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历史上的埃及 中东大国埃及是最为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它地跨亚非两大洲，大部分位于非洲东北部，只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位于亚洲西南；总面积为1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8000万，主要是阿拉伯人，伊斯兰教为国教，其信徒主要是逊尼派。 1.独立前的埃及 埃及曾经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政治和物质文明。然而，两千多年来的埃及历史，基本上都处于外来力量的侵入、影响和引导之下：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土耳其、西方殖民者……当然，这些因素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融入到了埃及土壤中。从今天的视角看，确立了当代埃及民族属性的是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化。到公元714年，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成为迄今埃及唯一的官方语言。 阿拉伯帝国自13世纪被蒙古人灭掉后，重振了中东世界伊斯兰雄风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后者建立的帝国一直延续到1922年才从历史上消失，留下了今天以小亚细亚为主要版图的土耳其共和国。埃及是罗马帝国的粮仓，同样也是奥斯曼帝国的粮仓。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尊重埃及当地实际与特殊性，没有在这里推行类似于采邑制的“蒂玛”制，尤其注意继续保护和维系埃及的农业。当时，奥斯曼高官都把能够到埃及做总督视为最大的享受。 19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阿里使埃及实际上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阿里的改革也被看作是埃及现代化的启动。但是，埃及1801年遭到英国的侵略，1882年被武装占领，成为英国向地中海东部扩张的基地和通向海外东方殖民地的重要通道，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埃及一直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存在。 1883~1907年担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的克罗默设计了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制度。英国人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埃及，而且还进行了系统的经济盘剥。克罗默主持了埃及经济的发展模式，他提出了“农业经济专业化”。19世纪末，英国棉纺织业大发展，为了满足兰开夏纺织厂的大量需求，克罗默确定了英国对埃及的政策是“首先要求埃及向英国出口棉花，然后再进口纺织品”。他的所谓“农业经济专业化”，极大地增加了棉花种植面积在埃及耕地面积中的比重，棉花种植挤掉了粮食作物，结果，有“粮仓”之称的埃及，竟然要从拉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粮食。这就使得埃及农民在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方面都要受到英国商人的盘剥。 1922年，英国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主权国家，但实际上仍保持着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并在1936年签订了奴役性的《英埃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苏伊士运河区驻扎军队，有权使用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等。英国垄断了埃及的棉花生产收购和出口。1948~1952年埃及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近1/3，出口额占埃及总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埃及成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的棉花生产基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 2.独立以来的埃及 二战后，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胜利。四年后，苏伊士运河被收归埃及国有。纳赛尔在反对殖民主义，建设埃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主张，被称为“纳赛尔主义”，它的本质是包含着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纳赛尔主义对埃及的现代化，起了重大的指导、规范和促进的作用。 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核心是“消灭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民族国家”。纳赛尔思想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两种革命观：政治革命，指的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内推翻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社会革命，是在埃及社会中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民主革命。纳赛尔在具体的实践中是以军队为依靠力量，以两种革命观为理论指导，同时争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文明富强、独立自主的新埃及。 独立后，为了发展埃及，纳赛尔提出了他的关于埃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均可简称为“富足”和“正义”四个字，即“建立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社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社会和福利的社会。”按照纳赛尔的看法，“富足”指生产和发展；“正义”乃社会公正和分配公正。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没有富裕的正义意味着分配贫困，没有正义的富足意味着增加财富的集中。在所有制问题上，纳赛尔主张由人民控制一切生产资料，但不必废除私人所有制。纳赛尔式社会主义不但是1960年代埃及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而且还影响到利比亚、苏丹、南也门等国，特别是到了利比亚，卡扎菲将其发展为“世界第三理论”。 上世纪60年代初，纳赛尔顺应时代潮流，决心对埃及社会进行改革。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国有化和全面干预经济。到1964年末，所有大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都已国有化。到1966年，公营企业产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64%，占10人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90%。其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的一半。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和投资方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工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政策过左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埃及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到60年代后期，增长率降至1.5%。 1953~1970年，埃及进行了两次土地改革，全国一共分配土地817538费丹（埃及土地单位，1费丹约合4200平方米），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5%，受益者达341982户。然而占土地不足1费丹的农民总数仍多达81.5%，大多数地主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高达100费丹。这些数据说明，埃及社会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程度是惊人的。 1970年，萨达特继任总统。在政治上，萨达特主张民主，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在外交上则推行“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力图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局面，以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这些政策的正确实施，使埃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尤其是在1970年代末埃以实现和平，使中东地区消除了一大隐患，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也是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萨达特执政期间，实行开放政策，大量吸收外资，在强调国营企业为支柱的同时发展私营企业。同时，开放封闭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大力开采石油，鼓励侨汇，发展旅游业。但私人资金集中于商业和其他容易获利的行业，致使埃及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财政入不敷出，靠借债度日，外债由1970年的40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00亿美元。 二、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社会问题 回顾来看，自1952年革命以来，埃及经济先后经历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时期、萨达特的“开放经济”时期和穆巴拉克的政策调整、以西方债权国所提条件为框架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时期。1981年，穆巴拉克上台后，奉行“和平、稳定、发展”的内外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环境。他将经济工作置于重要地位，并逐步调整经济政策。埃及经济改革的步伐较为稳健，在上世纪80年代为此还经常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批评。到1980年代末埃及虽然已作了不少的努力，但IMF仍然认为埃及的能源价格、利率的改革以及减少预算赤字方面都未达标。西方报刊揶揄说，埃及不是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的好学生。 1990年代初，埃及债务严重，于是从1992年开始就接受IMF的建议，接受贷款，在汇率、关税、利率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引进外资等领域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以迎合IMF的要求。从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经济增速都是7%，到金融危机时也还有5%左右。IMF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私有化，首先是国有部门的私有化，其次是金融体系的私有化，然后是外资银行的引进、进入。在产业方面，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通讯和互联网领域。 埃及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事变，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滞。情况恰恰相反，近几年埃及经济形势从数字上看还令人满意。根据中国商务部《对外承包工程国别市场指南》介绍：“近几年，埃及国民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政府为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增加就业等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切实有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根据埃及中央银行统计数据，2006/2007财年埃及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GDP总量达到1108亿美元，同比增长7.1%，3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首次超过7%，人均GDP达到1518美元，同比增长5.7%。截至2007年6月底，埃及外汇储备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国际收支盈余53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61%；失业率从上一财年的9.5%降至9.1%，通货膨胀率从上一财年的8.4%降至8%。” 国际上对埃及近年经济发展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埃及作为新兴市场国家，被列入“金砖四国”之外的“新钻十一国”的行列。今年初的时候，还有经济观察人士乐观地预测：“2010年埃及经济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2010财年，埃及经济增长5.1%，其中第三季度达到了5.6%。预计2010~2011财年，埃及经济增速将超过6%。数据表明，埃及经济总体向上的趋势明显，经济复苏的步伐更加稳健。虽然目前埃及经济还未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但基于近两年的良好表现，市场人士对埃及经济重回快速增长轨道充满信心。” 但是，埃及高速增长的经济并没有转化为普通人民的福利，反倒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是两极分化的加剧。私有化只是让高层受益了，底层没得到实惠，而高层就是穆巴拉克执政集团的人，这更是加剧了两极分化。据 二是失业率的持续攀升。随着埃及人口的迅猛增长，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减少，就业情况非常不好，现在男性大学毕业生中，约40%的人毕业之后两年找不到工作，而女性毕业生中这一比例高达90%。根据IMF建议走的产业发展路子，并不能消化国内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因为它发展的都是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金融、高科技产业能够吸纳的就业并不多，增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赴国外工作的劳务人员不得不打道回府。然而，国内经济对劳动力的容量又有限。于是，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埃及政府公布的2007~2008财年失业率为8.9%。埃及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埃及2009年第一季度的失业人口为234.6万，失业率达9.4%。2011年动乱发生时，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数字为8.5%。但实际失业率肯定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字。现在埃及失业人口中，90%失业者是29岁以下的青年。在埃及失业的青年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很高。根据埃及官方统计，2010年，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比全国平均失业率还高出不少。据报道，埃及拥有法律和医学学历的年轻失业者最终只能沦为出租司机。 三是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的速度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或许也就只是个数字而已。据中国经济网 以上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埃及动荡的发生，不是缘于经济停滞、人民赤贫或国家无能，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漠视。当对现政权不满的中产阶级二代青年开始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设计和组织一场新型社会运动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就自然地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次中东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普遍都带有这样的特点。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发展不错的国家，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与社会发展的水平严重脱节与失衡。 三、作为政治的专制与“羞辱” 与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现代化一样，埃及的现代化也有两个特点：第一，迟发—外诱性。第二，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中东社会变迁先是从政治层面展开的。中东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基本上采取了先进行政治变革，即夺取政权，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条件，然后进行经济变革，通过经济变革巩固政治变革的成果。对独立后的各国而言，经济变革是刻不容缓的，多数国家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自上而下实行“强制赶超”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靠强力推行的政策，往往是所谓“长里斯玛”式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领导的。这样的现代化无论是标榜社会主义也好，标榜资本主义也好，都难免具有专制主义的特色，没有强权的保证，现代化就没有办法推行。所以，这也是中东现代化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这些“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作为国家、民族或宗教领袖人，有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他们具有创造性和代表性的政治行为在中东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以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为依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 这样的领导人周围一般都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成为领导推行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以纳赛尔为中心的自由军官便是埃及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也是既得利益者。纳赛尔本人出身于军人，他坚信“军人精英”的力量，认为“军人精英”是埃及职业阶层、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中产阶级的“集中代表”。但是，纳赛尔的这一主观认识与埃及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合的，因为，在埃及社会中，22%的人属于社会的上层，70%的人处在社会的下层，真正的“中产阶级”只有7.9%。 埃及军队精英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权决定生产、销售和分配的方针，决定人员的调动和升迁。天长日久，他们的思想和心态渐渐发生变化，日趋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把自己看成是高踞于人民大众之上的‘上流社会人物’。”这些人不但有高官厚禄，而且还贪污腐败，进行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差的社会影响，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抱怨。这种情况在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也是一样的。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没有改变对军人集团的严重依赖。埃及的这个体制发展到今天，不光是特权和腐败横行，而且已经达到了对普通百姓的个人尊严完全漠视的程度。诚如萨米尔·阿明所言：“民众对现制度、对警察都极为厌倦了。如果你只因很小的问题（例如闯红灯）被逮捕，你会被毒打，被折磨。警察施加日常的镇压欺凌，完全无法无天，丑恶无比。民众也厌倦了黑社会制度。世界银行所说的代表未来的银行家，是强盗流氓。他们是怎么累积财富的？是通过国家无偿给他们土地，他们转卖给地产商。这是巧取豪夺来累积的财富。他们把真正的企业家挤压走了。”在这个专制体制里面，有才能和抱负的人无用武之地，普通的民众也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根据吴冰冰的研究结果：“这种专政体制对民众进行的是日常性的羞辱，不是日常管理（在中东地区羞辱是一种政治），只有通过羞辱才能够让他屈服，羞辱之后让你想维护自己利益的信心都没有。” 在埃及，对于所有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来讲，他们的目标最终统一到了“人的尊严”这个问题上：经济尊严（生活质量）、政治尊严（个人权利）以及外交尊严（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上，埃及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引起民众不满）。 四、“土耳其模式”视角下的埃及 穆巴拉克走了。下一步，埃及将向何处去？土耳其模式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考察变量。2005年，美国的小布什政府曾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当年就曾畅谈过土耳其模式的问题。她的简要总结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世俗民主制度。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美国的决策者们视为穆斯林国家的未来模范。在土耳其模式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最值得关注，那就是军队的角色与伊斯兰势力的转型。下面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对比土耳其与埃及。 1.军方监管下的多党民主制问题 土耳其军队在向多党制过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理解当前埃及军方的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土耳其模式中，军方在向民主政制过渡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稳定性角色。 1960和1980年的军人干政之后，土耳其军方和文官集团共同参与了民主化进程。在两次干政之后，军队的首长成为总统。同时，还任命了一个由贤达人士组成的内阁，以与总统分享权力。在两次干政之后，都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起草新宪法。在全民公决通过了新的宪法之后，在1961和1983年又分别举行了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之后军政府下台，军队自动返回军营。 埃及当前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历史上的土耳其。从土耳其模式的视角来看，埃及军队中的某个重要人物可能会占据总统职位，然后再产生一个能够与军队分享权力的文官政府。最终可能会形成土耳其式的半总统半内阁制。 但历史地看，土耳其与埃及的重要差别在于：在1960和1980年之前，土耳其因为较早地实现了多党政制，故拥有受过非常好的民主训练的大众政党；而在今天的埃及并没有这样的政治基础。在过去的60年里，由于政治高压，埃及的政党政治非常虚弱，基本上是依附于埃及军方的专制体制。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根本没有什么有能力的大众政党。而穆斯林兄弟会利用的是清真寺网络的动员能力，实现了对草根阶层的组织。 在土耳其模式中，随着军方监管下的民主化的演进，来自军方的候选人会接受其在选举中逐渐失势的情况。也就是说，随着土耳其向民主制的过渡，军队在政治中日益失去分量，但依然保留着某些影响力。直到2002年正义和发展党（AKP）上台的时候，土耳其军队对政治的影响力才基本上消散。另外，与土耳其模式不同的是，在这次埃及的巨变中，并不是埃及军队主动干预政治，进行夺权，而是它不情愿地承担起了历史强加给它们的责任。 2.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问题 在土耳其模式中，伊斯兰主义政党通过政治参与实现了温和化。现在的问题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否可能像AKP那样变成温和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拥抱世俗的民主制度？ 在土耳其模式中，AKP及作为其前身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并不是自动拥护凯末尔主义和世俗民主政治的。相反，它们是被驯化的。换句话说，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之所以变成今天AKP这个样子，是因为它在土耳其不断遭受到以军方为主要代表的传统世俗力量的监控和平衡，而被迫软化其强硬的伊斯兰化主张。比如1997年土耳其军方发动软政变，迫使繁荣党下台。 土耳其宪法法院分别在1998和2001年解散了两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土耳其的宪法法院得到了军方、自由商业集团、世俗政党以及亲西方媒体的支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AKP，它在2002年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政治议程，使其看上去更像是个保守的民主政党。 在执政了近十年之后的今天，AKP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倾向也仍然并非完全可信。现在AKP对那些曾经监控和平衡它的力量进行了成功的反击。目前，它正力图借助于政治上的成功重塑本国的司法机构，以使得对政党的解散变得几乎不可能，并将代表其主张的大法官安排到宪法法院。土耳其在未来是否会出现再伊斯兰化，仍未可知。 土耳其的经验表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温和化，需要存在一个强大约束力量。对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来说，目前尚看不出有哪一个世俗政治力量（即使它们可能获得美国的支持）能够收拾埃及这个“烂摊子”，随着各派力量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民心，重新分化整合的穆斯林兄弟会必将显现其力量，兄弟会与坚持世俗主义的军方之间的博弈和平衡将成为埃及政治的重要主题。 此外，土耳其模式不仅是一种国内政治现代化的模式，还涉及到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重新定位的问题。自AKP上台以来，土耳其改变了紧跟西方的传统策略，回归奥斯曼帝国时代那种多元主义，强调重视北非、东欧、中东乃至中亚这些地区，重建土耳其国家定位中的主体性，强调文化和文明在国家定位和外交中的作用，其目标显然是要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我们看到土耳其正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中东和平进程，并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而是拥有了更为独立自主和灵活的外交政策。土耳其的AKP所追寻的是一个新的平衡外交，而不再是一味地追随美国和欧盟，它将自身的重点有所偏移，更加务实和灵活。 埃及的转变无论是否遵循土耳其道路，从外交上来说，都将对中国的中东政策提供更为巨大的机遇。无论谁上台，穆巴拉克时代的那种与以、美的盟友关系，都将松动，转变为更加务实和灵活的外交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拥有更大的机遇。当然，这并不是说埃及将从根本上改变其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从“土耳其化”这个视角，还将提出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即美国如何看待穆斯林兄弟会。如果美国以土耳其模式为参照系，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埃及的AKP，那么，美国将对埃及未来的走向有何期待？会否影响到美国对埃及国内的右翼政党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和态度？一方面，若美国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埃及的AKP，它可能会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不会轻易表态；另一方面，若美国仍坚持其以色列式的立场（这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它将会支持埃及国内的世俗右翼势力，并将军队作为对抗极端势力的重要基础。 五、余论 本文只是通过历史地考察埃及这一个案，来揭示当前中东剧变的某些特性，其间肯定还有笔者未能深究的很多重要问题。比如，有人总是在联想这次剧变在中东的联动效应问题，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还有各个海湾国家，甚至可能牵扯到伊朗，会不会发生埃及这样的巨大动荡呢？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中东国家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阿拉伯国家也不是差别不大，伊斯兰国家更是千姿百态。周边国家的联动效应已经出现了，但是，这种联动效应还只是形式上的，它必须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内在实际才能发生更为深远的变化，这些实际情况就是各自的具体国情。 为什么美国针对中东国家发生剧变的表态是自相矛盾的？对埃及它前后不一致？对其他的不同国家，它又无法真正地贯彻其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标准？这不光是美国人自己利益的考虑问题，而且，也与这个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关系很大。美国的态度也正好反映出笔者所说的这种复杂性来。对美国而言，它的利益在于能源和反恐；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上，它的利益就是不能与别的国家的人民公然敌对，但又要避免这些地区的人民选择军政权或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然而，一旦有了这个意识形态的标准框框，对具体实际问题的判断往往反而成为次要的了。 另外一种似是而非的倾向，就是不少人一提到中东—伊斯兰世界，就会把问题归结到伊斯兰（教）身上。对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来说，这是东方主义的问题。而对于同样身为东方人的中国人来说，则是接受了东方主义逻辑的结果。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思想被殖民化的现象。对中国知识人来讲，现在非殖民化的任务，或许还不是什么新殖民主义问题，而是思想意识的非殖民化问题。主流知识界在认识今天的中东—伊斯兰世界问题时，不就是戴着美国人的眼镜在看问题吗？ 笔者尽管在正文中谈到了土耳其模式，但并不赞成美国人对土耳其模式的界定。土耳其模式不是简单的世俗民主制度的问题。它首先是个历史问题。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地形成的，它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即使仅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也是经历了近80年。在这80年中，土耳其首先是在凯末尔党人的统治下经历了激进的西方化（1923~1945），这一改革是在威权主义统治下实现的。从1946年开始，土耳其投入西方阵营，开始向多党民主制过渡。这个过渡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漫长而曲折的，因为在1961、1970和1980年几乎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当然，军事政变的发生与民选的文官政府无力维系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关。在后1980时代，土耳其虽然再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政变，但军方一直作为民主秩序的保护和维系者，即令如此，土耳其的文官政府依然呈现动荡和破碎的格局，直到2002年，脱胎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AKP上台，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 因此，关于中东剧变这个大事，先不要急着给它定性，在复杂的历史进程面前，知识人需要保持谦虚的冷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本文写作得益于北京大学 (责编：YeLin) |
昝涛：历史视野下的埃及革命
时间:2011-04-25 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4月刊 作者:昝涛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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