保守派们的胜利，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伊拉克战争被称为是“思想库的战争”——只有掌握权力，才能够战胜那些现实主义者们。

　　3、在野思想库成员积极公关，塑造有利的思想氛围：

　　保守派思想库最大的特点就是“倡导”政策，因此，它们不仅仅注重生产思想，更重视推销。对思想库来说，最好的产品当然是专家，而最好的推销成果当然是通过“旋转门”进入总统班底。但是，那些继续留在思想库的人的所作所为同样重要，它们在政府之外积极公关，以民间影响力来推定政策制定。由于认识到了公关的重要性，保守派思想库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用在对外交流中，而这是自由派思想库所不及的。[34]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总结说，“许多思想库向立法人员和其他的政府官员派发简易的政策备忘录摘要;组织研讨会，工作早餐，以及给官员们及其助理的吹风会，并鼓励它们自己的分析人员公开发表社评和其他形式的有形评论，所有这一切的目标都是要塑造一种占优势的思想气候氛围。”[35]

　　“新美国世纪计划”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因为这个团体是新保守主义思想库中最注重行动的。上文已经提到，在1998年，这个思想库发表了致克林顿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推翻萨达姆政权、改造伊拉克。在2000年的时候，由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牵头，“新美国世纪计划”编辑了《当前的危险：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中的危机与机遇》一书，收录了理查德·珀尔、马克·格雷奇特、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威廉·贝内特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等新保守派战略家和学者撰写的章节，书中再次呼吁对伊拉克采取“改变政权”的政策。有媒体认为，这本书为小布什内阁勾画了蓝图，布什政府对这一议程的采纳程度和将其作者纳入外交政策智囊团的举动说明了“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攻。[36]

　　而在“9·11”发生之后的10天之内，2001年9月20日，“新美国世纪计划”又在《旗帜周刊》上发表了致布什总统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该思想库的成员对反恐战争表示了支持。而其最显眼的地方在于，仅仅在9月11日过后10天之内，他们就将反恐战争的目标锁定在了伊拉克身上，并且专门辟出一段来讲述伊拉克问题。若想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之下打倒萨达姆，首先要寻找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联系起来的证据，然而这封信的观点更为激进，认为“即便证据并没有将伊拉克同(‘9·11’事件的)攻击直接联系起来，任何针对根除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战略，都必须包括剥夺萨达姆·侯赛因权力的坚定努力。”[37]

　　“新美国世纪计划”最具代表性的运作手段是就各种热点问题撰写长仅一页的备忘录，提出其观点，然后寄给华盛顿2000名最有影响的“意见领袖”。[38]在2002年12月12日的一篇短小的备忘录中，克里斯托尔为意见领袖们提供了关于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相联系的“确凿证据”。而他说，写这个备忘录的目的就在于，“总统说即将到来的‘倒萨’战争是全球反恐战争之一部分，这是正确的。伊拉克的政体更迭和对基地组织的打击是一场战争中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我们必须有进取心，将这两方面的事情同时持续地做下去。”[39]此外，克里斯托尔还经常在备忘录中提醒意见领袖们注意最新发表的几篇文章，并附上关于这些文章的简要介绍。据“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执行主任施密特(Gary Schmitt)说，这种做法“非常有效”。[40]

　　“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公关活动仅仅是保守派思想库推销自己观点的一个代表而已，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思想库均运用这样的形式与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人物接触。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思想库推销自己的想法是一回事，而国会和政府的领袖们接受他们的想法则是另外一件事。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批驳了这一点，他们说：“致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的各种信函的签名者，都是与那些重要的决策者和国会山的立法者有联系，并对他们产生影响力的有权有势者，其中有些是他们在职业生涯过程中一起密切工作过的人。事实上，在早先致克林顿的信函上签名的那些个人——包括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以及费思——成了布什政府的核心决策者。因此，在‘9·11’事件至入侵伊拉克期间那些在致布什的信函上签名的人，并非是在白费力气地叫嚷。对于像查尔斯·克劳萨默和威廉·萨菲尔这样的新闻记者来说，情形也是如此。……美国政府里里外外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很严肃地对待他们的观点。事实上，这些置身小布什之外的人的写作，起到了强化身处布什政府之内的人的观点，他们都拥有认为需要入侵伊拉克的相同观点。”[41]关于政治领导人“严肃对待”其观点的例子也有很多，赖斯对克里斯托尔的反馈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她在看过《旗帜周刊》上的文章之后，邀请克里斯托尔“到我的办公室来坐坐”，而在谈话中，赖斯说，在一次到访波兰时，她自己被民主在那里的重要性和力量深深打动。她明确对克里斯托尔说，自己已经不太相信现实主义政治了。这意味着，赖斯要摒弃其老师斯考克罗夫特传授给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哲学，而接近新保守主义运动。[42]而我们不能不说，在这一有决定意义的“和平演变”背后，有“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影子。

　　而最能证明思想库成功的，要数2003年2月26日布什总统到美国企业研究会参加年度晚餐会了。在这个场合，他感谢企业研究所为他的政府贡献了“20位人才”。[43]而最重要的事情则是，布什总统在晚餐会上发表了关于中东政策的讲话，其中反复提到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44]这表明小布什接受了新保守主义关于外交政策的基本价值观念。企业研究所能够成功邀请到总统演讲，同时，总统也有意选择企业研究所进行演讲，这都反映出了新保守派与小布什政府的特殊关系。除此之外，企业研究会与搜集情报工作也有密切关系。五角大楼的特别情报小组负责人罗德经常参加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各种讨论，除了与思想库的研究人员讨论关于伊拉克的政策之外，他也在为五角大楼的“倒萨”特别小组物色合适人选。最后，他选择了企业研究会的中东问题专家大卫·沃尔萨担任五角大楼顾问，在费思领导下的情报部门工作。[45]

　　4、利用媒体制造舆论，实现“战争动员”：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提到，新保守派思想库与媒体有着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新美国世纪计划”与《旗帜周刊》这样的关系这么简单。若想影响到广大民众，制造公众舆论，思想库的成果必须要扩展到本阵营之外。然而，很多研究者都指出，思想库本身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反而是非常“默默无闻”。Lexis-Nexis新闻检索数据库的统计结果显示，从1998年1月到2003年6月，全美所有媒体仅仅有25次关于“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报道，[46]那么，新保守主义是如何塑造战争议程的呢?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指出，美国的“新闻媒体越来越依靠那些落脚在华盛顿的思想库中的专家，而不是依赖政府官员或大学教师来提供分析和评论”。[47]而Altheide和Grimes在他们关于战争议程的社会学研究中也认为，“在社会政策中，提出主张的人(claims makers)越来越重要。在最近的20年内，美国思想库的重要性有所上升，它们进行研究、举行会议、出版简报和其他的文章，并且在大众传媒中充当新闻来源和观点制造者。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诸多思想库中，保守派的思想库在设定议程方面有着极端重要的影响。”[48]可见，思想库影响媒体最重要的方式，莫过于充当“新闻来源”了。研究者发现，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群体对《纽约时报》这一著名大报的新闻来源有着重要影响。对于《纽约时报》相关报道的统计显示，在“9·11”之前，支持“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新闻来源被使用了72次，而“9·11”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33，增幅85%。相比之下，“9·11”前后分别只有5次和8次用到反对“新美国世纪计划”观点的新闻源，而大部分撰写者是小约瑟夫·奈。[49]

　　这样看来，这些努力推动伊拉克战争的思想库在潜移默化之间实现了对新闻舆论来源的控制。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塑造公共舆论，还在于其观点和话语特性与“9·11”之后特殊的民众心理相契合。我们知道，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建立在虚假证据之上的战争，没有任何有效情报显示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联合国的核查人员也并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半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痕迹。可是，民意调查显示，直到2004年10月，也就是“9·11”事件的三年之后，仍然有半数美国人认为伊拉克确实在对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50]从中我们能看到“恐惧”对美国人的影响有多么地深远。在这种情绪的控制下，美国人关心的不是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事实”，而是“万一这成为了事实将会如何”。而新保守派思想库的成员们正是顺应了民众的心理，将对伊拉克的战争正当化的。上文提到，克里斯托尔在给意见领袖们的备忘录中提到，布什总统将伊拉克与反恐战争相联系是正确的。而在由“新美国世纪计划”主导的致布什总统的信中，他们更进一步说，假如没有找到萨达姆与基地组织相勾结的证据，也要对其进行打击。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也说，“反恐战争将在巴格达画上句号。”[51]这样一来，新保守主义者们就将“伊拉克”与“恐怖主义”，进而将其与弥漫于美国上空的恐慌情绪结合起来，并为美国人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对策——要想获得安全，就必须反恐;萨达姆是恐怖主义的赞助者，因此必须推翻他;而造成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支持恐怖主义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这些来支持自己的独裁政权，因此，必须对伊拉克民主重建;而要实现这一切目标，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国防。可见，从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情绪中，可以轻而易举地衍生出来新保守主义者的整套理论逻辑。

　　但是，并不是不存在反对声音。那些主张继续遏制伊拉克的人提出的反对意见是，战争不光会造成大量的财政赤字，从而威胁国内经济，而且会造成美军的大量死亡。万一萨达姆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对付美军呢?然而新保守主义者却立即将其与一个带有深刻历史含义的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绥靖。面对斯考克罗夫特的现实主义的指责，克里斯托尔针锋相对，在《旗帜周刊》上发表了《绥靖轴心》，将斯考克罗夫特的遏制主张看成是老欧洲的绥靖政策的新翻版。[52]在新保守主义和政府内部的鹰派看来，对恐怖主义是绝对不能姑息养奸的，因为如果不在境外消灭他们，他们就会跑到美国境内残杀更多的“自由公民”。可以想见，克里斯托尔在这点上的警告，深深触动了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慌神经。事实证明，在“9·11”之后出现了“团结在国旗周围效应”(rally-round-the-flag syndrome)[53]，总统的支持率大为攀升。为了迎合这种效应，他们指责那些批评美国政策的人为“不爱国”。美国企业研究所、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双重挂名者贝内特，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整版广告上用煽动性的语言说，“我们面临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威胁。”其中的国内威胁来自“那些企图利用这个机会(‘9·11’事件)来散布他们的‘首先批评美国’这一议程的人。”而媒体则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切尼的夫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成员，领导建立了“美国校董校友理事会”，致力于挑出那些被认为不够爱国的教授进行批评。[54]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期待总统进行一个又一个反恐战争，以保证世界局势对于美国是安全的。这种情绪直到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也并没有明显退散。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的作用下，舆论普遍认为积极出兵干涉较延续遏制政策更为妥当。可见，新保守主义理念与美国人特殊的恐慌心理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媒体上那些意识形态化的言论，排挤了现实主义老派的言辞，从而实现了思想库对美国舆论的塑造。

　　六、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伊拉克战争是如何成为“思想库的战争”的。以“新美国世纪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个网络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活动提供了空间。在“9·11”的大背景下，他们对于单极世界的判断，对美国霸权的期待以及对全球民主的信仰得以确立为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正当性基础。同时，为了真正成为“思想世界”与“行动世界”的桥梁，成为真正的“思想掮客”，这个思想库群体动用一切资源进行积极的运作。进入布什政府的思想库成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既有的主张，而在野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则从外部对其进行支援，利用公关手段影响华盛顿的意见领袖从而推销自己的“思想产品”。而另一方面，思想库也在媒体上展开宣传攻势，其成员们表达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成为了“9·11”之后阐释外交政策的主流新闻来源。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库的专家们提出的见解与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情绪相契合，他们既迎合了这种情绪，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情绪。直到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

　　本文无意要表达这样一种见解，即思想库在布什政府对伊动武的外交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项外交决策的做出，要综合考虑总统、内阁成员、国会、党派、利益团体、思想库以及公共舆论等所有国内因素，外加国际局势。然而，本文以思想库为核心，是想说明，在布什政府的战争决策中，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思想库正是这些思想酝酿发酵，最终制成成品出售的地方。它们有着很强的运作能力，足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总统、内阁以及国会之中，从而对实际政策产生作用力。本文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新保守主义思想库的运作模式呈现出来，并初步回答它们能够战胜现实主义遏制政策的原因。在当前全民否定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下，这些思想库相对沉寂下去了，它们未来是否还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重新产生影响，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

　　2011-1-11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